梁惠王是怎样的一个国君 寡人之于国也中的梁惠王是个什么样的人
梁惠王是战国时期魏国的国君，他的自我评价是“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矣”。然而，从其他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到，梁惠王在位期间并没有做出正确的战略决策，反而打了一连串的败仗，葬送了魏国霸业。他被描述为一位典型的败家子，一位完全的失败者。
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梁惠王并不是一位好的国君。
一、《寡人之于国也》就辛辣的嘲弄了以贤君自居的梁惠王，并愤怒的指出一些封建王侯自诩“为民父母”，可实际上确实“率兽而食人”的人，是人民的灾星。
二、附原文如下：
寡人之于国也
先秦.孟子弟子录
梁惠王曰：“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矣。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察邻国之政，无如寡人之用心者。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
孟子对曰：“王好战，请以战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弃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后止，或五十步而后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则何如？”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曰：“王如知此，则无望民之多于邻国也。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涂有饿莩而不知发，人死，则曰：‘非我也，岁也。’是何异于刺人而杀之，曰‘非我也，兵也’?王无罪岁，斯天下之民至焉。”
三、创作背景：
战国时期，列国争雄，频繁的战争导致人口大批迁徙伤亡。而当时既无国籍制度，也无移民限制，百姓可以随意地去寻找自己心目中的乐土。哪一个国家比较安定、富强、和乐就迁到那个国家为臣民。而一个国家人民的多少也是一个国家足稳定繁荣昌盛的标志之一。因此，各个诸供为称雄，都希望自己的国家人口增多。梁惠王也不例外。《寡人之于国也》选自《孟子·梁惠王上》，是该篇上部分的第三章。据《史记·魏世家》记载，梁惠王三十五年，“卑礼厚币以招贤者”，于是贤者数人其中就有孟子不远千里来到魏都大梁。二人一见面，梁惠王就想得到“以利吾国”的良策，孟子则以“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为对，指出专言求利的严重危害性和躬行仁义的重要意义。二人另一次会面是在禽兽嬉游的池沼边上。梁惠王得意地问孟子：“贤者亦乐此乎？”孟子以“贤者而后乐此，不贤者虽有此不乐也”为对，并通过历史事实的对比，证明了贤者“偕乐”与不贤者“独乐”的不同结果：文王关爱百姓，百姓爱戴他，因而文王能享其乐；夏桀不恤百姓，百姓怨恨他，因而夏桀不能保其乐。正是在接触、交谈的过程中，孟子与梁惠王彼此有了进一步了解，于是有了《寡人之于国也》这篇传诵千古的政事问答。
四、人物简介：
魏惠王（公元前400年 ～ 公元前319年），姬姓，魏氏，名罃（yīng），又称梁惠王，《竹书纪年》作“梁/魏惠成王”。他是魏武侯之子，魏文侯之孙，公元前369年即位，在位50年。
魏惠王魏罃即位正是魏国鼎盛时期，魏惠王由安邑迁都宋城后，魏国亦称梁国。但在以后的战争中，“东败于齐，西丧秦地七百余里，南辱于楚”，开始衰落，他死于公元前319年。公元前334年魏惠王和齐威王在徐州会盟，互相承认对方为王，史称“徐州相王”（当时的徐州在今山东滕州）。
梁惠王之所以有名气，乃在于他在位期间打了桂陵之战、马陵之战等一连串大败仗，硬是将乃祖魏文侯、乃父魏武侯辛辛苦苦创下的那份霸业给葬送了，称得上是一位典型的败家子，完全的失败者。 公元前453年，韩、魏、赵三家分晋，战国揭幕。在当时的七雄之中，魏文侯第一个实行改革，礼贤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等名流贤达，重用吴起、李悝、西门豹等才俊之士，行“地力之教”，施“平籴之法”，创“武卒之制”，励精图治，富国强兵，充当三晋老大。他曾联合韩、赵诸国，先后西伐秦，占秦河西之地；南击楚，夺楚睢之间；东攻齐，入齐长城；北征中山，一度奄有其地。继起的魏武侯效法乃父，保证了魏国的霸业得以平稳维持。应该说，父祖辈给梁惠王留下了一份十分可观的家业，他完全可以“大树底下好乘凉”，当守成之主，享现成之福，谋社稷之安。
然而，好大喜功心态以及随之而来的战略抉择失误，终使梁惠王走上了身败名裂的不归路。从战国兵备地理考察，魏国北邻赵，西接秦，南连楚，东毗齐、宋，其地四通八达，多面受敌，无险要可供守御，处于四战之地的战略内线地位，这决定了魏国的中原霸权有着天生的内在脆弱性。所以，梁惠王上台后最应该做的，是如何凭借已有的实力地位，适当选择主攻方向，避免四面出击，防止四面树敌。就当时的实际情况看，他的正确选择无疑应为东守而西攻，即据有河西之地，乘秦国退守洛水的有利形势向西发展，夺占泾、渭，控制崤、函，争取战略上的主动。遗憾的是，梁惠王本人是彻头彻尾的战略短视者，他所追求的是表面上的风光，贪图的是虚幻意义的荣耀。在他看来，秦国“僻在雍州”，完全不配当自己的对手，胜之不武，服之无名，激发不起自己的兴趣。相反，控制三晋，压服齐、楚，才是煌煌伟业，颜面有光。在这种自高自大心理的驱使下，他轻率地作出了战略东移的选择，西守而东攻。为此，他把都城从安邑搬迁到大梁，自以为居天下之中，便理所当然地成了天下的领袖。
意识深处的霸主心态越是强烈，表现在行动上的乖张轻妄也就越是极端。它使得梁惠王在当时的军事外交上变本加厉推行“单边主义”，动辄对其他诸侯国付诸武力，用戈戟而不是用樽俎来发言。这样一来，长期形成的魏、韩、赵三晋联合阵线破裂了，与齐、楚等大国的关系恶化了，至于与秦国的矛盾也丝毫未因迁都大梁而有所缓解。一句话，梁惠王终于因自己的好大喜功、锋芒毕露、四面出击而陷入了战略上的极大被动。
尤为可悲的是，梁惠王始终不曾意识到自己处境的危殆，反而沾沾自喜，继续营造“慕虚声而损实利”的“形象工程”。而他的对手恰好利用这一点，推波助澜，诱使他在失败的道路上死不旋踵地走下去。头脑简单却自视甚高的梁惠王果然中计，进了人家预设的圈套。
这方面的典型事例是梁惠王接受商鞅的献策，释秦攻齐，自称为王。商鞅入秦主政后，敏锐地看到秦、魏互为死敌的本质属性，认为魏是秦的“腹心之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于是处心积虑“借刀杀人”，以图削弱乃至摧毁魏国的实力地位。为此，他出使魏国，实施祸水东引、坐收渔利之策。一到魏国，他便当面给梁惠王戴高帽，灌迷汤：“大王之功大矣，令行天下矣！”爱面子的梁惠王当然听得满心舒坦，整个身子飘飘然起来。商鞅见招术奏效，进而居心叵测地建议梁惠王“先行王服，然后图齐、楚”，即鼓动梁惠王公开称王，然后联合秦国，用兵齐、楚。“王”是当时的最高称号，地位在诸侯之上，梁惠王对这个名号早己朝思暮想、垂涎已久，只是担心他国的反对才不敢仓猝行事，现在既然得到秦国的“鼎力支持”，那也就不必再半抱琵琶，讲什么客气了，于是乎，梁惠王兴致勃勃按照周天子的礼制准备舆服仪仗，修筑宫殿，在周显王二十五年（前344年）正式加冕称王。同时以霸主的身份召集诸侯会盟，把场面撑得大大的：宋、卫、邹、鲁诸国国君应邀与会，秦国也派使节到会捧场。这时候的梁惠王真的是挣足了面子，摆够了身段。殊不知这种利令智昏的举动，恰恰使自己成为众矢之的，陷于孤立的困境，到头来为一时面子上的光鲜付出惨重的代价：“于是齐、楚怒，诸侯奔齐，齐人伐魏，杀其太子，覆其十万之军。”以桂陵、马陵之战为标志，魏国的霸权宣告终结，梁惠王的面子亦随之丢得干净。
《老子》云，“知人者智，自知者明。”梁惠王的可悲，正在于他既不知人，更不自知，好高骛远，忘乎所以，稍有资本便要炫耀，一旦得势便要摆谱。
分析----
1．从原文“王好战，请以战喻”可以看出梁惠王好战，迷信武力征伐。
2．原文用“焉耳矣”三个语气词强调“尽心”；用“无如……者”排除一切人，骄矜得意之情可见；邻国百姓“不加少”，自己百姓“不加多”，对比中流露出深深的不满和困惑。可见，梁惠王自以为很爱民，治理国家很“尽心”也很“用心”，面对“民不加多”的现实，心里很不平衡，很委屈，也很困惑。
3．从原文“非我也，岁也”、“罪岁”可以看出：梁惠王不关心人民疾苦，面对“途有饿莩”的悲剧现实，只是一味“罪岁”，推委责任，把百姓痛苦遭遇的根源，归结为年成不好。
结论----
梁惠王穷兵黩武，高高在上，急功近利，他并不关心民生疾苦，却自以为用心治国，感觉良好，很有些自负、傲慢和颟顸。他与孟子的谈话，与其说是寻找解除困惑的答案，不如说是宣泄不满和牢骚。
孟子原话：望之不似人君 ，就之而不见所畏焉。
远远看上去不像个国君的样子，走近他也看不到有什么使人敬畏的地方。
梁惠王以贤君自居，实际上确是人民的灾星。
同意言二小姐的，这是阅读理解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