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五代史 唐臣传 郭崇韬 译文 新五代史唐臣传第十二中的 康延孝自梁奔唐，先见崇韬，崇韬.....
文言文全文：孔谦，魏州人也，为魏州孔目官。魏博入于晋，庄宗以为度支使。谦为人勤敏，而倾巧善事人，庄宗及其左右皆悦之。自少为吏，工书算，颇知金谷聚敛之事。晋与梁相拒河上十余年，大小百余战，谦调发供馈，未尝阙乏，所以成庄宗之业者，谦之力为多，然民亦不胜其苦也。
庄宗初建大号，谦自谓当为租庸使，而郭崇韬用魏博观察使判官张宪为使，以谦为副。谦已怏怏。既而庄宗灭梁，谦从入汴，谓崇韬曰：“邺，北都也，宜得重人镇之，非张宪不可。”崇韬以为然，因以宪留守北都，而以宰相豆卢革判租庸。谦益失望，乃阴求革过失，而革尝以手书假租庸钱十万，谦因以书示崇韬，而微泄其事，使革闻之。革惧，遂求解职以让崇韬，崇韬亦不肯当。庄宗问：“谁可者？”崇韬曰：“孔谦虽长于金谷，而物议未可居大任，不若复用张宪。”乃趣召宪。宪为人明辩，人颇忌之，谦因乘间谓革曰：“租庸钱谷，悉在目前，委一小吏可办。邺都天下之重，不可轻以任人。”革以语崇韬，崇韬罢宪不召，以兴唐尹王正言为租庸使。谦益愤愤，因求解职。庄宗怒其避事，欲寘之法，赖伶官景进救解之，乃止。已而正言病风，不任事，景进数以为言，乃罢正言，以谦为租庸使，赐“丰财赡国功臣”。
知谦无谦无佗能，直以聚敛为事。庄宗初即位，推恩天下，除百姓田租，放诸场务课利欠负者，谦悉违诏督理。故事：观察使所治属州事，皆不得夺达，上所赋调，亦下观察使行之。而谦直以租庸帖调发诸州，不关观察，观察使交章论理，以谓：“制敕不下支郡，刺史不专奏事，唐制也。租庸直帖，沿伪梁之弊，不可为法。今唐运中兴，愿还旧制。”诏从其请，而谦不奉诏，卒行直帖。又请减百官俸钱，省罢节度观察判官、推官等员数。以至鄣塞天下山谷径路，禁止行人，以收商旅征算；遣大程官放猪羊柴炭，占庇人户；更制括田竿尺；尽率州使公廨钱。由是天下皆怨苦之。明宗立，下诏暴谦罪，斩于洛市，籍没其家。遂罢租庸使额，分盐铁、度支、户部为三司。
释义：康延孝从梁投奔唐，首先见郭崇韬，郭崇韬把他请到卧室内密谈，全部获知梁军的虚实。这时，唐庄宗驻扎在朝城，段凝驻扎在临河。自从唐失去德胜后，梁兵天天征战澶、相二州，攻占黎阳、卫州，而李继韬以泽、潞二州叛归梁。
契丹多次侵犯幽、涿二州，又听康延孝说梁正在召聚各镇的兵力打算对唐采取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唐的将领们都感到忧虑困惑，认为不能预知胜负。唐庄宗也担忧这事，向将领们询问。
现在得到一个郸州，却不能坚守而放弃它，即使想划定黄河为界，谁肯替陛下把守呢?而且唐没有失去德胜时，四面八方的商人，徵调转输的物资必定在此聚集，柴草粮饷，堆积如山。
自从丢失南城，保守杨刘，道路上辗转运输的物资，损失一大半。而魏、博等五个州，秋天的庄稼还没有成熟，榨乾老百姓来聚敛财物，也维持不了几个月，这难道是按兵不动、持久作战的时候吗?我自从康延孝前来投奔后，全部获知梁军的虚实，这确实是老天要消灭梁的时候。
希望陛下派出一部分军队把守魏州，固守杨刘，而从郓州长驱直入捣毁梁的老巢，不超过半个月，天下就安定了!”
郭崇韬说：“古时候任命将领，凿开凶门而出。何况规划好的计谋已经决定实施，区区老生常谈，哪里值得相信呢!”唐庄宗当天就向军队发布命令，把家属送回到魏州，晚上渡过杨刘，从郫州出发袭击汴州，八天后就消灭了梁。
原文：康延孝自梁奔唐，先见崇韬，崇韬延之卧内，尽得梁虚实。是时，庄宗军朝城，段凝军临河。唐自失德胜，梁兵日掠澶、相，取黎阳、卫州，而李继韬以泽潞叛入于梁，契丹数犯幽、涿，又闻延孝言梁方召诸镇兵欲大举，唐诸将皆忧惑，以谓成败未可知。
庄宗患之，以问诸将，诸将皆曰：“唐得郓州，隔河难守，不若弃郓与梁，而西取卫州、黎阳，以河为界，与梁约罢兵，毋相攻，庶几以为后图。”
庄宗不悦，退卧帐中，召崇韬问计，崇韬曰：“陛下兴兵仗义，将士疲战争、生民苦转饷者，十余年矣。况今大号已建，自河以北，人皆引首以望成功而思休息。今得一郓州，不能守而弃之，虽欲指河为界，谁为陛下守之？且唐未失德胜时，四方商贾，征输必集，薪刍粮饷，其积如山。
自失南城，保杨刘，道路转徙，耗亡太半。而魏、博五州，秋稼不稔，竭民而敛，不支数月，此岂按兵持久之时乎？臣自康延孝来，尽得梁之虚实，此真天亡之时也。愿陛下分兵守魏，固杨刘，而自郓长驱捣其巢穴，不出半月，天下定矣！”
庄宗大喜曰：“此大丈夫之事也！”因问司天，司天言：“岁不利用兵。”崇韬曰：“古者命将，凿凶门而出。况成算已决，区区常谈，岂足信也！”庄宗即日下令军中，归其家属于魏，夜渡杨刘，从郓州入袭汴，八日而灭梁。
出处：出自北宋欧阳修的《新五代史 唐臣传第十二》。
扩展资料：
创作背景：
在已有了薛居正等主编的《五代史》以后，欧阳修独出心裁，重又编出一部体例和写法不一样的新的五代史。《宋史·欧阳修传》中对此作了简约的说明：“自撰《五代史记》，法严词约，多取《春秋》遗旨。”
所谓“自撰”，是说这部史书不是奉朝廷之意，而是私家所撰。而“《春秋》遗旨”即《春秋》笔法。欧阳修自己说：“呜呼，五代之乱极矣！”“当此之时，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而缙绅之士安其禄而立其朝，充然无复廉耻之色者皆是也。”
他作史的目的，正是为了抨击这些他认为没有“廉耻”的现象，达到孔子所说的“《春秋》作而乱臣贼子惧”的目的，是私修史书。
从欧阳修给尹洙、梅尧臣等人的信件看，在景祐三年（1036年）之前，已着手编写，到皇祐五年（1053年）基本完成，这是史学界公认的说法。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八月，在欧阳修去世一个月后，下诏命他的家人奏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