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变法改革和西方文明制度，在核心内容上有何不同？
春秋战国时代，是我国历史上变法改革最密集的时代，自魏国和秦国相继依靠李“悝”变法和商鞅变法强盛起来之后，整个中原地区掀起了一套变法改革的热潮，几乎每个国家都曾经参与其中。
当然，因为国家性质不同，国家的发展现状不同，每一个诸侯国所面对的外部压力也不尽相同，所以，各大诸侯国几乎都有自己的变法形式和变法特点，比如说秦国使用的则就是法治变法，韩国推行的是术治变法，燕国和齐国所进行的都是吏治变法，而赵国则进行的是军事变法，楚国只有变法萌芽诞生，而没有真正的变法形式推广，这一切都是符合各大诸侯国自身的发展特点的。
春秋战国时期变法，立足改革贵族利益但无论是哪一个国家的变法，都曾立足在贵族身上进行了很大程度的改革，从魏国的李“悝”到吴起，再到秦国的商鞅，韩国的申不害，燕国的燕昭王，这些人在贵族存在方面都付出了巨大的精力进行改善。
对贵族的改革，秦国做得相对彻底，奖励耕战等政策的实施给了平民百姓每一条出路，也更好地打击了贵族的发展实力；韩国申不害做得也很好，尤其是对侠氏、公厘氏和段氏三大强族的打压，申不害主张拆毁他们私自建立的宫殿，将它们的私库尽数充公，对韩国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魏国的李“悝”和吴起则开了这方面的先河，哪怕是楚国并没有进行过任何一场完整的变法，但在吴起入楚之后也曾提出过要压制贵族的实力，后来的屈原也有这方面的改革意向，只不过因为楚国体制的原因并未得以实施罢了。
所以由此来看，几乎每一个诸侯国都针对贵族权力过盛的现象进行过改善，那么，是什么导致了这种情况的发生呢？为什么不同体质，不同形式的变法，却都同样遭到针锋相对呢？本篇文章重点分析一下这个问题，看一看，为什么各大国家的变法都曾有针对贵族的行为出现？
春秋战国时代是从奴隶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型的过渡阶段，封建社会最大的特点在于君主的集权，大秦帝国建立之后，秦始皇推行的是一套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所谓君主专制，意思就是，国家的绝大部分权力都掌握在君主的手中，各级官员也要由君主直接任命，并且他们要对皇帝负责。
- 商鞅触动贵族利益，付出惨重代价
就算是官僚制度，也是以君主制定的丞相制度为核心而成立的一套体系，由此来看，君主的集权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但春秋战国时代，各大贵族是拥有很大权力的，他们有的是因为先祖的功勋得以承袭爵位，有的则本身就是王族的分支，在国家的地位很高，占据国家财富的比例也很大，所以这些人对君主的影响也是很深。
比如，秦惠文王时代，虽然秦国在秦孝公时代已经进行过商鞅变法，但在秦孝公死后，商鞅失去了支撑，曾经被打压的贵族有了复辟的现象，有了卷土重来的势头，这时就算是秦惠文王也不得不顾忌贵族的势力处死商鞅，以便暂时稳住贵族的行动。
汉景帝为稳住贵族，冤杀晁错又比如说，汉景帝时代的晁错，当时因为汉高祖刘邦订立的郡国并行制，汉朝前期也是存在诸侯的，当然，这些诸侯并不如同春秋战国时代拥有的自治权强大，我们可以看作，是另类的贵族。
而当晁错提出削藩的时候，汉景帝明知道晁错的主张是正确的，但无奈碍于国内诸侯或者说贵族的压力，不得不杀死晁错以稳住朝纲，所以，贵族的存在对于君主决策的影响是很深的，甚至说对于国家的发展也有一定的阻碍；毕竟君主的集权是时代发展所必要经历的过程。
西方文明，小国寡民，实行直接民主，华夏文明需要集权
华夏文明与西方文明不同，西方文明在最开始的时候是独立自主，小国寡民，这样的形式让他们最开始的势力范围只能够被称为是城邦，一个城邦的人数很少，占地面积很小，所以完全可以实施直接民主。
但是，华夏文明不同，华夏文明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根本不可能推行直接民主制度，只能够实施由官员代表民意的代理制或者说代议制，为了国家能够有统一的决策，也必须有一个君主来进行决断，而且这个君主手中也需要掌握大量的权力。
但像周天子那样的天下共主还不行，因为在天下共主之下还有国君，国君拥有的自治权是很大的，对于天子来讲，国君也算作是“天下”的贵族，可周王朝发展后期不就有了春秋战国时代这样的乱世吗？所以西周推行的分封制是不可取的，君主还要再度集权。
君主集权有弊端，但适合历史发展
当然，君主集权也有一定的弊端，比如国家的发展受君主个人能力的影响很深，但这种种弊端是我们站在后来人的角度上进行分析得到的，在两千多年之前，封建制度绝对是最为适合古代历史发展的制度。因此，想要国家的发展更加稳，君主就必须集中权力于一身，如此，分担君主权力的贵族也就必须要被压制，甚至被消灭；而在战国时代，几乎每一个国家都有贵族当权的现象，甚至有的推行的就是一种贵族统治。
比如说，原本的老牌诸侯国晋国，在它的发展中，国内的大家族对其国家权力的瓜分很严重，不然后来也不会出现三家分晋的情况。因此，在每一个国家的发展过程都必须排除贵族的阻碍。
- 贵族的存在有碍于与民生的发展
其实，春秋战国时代的贵族，大多数依靠的都是祖先的功绩，在他们本人这一代并未对国家做出过多少贡献，但是他们依旧能够非富即贵，如此一来，就占据着大量的国家资源。比如说朝堂职位，很多职位是世袭承接来的，哪怕是民间再有能力的人也很难夺走，而财富则与社会地位有关，因此，无法改善自己社会地位的平民百姓，基本上没有能力改善自己的生存状态。
如此一来，就会造成国家发展进入恶性循环，毕竟大量的国家资源被贵族所占据，平民百姓辛苦劳作一年甚至连温饱都解决不了，那又有谁甘愿拼命劳作呢？再说军队，普通人参军生死未卜，但哪怕拼尽全力也不能获得更高的地位或者获得封赏，那还有谁愿意拼命作战呢？所以，国家发展就没有太大的动力。
- 商鞅奖励耕战政策，给平民百姓提供上升途径
在当时的秦国就流行这样的一首民谣，叫做“七月流火，过我山陵，女儿耕织，男儿做兵，有耕无赏，有田无耕，悠悠上天，忘我苍生”。说的就是无论怎么努力，社会地位也无法得到提升，生存状态也无法得到改善，所以只能怨声载道。
因此，想要拉动平民百姓的生产阶级，或者说提升百姓的好战心理，就必须将一部分国家资源倾斜到平民百姓身上，必须要改善贵族在地位，或者财富上面的相对垄断地位。比如说，商鞅所推行的奖励耕战政策就很好，对社会生产力提升大的人，对农业经济贡献大的人，都可以获得封赏，而在战争中立下战功的人也可以得到爵位，这样平民百姓的生活才会有盼头，让他们觉得自己的努力并不会白费。
如此一来，社会才会有更多的新鲜血液注入，发展也才会有更大的动力；所以说，贵族的存在对于民生的发展是有很大阻碍的，毕竟在大多数人眼中，贵族都属于无故富贵，他们什么都不做就可以拥有爵位和官职，这又凭借什么呢？难道仅仅是因为会投胎吗？所以，要想民生更加积极向上的发展，就必须将贵族这种无故富贵的局面进行改善。
贵族思想的守旧对于国家的发展不利在古代历史社会中，诸多贵族的思想都是比较保守的，因为他们承袭的其实是祖先遗留下来的财富或者是爵位，所以，对于祖宗流传下来的政治制度也有过分地推崇，这种保守的观念发挥到极致时连国君都无可奈何。
- 晋文公言行受到大臣约束
据说，晋文公重耳曾经流落在外，后来回到晋国担任国君，他便将曾经流浪之时的旧衣服打包给扔掉了，这本是一个非常正常的行为，可是国内的臣子却从晋文公的这种行为当中感受到了危机，他们认为这是晋文公喜新厌旧的行为体现，现在晋文公可以丢掉自己的旧衣服，那么也就意味着晋文公之后会放弃他们。
这在现代人看来脑洞确实是非常大的，但是古代人确实如此；所以晋文公只能够将自己的旧衣服重新找回来好生对待，这下大臣们才作罢。由此可见，如果这样的思想应用在政治制度方面会有多可怕了。其实也正是因为守旧思想的存在，商鞅在进行变法时，才需要舌战群儒，所以说，贵族的存在对于旧思想的延伸和扩散是有帮助的。
但时代在不停地发展，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适用的政治制度和治国形式，在国家的发展中，创新自然是必不可少，但是，如果贵族长期存在并且掌握巨大的权利，那么君主在推行创新政策时，就会受到大量的阻碍，国家的发展也就很难进行更新，久而久之就会失去竞争能力。
比如说，燕国就是如此，燕国作为西周的开国诸侯，是战国时代历史底蕴最为深远的诸侯国，它的守旧观念就非常严重，在燕王“哙”时期，甚至想要再度实施禅让制来代替世袭制，可笑的是燕王“哙”的这种思想竟然真的得以实施。
这不仅是他自己的问题，试问，如果燕国国内的大臣极力反对这种形式，想必其也很难真的推行禅让，晋文公不就在大臣的反对之下将自己的旧衣服找回来了吗？所以说，禅让制的复辟意味着燕国的领导阶层对其都有接受能力，这就是一种守旧思想的体现。
而禅让制的重新行使也让燕国国内大乱，甚至差点灭亡；后来乐毅伐齐的功亏一篑也是因为守旧思想的存在，当时乐毅已经攻下了齐国70多座城池，只剩下即墨和莒城，不可能围攻六年还久攻不下。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现象发生，就是因为当时的燕惠王萌生了做太平天子的念头，那是他在王道政治传统之下所受到的影响，也是一种对于旧观念制度的应用，而在燕惠王这种做法的背后，燕国贵族可以说“功不可没”。
所以说，贵族的存在对于国家大事件的影响很深，也对君主行为决策阻碍很大；要想新观念、新方法能够得以推行，就必须将旧观念的最大支持者———贵族们进行压制，如此才能够更新国内的发展形式，也才能更好的进行实力提升。
结尾我们可以看到，之所以各个诸侯国都对贵族进行过打压，就是因为贵族的存在无论是在君主集权方面，还是在民生发展和思想改革方面，都存在着很大的不利影响，如果不能够解决贵族权利过盛的问题，国家就很难进行发展。
楚国不就如此吗？吴起和屈原都曾经在楚国提出过相应的变法，但因为他们没有得到君主的大力支持，所以一个被贵族迫害身亡，一个被贵族联合赶回了老家，后来楚国就深陷在贵族的纷争中无法自拔，哪怕是在面临着秦国对其发动灭国之战时，贵族的掣肘依旧没有停止，导致了楚国的失败。
所以说，改变贵族权力过盛对君主决策有影响的状态，对于国家的生存来讲，是一个很好的方式，这更方便国家推行创新政策，方便国家能够更好地稳定发展，更好地适应时代，也能为社会性质的过渡打下坚实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