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忧患，死于安乐原文及解释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原文对照翻译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作者】《孟子》 【朝代】先秦
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译文：
舜从田野耕作之中被起用，傅说从筑墙的劳作之中被起用，胶鬲从贩鱼卖盐中被起用，管夷吾被从狱官手里救出来并受到任用，孙叔敖从海滨隐居的地方被起用，百里奚被从奴隶市场里赎买回来并被起用。
所以上天要把重任降临在某人的身上，一定先要使他心意苦恼，筋骨劳累，使他忍饥挨饿，身体空虚乏力，使他的每一行动都不如意，这样来激励他的心志，使他性情坚忍，增加他所不具备的能力。一个人，常常发生错误，这样以后才能改正，在内心里困惑，思虑阻塞．然后才能知道有所作为，别人愤怒表现在脸色上，怨恨吐发在言语中，然后才能被人所知晓。
一个国家，如果在国内没有坚守法度的大臣和足以辅佐君王的贤士，在国外没有实力相当、足以抗衡的国家和来自国外的祸患，这样的国家就常常会走向灭亡。这样以后才知道忧虑祸患能使人（或国家）生存发展，而安逸享乐会使人（或国家）走向灭亡的道理了。
扩展资料：
创作背景：
孟子作为孔子之后儒家学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把孔子的“仁”发展为“仁政”的学说，提出“民贵君轻”的思想，主张国君实行“仁政”，要与民“同乐”。孟子的思想学说就是著作《孟子》。《孟子》记载了孟子的言行，是一部对话体著作。
其显著特点一是气势充沛，雄辩而色彩鲜明；二是善于以典型事例、比喻和寓言阐述事理。此文选自《孟子·告子下》。春秋战国时期，战乱纷争，一个国家要想立于不败之地，要奋发图强，不能安于现状、不思进取。这篇文章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写的。
赏析：
文章开头，作者一连列举了六位古代圣贤在困难忧患中崛起的事例，来证明“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这一著名论断。
这个推理过程属于逻辑学上的归纳推理，即由前面六个特殊的事例，归纳出后面带普通意义的结论；又通过后面的结论，说明了前面六个人物所以成功的原因：艰苦的环境，一方面给人们以困苦、饥饿、贫困、疲乏、忧虑，每每就不如人意，但另一方面，也正是这些困难，坚定、振奋人们的意志，使人们在不断克服困难，求得生存的过程中增加了聪明才干。
然而道理在此还没有说完，上面只谈到，在人与客观环境这一对矛盾中，客观环境对人的触动，反过来，针对人的主观世界对此又是怎样做出反应，孟子接着指出：“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
客观环境的困难和自身判断的失误，造成人在改造客观的过程中的错误，而他也就在不断克服困难的过程中积累了经验教训，从而达到“能改”的境界——这个“能”，从语义上讲，不仅体现了人的愿望、决心，也体现了人的能力。他因为自身所遭遇的困难而忧虑、痛苦、困惑，造成内心的压抑，而他也就在不断冲破这些心理压抑的尝试中，活跃了自己的思维，激发了自己的创造力。
更重要的一点，人是有感情的，又是社会性的，他有痛苦，有忧虑，想发愤，想创造，必然表现在形色上，吐发在言辞中，期望得到理解与同情、启发与帮助。人就在这一切与忧患的斗争中，一方面求得了物质的生存可能，另一方面更求得了精神的生存，表现了他的活力、意志、情感、创造能力，一句话，表现了他“生”的价值。这，就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全部含义。
原文：
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译文：
舜从田野耕作之中被任用，傅说从筑墙的劳作之中被任用，胶鬲从贩鱼卖盐中被任用，管夷吾被从狱官手里救出来并受到任用，孙叔敖从海滨隐居的地方被任用，百里奚被从奴隶市场里赎买回来并被任用。
所以上天要把重任降临在这个人，一定先要使他心意苦恼，使他筋骨劳累，使他忍饥挨饿，使他受尽贫困之苦，使他所做的事情颠倒错乱，用来使他的内心受到震撼，使他性情坚韧起来，增加他所不具备的能力原来没有的才能。
一个人，常常发生错误，这样以后才能改正；在内心里困惑，思虑阻塞．然后才能知道有所作为；别人愤怒表现在脸色上，怨恨吐发在言语中，然后才能被人所知晓。
（如果）一个国家，在国内没有坚守法度的大臣和足以辅佐君王的贤士，在国外没有实力相当、足以抗衡的国家和来自国外的祸患，这样的国家就常常会走向灭亡。这样以后才知道忧虑祸患能使人（或国家）生存发展，而安逸享乐会使人（或国家）走向灭亡的道理了。
扩展资料
创作背景：
孟子作为孔子之后儒家学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把孔子的“仁”发展为“仁政”的学说，提出“民贵君轻”的思想，主张国君实行“仁政”，要与民“同乐”。孟子的思想学说就是著作《孟子》。《孟子》记载了孟子的言行，是一部对话体著作。
其显著特点一是气势充沛，雄辩而色彩鲜明；二是善于以典型事例、比喻和寓言阐述事理。此文选自《孟子·告子下》。春秋战国时期，战乱纷争，一个国家要想立于不败之地，要奋发图强，不能安于现状、不思进取。这篇文章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写的。
特点：
在修辞上，此文也很有特色。《孟子》善用排比句，往往采用一连串结构相同的句式，对于同一论题，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说明，有如千流万壑，一时俱下，形成滔滔万里不可阻挡的气势。孟子文之称雄辩，这类句式的采用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配合归纳的推理方式，便采用了这种句式，一起首连举六位圣贤的成功事迹，从数量上给人以深刻印象，使人觉得“生于忧患”确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孟子
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于掌上。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者也；谓其君不能者，贼其君者也。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也，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能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译文:
舜从田间劳动中成长起来，傅说从筑墙的工作中被 选拔出来，胶鬲被选拔于鱼盐的买卖之中，管仲被提拔于囚犯的位置上，孙叔敖从海边被发现，百里奚从市场上被选拔。所以，上天将要把重大使命降落到某人身上，一定要先使他的意志受到磨练，使他的筋骨受到劳累，使他的身体忍饥挨饿，使他备受穷困之苦，做事总是不能顺利。这样来震动他的心志，坚韧他的性情，增长他的才能。人总是要经常犯错误，然后才能改正错误；心气郁结，殚思极虑，然后才能奋发而起；显露在脸色上，表达在声音中，然后才能被人了解。一个国家，内没有守法的大臣和辅佐的贤士，外没有敌对国家的忧患，往往容易亡国。由此可以知道， 忧患使人生存，安逸享乐却足以使人败亡。
孟子说：“每个人都有怜悯体恤别人的心情。先王由于怜悯体 恤别人的心情，所以才有怜悯体恤百姓的政治。用怜悯体恤别人 的心情，施行怜悯体恤百姓的政治，治理天下就可以像在手掌心 里面运转东西一样容易了。之所以说每个人都有怜悯体恤别人的 心情，是因为，如果今天有人突然看见一个小孩要掉进井里面去 了，必然会产生惊棋同情的。心理——这不是因为要想去和这孩子 的父母拉关系，不是因为要想在乡邻朋友中博取声誉，也不是因 为厌恶这孩子的哭叫声才产生这种惊惧问情心理的。由此看来，没 有同情心，简直不是人；没有羞耻心，简直不是人；没有谦让心， 简直不是人；没有是非心，简直不是人。同情心是仁的发端；羞 耻心是义的发端；谦让心是礼的发端；是非心是智的发端。人有 这四种发端，就像有四肢一样。有了这四种发端却自认为不行的， 是自暴自弃的人；认为他的君主不行的，是暴弃君主的人。凡是 有这四种发端的人，知道都要扩大充实它们，就像火刚刚开始燃 烧，泉水刚刚开始流淌。如果能够扩充它们，便足以安定天下，如 果不能够扩充它们，就连赡养父母都成问题
【读解】
从人性的前提推导政治，具体说，从人人都有‘不忍人之 心”的仁心推导仁政。由于这种“不忍人之心”是人本身所固有 的，所以，仁政也应该是天经地义的。这就是孟子的思路。
孟子的推导仍然是为了推行他那毕生的追求，即“仁政”理 想。但他的推导本身似乎没有产生很大影响，倒是他那推导的前 提——“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尤其是在此基 础上所提出的“仁义礼智”都发端于这种“不忍人之心”的看法， 更是成了中国古代哲学中“性善论”的理论基础和支柱。
孔子曾经说过：“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意 思是说，人性本来是相近的，只因为教养的不同，便相差很远了。 但孔子既没有说相近的人性是什么，是善还是恶，也没有展开论 述。而且，从我们的理解来看，孔子还主要强调的是后天教养的 一方面。
孟子就不同了，他不仅展开了论述，指出了那相近的人性就 是发端仁义礼智的“不忍人之心”，而且还举出了生动的例证论证 这种“不忍人之心”是人所固有的。没有它，简直就不是人。从 这个角度来说，孟子的人性理论的确是“先验论”的，是主观唯 心主义的。因为他把“仁义礼智”这些社会性质的道德观念说成 是人的天性里所固有的，与生俱来的，甚至带有生理性的色彩。
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孟子也不是完全否认后天培养的作用。因 为他认为“不忍人之心”包含四个方面，即“恻隐、羞恶、辞让、 是非”之心，简称即为“四心”。而这“四心”只是“仁义礼智” 这四种道德范畴的发端，或者说“四端”。这“四端”就像刚刚燃 烧的火或刚刚流出的泉水一样，还需要“扩而充之’才能够发扬 光大。不然的话，就会熄灭或枯竭。“扩而充之”也就是后天的培 养，也就是“习相远”。
所以，从理论基础来说，孟子的确是从天赋性善论（“四 心”）推导出天赋道德论（“四端”），再推导出“不忍人之政” （仁政）。但从实践来说，他还是重视后天努力（“扩而充之”）的 作用的。而且，撇开关于先验还是后天、唯心还是唯物的抽象讨 论，联系到孟子所处的战国时代社会状况来历史地看问题，主张 人性本善，强调天赋道德，推行仁爱政治，这些都是具有积极意 义的。其实，也不仅仅限于孟子的时代，就是到任何时代，强调 这些，总比鼓吹人性本恶，放弃道德，施行暴政要好得多罢！
原文: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孟子
【舜发于 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 其所不能。人恒过，然 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于掌上。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 父母也，非所以要誉 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者也；谓其君不能者，贼其君者也。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也，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 以保四海，苟不能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译文:
舜从田间劳动中成长起来，傅说从筑墙的工作中被 选拔出来，胶鬲被选拔于鱼盐的买卖之中，管仲被提拔于囚犯的位置上，孙叔敖从海边被发现，百里奚从市场上被选拔。所以，上天将要把重大使命降落到某人 身上，一定要先使他的意志受到磨练，使他的筋骨受到劳累，使他的身体忍饥挨饿，使他备受穷困之苦，做事总是不能顺利。这样来震 动他的心志，坚韧他的性情，增长他的才能。人总是要经常犯错误，然后才能改正错误；心气郁结，殚思极虑，然后才能奋发而起；显露在脸色上，表达在 声音中，然后才能被人了解。一个国家，内没有守法的大臣和辅佐的贤士，外没有敌对国家的忧患，往往容易亡国。由此可以知道， 忧患使人生存，安逸享乐却足以使人败亡。
孟子说：“每个人都有怜悯体恤别人的心情。先王由于怜悯体 恤别人的心情，所以才有怜悯体恤百姓的政治。用怜悯体 恤别人 的心 情，施行怜悯体恤百姓的政治，治理天下就可以像在手掌心 里面运转东西一样容易了。之所以说每个人都有怜悯体恤别人的 心情，是因为，如果今天有人突然看见一个小孩要掉进井里面去 了，必然会产生惊棋同情的。心理——这不是因为要想去和这孩子 的父母拉关系，不是因为要想在乡邻朋友中博取声誉，也不是因 为厌恶这孩子的哭叫声才产生这种惊惧问情心理的。由此看来，没 有同情心，简直不是人；没有羞耻心，简直不是人；没有谦让心， 简直不是人；没有是非心 ，简直不是人。同情心是仁的发端；羞 耻心是义的发端；谦让心是礼的发端；是非心是智的发端。人有 这四种发端，就像有四肢一样。有了这四种发端却自认为不行的， 是自暴自弃的人；认为他的君主不行的，是暴弃君主的人。凡是 有这四种发端的人，知道都要扩大充实它们，就像火刚刚开始燃 烧，泉水刚刚开始流淌。如果能够扩充它们，便足以安定天下，如 果不能够扩充它们，就连赡 养父母都成问题 。
【读解】
从人性的前提推导政治，具体说，从人人都有‘不忍人之 心”的仁心推导仁政。由于这种“不忍人之心”是人本身所固有 的，所以，仁政也应该是天经地义的。这就是孟子的思路。
孟子的推导仍然是为了推行他那毕生的追求，即“仁政”理 想。但他的推导本身似乎没有产生很大影响，倒是他那推导的前 提——“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尤其是在此基 础上所提出的“仁义礼智”都发端于这种“不忍人之心”的看法， 更是成了中国古代哲学中“性善论”的理论基础和支柱。
孔子曾经说过：“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意 思是说，人性本来是相近的，只因为教养的不同，便相差很远了。 但孔子既没有说相近的人性是什么，是善还是恶，也没有展开论 述。而且，从我们的理解来看，孔子还主要强调的是后天教养的 一方面。
孟子就不同了，他不仅展开了论述，指出了那相近的人性就 是发端仁义礼智的“不忍人之心”，而且还举出了生动的例证论证 这种“不忍人之心”是人所固有的。没有它，简直就不是人。从 这个角度来说，孟子的人性理论的确是“先验论”的，是主观唯 心主义的。因为他把“仁义礼智”这些社会性质的道德观念说成 是人的天性里所固有的，与生俱来的，甚至带有生理性的色彩。
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孟子也不是完全否认后天培养的作用。因 为他认为“不忍人之心”包含四个方面，即“恻隐、羞恶、辞让、 是非”之心，简称即为“四心”。而这“四心”只是“仁义礼智” 这四种道德范畴的发端，或者说“四端”。这“四端”就像刚刚燃 烧的火或刚刚流出的泉水一样，还需要“扩而充之’才能够发扬 光大。不然的话，就会熄灭或枯竭。“扩而充之”也就是后天的培 养，也就是“习相远”。
所以，从理论基础来说，孟子的确是从天赋性善论（“四 心”）推导出天赋道德论（“四端”），再推导出“不忍人之政” （仁政）。但从实践来说，他还是重视后天努力（“扩而充之”）的 作用的。而且，撇开关于先验还是后天、唯心还是唯物的抽象讨 论，联系到孟子所处的战国时代社会状况来历史地看问题，主张 人性本善，强调天赋道德，推行仁爱政治，这些都是具有积极意 义的。其实，也不仅仅限于孟子的时代，就是到任何时代，强调 这些，总比鼓吹人性本恶，放弃道德，施行暴政要好得多罢！
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于掌上。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者也；谓其君不能者，贼其君者也。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也，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能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译文:
舜从田间劳动中成长起来，傅说从筑墙的工作中被 选拔出来，胶鬲被选拔于鱼盐的买卖之中，管仲被提拔于囚犯的位置上，孙叔敖从海边被发现，百里奚从市场上被选拔。所以，上天将要把重大使命降落到某人身上，一定要先使他的意志受到磨练，使他的筋骨受到劳累，使他的身体忍饥挨饿，使他备受穷困之苦，做事总是不能顺利。这样来震动他的心志，坚韧他的性情，增长他的才能。人总是要经常犯错误，然后才能改正错误；心气郁结，殚思极虑，然后才能奋发而起；显露在脸色上，表达在声音中，然后才能被人了解。一个国家，内没有守法的大臣和辅佐的贤士，外没有敌对国家的忧患，往往容易亡国。由此可以知道， 忧患使人生存，安逸享乐却足以使人败亡。
孟子说：“每个人都有怜悯体恤别人的心情。先王由于怜悯体 恤别人的心情，所以才有怜悯体恤百姓的政治。用怜悯体恤别人 的心情，施行怜悯体恤百姓的政治，治理天下就可以像在手掌心 里面运转东西一样容易了。之所以说每个人都有怜悯体恤别人的 心情，是因为，如果今天有人突然看见一个小孩要掉进井里面去 了，必然会产生惊棋同情的。心理——这不是因为要想去和这孩子 的父母拉关系，不是因为要想在乡邻朋友中博取声誉，也不是因 为厌恶这孩子的哭叫声才产生这种惊惧问情心理的。由此看来，没 有同情心，简直不是人；没有羞耻心，简直不是人；没有谦让心， 简直不是人；没有是非心，简直不是人。同情心是仁的发端；羞 耻心是义的发端；谦让心是礼的发端；是非心是智的发端。人有 这四种发端，就像有四肢一样。有了这四种发端却自认为不行的， 是自暴自弃的人；认为他的君主不行的，是暴弃君主的人。凡是 有这四种发端的人，知道都要扩大充实它们，就像火刚刚开始燃 烧，泉水刚刚开始流淌。如果能够扩充它们，便足以安定天下，如 果不能够扩充它们，就连赡养父母都成问题
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于掌上。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者也；谓其君不能者，贼其君者也。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也，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能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舜从田间劳动中成长起来，傅说从筑墙的工作中被 选拔出来，胶鬲被选拔于鱼盐的买卖之中，管仲被提拔于囚犯的位置上，孙叔敖从海边被发现，百里奚从市场上被选拔。所以，上天将要把重大使命降落到某人身上，一定要先使他的意志受到磨练，使他的筋骨受到劳累，使他的身体忍饥挨饿，使他备受穷困之苦，做事总是不能顺利。这样来震动他的心志，坚韧他的性情，增长他的才能。人总是要经常犯错误，然后才能改正错误；心气郁结，殚思极虑，然后才能奋发而起；显露在脸色上，表达在声音中，然后才能被人了解。一个国家，内没有守法的大臣和辅佐的贤士，外没有敌对国家的忧患，往往容易亡国。由此可以知道， 忧患使人生存，安逸享乐却足以使人败亡。
孟子说：“每个人都有怜悯体恤别人的心情。先王由于怜悯体 恤别人的心情，所以才有怜悯体恤百姓的政治。用怜悯体恤别人 的心情，施行怜悯体恤百姓的政治，治理天下就可以像在手掌心 里面运转东西一样容易了。之所以说每个人都有怜悯体恤别人的 心情，是因为，如果今天有人突然看见一个小孩要掉进井里面去 了，必然会产生惊棋同情的。心理——这不是因为要想去和这孩子 的父母拉关系，不是因为要想在乡邻朋友中博取声誉，也不是因 为厌恶这孩子的哭叫声才产生这种惊惧问情心理的。由此看来，没 有同情心，简直不是人；没有羞耻心，简直不是人；没有谦让心， 简直不是人；没有是非心，简直不是人。同情心是仁的发端；羞 耻心是义的发端；谦让心是礼的发端；是非心是智的发端。人有 这四种发端，就像有四肢一样。有了这四种发端却自认为不行的， 是自暴自弃的人；认为他的君主不行的，是暴弃君主的人。凡是 有这四种发端的人，知道都要扩大充实它们，就像火刚刚开始燃 烧，泉水刚刚开始流淌。如果能够扩充它们，便足以安定天下，如 果不能够扩充它们，就连赡养父母都成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