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煜的一生到底是什么样的？ 李煜到底是好的，还是坏的？
2024-06-01m.verywind.com
关于李煜一生的2000字评价~
是个悲剧人物
李煜 五代词人。南唐国君。字重光，初名从嘉。徐州（今属江苏）人，一说湖州（今属浙江）人。建隆二年（961）继位，史称后主。38岁时，宋师长驱渡江，迫围金陵，明年城陷降宋，被俘至汴京，封为右千牛卫上将军、违命侯。后被宋太宗赵光义毒死。
南唐在中主后期，已称臣于宋。李煜在位时，一直卑屈事宋，岁时贡献，府藏为之空竭。但他仍不思振作，浮华奢侈，迷信佛教，终于为宋所灭。他在政治上是庸驽无能的皇帝，却具有多方面的艺术才能，工书法、善绘画、精通音律，诗、文均有一定的造诣，词的成就尤高。
李煜墨迹
李煜的词，可以分为前后两期，以宋太祖开宝八年（975） 他降宋时作为界线。前期的词已表现出他非凡的才华和出色的技巧，但题材较窄，主要反映宫廷生活与男女情爱，如〔玉楼春〕“晚妆初了明肌雪”、〔喜迁莺〕“晓月坠”、“宿云微”、〔一斛珠〕“晚妆初过”、〔菩萨蛮〕“花明月暗飞轻雾”等；也有写离别相思的作品如〔清平乐〕“别来春半”等，写景抒情，融成一片，比较健康可读。到了后期，李煜由小皇帝变为囚徒。“屈辱的生活，亡国的深痛，往事的追忆，何时了”、〔浪淘沙〕“帘外雨潺潺”、〔乌夜啼〕“林花谢了春红”、“无言独上西楼“等是他后期的代表作，主要抒写自己凭栏远望、梦里重归的情景，表达了对“故国”、“往事”的无限留恋，抒发了明知时不再来而心终不死的感慨，艺术上达到很高的境界。
李煜的词，继承了晚唐以来温庭筠、韦庄等花间词人的传统，又受冯延巳等的影响，将词的创作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其主要成就表现在：
①扩大了词的表现领域。在李煜之前，词以艳情为主，内容浅薄，即使寄寓一点怀抱，也大都用比兴手法，隐而不露。而李煜词中多数作品则直抒胸臆，倾吐身世家国之感，情真语挚。所以王国维说：“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人间词话》）
②具有较高的概括性。李煜的词，往往通过具体可感的个性形象来反映现实生活中具有一般意义的某种境界。“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虞美人〕）、“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浪淘沙〕）、“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乌夜啼〕）、“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清平乐〕）等名句，深刻而生动地写出了人生悲欢离合之情，引起后世许多读者的共鸣。
③语言自然、精炼而又富有表现力。他的词不镂金错彩，而文采动人；不隐约其词，却又情味隽永；形成既清新流丽又婉曲深致的艺术特色。
④在风格上有独创性。《花间集》和南唐词，一般以委婉密丽见长，而李煜则出之以疏宕。如〔玉楼春〕的“豪宕”，〔乌夜啼〕的“濡染大笔”，〔浪淘沙〕的“雄奇幽怨，乃兼二雄”（俱见谭献《复堂词话》），〔虞美人〕的自然奔放，“如生马驹不受控捉”（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兼有刚柔之美，确是不同于一般婉约之作，在晚唐五代词中别树一帜。正如纳兰性德所说：“花间之词，如古玉器，贵重而不适用，宋词适用而少质重，李后主兼有其美，饶烟水迷离之致。”（《渌水亭杂说》）
李煜诗、文、词以及书、画创作均富，他的旧臣说他有《文集》30卷及“杂说”百篇。《郡斋读书志》载《李煜集》10卷，《宋史•艺文志》也载《南唐李后主集》10卷，均佚。《直斋书录解题》中载《南唐二主词》1卷，现能见到的有明万历四十八年（1620）墨华斋本，录李煜词34首，其中《望江南》一首可分为二首。后清代邵长光又录得 1首，近代王国维为《南唐二主词》补遗，增加了9首，不过其中有问题的似不少。据近代多数学者的意见，能确定为李煜词的不过32首。其词集注本有清刘继增的《南唐二主词笺》、近人唐圭璋的《南唐二主词汇笺》、王仲闻的《南唐二主词校订》等。事迹见《新五代史》、《宋史》及马令、陆游二家《南唐书》，今人夏承焘《南唐二主年谱》。
（一）李煜词中的悲苦与忧患
所谓悲苦，据佛教典籍载，佛祖释迦牟尼端坐菩提树下悟出佛理，即成为佛教基本教义的“四谛”“十二因缘”。而“四谛”之首即为“苦谛”，认为世俗世界的一切其本性均是“苦”。认真考察，自有人类以来，人们为抵御自然，获得生存的基本权利就不断地在与自然进行对抗和斗争，就生命个体而言，则是由于自身心灵的困惑、烦恼、挣扎、现实与理想之间不可调和的差距所致，所谓“生老病死爱别离苦”，“求不得苦”即人们有所欲求而得不到满足的痛苦。而李煜的个性、气质、信仰、追求以及登帝后所必须面对的现实和担当的责任无疑更加剧了其生命意识的悲剧色彩，并随之渗透到他的词作中。
对于忧患，徐复观先生曾指出，忧患是因当事者发现了得失成败与自身行为的密切关系，及当事者在行为上所应负的责任。忧患正是这种责任感下要以己力突破困难而尚未突破时的心理状态。所以忧患意识乃是人类精神开始直接对事物发生责任感的表现，也即精神上开始人的自觉的表现。〔6〕而中国的知识分子自古就有学而终为治国安家平天下的济世宏愿。因而对自身（“小我”）的关注就相对淡漠，而更强调追求实现国家民族的宏大伟业（也即“大我”）。这种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增强的自觉与未能真正参与其中去实现理想的巨大的心理落差又进一步加剧了其忧患心理。纵观中国文化思想史，忧患意识几乎代表了中国圣哲志士的共同心理，并逐渐积淀为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道德意识和文化情结。正可谓忧患的心态始终“笼罩着中国思想者，弥漫了整个中国文化史。”〔7〕李后主作为其中的个体自然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又因其独特的地位，即作为一国的领袖人物，他所担当的重任要求他时刻以国家黎民为己任，而对他自身的个性而言，这种太过沉重的担当无疑又是超负荷的。这就决定了他矛盾彷徨、忧郁悲苦的思想情态，而词则成为他用以宣泄寄托这种情绪的最佳载体。
论述后主词中的悲苦与忧患，人们大多只看到了后期（亡国后）而常常忽略了前期的作品。其实，这一意识在李的前后期作品中都可以寻觅到。但众多的词学理论家习惯将李煜的生平分为两个（亡国前后）或三个时期（从其出生公元937——961年即位；962——975年，即从即位到其39岁亡国降宋；976——978年亡国入宋至去世。）〔8〕（P369）由此，便将后主词的写作时间作了一个主观的假设推定，即凡是表现悲愁哀苦主题的便被冠以李煜亡国后所作，而将那些描写宫廷生活、少女伤怀等内容的作品一概视作李煜前期的作品，即亡国前的作品，甚而由此得出，他前期的作品表现的是帝王奢侈糜烂的生活，大多格调不高；而亡国之后的作品由于受生活的影响，国破家亡的重创，思想有了较大的转变，体现了高超的艺术技巧和深刻的思想主题。
在此需要指出的是，对李煜生平进行分期，再在这一分期的基础上对其作品进行研究，确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其一，通过这样的分期能够使研究者和一般读者从宏观上对后主词作有一个清晰的脉络；其二，便于凸现不同时期，后主不同的思想情态以及对其创作的影响；其三，通过分期还能相对完整地构架一个研究体系，从而使以后的研究能够在这样的框架下顺利展开，能够将复杂，凌乱的问题系统化简略化，更便于研究。但是，这样的分期和研究也存有一些有待探讨的问题。例如，因为有了这样的分期概念，容易给研究造成一种思维定势。用作品内容去还原写作时间，或者用写作时间去解读作品。这样必然会缩小作品的阐释空间，甚而遮蔽住作品的思想意义。以下作一简要分析。
以作者的身世阅历及所处的历史时期不同来研究作品，作为一种研究考证方法原本并无大错，但是若将一些主观的推定当作客观的前提，再在这个前提下去作出分析判断，必然会带来对作者和作品的误读。举个简单的例子：“1+9=10”于是因为要得到“10”这一结果就认为必然是“1+9”，而想不到“2+8”，“6+4”等，这不是很违反逻辑的吗？词学研究尤其不能这样。词作为文学艺术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理应有更加广阔自由的意义阐释空间。而在李词中，若将那些明白无误的词看作是亡国后所作，也许有较大的合理性，也符合后主在特定时期的思想状态。如：
多少恨，昨夜梦魂中：还似旧时游上苑，车如流水马如龙，花月正春风。（《望江南•多少恨》）
多少泪，断脸复横颐。心事莫将和泪说，凤笙休向泪时吹，肠断更无疑。（《望江南•多少泪》）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9〕
这些词作文字明白，意蕴显露，无多少隐晦之处，可谓“亡国之音哀以思也！”，将其归为亡国后的作品，符合常理。而另一些词却不尽然，但因为词学研究者心中早有了975年南唐灭亡，后主被俘入宋这样一个既定事实，因而便将一部分意含模糊，可阐释空间相对较大较宽的词也归为南唐灭亡后所作。如：
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胭脂泪，相留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乌夜啼•林花谢了春红》）
往事只堪哀，对景难排。秋风庭院藓侵阶，一行珠帘闲不卷，终日谁来。
金锁已沈埋，壮气蒿莱。晚凉天静月华开，想得玉楼瑶殿影，空照秦淮。（《浪淘沙》）
昨夜风兼雨，帘帏飒飒秋声。烛残漏断频欹枕，起坐不能平。世事漫随流水，算来梦里浮生。醉乡路稳宜频到，此外不堪行。（《乌夜啼•昨夜风兼雨》）
从以上所引词作中，我们可以看出，虽然词中都毫无疑问地贯穿了“愁”“悲”哀怨的情结，并在词中用凋谢的“林花”，悲飒的“秋风”，即将燃尽的“残烛”以及“醉酒”等来表达词人的愁苦情绪，但我们以为，并不能就此判断这些词作为亡国后所作。其实，由于李煜自幼天性儒雅懦弱，“为人仁惠，有慧性。雅善属文，工书画，知音律，广额丰颊，骈齿，一目重瞳子。”〔10〕（P362）这样的外貌被古人认为是大贵之相，故遭其兄文献太子妒忌。从嘉（煜）为避祸，“惟覃思经籍，不问政事。”后又目睹其兄为争皇位将其叔毒死的惨剧，这些经历无疑给他年幼而又具有艺术家特质的敏感心灵蒙上了一层挥之不去的阴影，以至后来他对佛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经常到佛堂听经，以此寻求心灵的慰藉和精神的寄托。据此，我们可以推定，根据其性格内敛、忧郁敏感的特点，这些词作为他早期创作也是完全有可能的，而且更符合他早期思想发展的轨迹，也更能凸现后主的人生阅历和性格特征。由此，对其词我们可以阐释的空间更大。因此，我们说，其实悲苦、忧患、忏悔与痛悼贯穿了后主的一生。
许凌云先生说过：“人类总是在迎接自然、社会、人生的各种挑战，经受千难万险的考验，才赢得发展和进步，没有忧患，没有追求，就没有前进的动力。中华民族具有深刻的历史意识，其忧患意识源远流长。它从古到今连绵不断，并逐渐积淀到民族心理的深层，演化为古代文化的一种普遍品格，成为中国人民，特别是其中知识阶层的一种优良品格。”而“忧患也往往产生于国势衰微，民生涂炭的多事之秋。”〔11〕
这也证明了李煜词中的忧患和悲苦，一方面是后主的个性使然；而另一方面更重要的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孕育和滋养。可以说，即使李煜不在阴差阳错中成为受尽欺凌的国君，忧患与悲苦也同样会成为其作为知识阶层一员的“一种优良传统”。而南唐国渐趋衰弱的国势，政治统治岌岌可危，民生涂炭，社会凋敝的惨景，更成为李煜词忧患悲苦的又一源头。
试以上文所引《乌夜啼•林花谢了春红》和《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二词来看。
对《乌夜啼》一首，叶嘉莹先生指出：“从‘林花’着笔，却写尽了天下有生之物所共有的一种生命的悲哀。”“能自花落风雨达到外表现象，而直入地体验了生命之无常与挫伤的悲苦。”〔12〕（P110，112）而《虞美人》一词则被先生誉为“把天下人一网打尽的好词。”仅仅“春花秋月”四字就写出了宇宙的永恒与无常。用一个“何时了”作问，表明了他对这一永恒的不理解。他不知道这种人生何时是一个终结。宇宙的永恒实在是一个哲学问题，但敏感的李煜凭直觉感受到了。“往事知多少”又正如他在另一首词中所悲叹的“往事已成空，还如一梦中”一样写出了人生如梦，往事成空的悲哀。国破家亡，明月无殊，江山易主，“多少离愁别恨尽上心头。”
“最优美的诗篇都饱含眼泪。”（法国•缪塞语）而眼泪来自于心灵的挚爱和巨大的悲痛。挚爱是他包容宇宙人生的“赤子之心”，悲痛则是对国家、民族本该担当而不能担当的深哀巨痛，这种悲哀正表现了“一种人生的忧患”。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更为公允、准确地评价后主，并未如原有研究所描述的那样，南唐灭亡以前，他过着无忧无虑奢侈豪华的生活，南唐灭亡后，其思想品位才得到升华，写出了大量较有思想性的诗篇。其实，在其短短的四十二载人生生涯中，悲苦，忧患始终伴随着他，在他心中满是挥之不去的无奈与惆怅，他即便是在安稳的宫廷生活中，也时时在其词作中表现出了他惯有的空廖和寂寞。
（二）李煜词中的忏悔与痛悼
后主虽未遁入空门，却早已被佛家思想所浸淫，从而与佛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其词中有这样的一些句子总是表达了作者的某种思想境界和某种具有较强宗教感的哲学思想和心灵感悟。如“一壶酒，一竿身，世上如侬有几人。”“世事漫随流水，算来一梦浮生。”“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人生愁恨何能免，销魂独我情何限。”而在另一些词作中，则表现了对国破家亡深深的忏悔和痛悼思想。如：
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凤阁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作烟萝，几曾识干戈。一旦归为臣虏，沈腰潘鬓消磨。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破阵子》）
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浪淘沙令•帘外雨潺潺》）
亭前春逐红英尽，舞态徘徊，细雨霏微，不放双眉时暂开。绿窗冷静芳音断，香印成灰，可奈情怀，欲睡朦胧入梦来。（《采桑子•亭前春逐红英尽》）
所谓忏悔，佛教名词，原意指人们向外吐露和检讨自己的过错。请求原谅和宽恕。佛教将此作为修心的方法。〔13〕“忏悔本是人类基于对原罪的恐惧和对天国的向往而产生的一种神圣的宗教情结。……作为人之心灵的一种活动，忏悔是主体内省和反思之后多自我进行谴责与否定，体现着人希望超越自我的内在渴求。”〔14〕而我们认为，李煜词中的忏悔意识除了具有这种“神圣的宗教情结外”，更多还是对自我的内省和反思之后的自责与否定。
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之后，便逐渐成为中国宗教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提倡全部身心的爱，即一种民胞物与的“博爱”，提倡主动地为善，给所有有感觉的生物带来忍耐和同情，仁慈和友善，不带个人恩怨，不心萦俗世万物，即应具有广博的同情心和关怀他人的善意。南唐先主李昪，中主李璟都喜浮屠，而到后主李煜时则受佛教影响更深，并不惜财力扶持佛教，大兴庙宇。据陆游《南唐书》十八卷《浮屠列传》载：“后主时，宫中造佛寺十余，出余钱募民及道士为僧。都城至万僧。”马令《南唐书》卷五也载，煜三十四岁时，命境内修佛寺，又于禁中广署僧尼精舍，多聚徒众。与后（大周后）顶僧伽帽，衣袈裟，诵佛经，拜跪顿颡至为瘤赘。由是建康城中僧徒迨至数千，给廪米缗帛以供之。可见后主与佛教的关系有多密切。后主之所以如此迷信佛屠，其主要原因有二：其一，受家庭环境的影响至深。南唐自先主始就崇信佛法，包括煜母钟氏也同样迷信佛教。后主可谓耳濡目染，岂有不信之理。其二，从后主的经历来看，虽“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童年过着优裕无忧的皇家贵族生活，但由于其儒雅懦弱的性格，敏感而脆弱的心灵所致，以及亲眼目睹宫廷的变故，后期又饱受丧妻失子的深悲巨痛，尤其是南唐国势的岌岌可危，而他又回天乏力，也从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他自内心深处便异常渴望寻求心灵的慰藉和精神的寄托。佛教所阐释的教义佛理正好迎合了他内心的需要。因此，他愈是信仰得深切，他就愈是忏悔自己的行为，也就越需要向外吐露和检讨自己的过错。而在被俘入宋后，从帝王到囚徒，再没有了“一曲清歌，暂引樱桃破”的欢悦，也没有了“金炉次第添香兽，红锦地衣随步皱”的享受。甚至连作为一个普通人的基本的生存权利也丧失殆尽。在剥去帝王的辉煌外衣之后，他作为一个有血有肉和七情六欲的普通“人”，自然渴望自由，希望保持人的基本的尊严和人格，但“违命侯”的极具凌辱性的封号却始终笼罩在他头上，于是只有在词中顽强地抗争，通过词来表达其对故国的怀念和对现世的感慨以及对自己曾经的作为与不作为的忏悔。于是有了“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一旦归为臣虏，沈腰潘鬓消磨。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的悲凉和悔恨；有了“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的哀伤。在被俘入宋的途中，他还写下了凄凉的七言：“江南江北旧家乡，三十年来梦一场。”以至于他在给金陵旧宫人的信中写道：“此中日夕只以眼泪洗面。”还发出了这样的哀叹：“当时悔杀了潘佑李平”。
南唐国在其手中转眼便灰飞湮灭了，南唐的老百姓也随之惨遭宋的践踏和蹂躏。据史料载，后主在入宋前曾向宋提出不要屠杀金陵的百姓，但这一切自是徒劳。于是，对国灭家破的痛悼，对南唐百姓背负的罪恶感以及曾枉杀大臣的悔恨再次渗透到他的内心世界，他终于醒悟：“玉树琼枝作烟萝，几曾识干戈”可以设想当时李后主悔恨交加又无回天之力的苦恨惆怅，还好，他从书画、诗词和参悟佛法中暂时得到了一丝心灵的平衡与慰藉，寻得了一块短暂而又狭小的憩息地。
《金刚经》云：“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当作如是观。”而李煜有“往事已成空，还如一梦中。”（《子夜歌》）他真可谓参透了世俗人生。在此还需要指出的是，李煜词中的悲苦与忧患，忏悔与痛悼，并不是截然明朗地分离的，而更多的词作则是相互渗透，体现了词人对人生独特的理解与复杂的情感世界。例如，对“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一句，其内涵就不应作单一的解读。
三
我们知道，身世和心灵的悲苦往往能刺激人们对造成悲苦的原因进行深入而细致的反思，以激发人们去努力营建更加美好的生活的绿洲；而忧患与忏悔则往往使人们的心灵得到净化并最终趋向纯洁和高尚，亦能时时警醒自身的弱点和错误，并向着更加光明和有意义的人生道路前行。因此，我想说，无论是帝王将相，还是布衣黎民，悲苦也好，忧患也罢，忏悔和痛悼紧紧充塞，并能永远铭记历史，不忘记昨天，那么我们就可凝聚成一股强劲的民族之魂。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就是在经过了这样的痛苦的煎熬和锤炼中得以推进的。也许我们研究李煜词中的悲苦、忧患和忏悔意识，其最终意义正在于此。
当然，我们也知道，南唐后主李煜虽然在艺术的领域取得了较高的成就，尤其词作更是成为南唐词的杰出代表，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李煜作为南唐国的皇帝，毕竟是异常失败的。虽然就当时客观的形势而言，南唐的灭亡已是大势所趋，然而他采取的消极避世的态度，必然又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南唐国的灭亡。因此，当我们在看到忧患与悲苦，忏悔与痛悼的积极意义的同时，也不能忽略了其消极的影响，我们更应该倡导一种健康而理性的人生，以一种蓬勃向上饱满刚健的精神状态去应对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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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家庭出身，使他文采风流，且极为重视文化教育和艺术熏陶，在位其他大力发展江南的文教，促进文化发展。期间他事业顺利，爱情甜蜜，骄傲与喜悦之情流露在他的诗词中，辞藻华丽，情意缠绵。
亡国之后，他寄人篱下，饱尝屈辱，妻子还被赵光义这个小人凌辱，却又没有勇气自杀殉国，内心无比煎熬。这种心理落差使他情绪激荡，使他的诗词充满离愁别绪，亡国之痛，感情真挚动人。词锋境界束缚，超凡脱俗，达到大成。
可惜他实在命运多舛，在重情重义宽厚仁爱的宋太祖时他仍然可以活命，在卑鄙小人赵光义上台后，他就因为自己的名作《虞美人》而被逼服毒自尽，结束自己的悲歌。他的皇后随即也自尽殉夫。
李煜，天生的艺术大师，风流倜傥，宽仁厚道，只是可惜无阴狠毒辣之心却阴差阳错成为弱国皇帝，终不免亡国之痛。这种痛苦使他的诗词超凡脱俗，自成一家，名垂千古。又终因为他的诗词而被杀，以生命殉诗词，可谓“词中之帝”也。
这不能说啊，就像《红与黑》里说，性格决定命运，李煜的性格注定他当不成一个伟大的皇帝，但他在文学上的成就就很高。所以啦，不能说他是好的还是坏的。
一言以蔽之：词中之帝错生帝王家是个悲剧人物
李煜 五代词人。南唐国君。字重光，初名从嘉。徐州（今属江苏）人，一说湖州（今属浙江）人。建隆二年（961）继位，史称后主。38岁时，宋师长驱渡江，迫围金陵，明年城陷降宋，被俘至汴京，封为右千牛卫上将军、违命侯。后被宋太宗赵光义毒死。
南唐在中主后期，已称臣于宋。李煜在位时，一直卑屈事宋，岁时贡献，府藏为之空竭。但他仍不思振作，浮华奢侈，迷信佛教，终于为宋所灭。他在政治上是庸驽无能的皇帝，却具有多方面的艺术才能，工书法、善绘画、精通音律，诗、文均有一定的造诣，词的成就尤高。
李煜墨迹
李煜的词，可以分为前后两期，以宋太祖开宝八年（975） 他降宋时作为界线。前期的词已表现出他非凡的才华和出色的技巧，但题材较窄，主要反映宫廷生活与男女情爱，如〔玉楼春〕“晚妆初了明肌雪”、〔喜迁莺〕“晓月坠”、“宿云微”、〔一斛珠〕“晚妆初过”、〔菩萨蛮〕“花明月暗飞轻雾”等；也有写离别相思的作品如〔清平乐〕“别来春半”等，写景抒情，融成一片，比较健康可读。到了后期，李煜由小皇帝变为囚徒。“屈辱的生活，亡国的深痛，往事的追忆，何时了”、〔浪淘沙〕“帘外雨潺潺”、〔乌夜啼〕“林花谢了春红”、“无言独上西楼“等是他后期的代表作，主要抒写自己凭栏远望、梦里重归的情景，表达了对“故国”、“往事”的无限留恋，抒发了明知时不再来而心终不死的感慨，艺术上达到很高的境界。
李煜的词，继承了晚唐以来温庭筠、韦庄等花间词人的传统，又受冯延巳等的影响，将词的创作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其主要成就表现在：
①扩大了词的表现领域。在李煜之前，词以艳情为主，内容浅薄，即使寄寓一点怀抱，也大都用比兴手法，隐而不露。而李煜词中多数作品则直抒胸臆，倾吐身世家国之感，情真语挚。所以王国维说：“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人间词话》）
②具有较高的概括性。李煜的词，往往通过具体可感的个性形象来反映现实生活中具有一般意义的某种境界。“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虞美人〕）、“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浪淘沙〕）、“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乌夜啼〕）、“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清平乐〕）等名句，深刻而生动地写出了人生悲欢离合之情，引起后世许多读者的共鸣。
③语言自然、精炼而又富有表现力。他的词不镂金错彩，而文采动人；不隐约其词，却又情味隽永；形成既清新流丽又婉曲深致的艺术特色。
④在风格上有独创性。《花间集》和南唐词，一般以委婉密丽见长，而李煜则出之以疏宕。如〔玉楼春〕的“豪宕”，〔乌夜啼〕的“濡染大笔”，〔浪淘沙〕的“雄奇幽怨，乃兼二雄”（俱见谭献《复堂词话》），〔虞美人〕的自然奔放，“如生马驹不受控捉”（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兼有刚柔之美，确是不同于一般婉约之作，在晚唐五代词中别树一帜。正如纳兰性德所说：“花间之词，如古玉器，贵重而不适用，宋词适用而少质重，李后主兼有其美，饶烟水迷离之致。”（《渌水亭杂说》）
李煜诗、文、词以及书、画创作均富，他的旧臣说他有《文集》30卷及“杂说”百篇。《郡斋读书志》载《李煜集》10卷，《宋史•艺文志》也载《南唐李后主集》10卷，均佚。《直斋书录解题》中载《南唐二主词》1卷，现能见到的有明万历四十八年（1620）墨华斋本，录李煜词34首，其中《望江南》一首可分为二首。后清代邵长光又录得 1首，近代王国维为《南唐二主词》补遗，增加了9首，不过其中有问题的似不少。据近代多数学者的意见，能确定为李煜词的不过32首。其词集注本有清刘继增的《南唐二主词笺》、近人唐圭璋的《南唐二主词汇笺》、王仲闻的《南唐二主词校订》等。事迹见《新五代史》、《宋史》及马令、陆游二家《南唐书》，今人夏承焘《南唐二主年谱》。
（一）李煜词中的悲苦与忧患
所谓悲苦，据佛教典籍载，佛祖释迦牟尼端坐菩提树下悟出佛理，即成为佛教基本教义的“四谛”“十二因缘”。而“四谛”之首即为“苦谛”，认为世俗世界的一切其本性均是“苦”。认真考察，自有人类以来，人们为抵御自然，获得生存的基本权利就不断地在与自然进行对抗和斗争，就生命个体而言，则是由于自身心灵的困惑、烦恼、挣扎、现实与理想之间不可调和的差距所致，所谓“生老病死爱别离苦”，“求不得苦”即人们有所欲求而得不到满足的痛苦。而李煜的个性、气质、信仰、追求以及登帝后所必须面对的现实和担当的责任无疑更加剧了其生命意识的悲剧色彩，并随之渗透到他的词作中。
对于忧患，徐复观先生曾指出，忧患是因当事者发现了得失成败与自身行为的密切关系，及当事者在行为上所应负的责任。忧患正是这种责任感下要以己力突破困难而尚未突破时的心理状态。所以忧患意识乃是人类精神开始直接对事物发生责任感的表现，也即精神上开始人的自觉的表现。〔6〕而中国的知识分子自古就有学而终为治国安家平天下的济世宏愿。因而对自身（“小我”）的关注就相对淡漠，而更强调追求实现国家民族的宏大伟业（也即“大我”）。这种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增强的自觉与未能真正参与其中去实现理想的巨大的心理落差又进一步加剧了其忧患心理。纵观中国文化思想史，忧患意识几乎代表了中国圣哲志士的共同心理，并逐渐积淀为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道德意识和文化情结。正可谓忧患的心态始终“笼罩着中国思想者，弥漫了整个中国文化史。”〔7〕李后主作为其中的个体自然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又因其独特的地位，即作为一国的领袖人物，他所担当的重任要求他时刻以国家黎民为己任，而对他自身的个性而言，这种太过沉重的担当无疑又是超负荷的。这就决定了他矛盾彷徨、忧郁悲苦的思想情态，而词则成为他用以宣泄寄托这种情绪的最佳载体。
论述后主词中的悲苦与忧患，人们大多只看到了后期（亡国后）而常常忽略了前期的作品。其实，这一意识在李的前后期作品中都可以寻觅到。但众多的词学理论家习惯将李煜的生平分为两个（亡国前后）或三个时期（从其出生公元937——961年即位；962——975年，即从即位到其39岁亡国降宋；976——978年亡国入宋至去世。）〔8〕（P369）由此，便将后主词的写作时间作了一个主观的假设推定，即凡是表现悲愁哀苦主题的便被冠以李煜亡国后所作，而将那些描写宫廷生活、少女伤怀等内容的作品一概视作李煜前期的作品，即亡国前的作品，甚而由此得出，他前期的作品表现的是帝王奢侈糜烂的生活，大多格调不高；而亡国之后的作品由于受生活的影响，国破家亡的重创，思想有了较大的转变，体现了高超的艺术技巧和深刻的思想主题。
在此需要指出的是，对李煜生平进行分期，再在这一分期的基础上对其作品进行研究，确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其一，通过这样的分期能够使研究者和一般读者从宏观上对后主词作有一个清晰的脉络；其二，便于凸现不同时期，后主不同的思想情态以及对其创作的影响；其三，通过分期还能相对完整地构架一个研究体系，从而使以后的研究能够在这样的框架下顺利展开，能够将复杂，凌乱的问题系统化简略化，更便于研究。但是，这样的分期和研究也存有一些有待探讨的问题。例如，因为有了这样的分期概念，容易给研究造成一种思维定势。用作品内容去还原写作时间，或者用写作时间去解读作品。这样必然会缩小作品的阐释空间，甚而遮蔽住作品的思想意义。以下作一简要分析。
以作者的身世阅历及所处的历史时期不同来研究作品，作为一种研究考证方法原本并无大错，但是若将一些主观的推定当作客观的前提，再在这个前提下去作出分析判断，必然会带来对作者和作品的误读。举个简单的例子：“1+9=10”于是因为要得到“10”这一结果就认为必然是“1+9”，而想不到“2+8”，“6+4”等，这不是很违反逻辑的吗？词学研究尤其不能这样。词作为文学艺术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理应有更加广阔自由的意义阐释空间。而在李词中，若将那些明白无误的词看作是亡国后所作，也许有较大的合理性，也符合后主在特定时期的思想状态。如：
多少恨，昨夜梦魂中：还似旧时游上苑，车如流水马如龙，花月正春风。（《望江南•多少恨》）
多少泪，断脸复横颐。心事莫将和泪说，凤笙休向泪时吹，肠断更无疑。（《望江南•多少泪》）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9〕
这些词作文字明白，意蕴显露，无多少隐晦之处，可谓“亡国之音哀以思也！”，将其归为亡国后的作品，符合常理。而另一些词却不尽然，但因为词学研究者心中早有了975年南唐灭亡，后主被俘入宋这样一个既定事实，因而便将一部分意含模糊，可阐释空间相对较大较宽的词也归为南唐灭亡后所作。如：
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胭脂泪，相留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乌夜啼•林花谢了春红》）
往事只堪哀，对景难排。秋风庭院藓侵阶，一行珠帘闲不卷，终日谁来。
金锁已沈埋，壮气蒿莱。晚凉天静月华开，想得玉楼瑶殿影，空照秦淮。（《浪淘沙》）
昨夜风兼雨，帘帏飒飒秋声。烛残漏断频欹枕，起坐不能平。世事漫随流水，算来梦里浮生。醉乡路稳宜频到，此外不堪行。（《乌夜啼•昨夜风兼雨》）
从以上所引词作中，我们可以看出，虽然词中都毫无疑问地贯穿了“愁”“悲”哀怨的情结，并在词中用凋谢的“林花”，悲飒的“秋风”，即将燃尽的“残烛”以及“醉酒”等来表达词人的愁苦情绪，但我们以为，并不能就此判断这些词作为亡国后所作。其实，由于李煜自幼天性儒雅懦弱，“为人仁惠，有慧性。雅善属文，工书画，知音律，广额丰颊，骈齿，一目重瞳子。”〔10〕（P362）这样的外貌被古人认为是大贵之相，故遭其兄文献太子妒忌。从嘉（煜）为避祸，“惟覃思经籍，不问政事。”后又目睹其兄为争皇位将其叔毒死的惨剧，这些经历无疑给他年幼而又具有艺术家特质的敏感心灵蒙上了一层挥之不去的阴影，以至后来他对佛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经常到佛堂听经，以此寻求心灵的慰藉和精神的寄托。据此，我们可以推定，根据其性格内敛、忧郁敏感的特点，这些词作为他早期创作也是完全有可能的，而且更符合他早期思想发展的轨迹，也更能凸现后主的人生阅历和性格特征。由此，对其词我们可以阐释的空间更大。因此，我们说，其实悲苦、忧患、忏悔与痛悼贯穿了后主的一生。
许凌云先生说过：“人类总是在迎接自然、社会、人生的各种挑战，经受千难万险的考验，才赢得发展和进步，没有忧患，没有追求，就没有前进的动力。中华民族具有深刻的历史意识，其忧患意识源远流长。它从古到今连绵不断，并逐渐积淀到民族心理的深层，演化为古代文化的一种普遍品格，成为中国人民，特别是其中知识阶层的一种优良品格。”而“忧患也往往产生于国势衰微，民生涂炭的多事之秋。”〔11〕
这也证明了李煜词中的忧患和悲苦，一方面是后主的个性使然；而另一方面更重要的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孕育和滋养。可以说，即使李煜不在阴差阳错中成为受尽欺凌的国君，忧患与悲苦也同样会成为其作为知识阶层一员的“一种优良传统”。而南唐国渐趋衰弱的国势，政治统治岌岌可危，民生涂炭，社会凋敝的惨景，更成为李煜词忧患悲苦的又一源头。
试以上文所引《乌夜啼•林花谢了春红》和《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二词来看。
对《乌夜啼》一首，叶嘉莹先生指出：“从‘林花’着笔，却写尽了天下有生之物所共有的一种生命的悲哀。”“能自花落风雨达到外表现象，而直入地体验了生命之无常与挫伤的悲苦。”〔12〕（P110，112）而《虞美人》一词则被先生誉为“把天下人一网打尽的好词。”仅仅“春花秋月”四字就写出了宇宙的永恒与无常。用一个“何时了”作问，表明了他对这一永恒的不理解。他不知道这种人生何时是一个终结。宇宙的永恒实在是一个哲学问题，但敏感的李煜凭直觉感受到了。“往事知多少”又正如他在另一首词中所悲叹的“往事已成空，还如一梦中”一样写出了人生如梦，往事成空的悲哀。国破家亡，明月无殊，江山易主，“多少离愁别恨尽上心头。”
“最优美的诗篇都饱含眼泪。”（法国•缪塞语）而眼泪来自于心灵的挚爱和巨大的悲痛。挚爱是他包容宇宙人生的“赤子之心”，悲痛则是对国家、民族本该担当而不能担当的深哀巨痛，这种悲哀正表现了“一种人生的忧患”。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更为公允、准确地评价后主，并未如原有研究所描述的那样，南唐灭亡以前，他过着无忧无虑奢侈豪华的生活，南唐灭亡后，其思想品位才得到升华，写出了大量较有思想性的诗篇。其实，在其短短的四十二载人生生涯中，悲苦，忧患始终伴随着他，在他心中满是挥之不去的无奈与惆怅，他即便是在安稳的宫廷生活中，也时时在其词作中表现出了他惯有的空廖和寂寞。
（二）李煜词中的忏悔与痛悼
后主虽未遁入空门，却早已被佛家思想所浸淫，从而与佛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其词中有这样的一些句子总是表达了作者的某种思想境界和某种具有较强宗教感的哲学思想和心灵感悟。如“一壶酒，一竿身，世上如侬有几人。”“世事漫随流水，算来一梦浮生。”“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人生愁恨何能免，销魂独我情何限。”而在另一些词作中，则表现了对国破家亡深深的忏悔和痛悼思想。如：
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凤阁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作烟萝，几曾识干戈。一旦归为臣虏，沈腰潘鬓消磨。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破阵子》）
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浪淘沙令•帘外雨潺潺》）
亭前春逐红英尽，舞态徘徊，细雨霏微，不放双眉时暂开。绿窗冷静芳音断，香印成灰，可奈情怀，欲睡朦胧入梦来。（《采桑子•亭前春逐红英尽》）
所谓忏悔，佛教名词，原意指人们向外吐露和检讨自己的过错。请求原谅和宽恕。佛教将此作为修心的方法。〔13〕“忏悔本是人类基于对原罪的恐惧和对天国的向往而产生的一种神圣的宗教情结。……作为人之心灵的一种活动，忏悔是主体内省和反思之后多自我进行谴责与否定，体现着人希望超越自我的内在渴求。”〔14〕而我们认为，李煜词中的忏悔意识除了具有这种“神圣的宗教情结外”，更多还是对自我的内省和反思之后的自责与否定。
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之后，便逐渐成为中国宗教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提倡全部身心的爱，即一种民胞物与的“博爱”，提倡主动地为善，给所有有感觉的生物带来忍耐和同情，仁慈和友善，不带个人恩怨，不心萦俗世万物，即应具有广博的同情心和关怀他人的善意。南唐先主李昪，中主李璟都喜浮屠，而到后主李煜时则受佛教影响更深，并不惜财力扶持佛教，大兴庙宇。据陆游《南唐书》十八卷《浮屠列传》载：“后主时，宫中造佛寺十余，出余钱募民及道士为僧。都城至万僧。”马令《南唐书》卷五也载，煜三十四岁时，命境内修佛寺，又于禁中广署僧尼精舍，多聚徒众。与后（大周后）顶僧伽帽，衣袈裟，诵佛经，拜跪顿颡至为瘤赘。由是建康城中僧徒迨至数千，给廪米缗帛以供之。可见后主与佛教的关系有多密切。后主之所以如此迷信佛屠，其主要原因有二：其一，受家庭环境的影响至深。南唐自先主始就崇信佛法，包括煜母钟氏也同样迷信佛教。后主可谓耳濡目染，岂有不信之理。其二，从后主的经历来看，虽“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童年过着优裕无忧的皇家贵族生活，但由于其儒雅懦弱的性格，敏感而脆弱的心灵所致，以及亲眼目睹宫廷的变故，后期又饱受丧妻失子的深悲巨痛，尤其是南唐国势的岌岌可危，而他又回天乏力，也从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他自内心深处便异常渴望寻求心灵的慰藉和精神的寄托。佛教所阐释的教义佛理正好迎合了他内心的需要。因此，他愈是信仰得深切，他就愈是忏悔自己的行为，也就越需要向外吐露和检讨自己的过错。而在被俘入宋后，从帝王到囚徒，再没有了“一曲清歌，暂引樱桃破”的欢悦，也没有了“金炉次第添香兽，红锦地衣随步皱”的享受。甚至连作为一个普通人的基本的生存权利也丧失殆尽。在剥去帝王的辉煌外衣之后，他作为一个有血有肉和七情六欲的普通“人”，自然渴望自由，希望保持人的基本的尊严和人格，但“违命侯”的极具凌辱性的封号却始终笼罩在他头上，于是只有在词中顽强地抗争，通过词来表达其对故国的怀念和对现世的感慨以及对自己曾经的作为与不作为的忏悔。于是有了“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一旦归为臣虏，沈腰潘鬓消磨。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的悲凉和悔恨；有了“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的哀伤。在被俘入宋的途中，他还写下了凄凉的七言：“江南江北旧家乡，三十年来梦一场。”以至于他在给金陵旧宫人的信中写道：“此中日夕只以眼泪洗面。”还发出了这样的哀叹：“当时悔杀了潘佑李平”。
南唐国在其手中转眼便灰飞湮灭了，南唐的老百姓也随之惨遭宋的践踏和蹂躏。据史料载，后主在入宋前曾向宋提出不要屠杀金陵的百姓，但这一切自是徒劳。于是，对国灭家破的痛悼，对南唐百姓背负的罪恶感以及曾枉杀大臣的悔恨再次渗透到他的内心世界，他终于醒悟：“玉树琼枝作烟萝，几曾识干戈”可以设想当时李后主悔恨交加又无回天之力的苦恨惆怅，还好，他从书画、诗词和参悟佛法中暂时得到了一丝心灵的平衡与慰藉，寻得了一块短暂而又狭小的憩息地。
《金刚经》云：“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当作如是观。”而李煜有“往事已成空，还如一梦中。”（《子夜歌》）他真可谓参透了世俗人生。在此还需要指出的是，李煜词中的悲苦与忧患，忏悔与痛悼，并不是截然明朗地分离的，而更多的词作则是相互渗透，体现了词人对人生独特的理解与复杂的情感世界。例如，对“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一句，其内涵就不应作单一的解读。
三
我们知道，身世和心灵的悲苦往往能刺激人们对造成悲苦的原因进行深入而细致的反思，以激发人们去努力营建更加美好的生活的绿洲；而忧患与忏悔则往往使人们的心灵得到净化并最终趋向纯洁和高尚，亦能时时警醒自身的弱点和错误，并向着更加光明和有意义的人生道路前行。因此，我想说，无论是帝王将相，还是布衣黎民，悲苦也好，忧患也罢，忏悔和痛悼紧紧充塞，并能永远铭记历史，不忘记昨天，那么我们就可凝聚成一股强劲的民族之魂。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就是在经过了这样的痛苦的煎熬和锤炼中得以推进的。也许我们研究李煜词中的悲苦、忧患和忏悔意识，其最终意义正在于此。
当然，我们也知道，南唐后主李煜虽然在艺术的领域取得了较高的成就，尤其词作更是成为南唐词的杰出代表，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李煜作为南唐国的皇帝，毕竟是异常失败的。虽然就当时客观的形势而言，南唐的灭亡已是大势所趋，然而他采取的消极避世的态度，必然又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南唐国的灭亡。因此，当我们在看到忧患与悲苦，忏悔与痛悼的积极意义的同时，也不能忽略了其消极的影响，我们更应该倡导一种健康而理性的人生，以一种蓬勃向上饱满刚健的精神状态去应对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