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苏轼楷书题林逋自书诗卷的历史背景 文学这两个字的的楷书怎么写
正确书名是：《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
《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上编第1册)共分上、中、下三编,共六册。选编了先秦部分的国风、小雅、大雅、周颂等诗经二十五首;尚书、左传、国语、战国策等散文二十二篇;论语、孟子、荀子、墨子、庄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诸子散文二十二篇;屈原、宋玉、荀卿等辞赋十二篇和山海经神话四则。秦汉部分(一)有:辞赋七篇,诗歌三十八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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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生性旷达、率真，且特至情至性，言“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然他也自言“余性不慎言语，与人无亲疏，辄输写肺腑，有所不尽，如茹物不下，必吐之乃已，而人或记疏以为怨咎……”苏轼在政治上遭受的最大重创则是卷入了“乌台诗案”而被贬黄州。
由于苏轼政治上的保守与王安石的变法主张不合，而被归入“元祐党人”之列，从此他的政治生涯就没再平坦过。不要说政敌王安石，就连他过去的好友、时为权相的章惇（字子厚），还有老朋友林希，也变着法子迫害、打击他，起草谪轼制词，极诋毁之能事。然苏轼不计较这些，依然我行我素，仁心宽厚。当晚年王安石失意病老时，苏轼怀着惺惺相惜的心情，也出于对王安石才华的欣赏，到金陵去拜访。王安石极为感动，作诗相赠。苏轼也和诗王安石：“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两个才华不凡的人到了失意的时候走到了一起，诗歌唱和，读来颇觉感动。相比之下，章惇则是一副小人嘴脸了。传章惇对自己的书法相当自负，自谓“墨禅”（《梦溪笔谈·补谈》）。有记载说他日临《兰亭》一本，轼闻之颇为不屑，说“临摹者非自得，章七终不高尔”。又传章惇出生时父母不想要他，想把他放在水盆中溺死，后被人救起。轼有赠诗“方丈仙人出渺茫，高情尤爱水云乡”之句，章认为轼在有意嘲讽自己，因而很不高兴。章、苏交恶，错不在苏而在章。章惇素来心高气傲，不甘居人下，遇到东坡，可算是撞上了他“五百年前孽冤”。论才学，苏轼远远在章之上，章欲与他一较高低，几乎不可能，因而难免妒火中烧，时刻有控制不住往轼身上狠狠踩一脚的欲望。
苏轼生性旷达，虽屡遭贬谪，仍能忘怀得失，寄情山水，追求内心世界的精神自由。他的诗文书画在逆境中更为精进了，既写出了苏轼一向崇信佛教，与僧人交往密切，又熟读各种佛经，深通佛理，因而佛教思想给予他的创作许多的启示”。刘石《苏轼创作中与佛禅有关的几个问题》（《贵州社会科学》1992年第3期）从佛禅典故、佛禅用语、禅意表现等三个方面论述苏轼诗文善用禅典、禅语表现禅境的特色。高林广《浅论禅宗美学对苏轼艺术创作的影响》（《内蒙古师院学报》1993年第1期）从思维特点、审美态度及审美方式等诸方面初步考察了禅宗美学对苏轼艺术创作的影响。禅宗美学反理性的思维特点为苏轼所援引，这使他的一部分作品充分强调了个体情感的抒发和文学真正内涵的审度：禅宗美学超功利的审美态度反映在苏轼的作品中便集中体现为一种超然精神，因而造就了其创作或主淡泊或主豪猛的多方面的风格特点；苏轼援引禅宗美学“见象而离相”审美方式的直接结果是形成了其以寓意于物而又不滞于物为主要特征的诗境特点。与之相反，齐文榜《东坡词风与释道思想》（《河南大学学报》1993年第2期）认为，释道思想使东坡词的一些豪放之作蒙上了一层虚无的色彩，其由积极用世转向佛老思想的大转折，反映到创作上便出现了词风的巨大变化，代之以豪放与旷达相兼以及旷达飘逸的作品。覃召文《佛之梦魇与禅之忧伤——岭南时期苏轼的禅佛情结》（《文史知识》1996年第6期）认为：“苏轼的人格不是单一的旷达，其心中也潜藏着深深的忧伤”，并且“成了后期，特别是岭南时期苏轼人格的主导方面”，追求其深层原因，是“苏轼的禅佛信仰与自我实现的要求剧烈冲突所致”，“苏轼的禅佛信仰不仅奠定了其后期诗文的感伤主义基调，也重铸了他自己的人格”，从比喻的意义上来说，此期的苏轼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称得上是禅佛思想的牺牲品。
“欲把西湖比西子”等著名诗句，又写出了“白露横江”、“清风徐来”、“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的名篇《前赤壁赋》，“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豪放之词《赤壁怀古》和“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的《中秋》等脍炙人口的千古名篇，还有被认为是中国书法艺术上千古绝唱的《黄州寒食诗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