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语法的发展史 汉语的发展史 汉语的历史时期如何划分
中国汉语发展史(2008-08-23 11:06:56)标签：河洛话 客家方言 北方方言 唐音 中国古汉语 雅言 日语 杂谈
正宗的古汉语
中国2支正统汉语的一支是闽南语原名河洛话，另一支是客家话。
上海话归属的吴语(叫吴语不是因为原来吴国使用这个语言，而是因为现在的吴语区和原来吴国差不多)是原百越族语被河洛话影响后形成的(福州话则是从吴语里分出来的)。
而粤语，是南越族的语言被河洛话和客家语影响后形成的。
北方方言特别是北京话，则是河洛话被满语蒙语大量入侵后形成的。是最偏离古汉语的一支。
关于现在北京话（北方方言）的来源：
目前的北京话，乃是汉语在五胡乱华以后，受到北方胡人以政治、军事力量之影响与压迫而改变音调的结果。南北朝时，北朝统治者是以鲜卑语为北齐之国语，唐代以后，五代十国期间，胡人大量移居中原，北方胡汉杂处通婚以致音调、语法越变越烈。到南宋偏安时期 中原已成「胡汉语」天下，换而言之，变种汉语已成定型。辽、金、元三朝代皆以北京为国都北京官话渐渐形成。明成祖迁都北京时，北京话已成为汉语系中胡化最深的一支，后满人入关，满人虽习汉语，却使得北京话成为满大人官话，西洋人称为Mandarin ，清代汉语与唐代汉语相比亦即完全走样，音调不仅大变汉字意义亦多不同。
北方方言与北京话又有不同，音调并没有变得那么变态，没有儿话音等特征。
关于现在广东话的来源：
广东话有三大方言，粤方言、闽南方言和客家方言。先讲三大方言的来源，三大方言的来源都来源于中原的汉语，来源于河南、陕西一带的汉语，因为移民的时间、路线不同形成不同的方言。
广东说粤语的人，大部分是从陆路从河南、陕西沿着湖北、湖南、江西过来的，很多人是翻过梅岭，然后在南熊的珠玑巷，慢慢到这里来。还有跟当第地土著语言融合起来形成粤语。
讲闽南话的人也是东进，到福州然后到漳州等等。
客家人偏东一些，也是走陆路的，湖北湖南进入江西，在江西和福建、广东三省交汇的地方发展，然后到粤东北这个地区五华等地方发展。
现代粤方言：
粤语近似古汉语这表现在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在语音方面，粤语保留许多古老发音，例如粤语中“我”和“饿”两字有舌根鼻音声母 ng-（保留中古疑母的原始发音）。在声调方面，粤语完整保留中古汉语平、上、去、入各分阴阳的调类格局，而且还从阴入中衍生出一个中入调，是保留古汉语入声最为完整的语言,对于朗诵及研究中国古诗词等文学作品,起着重要的作用。粤语包含-p、-t、-k、-n、-m、-ng六种韵尾，没有北方方言所具有的卷舌音、儿化、轻声等现象(这些北方方言特征都是在中古以后发展形成的，粤语并没有跟随北方方言发生这些变化)。在词汇方面，粤语保留较多古词古义，措辞古雅。在北方方言中，这些古词已被废弃不用或很少用。如粤语中“粘”说“黐”，用“差人”来表示“警员”等等。粤语的许多词语——包括语气助词，都可以直接在古汉语的典籍中找到来源。例如广州话常于句末的语气助词“忌”（现常常被写作“嘅”），见《诗经·国风·郑风·大叔于田》“叔善射忌，又良御忌”。又如“打碥炉”（吃火锅），“碥炉”为一种古炊具；“牙烟”（即“崖烟”，意危险，古文中原意为“悬崖边的炊烟”，就是说“悬崖边的小屋”——自然就很危险了）；“濿淅”（现粤语中意为“遇到麻烦”、“麻烦”；来源于古书中形容衣衫尽湿在水中行走的声音——想象一下在水中行走的滋味，就不难发现粤语词生动）等词。在语法方面，修饰成分后置、在人名前加“阿”表示亲昵、“公鸡”倒置成“鸡公”等等，这些都是古汉语特征的遗留。
粤语中也仍然含有许多古代“南越语”的成分，主要表现在词汇方面。如在粤语中“呢”表示“这”，“唔”表示“不”，“虾”表示“欺负”，“边”表示“哪”等等。这都是“古越语”底层词的遗留。古越语底层在粤语中非常重要，若抽去则粤语会严重“残废”，无法正常实现表达和沟通的语言功能。
现代闽南方言：
闽南话最接近河洛话，最古老的话：
一、河洛话原本是商朝时的官话，商传至纣王为西方狄族(即周族)所灭，留在河洛一带的商民，上阶层者被迫迁至洛邑当奴工，营建新都成周，下阶层者被分配至卫、鲁、齐国当农奴，在东方尚存的几支顽强商族只好退回江南，利用丰富的资源发展工商业，而居东南沿海者则形成越族后裔，河洛语之口音即源于商代，读书音源自古代汉语，故河洛语应称为「商汉语」或「古汉语」此种语言乃最具汉人本色之语言。
二、闽南语的发源地是在黄河、洛水流域，俗称“河洛话”，这是因为西晋时中原一带的林、黄、陈、郑、詹、丘、何、胡八大姓为避战乱南下，在无名江边定居，并把这条江定名为“晋江”，以示不忘自己是晋朝人。这样也把河洛话带到福建，并演变为闽北、闽中和闽南三种方言语系。在闽南人移民台湾后，把闽南话带到台湾。
现代客家方言：
客家方言一般认为其是魏晋时代流传下来的，经过南北朝的发展，最终在唐代定型。由于客家人为避战乱南迁至山区，与外界交流相对较少，客家方言也因此得以较为完整地保存至今。因此，客家方言在民间也被称为"唐音"。
客家方言的发音也较为独特，有六个音调，平、入声分阴阳，上、去声不分，保留了六个古入声的韵尾。因此，一些唐代诗句用普通话读起来显得很不押韵，但用客家话读起来就顺畅得多。如"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这句古诗，斜在普通话里读"xie"，与"家"字不押韵，而客家则读"xia"。
客家话还大量地保存了古汉语的词汇。如一些名、动词的转换，一些在现代汉语中已经消失的用法，在客家方言里却仍然完好地保存着。如"吃饭"的表述，客家人仍用名词"食"表示，"吃早饭"就被称为"食朝"。
由于客家祖先有不少是两晋和唐朝时的贵族，客家方言还带有古代“雅言”的部分。
附：日语和粤语的关系
日语借汉语词的时候，有一个层次是汉代的，有一个层次是唐代的，就是这里面的两个层次，汉代的语言层次跟潮州话，刚才说魏晋南北朝汉代这个时候比较接近，然后还有一个层次读音就很像是广州话了，所以不能理解为日语跟广州话很接近，而是日语借了很多汉语的单词，可能在汉代是第一拨，然后在唐代是第二拨，这两拨就是汉音和唐音，汉音接近潮州话，唐音接近广州话。比如说“新闻”“农民”“国旗”等等，日语和广州话只是音调不同。韩国的话也是一样的，比如说“金”，但是不能因此说汕头话跟日语太接近或者说什么，只是说日语的汉语借词，某些话正好跟汕头话撞上了。到日本任何一个地方，日本说潮州话、客家话、粤语都会的话，日语很容易学会。日语越高深的，汉语越多，你越容易看懂。
你应该清楚一点：汉语（作为研究对象）的历史时期的划分依据，是现有的可资查询的历史文献（是文本，而不是语音材料，尤其是古代汉语）。汉语研究，又分为“语音（音韵）研究”、“语法研究”、“修辞研究”、“文字研究”。由于每个学者的研究的侧重点不同、看法不同，特别是对古代汉语，因此，并有一个完全统一一致的历史时期的划分标准。因此，在大体一致的状况下，存在小的差别。但有一点，大家是一致的，即：大的历史时期的划分是一致的：“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不同点主要存在于对“古代汉语”的历史时期的划分上——你只需看成是“大同小异”，有一个大体上的一致即可。不必强求所有教科书或著作上对“汉语历史分期”的表述完全一致。你只消掌握：“关于汉语历史分期主要有几家观点（分法）”即可。
语音（音韵）史研究，即按语音特点来划分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 语法（句读）史研究，即按语法特点来划分； 修辞学史研究，即按不同的修辞特点来划分； 汉语整体上的历史划分，其界限就不拿了清晰了，是综合性的，但一般主要是从语法表现特点的角度来划分的。 比如， 1、语音史研究： 汉语语音的发展历史可以分为四个时期：上古音指先秦两汉时期的语音，以《诗经》音系为代表。研究这一时期的语音状况的学科为古音学。中古音指六朝至唐宋时期的语音，以《切韵》音系为代表，研究这一时期的语音状况的学科为今音学。近古音指元明清时期的语音，以《中原音韵》为代表。研究《中原音韵》所反映的北方话音系，是北音学。现代音指现代的语音，以现代普通话音系为代表。 2、语法（句读）研究 有的学者这样划分：“汉语语法研究的四个历史时期分别是:问世前的萌芽期、问世后的模仿期以及后来的革新期与大发展时期.” 句读研究则分为：“先秦时期”、“汉唐时期”、“宋元时期”、“明清时期”。 以我的观点，上古汉语 主要应指“先秦”，应包括秦，而不包括汉代。因为“秦”，世祚仅15年，而15年很短，在语言上表现不出什么时代特点来。
语法是语言中最稳定的部分，它比语音、词汇变化都慢。语言的稳固性主要是由语法的稳固性所决定的。但语法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只是处于缓慢的演变之中。现代语言的语法结构是千百年发展过程逐步演变的结果。
一 组合规则的发展
主要表现在语序的变化。以汉语为例，从古代汉语发展到现代汉语，语序上曾发生过几次重大的变化。如在上古汉语中，疑问代词作宾语和人称代词在否定句中作宾语，它们的位置都在动词前：
①吾谁欺？欺天乎？（《论语.子罕》）
②我无尔诈, 尔无我虞。（《左传.宣公十五年》）
自汉以后，这种前置的代词宾语才逐渐移到动词后面来，跟“动－宾”的基本格式取得一致。如：
③莫知我夫。（《史论.孔子世家》）
④出户独徘徊，愁丝当告谁？（《明月何皎皎》）
这种宾语前置现象现还保留在一些合成词的结构中，如自救、自杀、自信、自夸等。
汉语偏正结构在定型之前，很可能有过“正偏”“偏正”并存的阶段，根据是现代汉语中有一种“小名+大名”的偏正式复合词，如“松树”、“桃花”、“上海市”等，但在上古汉语中却有一种与之相反的语序，即“大名+小名”的类型，如甲骨卜辞中的“丘商”，《左传》中的“丘舆”、“城濮”等。
五四之后，出现的欧化句式，有前正后偏的现象。
二 聚合规则的发展
主要表现为形态的改变，语法范畴的消长和词类的发展。
1 形态的改变，语法范畴的消长
原始印欧语形态极为丰富，据拟测，名词有三个性、三个数、八个格的变化。因而有性数格的语法范畴。而现在的英语，名词“性”的范畴已消失，“数”的范畴只有单复数的对立，双数已经消失；“格”只有表生物的名词还存在属格的形式“-s”，其它名词和形容词都没有格的变化了。俄语的形态变化虽然比较完整，但比起古俄语来又大为逊色，如现在俄语中双数消失了，格也只有6个。
2 词类的发展
汉语缺少形态，它的变化跟西欧语言的发展有着不同的趋势。如词类的发展；偏正语序的变更。但总的来说，汉语缺少形态，语序特别重要，欧化句式只是在汉语句法结构许可的范围内作了一些调整，并未涉及结构规则本质的变化。古今汉语的主要区别在于现代汉语句法功能较确定，词类界限比古汉语清楚：
① 古汉语的名词、形容词、数词可以做动词用，如“佗脉之”,“范增数目项王”；“衣以温肤”；“六王毕，四海一”。
② 古汉语数词可以直接修饰名词或动词，做定语或状语。如“齐人三鼓”，先秦两 汉的“一羊二牛三马”用法逐步消失。量词发达是现代汉语语法结构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又是外国人学习的难点。“一口猪”“一头牛”，为什么不能说“一口牛”？不学又无法表数。如“火柴”的量词，量词的修辞效果：“一弯新月”“一叶扁舟”
③ 出现了一些构词词缀，如前缀“阿”“老”等，后缀“子”“头”“者”等，构词词缀的产生和发展，使汉语构词增加了一种新的派生词构词法（附加法）。近代以来，为了吸收西方的科技成果，翻译西方用派生法构成的术语，汉语中又陆续增加了好些能产的构词词缀，如“-化”“-性”等。
语法组合规则和聚合规则有着密切的联系，一方面的变化可以引起另一方面的变化，如组合规则的改变可促使聚合规则的发展，表示汉语完成体的“了”，在汉魏是表“终了”“了结”的意思，是实词。在南北朝时本来存在着“动词+宾语+完成动词”的结构，如“看书尽”（《世说新语》）从南北朝到唐朝这个结构的框子没有变，“了”在这个框子里的运用逐渐占优势，逐渐代替了“尽”“毕”等其他表示完成的动词，形成了“动词+宾语+了”的固定格式。从中唐到宋代，它又随着结果补语移前的类推，由句末挪到动词和宾语之间，进一步引起结构格局的变化，至元代能和“了”字结合的动词种类和范围不断扩大，“了”已完全虚化。有人统计《西厢记》，“了”用作实词的有32例，用作虚词的共320例。组合规则的变化促进了聚合规则的变化和发展。同样，聚合规则的变化也能引起组合规则的变化和发展。
三 演变的方法
1 类推
也叫“类化”，即用某一种形式把表示同一语法意义的不同形式统一起来的过程。如在古英语中，“eye(眼睛)”的复数形式是“eyen”，“cow(母牛)”的复数形式是“kine”，由于绝大多数名词的复数形式是加词尾“-s”“es”，在类推作用下，eye、cow的复数也就分别变为eyes和cows了。
前面讲到汉语代词宾语从前置变为后置，其实也是类推的结果。在古汉语中，“动-宾”组合格式占优势，而“宾-动”的出现是有条件的，由于“动-宾”的类推作用，现在宾语一般放在动词后面了。
类推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它可以使一些不规则的形式规则化。如英语动词的过去时和过去分词存在着许多不规则的变化，由于类推的作用，有些被拉入规则的行列，或出现规则和不规则并存的局面。当然，类推与不规则形式的斗争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谁胜谁负，还要看力量的对比。
2 异化
即原来用同一种手段表示不同的语法意义，后来为了互相区别而改用不同的手段。在汉语发展史上，曾运用改变声调的办法来区别同一个词的不同语法意义。如“妻”，“妇与夫齐者也”，名词，平声。“以女妻人”，动词，去声。“好”，“美也”，形容词，上声。“爱好”，动词，去声。现代汉语已不再用这种方法来区分不同的词性了，但运用异化的法则仍不乏其例。如汉语“和、跟、同、与”，原来都既是连词，又是介词，有时容易引起歧义。现在书面语已有了分工：“和、与”专做连词用，“跟、同”专做介词用。如“我国根据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原则，同其他国家建立和发展外交关系。”
汉语的发展史
汉魏以后，由于反切的应用，学者们渐渐意识到汉语的语音构成中有声调这一因素不过把中古汉语声调正确地归为四类，是到了齐、粱的时候才完成的。当时由于四声初发现，了解的人还很少。梁武帝（萧衍）是一个有文化的人，还问什么是四声，就是一个证明。直到陆法言《切韵》一书出来，把比较重要的汉字的声调全部确定之后，四声的知识才逐渐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掌握。
中古汉语有四个声调，因为史有明文，而《切韵》一书又为我们提供了完整而确切的资料，所以是十分可靠的。至于上古汉语有没有声调，如果有的话，有几个声调，由于文献不足，比较难以确定。自清初以来几百年间学者们有种种不同的意见。有人认为上古声调不太固定；有人认为上古声调的类别比中古的要少，比如有平、上、入而无去，或有平、上、去而无入，等等；有人认为上古声调和中古声调基本相同，只是在个别字上有差别。在这些意见k中,我们觉得最后一种意见根据比较充分，因为它和上古韵文的押韵情况基本相符。
从《诗经》和《楚辞》的押韵情况看，在中古属于某一声调的字老是在一块儿押韵，而不搀杂中古其它声调字。这在那些用韵较多的长诗章里，犹为明显。比如有连押七字乃至十字而不改调的：
《诗经.公刘.一章》押：康疆仓粮囊光张扬行
《诗经.七月.五章》押：股羽野宇户下鼠户子处
《楚辞.九辨》押：带介慨迈秽败昧
《诗经.(bì)宫.九章》押：柏度尺(xì)硕奕作若
第一例全押中古平声，第二例全押中古上声，第三例全押中古去声，第四例全押中古入声。上古声调如果不是和中古的相同，似乎不可能出现这类押韵现象。另外，《诗经》里有些诗每章一韵，而一韵一个声调。比如《召南.（biào）有梅》：
一章 押：七吉（入声）
二章 押：三今（平声）
三章 押：(jì)谓（去声）
这也清楚地表明上古有和中古相同的四个调类。
至于每个声调里的字上古和中古有个别的不同，也可以从《诗经》的押韵里得到证明。比如“庆”字中古在去声一类，可是在《诗经》押韵里它出现七次全部和平声字相押，说明在上古属于平声一类；“享”字中古在上声一类，可是在《诗经》押韵里它出现六次，全都和平声字相押，说明它在上古也属于平声一类；等等。
可见从上古韵文的押韵情况来看，说上古和中古一样，也有四个声调，只是在个别字的归类上与中古有所不同，还是有一定的可信度的。
（二）从中古的四声到现代汉语的四声
平分阴阳
中古的平声调，现代汉语分化成两个调，即阴平和阳平。这种分化以声母的清浊为条件。凡中古的清声母平声字，现代多读阴平，即第一声，比如“公”中古声母是g，现代读gōng，“多”中古声母是d，现代读duō，凡中古次浊声母（指m,n,ng,l等声母）和全浊声母平声字，现代读阳平，即第二声，比如“明”中古声母是m，现代读míng，“驼”中古声声母是d，现代读tuó.
平声分化成阴阳两调在现代方言里非常普遍，说明这一音变的发生一定不会太晚。日本和尚安然在他所著的《悉（tán）藏》（公元880年）一书里曾经提到日本所借的汉字音平声读起来“有轻有重”，显然那时平声已有分化为阴阳两调的方言。和安然差不多同时的段安节（公元894－898）在他的《乐府杂录》一书里有“平声羽，上声角，去声宫，入声商，上平声调为zǐ”的说法。段安节把平声分为“平声”和“上平声调”，又拿它们分配于不同的乐调，也说明当时他的话里平声已经分化为两调。
宋代也有关于平声分化的记录。比如南宋的张炎，在他的《词源》一书中，谈到他父亲填词十分讲究音律的时候，曾经举了这样一个例子。有一次，他父亲作《惜春花早起》一词，其中有一句是“琐窗深”，唱起来声音不和谐，把“深”字改为“幽”字仍然不和谐，又把“幽”字改为“明”字，这才觉得和谐了。“深”、“幽”、两个字都是阴平调，“明”字是阳平调。“深”、“幽”不和谐，而“明”和谐，显然是因为声调不同的原故。可见在张炎那时的话里，平声也是两个调。
《中原音韵》是第一部把平声字分为阴阳两调的韵书。阴阳的名称就事周德清创造的。他的这种做法使我们清楚地知道平分阴阳在他那个时候的方言已经取得了统治地位。
浊上变去
中古的上声字，凡事属于全浊声母的，在现代汉语里都变成去声。比如“杜”和“赌”中古都是上声字，可是“杜”的声母是浊音d"，现代就变成了去声。而“赌”的声母是清音d,现代就没有变，仍然读上声。
浊上变去开始的也很早，到了唐代末年，已经不止一个方言有这种现象。那时，有个李涪在他所作的《刊误》一书中，批评《切韵》把一些去声字错误地归为上声字。他举了很多他读着是去声而《切韵》归入上声的例子，比如“舅、辨、皓”等等。而这些字正好都是全浊声母的字，比如“舅”的声母是d"，“辨”的声母是b",“皓”的声母是h",等等。可见在李涪那时的语言里，浊上都已经变成去声。他因为不了解《切韵》的语音是古音，他的语音是音变的结果，因而他站在自己语音的立场上去批评《切韵》，认为《切韵》把这些字的声调归错了，那当然是不对的。
在和李涪差不多同时的敦煌俗文学抄本中，浊上的字大量地和去声字互为错别字，比如：仕 错 成 事 被 错 成 备
“仕、被”都是中古浊声母上声字，“事、备”都是中古浊声母去声字。“仕、事”的声母是z"，“被、备”的声母是b"。“仕、事”同音，，“被、备”同音，说明当时西北方言浊声母上声已经变成去声。
浊上变去估计到南宋就已遍及全国大多数方言，因为南宋以下，各种反映当时语音情况的材料，都显示了浊上变去的事实。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入声变入阴、阳、上、去四声
中古的入声在现代汉语里分别变入阴阳上去四声。变化的情况大致如下：
全浊声母字－－阳平 蝶 直
次浊声母字－－去声 力 密
清声母字 －－阴平 督
阳平 烛
上声 笃
去声 粟
除了中古清声母字的变化看不出明显的条件以外，全浊和次浊声母字的字变化都很有规律。
入声的丢失是在入声韵尾丢失以后。在十五世纪中叶嘉定人章黼著《韵学集成》一书，在这本书里仍然有入声。不过在有些入声字后面往往注明“中原雅音”读什崐么，比如“觳”是入声字，但附注说：“中原雅音音‘古’”；“哭”字也是入声崐字，但附注说：中原雅音音‘苦’”，等等。“中原雅音”是一部韵书的名称。这部书既然叫做《中原雅音》，当然是反映北方通行语音的著作。它把入声字“觳、哭”等分别读同上声字“古、苦”等，说明当时或早些时候北方已有很多失去入声的方言。
至于北京话入声的失去比这可能要晚些，直到十七世纪初年，才在徐考的《重订司马温公等韵图经》一书里有所反映。在这本书的韵表中把中古的全浊入声归为阳平，次浊入声归为去声，清入归为阴阳上去四声。虽然作者对他归为去声的清入声是否失去，表示了模棱的态度，但至少当时北京话入声的大多数已经并入其它三声是毫无疑问的。后来到了清初，我们从顺治帝“北京说话独遗入声韵”的话里，才获得了北京话入声完全失去的明确记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