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洵的《辨奸论》是针对王安石的吗？ 《辨奸论》是谁写的？
苏洵和其子苏轼是顽固的保守派，对于王安石的变法十分痛恨。而王安石的变法在历史上素来争议是很多的，有其积极的一面，也有很多消极的影响，特别是到后期造成很多农民的破产和社会的动荡，所以反对派以此为借口攻击王安石的变法和其本人也不足为怪。
在宋代攻击王安石个人品行方面的文论，影响最大的，就数苏洵的这篇《辨奸论》。然而到清代，有学者提出质疑，认为是时人伪作，信者不少。到“文革”尊法批儒运动中，王安石变为法家，该文的“伪作”观点便成定论。“文革”结束，这一问题才又被提起重新讨论，真、伪二派观点针锋相对。你想参与评判吗？
宋仁宗嘉祐后期，王安石由三司度支判官迁知制诰，其在官场上的声誉日隆。当时只任秘书省试校书郎的苏洵，却在极为冲动愤慨的情绪下写就《辨奸论》，文章为士大夫不能“辨奸”而发。而其所说之“大奸”，就指王安石。全文围绕着“误天下苍生者必此人也”展开讨论，先提出晋、唐时两位奸人：王衍、卢杞，作为开场白，希望人们冷静地观察，然后能见微而知著，终不使坏人逞奸，以维护社会之正道。
让我们来读一段其中最为核心的部分，它不点名地影射王安石：
今有人口诵孔、老之言，身履(伯)夷、(叔)齐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与造作语言，私立名字，以为颜渊、孟轲复出。而阴贼险狠，与人异趣，是王衍、卢杞合为一人也。其祸岂可胜言哉！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夷狄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竖刁、易牙、开方是也。以盖世之名而济未形之恶，虽有愿治之主，好贤之相，犹当举而用之，则其为天下之患，必然无疑者。
苏洵在其中谈了三个问题：一是指责王安石为人表里不一，口诵孔老之言，身履夷齐之行，自比颜孟复出，实际上“阴贼险狠与人异趣”。二是认为王安石做人不近人情，面垢不洗，衣垢不浣，“囚首丧面而谈诗书”，而“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三是指出王安石恶未形而名盖世，这样治君贤相会“举而用之”，从而必为天下之患害。文章最后表示，希望自己的话不要应验。其言不中，人们仅仅以为他的话说过了头；其言不幸而中，他虽然“获知言之名”，“天下将被其祸”。
文章问世后，张方平的《文安先生墓表》，苏轼的《谢张太保撰先人墓碣书》，邵伯温的《邵氏闻见录》，朱熹的《五朝名臣言行录》等书，包括苏洵的《嘉祐集》，都载其全文或摘录。此外，方勺的《泊宅编》，胡仔的《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叶梦得的《石林避暑录话》等，也均记载有苏洵写此文的有关情况，颇为可信，没人怀疑。
然而到了清代，李绂的《穆堂初稿·书(辨奸论)后》提出质疑，认为张方平的《墓表》与苏轼的《谢书》，包括《邵氏闻见录》中的这篇文章，都是邵伯温为攻击王安石变法而创作的“赝品”。他以这样的逻辑进行论证：马贵与《经籍考》列苏洵《嘉祐集》为十五卷，而世传所刻多至二十卷，书名也不同，有的又增附录二卷，意必有他人赝作阑人其中。近访得明嘉靖壬申年太原守张镗翻刻巡案御史澧南王公家藏本，确为十五卷，其中独无所谓《辨奸论》之文，可证此文为邵伯温伪作。
有学者指出，上述论证是不可信的。欧阳修《苏允明墓志铭》就说：苏洵“有《文集》二十卷。”曾巩《苏允明哀词》也说：“明允所为《文集》有二十卷行于世。”张方平《文安先生墓表》还是说：“所著《文集》二十卷”。可见苏洵最早的文集就已为二十集，后来有人编的十五卷本，定有不少遗漏。其实，除十五卷本以外各种版本，包括南宋绍兴年间刊刻的十六卷本等，都收有《辨奸论》。
李绂还以为，《辨奸论》一文始见于《邵氏闻见录》，该书编于绍兴二年。到绍兴十七年，婺州州学教授沈斐编苏洵文集，才载有张方平的《墓表》和苏轼的《谢书》。由此认定“三文皆赝作”，“疑《墓表》与《辨奸》皆邵氏于事后补作也”。尤其是《墓表》中有如此表述：“嘉祐初，王安石名始盛，党友倾一时，其命相制曰……”李绂驳论道。荆公命相制辞在熙宁二年(1069)，而苏洵卒于治平三年(1066)，“皆非其所及闻也”。
有学者指出，北宋时张方平《乐全集》卷三十九所载《墓表》中就已引用了《辨奸论》全文。而《墓表》中“其命相制”四字“显有鲁鱼之讹”，因为它与上下文不合。一是时间不合，上下文内容都是载嘉祐元年之事，二是所引“其命相制”词开头语，与现存王安石命相制词显然不同。苏轼的《谢书》见《东坡集》卷二十九。此文集是苏轼亲手编定，在苏东坡生前就已行于世。所以认为《辨奸论》首见于《邵氏闻见录》是说不通的。
蔡上翔的《王荆公年谱考略》也旁征博引，详加考证地断定《辨奸论》是伪作。最早记载苏洵作此文的方勺《泊宅编》谓，嘉祐元年某天，欧阳修在翰苑请客，宴罢客去，独苏洵少留。洵问欧公：“刚才囚首丧面者何人？”公答：“就是王安石，你不闻他的大名吗？”洵说：“我看此人若得志立朝，异时必乱天下，明主亦为其诳惑。欧公为何与他交友？”苏洵退而作《辨奸论》行于世。当时安石方作馆职，而苏洵犹布衣。蔡上翔辨说：士大夫一起吃饭，居然终席不交一言。饭后才问主人，同坐者为谁？既不交一言，应为首次见面，退而作《辨奸》，对此人能追索既往，又逆推将来，怎么会知道得如此之详？对刚认识的人，怎么会攻击其丑恶到如此极端的程度呢？
现代学者也有认为，王安石刚到京任职，苏洵与其接触不多，怎么会一见面就咬定王安石是坏人，并预见到若干年后天下将“被其祸”呢？王安石当时已名重天下，苏洵为什么会一反众议，一眼就看出王安石是“大奸臣”呢？
有学者指出，张方平在《文安先生墓表》中说：“安石之母死，士大夫皆吊，先生独不往，作《辨奸论》一篇。”安石母死于嘉祐八年(1063)，《辨奸论》即作于这一年。而文中的基本观点，苏洵早在嘉祐元年以前就已雏形，且向欧阳修表露过。如张方平也记：“嘉祐初，王安石名始盛，党友倾一时……欧阳修亦已善之，劝先生与之游，而安石亦愿交于先生。先生曰：‘吾知其人矣，是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天下患。’”这正是后来写《辨奸论》所要阐述的主要看法。人们在交往中，主人请客同桌吃饭，其中有某人不熟，主人又忘了介绍，散席后才向主人打听，这也是完全可能的事，没有什么不合情理之处。
再比较一下苏氏父子与王安石这一时期的有关著述，我们也可发现两者的政治主张有很大的不同，矛盾也由此进一步加深。如王安石《上仁宗皇帝书》中认为，天下“患在不知法度”，“患在治财无道耳”。而苏洵《上皇帝书》却说：“法不足以制天下”，同时“赋敛之不轻，民之不聊生”，而财政拮据是“费出之无节”造成的。苏洵上书，名震京师，而王安石“独不嘉之”。其他作诗相诋之类事，不一而足，可见其交恶，由来已久。到嘉祐六年，王安石与苏轼兄弟之矛盾也露出端倪，如苏轼应制科试所作的《进策》，就有明显反驳王安石观点的一些看法。所以王安石对苏轼兄弟的文章也大为不满，曾对人说：苏轼的制策“全类战国文章，若安石为考官，必黜之”(邵博《闻见后录》)。特别是对苏辙，因其极言治政之得失，得罪了某些权贵，把苏辙置于“下等”，任他为商州军事推官。而王安石作为知制诰，甚至不肯撰词，结果苏辙未能赴任。可见，在嘉祐末年，苏洵作《辨奸论》之际，苏、王交恶几乎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
同时，苏洵写《辨奸论》也并非“一反众议”，当时对王安石称颂有加者不少，其名声确实颇盛，然而抱反感的士大夫也有一些。如张方平就不满意王安石凡事“皆欲纷更”。鲜于侁也曾对人说：“是人若用，必坏乱天下。”李师中说得更清楚：“今鄞县王安石者，眼多白，甚似王敦，他日乱天下，必斯人也。”(俱见《宋史》本传)这和苏洵的观点已经没有多少差别，且还要早于《辨奸论》若干年。
蔡上翔还说：“《辨奸》为一人私书，初传于世，亦诡秘莫测。”现代学者也有认为，苏洵既然肯定王安石一旦立朝执政，必为天下之大患，那为什么不把自己的看法公之于同道，以期防患于未然，而偏偏秘而不宣，待自己死后许多年，王安石变法已成事实，才由别人将该文传布出来呢？所以其流传情况也相当可疑。
有学者指出，从叶梦得《石林避暑录话》有关此文的流传经过记载考察，《辨奸论》的流传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写出后密献张方平，而不以示欧阳修，知道的人不多。此时苏洵地位低下，王安石名声日隆，两者无法抗衡，所以是处在“秘而不宣”的状况。二是元丰至北宋末年，张方平将它载入《墓表》，同意苏洵的预言。此时王安石虽然罢相，但神宗、哲宗、徽宗都支持新法，而苏轼兄弟都因反对变法而接连被入狱、贬谪，甚至远流岭南，朝廷禁毁三苏文集，处境相当艰难，基本上没有机会张扬《辨奸论》。三是南宋初年，当时舆论倾向多把北宋之亡归罪于王安石变法，苏氏父子得到表彰，这时《辨奸论》才可能得到广泛流传。所以说该文的流传情况合情合理，并不“诡秘莫测”。
20世纪中国大陆的宋史研究权威中，邓广铭先生始终认为《辨奸论》是伪作，他在《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王安石》(修订本)中明确指出：《邵氏闻见录》“尤其卑鄙恶劣的则是假冒苏洵之名炮制了一篇《辨奸论》”，“邵伯温还假冒张方平之名而炮制了一篇苏洵的《墓表》。把《辨奸论》全文录入。”这一权威的结论可信吗？
后来有人对此提出怀疑：“世有公卿士大夫同饭，终不交一言。及饭讫，始问同坐者为何人乎?”(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第154页)其实在人们交往中，初次同桌吃饭，多数都是相互熟悉的人，仅有一人不熟，而主人又忘了介绍，席间不便当着生人问，散后才向主人打听姓名，这是完全可能的。
更可能的是，苏洵明明知道他是王安石，但为了向欧阳修表明自己对王安石的看法，故意先问“囚首丧面者何人”。张、方二人的记载正可相互补充。
关于苏洵和王安石于嘉皊元年在欧阳修席上相见的情况，另外还有一些记载。龚颐正《芥隐笔记》说：
荆公在欧公坐，分题送裴如晦知吴江，以“黯然销魂，惟别而已”
分韵。时客与公八人，荆公、子美、圣俞、平甫、老苏、姚子张、焦伯强也。时老苏得“而”字，押“谈诗究乎而”。而荆公乃又作“而”字二诗，……最为工。君子不欲多上人，王、苏之憾，未必不稔于此也。
苏、王在欧阳修席上分韵题诗送裴如晦知吴江是事实，苏洵的诗虽然见不到了，但王安石的《送裴如晦即席分题三首》却保存下来了。但龚颐正说“苏、王之憾”即始于苏洵分得“而”字韵，王安石再作“而”字韵诗，却是推测之词。苏、王矛盾那样深沉，决不会仅仅是作诗引起。比较起来，叶梦得《避暑录话》讲得更可信一些：
苏明允本好言兵，见元昊叛，西方用事久无功，天下事有当改作。
因挟其所著书，嘉皊初来京师，一时推其文章。王荆公为知制诰，方谈经术，独不嘉之，屡诋于众。以故，明允恶荆公甚于仇雠。
这段记载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一)前引材料都只谈到苏洵诋王安石，《避暑后录》却讲到王安石对苏明允也“屡诋于众”。仇怨是双方共同种下的，决非仅仅一方。(二)苏洵所上书，名震京师，“一时推其文章”；而王安石“独不嘉之”。这说明他们的交恶决非作诗之类的小事，而与政治观点上的分歧分不开，据邵博《闻见后录》卷10记载，王安石认为“苏明允有战国纵横之学”，“大抵兵谋、权利、机变之言也”。
苏洵对王安石的厌恶开始于嘉皊元年之前，苏王相诋开始于嘉皊元年初次相识之时，而以后他们间的矛盾就更加尖锐了。嘉皊3年(1058)苏王两人都曾向仁宗上书。把这两封上皇帝书作一番比较是有趣的。王安石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说，“天下久不安”的原因是“患在不知法度”，要求“变更天下之弊法”。苏洵在《上皇帝书》中却说：“法不足以制天下。”这当然说不上是苏洵在反驳王安石的观点，因为苏洵早在《议法》中就说过：“政之失，非法之罪。”而《议法》是苏洵名震京师的文章之一，王安石显然是看过的，而且不同意他的看法。 王安石在《上仁宗皇帝书》中说：“自古治世，未尝以不足为天下之公患，患在治财无道耳。”苏洵在《上皇帝书》中却说，宋王朝财政拮据，人民负担过重，恰恰是“费出之无节”造成的：“靡费帑廪，以赏无用之兵；一经大礼，费以亿万。
赋敛之不轻，民之不聊生，皆此之故也。”可见他们的观点有明显分歧：政治上，王安石强调变法，苏洵强调改革吏治；经济上，王安石强调“生财”，苏洵强调节流。
到了嘉皊6年(1061)，苏洵同王安石的矛盾进一步表现为王安石同苏轼兄弟的矛盾。如果说苏洵的《上皇帝书》还未必是有意反驳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那么，嘉皊6年苏轼应制科试所作的《进策》，则明显地在反驳王安石的“患在不知法度”。苏轼说：“臣窃以为当今之患，虽法令有所未安，而天下之所以不大治者失在于任人，而非法制之罪也。”苏轼兄弟的观点深受苏洵的影响，特别是在苏洵去世前，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代表苏洵的。仁宗看了苏轼兄弟应制科试的文章高兴地说：“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宋史·苏轼传》)但王安石对苏轼兄弟的文章却大为不满，王文诰《苏诗总案》云：“王安石尤嫉之。”)王安石曾对人说，苏轼的制策“全类战国文章，若安石为考官，必黜之”(邵博《闻见后录》卷14)。王安石当时任知制诰，虽然无权黜去苏轼兄弟，但他在为皇帝起草制词时，却隐隐约约地教训了苏轼一顿，说他“尔方尚少”呀；“深言当世之务”还不够，还要“试尔从政之才”呀；“强学赡词”
还不够，“必知要，然后不违于道”呀；等等。(《应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守河南福昌县主簿苏轼大理评事制》)特别是苏辙，因极言朝政得失，被命为为商州军事推官，而王安石又不肯撰词，这更加深了苏、王矛盾。可见，在苏洵于嘉皊8年(1063)作《辨奸论》前夕，苏、王交恶几乎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
张方平说：“安石之母死，士大夫皆吊，先生(苏洵)独不往，作《辨奸论》一篇。”(《文安先生墓表》)王安石之母死于嘉皊8年(1063)，《辨奸论》即作于这一年，其他有些记载说作于嘉皊元年，不可信，张方平与苏洵为同时代人，张方平是最早推荐苏洵的朝廷大臣之一，其后苏、张两家的友谊一直很深，张方平所作的《文安先生墓表》自然比后出的宋人笔记可信得多。同时，《辨奸论》中的观点虽然早在嘉皊元年以前就形成了，并向欧阳修表露过，但只有到了嘉皊末苏、王矛盾已经白热化，而王安石的声誉又越来越高，安石之母死，“士大夫皆吊”，苏洵才容易出现写作《辨奸论》的冲动，这篇文章就是为“士大夫”
不能“辨奸”而发的。
《辨奸论》的开头一部份泛论应见微知著。苏洵写道：“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静者乃能见微而知著。月晕而风，础润而雨，人人知之。人事之推移，理势之相因，其疏阔而难知，变化而不可测者，孰与天地阴阳之事?而贤者有不知，其故何也?好恶乱其中，而利害夺其外也。”苏洵认为事理有其必然性，只要冷静地观察，就能“见微而知著”。人们对自然现象往往还能见微知著，而对社会现象却不能见微知著，原因就在于不能“静”，为“好恶”“利害”所惑。羊祜初见王衍就说：“误下下苍生者，必此人也。”郭子仪初见卢杞也说：“此人得志，吾子孙无类矣。”苏洵引此二例以说明羊祜、郭子仪善于见微知著，但同时苏洵又认为，羊、郭之言得以证实也有偶然性，这就是晋惠帝、唐德宗的“暗鄙”，使王衍、卢杞得以逞其奸。
《辨奸论》的中间一部份是不点名地写王安石：
今有人口诵孔、老之言，身履(伯)夷、(叔)齐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与造作言语，私立名字，以为颜渊、孟轲复出。而阴贼险狠，与人异趣，是王衍、卢杞合为一人也，其祸岂可胜言哉!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遆，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竖刁、易牙、开方是也。以盖世之名，而济其未形之患，虽有愿治之主，好贤之相，犹将举而用之。则其为天下患，必然无疑者。
苏洵这段话讲了三个问题：第一，指责王安石表里不一，口诵孔老之言，身履夷齐之行，以颜、孟自比，而实际上“阴贼险狠，与人异趣”。第二，指责王安石“不近人情”，面垢不洗，衣垢不遆，“囚首丧面而谈诗书”。第三，认为王衍、卢杞“与物浮沉”，“不学无文”，不遇“暗鄙之主”，未必会得重用；而王安石则不同，其患未形而其名盖世，即使圣君贤相，也将“举而用之”。因此，其害远远超过王衍、卢杞。
苏洵在《辨奸论》的结尾表示，希望自己的话不要应验。其言不中，人们仅仅认为他的话说过头了；其言不幸而中，他虽然会获得“知言之名”，而天下则将“被其祸”。全文都是围绕着“误天下苍生者必此人也”展开论述的，中心是强调“辨奸”，认为王安石是“大奸”，希望朝廷“见微而知著”，不要“举而用之”。不论苏洵对王安石的看法多么偏激，不管苏、王个人之间的关系是如何紧张，从《辨奸论》总的精神看，并不是在发泄个人私愤，而是在为“天下虑”。
自从《辨奸论》问世以来，直至清人李绂、蔡上翔以前，似乎没有人怀疑过《辨奸论》系苏洵所作。李、蔡二人断言《辨奸论》乃邵伯温托名苏洵而进行的伪造，并认为首载《辨奸论》的张方平的《文安先生墓表》以及苏轼《谢张太保撰先人墓碣书》也同出邵伯温之手。自李、蔡二人提出此说以来，信者颇多；而在所谓“批林批孔”
运动中，更是成了定论，不容异议；即使在“批林批孔”后，仍有人非常肯定地认为“《辨奸论》绝非出自苏洵的手笔”，断言“苏洵写《辨奸论》是不可能的”(刘乃昌《苏轼同王安石的交往》，见《东北师大学报》1981年第3期)。因此，有必要检查一下他们否定《辨奸论》为苏洵所作的主要论据，研究一下这些论据是否能够成立。
第一，从历史背景否定《辨奸论》为苏洵所作。他们认为王安石当时名重天下，苏洵不可能“一反众议”。蔡上翔说：“(庆历)4年，曾子固称其人为古今不常有；皇皊3年，文潞公荐其恬退，乞不次进用；至和2年，初见欧阳修，次年修以王安石、吕公著并荐于朝，称安石德行文章为众所推。……是年，明允至京师，始识安石，安有胪列其丑恶一至此极，而犹屡见称于南丰、庐陵、潞国若此哉!”
(《王荆公年谱考略》卷10。
下引李、蔡语均见此卷，不再注》刘乃昌先生也说：“王安石到京任职，苏洵同王安石接触不多，怎么会一见面就咬定王安石是坏人，并预见到若干年后天下将‘被其祸’呢?”“王安石当政前，道德文章均为士林所重，……为什么苏洵独一反众议，一眼就看出王安石是‘大奸慝’呢?”前面论述了苏洵同王安石矛盾的由来和发展，已经部份回答了蔡上翔、刘乃昌所提出的问题。这里想进一步说明苏洵对王安石的指责究竟是“一反众议”，还是“众议”中的一种。
说王安石的“道德文章均为士林所推重”，确实是对的。《宋史·王安石传》说：“安石少好读书，一过目终身不忘。其属文动笔如飞，初若不经意，既成，见者皆服其精妙。”
庆历2年(1042)王安石进士及第后，签书淮南判官。按照惯例，签判满任后，可献文求试馆职，而“安石独否”。庆历7年(1047)王安石“再调知鄞县，起堤堰，决陂塘，为水陆之利，贷谷与民，立息以偿，俾新陈相易，邑人便之”。正如邵伯温《闻见录》卷11所说，王安石“熙宁初执政，所行之法，皆本于此”。这是王安石的变法思想在一县范围内的小小试验。皇皊3年(1051)王安石通判舒州，朝廷召试馆职，他“不就”。欧阳修推荐他为谏官，朝廷任他为集贤校理，他皆辞不就。“馆阁之命屡下，安石屡辞，士大夫谓其无意于世，恨不识其面。”曾巩于庆历6年(1046)向欧阳修推荐王安石说：
巩之友有王安石者，文甚古，行称其文。虽已得科名，然居今知安石者尚少也。彼诚自重，不愿知于人。然如此人，古今不常有，如今时所急，虽无常人千万，不害也。顾如安石，此不可失也(《再与欧阳舍人书》)。
曾巩认为王安石是文行俱美，“古今不常有”之人。欧阳修读了王安石的文章，对王也很赏识。庆历7年(1047)曾巩告诉王安石说：“欧公悉见足下之文，爱叹诵写，不胜其勤。”“欧公甚欲一见足下。”(《与王介甫第一书》)皇皊3年(1051)文彦博向朝廷推荐王安石说：“安石恬然自守，未易多得。”(程俱《麟台故事》)陈襄也向朝廷推荐说：“有舒州通判王安石者，才性贤明，笃于古学。文辞政事，已著闻于时。”(《与两浙安抚陈舍人荐士书》)由此可见，王安石在当时确实声名不小。
但是，世间万事万物都是矛盾的统一体，称扬王安石的人一多，贬低王安石的人也就出现了，苏洵在写《辨奸论》以前，“谤”王安石，认为他“奸”、“诈”的，已大有人在，苏洵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人而已。在熟悉了同时代人对王安石的议论后，就会觉得《辨奸论》中的话并不陌生。所谓“囚首丧面”，即韩琦看到的“多不及盥漱”；所谓“与人异趣”，即张方平所说的凡事“皆欲纷更”；所谓“奸”，“阴贼险狠”，即仁宗所说的“王安石，诈人也”；所谓“口诵孔老之言，身履夷齐之行，……以为颜渊、孟轲复出”，即曾巩称颂他的“文甚古，行称其文，……古今不常有者”；所谓“误天下苍生者必此人也”，“其为天下患必然无疑者”，即吴奎与王安石同领郡牧时得到的印象：“万一用之，必紊纲纪。”由此可见，《辨奸论》虽是当时指斥王安石最尖刻的言论，但并不是苏洵一人的看法，它只不过是当时指斥王安石的言论的集大成而已。
它并不是“一反众议”，而是当时“众议”中的一种。
第二，从《辨奸论》的内容否认其为苏洵所作。蔡上翔指责“《辨奸论》支离无据”。
所谓“支离”，是说它“乱杂无章”，“不成文理”；所谓“无据”是说它不合事实。蔡上翔说：“明允衡量古人，料度时事，偏见独识，固多有之；然必能畅其说，实为千古文豪。
以《嘉皊》全集考之，亦恶有《辨奸》乱杂无章若此哉!”
说《辨奸论》“乱杂无章”，“不成文理”，这是任何一个读过《辨奸论》的人都难于同意的。《辨奸论》首论事有必至，理有固然，唯静者“乃能见微而知著”；次举史实以证其说；然后以“今有人”领起，转入对王安石的不指名批判；最后以希望莫“获知言之名”
作结。全文观点鲜明，中心突出，结构谨严，文笔畅达，正据有苏洵散文所特有的雄辩性。
《辨奸论》即使不是苏洵散文的压卷之作，至少也是《嘉皊集》中的上乘作品，很多选本都选它作范文，怎么能说它“乱杂无章”，“不成文理”呢?
所谓“无据”是指《辨奸论》对王安石的指责不合事实，如李绂说，王安石“其术即未善，而心则可原，曾何奸之有”?其实，苏洵对王安石的指责是否公正同《辨奸论》是苏洵所作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不能因其偏激而否定其真实性。所谓“无据”，还指对史实援引错误，这就是把山涛语误作羊祜语。但是，苏洵父子深受战国纵横家的影响，他们的文章不但时见“援引错误”，而且还有故意杜撰史实的笑话。苏轼《刑赏忠厚之至论》有“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语。欧阳修曾问苏轼此见何书，苏轼以“想当然耳”作答，难道因此而否定《刑赏忠厚之至论》为苏轼所作吗?
如果把《辨奸论》同苏洵的其他著述，特别是同《管仲论》作一比较，就不难发现《辨奸论》的观点是苏洵的一贯观点，《辨奸论》使用的语言也是苏洵的习用语言。例如，《辨奸论》说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月晕而风，础润而雨，任何事情的出现均有征兆可寻；《管仲论》也说，“功之成，非成于成之日，盖必有所由起；祸之作，不作于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又如，《辨奸论》说：“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竖刁、易牙、开方是也。
”以近不近人情来衡量人物更是苏洵一贯的思想，他的《六经论》集中反映了他的人情说，而《管仲论》更有与《辨奸论》相类似的话：“竖刁，易牙、开方非人情，不可近。”再如，《辨奸论》是以预言者自居的，望其言不中以免天下受其害；苏洵《上皇帝书》的结尾也有类似语气：“天下无事，臣每每狂言，以迂阔为世笑；然臣以为必将有时而不迂阔也。…
…惟陛下不以一布衣之言忽之。”《辨奸论》的思想、用语与苏洵其他著述之一致，也说明《辨奸论》确系苏洵所作。
第三，从《辨奸论》始见何书，来否定其为苏洵所作。李绂说：“其文始见于邵氏《闻见录》中。《闻见录》编于绍兴2年，至17年，婺州州学教授沈斐编老苏文集附录2卷，载有张文定公方平所为老泉《墓表》，中及《辨奸》；又有东坡《谢张公作墓表书》一通，专序《辨奸》事。窃意此三文皆赝作。……疑《表》与《辨奸》皆邵氏于事后补作也。”(《书〈辨奸论〉后》，下引李绂语均见此文)说《辨奸论》“始见于邵氏《闻见录》”，显然站不住脚，因为《闻见录》作于南宋绍兴2年(1132)；而在张方平的《乐全集》卷39《文安先生墓表》里就全文引了《辨奸论》。于是李绂就干脆把张方平所作的《墓表》和苏轼的《谢书》一并说成是伪作。李绂证明《墓表》为伪作的最得意的证据是《墓表》中有如下一段话：“嘉皊初，王安石，名始盛，党友倾一时。其命相制曰：‘生民以来，数人而已。’造作语言，至以为几于圣人。”李绂反驳道：“以荆公为圣人者神宗也；命相制辞，在熙宁2年；而老泉卒于英宗治平3年，皆非其所及闻也。”蔡上翔也附和说：“所最怪者，无如搀入命相制词，明允卒于治平3年；至熙宁3年，安石始同平章事，是时安道同朝，安得错缪至此!”“可怪”是可怪，但这一可怪现象是不难解释的。第一，《墓表》云：“先生(苏洵)既没三年，而安石用事。”可见《墓表》作者清楚地知道安石“命相”(或叫“用事)是在苏洵死后。第二，从行文看，“嘉皊初，王安石名始盛，党友倾一时”；“欧阳修亦已善之”，也在嘉皊元年；中间不应插入熙宁3年(相距13年)的“其命相制曰”。章培恒先生相信《辨奸论》为苏洵所作，他对此的解释是：“‘其命相制’四字显有鲁鱼之讹。”(《〈辨奸论》非邵伯温伪作》，见《复旦大学学报·古典文学论丛》)其实也不一定有“鲁鱼之讹”。
这段文字虽已引过，但为说明问题，我还不得不把原文再次引于此：“嘉皊初，王安石名始盛，党友倾一时。其命相制曰：‘生民以来，数人而已。’造作言语，至以为几于圣人。欧阳修亦善之，劝先生与之游，而安石亦愿交于先生。先生曰：‘吾知其为人也，是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天下患。’安石之母死，士大夫皆吊之，先生独不往，作《辨奸论》一篇。”这段文字是首讲王安石的影响：自“嘉皊初”至“倾一时”是讲王在“嘉皊初”的影响；自“其命相”至“几于圣人”，是讲王在熙宁初的影响。“倾一时”处不应用逗号而应用句号，“嘉皊初”三字只是前句的时间限制词，并不包括后句。自“欧阳修”至“一篇”是讲苏王关系：自“欧阳修”至“天下患”，是讲嘉皊初的苏王关系；自“安石之母死”至“一篇”是讲嘉皊8年的苏王关系。
文章脉络清清楚楚，所谓“安得错缪至此”者乃蔡上翔未读懂原文是也。李、蔡二人不仅断言《墓表》系邵伯温伪作，而且说苏轼《谢张太保撰先人墓碣书》也是伪作。把凡不利于其论点的都视为伪作，这更难令人信服。苏轼《谢书》见《东坡集》卷29。陈振孙《直斋录解题》说《东坡集》40卷是“坡公无恙时已行于世”；胡仔《苕溪渔隐丛话》说：“世说《前集》(即《东坡集》)乃东坡手自编定。”苏轼去世时，苏辙所作的《东坡先生墓志铭》说苏轼“有《东坡集》40卷，《后集》20卷，《奏议》15卷，《内制》10卷，《外制》3卷”，也证明陈、胡的话是可信的，没有确凿证据就断言《前集》中的作品为伪作，是很难令人信服的。蔡上翔几乎把一切不利于他为王安石辩护的文章均指为伪作，如说：“苏子瞻作温国(司马光)《行状》，至九千四百余言，而诋安石者居半，无论古无此体，即子瞻安得有如是之文?(《王荆公年谱考略序》)像这样无根据地否定一篇文章的真实性，未免太轻率了。
第四，从版本上否认《辩奸论》为苏洵所作。李绂说：“马端临《经籍考》，列载苏明允《嘉皊集》十五卷，而世俗所刻不称《嘉皊》，书名既异，又多至二十卷，并刻入《洪范》、《谥法》等单行之书，又增附录二卷，意必有他人赝作阑入其中。近得明嘉靖壬申年太原守张镗翻刻巡案御史澧南王公家藏本，其书名卷帙并与《经籍考》同，诸论中独无所谓《辨奸论》者，乃益信为邵氏赝作。”这里有一个问题：究竟15卷本还是20卷本更接近苏洵文集的本来面目。欧阳修《苏明允墓志铭》说：苏洵“有《文集》二十卷，《谥法》三卷。”“为《太常因革礼》一百卷”，“作《易传》未成。
”曾巩《苏明允哀词》说：“明允所为《文集》有二十卷行于世，所集《太常因革礼》有一百卷，更定《谥法》二卷，藏于有司，又为《易传》未成。”张方平《文安先生墓表》说：“所著《文集》二十卷，《谥法》三卷，《易传》十卷”，“集成《太常因革礼》一百卷。”从苏洵同时代人的这些记载可以看出：第一，苏洵最早的集子为20卷本，而不是15卷本。第二，当时并不叫《嘉皊集》，若当时就叫《嘉皊集》，就不会三人都众口一词地仅叫“文集”。今存《嘉皊集》中的作品并不都作于嘉皊年间，甚至主要不是作于嘉皊年间，《几策》、《权书》、《衡论》、《洪范论》、《史论》等均作于嘉皊元年以前。把苏洵“文集”称为《嘉皊集》，疑是南宋人所为，可能是因为苏洵于嘉皊年间以这些文章闻名而取名为《嘉皊集》的。第三，欧阳、曾、张三人所列的苏洵集外单行的著作只有《太常因革礼》、《谥法》等，李绂把《洪范论》误作“单行之书”，认为不应“刻入”苏洵集中，是他自己搞错了，这也证明今存20卷本更接近苏洵“文集”原貌，而15卷本《嘉皊集》，确有不少遗漏。
就笔者所知除15卷本《嘉皊集》外，其他各种版本，包括南宋绍兴年间所刊16卷本《嘉皊新集》和宋残本《类编增广老苏先生全集》，都收有《辨奸论》。 第五，从《辨奸论》的流传经过，否认其为苏洵所作。蔡上翔说：“《辨奸》为一人私书，初传于世，亦诡秘莫测。”刘乃昌同志进一步发挥了这一观点，他说：“苏洵既然肯定王安石一旦擢用，‘则其为天下患，必然而无疑者’，那么他为何不把自己的看法公之于同道，以期防患于未然，而偏秘而不宣，待自己死后若干年，王安石变法已成事实，才由别人将文章传出来呢?”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有必要读一读叶梦得有关《辨奸论》流传经过的记载：“明允作《辨奸》一篇，密献安道，以荆公比王衍、卢杞，而不以示欧文忠。荆公后微闻之，因不乐子瞻兄弟，两家之隙，遂不可解。《辨奸》久不出，元丰间，子由从安道辟南京，请为明允墓表，特全载之。苏氏亦不入石，比年少传于世。”
从叶梦得这段记载可看出，《辨奸论》的流传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刚写出的时候，曾“密献安道”，可见刘乃昌说苏洵不把自己的看法公之于同道，不符合事实，他不就公之于张方平了吗?“不以示欧文忠”，这是因为欧阳修在其他方面虽然是苏洵的同道，但在对王安石的看法上并不是同道，欧阳修是很看重王安石的。“荆公后微闻之”，张方平自知皇皊贡举以来就“未尝与(安石)语”，因此，王安石不可能从张方平处得知《辨奸论》。这就说明，除张方平外，还有苏洵的其他“同道”也读过《辨奸论》。但总的说来，这个阶段是属于“秘而不宣”的阶段，知道的人不会很多。这不难理解，因《辨奸论》刚写成，连苏轼兄弟都有“嘻，其甚矣”之叹，当然不好公布。二是在“元丰间”，张方平把它全文载入《文安先生墓表》，因为在张方平看来，王安石的变法实践完全证实了苏洵的预言：“安石用事，其言乃信。
”但元丰年间，王安石虽已罢相，支持新法的神宗仍在，而苏轼兄弟都因反对新法被贬官，处境很艰难。因此，他们虽然对张方平表彰苏洵有先见之明感激涕零，但“亦不入石”。神宗、王安石去世后，连司马光都警告说，要防止“反复之徒”，对王安石“诋毁百端”，强调对王安石的安葬“特宜优加厚礼”。这时的苏轼兄弟当然不会张扬《辨奸论》。哲宗亲政后，新党再次得势，苏轼兄弟远谪岭南，徽宗朝也不断在打击元皊党人，明令禁毁三苏文集，因此，北宋后期，《辨奸论》也不可能流传。三是“比年稍传于世”，这里的“比年”是指南宋初年，当时的舆论多把北宋灭亡归罪于王安石变法，苏轼父子都得到表彰，这时《辨奸论》才开始较广泛流传。联系各个时期的历史背景来分析《辨奸论》的流传情况，完全合情合理，一点也不感到“诡秘莫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