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如何辩证的看待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陈旧落后的东西还是先进的东西 哲学是什么意思？
哲学（英语：Philosophy，希腊语：Φιλοσοφία），是对基本和普遍之问题的研究。其按其词源有「爱智慧」之意。哲学是有严密逻辑系统的宇宙观，它研究宇宙的性质、宇宙内万事万物演化的总规律、人在宇宙中的位置等等一些很基本的问题。
哲学就是元知识、元理学，即所谓大道至简。哲学任务就是对现实世界进行元理层面的把握，把多综合为一或把一区分为多，一和多都是元理。元理也要清晰表达、系统构造，这样的元理系统才适用于阐释世界或指导实践。哲学是元理，科学是原理、方法、事实，元理与原理划分并非绝对，实用依据可以是：元理是需要时刻记着即时可用的元初理论，原理是可以查工具书利用的基础理论。
扩展资料第一方面：思维和存在、意识和物质何者为本源的问题。对这一方面的问题历来有两种根本不同的回答，由此在哲学上形成了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两大阵营、两个基本派别、两条对立的路线。凡是认为意识是第一性的，物质是第二性的，即意识先于物质哲学派别属于唯心主义；凡是认为物质是第一性的，意识是第二性的，即物质先于意识哲学派别属于唯物主义。
除了这两种根本对立的回答外，还有一种回答，认为物质和意识是两个独立的、互不依赖的本原，持这种观点的哲学流派属于二元论。
哲学基本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对这一方面的问题，绝大多数哲学家，包括唯物主义哲学家和一些唯心主义哲学家都做了肯定的回答。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对这个问题的解决在原则上是不同的。
唯物主义是在承认物质世界及其规律的客观存在，承认思维是存在于反映的基础上，承认世界是可以认识的；唯心主义则把客观世界看作思维、精神的产物，认为认识世界就是精神的自我认识。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哲学
哲学是一门特殊的学问，是与通常局限于某种具体对象的知识体系不同的学问。在汉语中，“哲”是聪明的意思，在希腊文中则意味着爱智慧，所以，按照字义解释，哲学是一种使人聪明、启发智慧的学问。然而，这并不足以表明哲学的实质。哲学作为一门学问，是同人们的世界观联系在一起的，是人们世界观的理论表现形态。因此，哲学是理论化、系统化了的世界观，或者说，是人们世界观的理论体系。
作为理论形态的世界观，同人们自发形成的世界观是有所不同的。任何一个健全的成年人都会在其生活实践过程中形成一定的世界观。所谓世界观，就是人们对于生活在其中的整个世界以及人与世界关系的根本观点、根本看法。
人类从其诞生时开始，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时刻都需要同周围的现实世界打交道。为了获得生存所必需的衣、食、住等物质资料，就必须进行变革自然界的生产活动。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不仅要认识周围的自然界，也要逐渐地积累对自己同自然界之间的关系的认识。在实践中人们就是凭借这些认识向自然界索取人类所需要的一切的。世界观的形成是一个过程。开始，人们只是对个别的具体事物有所认识，久而久之，这种认识逐渐丰富并联贯起来，就形成了对诸如人类同周围世界的关系，包括世界的本质、世界上各种事物之间的联系、人在这个世界上的地位和作用等等问题的看法，这些根本观点、根本看法就是世界观。但人们自发形成的世界观一般是不系统的，缺乏理论的论证和严密的逻辑性。哲学则是将人们的世界观用理论的形式加以高度的抽象和概括，通过一系列特有的概念、范畴和系统的逻辑论证而形成的思想体系。所以，哲学是系统化、理论化的的世界观，是以总体方式把握世界以及人与世界关系的理论体系。人人都有自己的世界观，但哲学作为世界观的理论体系，不是自发的，而是要通过自觉的学习和训练才能掌握的。
当人们形成了一定世界观之后，就会按照这些观点去解释一切现象，处理各种问题。从而世界观也就成为指导人们观察、思考和解决各种问题的基本原则，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方法论以及与此相联系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一般说来，有什么样的世界观，也就有什么样的方法论，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一致的。
人们的世界观并不都是一样的。因为：第一，在人类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上，由于实践水平、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不同，致使人们对世界以及人与世界关系的认识在深度和广度上也有的所不同。第二，由于人们的经济地位、根本利益和在社会生活中分工的不同，使得各自对社会发展、人生追求的看法和态度有所不同，因而他们的世界观也会有明显的区别。特别是在阶级社会中，不仅不同阶级有不同的的世界观，即使同一阶级内部的不同阶层，同一阶级的不同发展时期，其世界观也会呈现出差别性。所以，作为理论形态世界观的哲学，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阶级之间，其内容和形态也有许多不同。在阶级社会中，一定的哲学只是一定阶级的世界观的理论表现，是从属于一定阶级并为该阶级的利益服务的。哲学作为一种理论体系，只能在社会分裂为对立的阶级，从而一部分人得以摆脱繁重的体力劳动而专门从事脑力劳动的条件下才能产生。因此，哲学从其产生的那天起，就深深地打上了剥削阶级的烙印，为剥削阶级所垄断并且为他们服务。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诞生，才意味着劳动人民真正有了自己的哲学。
这种思想长期指导支配我国思想文化的发展。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原应继承的“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民族传统及文化遗产(包括物质遗产及非物质遗产)，全都被视为陈旧的、过时的、没有用处的，甚至是落后的、“反动”的东西，是妨碍文化变革，妨碍“革命”事业发展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因此，对
传统、对遗产从批判继承逐渐走向轻视和全面否定，最集中也是最极端的发展，就是所谓推倒一切旧文化的“文化大革命”。
为祸十年之久的“文革”，尽管其核心实际不是“文化”问题，但它确实是以“革”旧有文化传统和文化遗产之“命”为旗号而发动的;而所谓“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立四新(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更是一时响彻天际的运动口号，其大破坏之“千钧铁拳”，更是横扫了中国大地的东西南北。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决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其对人类文化(尤其是对本民族传统文化和文化遗产)的破坏，更是空前惨烈。它是传统文化及文化遗产的一场浩劫，必须完全否定这场所谓破坏民族传统“文化”的“大革命”。
本来，中国历来重视文化传统和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约三千年前的西周“制礼作乐”，就是对当时的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如黄帝以来的“六乐”，如《诗经》歌曲及舞蹈)一次全面整理继承。历朝历代统治者，只要是雄才大略者，有见识者，只要是国势兴盛者，都非常重视以国家之力制定礼乐。中华文明能成为世界四大古文明中唯一绵延不绝没有中断者，并且，中华文学艺术数千年漫长进程中一直精彩纷呈，高潮接踵出现，没有出现其他文明史上常见的中断和停滞，没有出现欧洲“黑暗的中世纪”那样的低谷，中国人民对文化传统和文化遗产的呵护、珍爱，在学习继承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发生了重要作用，其保护传承之功大焉。
当然，中国古代对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也不可避免地受到统治者狭隘利益和儒家礼教教化思想的束缚。另一方面，传统文化历来有“求新求变”、“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的精神追求，加上朝代更迭战乱频仍，对文化遗产和传统保护经常形成冲击破坏。《易经》所讲之“易”，就是变易，重“易(变)”轻“常(经常、平常、常态)”，在文化方面也就是重创造轻积累，重“发展”轻遗产保护。司马迁著名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表述，以一“变”字高度凝练概括古今差异，揭示历史进程本质，固然精辟，但同时也是对文化传承积累的一种忽略。与今天文化保护的先进意识相比，与日本等国长期形成的传统继承观相比，我国古代对传统文化遗产的保护，仍属于一种“自在”的、“自然”的状态，并没有达到自觉、自为的境界。
到了近代，西方列强的军舰大炮打破天朝迷梦，古老的中国突然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腐朽的清王朝一败再败，西方文化伴随经济、军事之强势长驱直入。中国社会进入了长达百余年的动荡变革时代。变革成了近现代中国的主要追求。“天演论”即进化论的引入，被广泛运用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激起社会上强烈的反思和变革的要求。五四新文化运动高举“科学”“民主”两面旗帜，其功绩应该高度评价，但当时不少人主张“新文化”的同时，将各种传统文化、文化遗产与“旧文化”“孔家店”捆绑，主张统统打倒。不仅犯了“把婴儿和洗澡水一块倒掉”的失误，还种下了新旧对立、水火不相容和“破旧立新”等对待文化遗产的激进倾向。例如胡适曾鼓吹“全盘西化”(尽管后来修正为“尽可能的全盘现代化”)，鲁迅也曾主张青年“少读，或者竟不读”中国旧书，也曾狠贬中医和京剧等传统遗产。这一时期对旧文化的否定，其实也是传统文化重“变”因子在特殊时空条件下的畸形发展。
百余年来，中国传统文化存续文化生态环境和生存空间，发生严重改变。从清朝到民国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从八国联军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从新文化运动到“文革”，再到改革开放，文化发展遭遇一系列社会政治经济变革，文化传承所受周期性震荡的频率和激烈破坏的程度，为世界其他文化发展史所罕见。
痛定思痛，我们深感文化传统和文化遗产，不能简单运用“进化论”看待，也不能简单运用是新是旧或“先进”、“落后”等标准来裁决。本来，文化进化的思想，在欧洲历史上是生物学进化论和西方文化中心论相结合的产物。西方思想家和人文社科学者中的有识之士，在逐渐摆脱欧洲中心的偏见时，也有不少人主张文化价值相对论，以避免文化价值评判的简单化片面化。
不同民族的文化传统和文化遗产，各有其历史、特点，其实并不像科学技术一样可以标准化和不断“进化”的。科学技术等文化成分的发展规律，是“推陈出新”、“后来居上”，文学艺术等文化成分却有自己的发展传承规律。文学艺术的发展历程，不是简单的“唯新论”即“新的就是好的”和“后来者必居其上”。因而，对待文学艺术作品及优秀的非物质遗产，绝不能机械地求新求变，不能简单地“喜新厌旧”。例如，后人雕塑的“维纳斯”，尽管成就斐然，但绝不可能因此否定、替代卢浮宫镇馆之宝古希腊的维纳斯。又如李白、杜甫的诗篇，代表着中国古典诗歌的最高成就，而明清以来多少新旧体诗作，在时间上(甚至内容上)新则新矣，也只有极少数或可比肩唐诗，但决不可能取李、杜而代之。同理，清代曹雪芹写出伟大小说《红楼梦》，其后新作车载斗量，恒河沙数，但在文学史上又有几部能与《红楼梦》相提并论?
科学技术不断更新，不断扬弃旧说，不断追求真理，科学强调统一标准，即“真理只有一个”。文学艺术不但可以、也需要“百花齐放”。因为文学艺术不仅表现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特性，也体现了不同作者的鲜明个性，文学艺术作品的欣赏，拥有无限宽广的选择，追求种类、形势、风格“多多益善”，追求丰富多彩，并不会局限于“仅此一种(形式)”或“独此一家(作品)”。例如有了音乐不能就清除美术，有了戏曲也不能脱离开文学，喜爱舞蹈的人，也会喜爱雕塑。即就文学中的小说而言，有了长篇，不能清除短篇;我国有了最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红楼梦》，也不可能就此把原有旧的(原先便有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优秀作品从中国文学宝库中清除，以《红楼梦》取代所有后者。今天的读者也不会因有曹雪芹而不读巴尔扎克、托尔斯泰，或要求把这些外国作家的作品赶出文坛、赶出书店。就连否定一切、大破“四旧”的“文化大革命”，虽然只剩下“革命样板戏”一花独放，不也是要有“八个”而非仅仅一个吗?“旧”小说《红楼梦》，不也因毛泽东青睐而独获生机，在“文革”中大量加印吗?
文化艺术需要创新，创新需要“推陈出新”。从这个意义上讲，毛泽东主张
“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有一定道理。但机械地执之为文化发展的总方针，教条地作为对待文化传统和遗产的总政策，则显然有误。原文所说之“推”本是“推开”、“推倒”、“排除”的意思，意味着“破字当头，立在其中”之“破”，不是今天“推出新人”、“推进民主”、“推选代表”之“推”。以为必须先“推倒”旧的，必须先“大破”前人已有成果，才能“出新”，是把所有旧文化、旧传统、文化遗产，与创新截然对立。果如此，第二句“推陈出新”就是对第一句“百花齐放”的否定或限制，因为陈花旧花就必须清除推倒，不得再行开放，所谓“百花”，便只剩“新花”，即唯有新花才能生存展示。殊不知今日之新花，明天必成旧花，甚至不待明日，转眼就已变旧，于是“百花齐放”也就无法实现。实践证明，文革式的“推陈出新”，正是对文艺百花园的残酷摧残。唯有一片凋零，哪来春色如许?
其实如前所述，文学艺术发展中的新、旧，并不对立。正如马克思主义经典论述所指出，人们创造历史，但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必须在前人创造的“思想材料”的前提下进行。列宁也反复说明无产阶级的文艺，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学习继承，与创新是辩证统一关系，不仅不矛盾，反而是文化艺术创新发展的基础，是新人成长的必由之路。正如齐白石所说“似我者死，学我者生”，关键看你如何学习如何继承传统。从辩证的观点看，没有旧，何来新?旧之不存，新何以见?昔日之旧，不也从新中来?今日之新，不就是明日之旧?其实，学习继承传统的过程，本身也是一个创新过程，因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独特的领会，有自己独特的识见。“文革”中大力宣传毛泽东读《红楼梦》，竟然发现了阶级斗争的重要内容。这个例子生动说明，对传统文学艺术的学习和再认识，也是创新过程，“学”字当头，“创”也就在其中。中外艺术史表明，凡是有大成就的创新的艺术家，无不认真学习、继承前人优秀传统，尤以开宗立派的大师为最。杜甫“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和郑板桥、齐白石甘当明朝大写意画家徐渭(徐青藤)的“门下走狗”，都足以说明这一点。
今天，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小康社会是我们举国奋斗的目标。文化遗产的继承保护与现代化进程有无矛盾?值得思考。这也是“新、旧”问题在新形势下的体现。机械地以“时代进步”以“现代化”为尺度，以科学技术的“先进”“落后”断是非，就会荒唐地得出这种结论：《楚辞》比《诗经》，更“先进”更“现代化”;《唐诗》比汉魏乐府、比《诗经》、《楚辞》更“先进”更“现代化”。于是，“最现代化”也就是“最先进”的，只有发达国家的现代派艺术或后现代派艺术了!只有西方的最新流行文艺了!其实，文学艺术有自己的评判标准，物质遗产和非物质遗产也有自己的优秀准绳，就是好与坏，美不美等等。我们将依据文学艺术及文化遗产自身的评判标准，来学习继承优秀文学艺术传统，实施优秀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
另一个被忽视的地方，是以为优秀文化艺术传统的继承轻而易举。其实，正如梅兰芳所说，传统是前人给我们的宝贵馈赠，我们这一代人要努力提升自己，才能使自己配得上这份礼馈赠。我们要不断学习，不断提升自己，甚至要经历艰苦奋斗，使自己达到能够俯视人类文明的高度，才能真正认识民族传统之精华，认识文化传统何以为优，何以为劣，才能从中最有效地吸取其养分，也才能更好地传承文化，保护遗产。
走出新、旧对立的认识误区，既是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思想前提，也对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继续彻底清除“文革”左的思维遗毒有重要推动。随着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深入，随着“文化自觉”的实现，我国文化艺术的发展将迎来新的百花齐放的可喜新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