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红丸案”的真相 梃击案、红丸案，大明短命帝王的死亡都隐藏了怎样的真相？
红丸案，为明末三大案件之一。泰昌元年（1620年），泰昌帝病重，李可灼进献红丸。据李可灼讲：此仙丹乃是他年轻时在峨眉山采药时得遇一位仙长所赠，所用药料均采自神府仙境，能治百病。
泰昌帝服后死去，而在当天，首辅方从哲拟遗旨赏了进献红丸的李可灼。有人怀疑是郑贵妃唆使下毒，旋即展开了一系列的追查元凶的举动。其间，党争与私仇夹杂其中，连坐罪死者众矣。泰昌帝继承皇位整一个月。这件因“红丸”引发的宫廷案件，史称“红丸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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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昌帝的死是否与红丸有关依然是一个千古之谜。天启年间，宦官魏忠贤当权，他要为“红丸案”翻案。于是，声讨方从哲的礼部尚书孙慎行被开除了官籍，夺去所有官阶封号，定了流戍。
抨击崔文升的东林党人也受了追罚，高攀龙投池而死。崇祯年间，惩办了魏忠贤，又将此案翻了回来。崇祯帝死后，南明王朝又一次以此为题材挑起党争，直到明王朝彻底灭亡。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红丸案
这些历史中，都少不了女人，毕竟能在内部加害皇帝的也就只有皇帝最为亲近的人了。郑贵妃，可谓是颇具头脑，纵看历史以后一会发现在，整个历史上的后宫女人都有一种想要模仿武则天的架势，有手段的直接想把皇帝害死，没手段的就是等到丈夫死后，来控制儿子。这里的郑贵妃就是前者，很那说红丸案跟郑贵妃没有一点关系，而且最后收益最大的也是郑贵妃。
红丸案死的便是明朝最窝囊的皇帝明光宗泰昌帝朱常洛，这个皇帝自幼便不得父亲的宠爱，能坐上皇帝也算是三生有幸了。他在位期间对于朝政是一点也不搭理，这不就给一些心思灵动的人一些想法了嘛，在外或许大臣庆幸有这么一个不稳朝政的皇帝，在内，贵妃等等则庆幸这个男人极其好色好玩，可以很好的把控他。
朱常洛即位后，颇具心计的郑贵妃为保全自己，取悦新帝，从侍女中挑选了8名能弹会唱的美姬进献给泰昌帝。但是已经身体不行的朱常洛怎么可能还能接受得辽这么多美色，果不其然，不久之后便身体出现了许多的问题，这时候郑贵妃的心腹崔文升便登场了。
他本是一个医官，有了这次机会便，他便是大展神通，说什么这个药丸好极了，甚至后面还有帮腔的，鸿胪寺丞李可灼又自称有仙丹妙药可治帝疾。惧怕死亡的朱常洛哪管得了那么多，管他三七二十一，先吞了一颗，发现一颗没用后，又吃了一颗，然后就暴毙而亡。
之后大臣们主张杀死了崔文升和李可灼，但是幕后主使郑贵妃确实一点也没事，在光宗末死以前，他向光宗建议以西李为皇后。西李也向光宗建议尊她(郑贵妃)为太后。这很像是她准备以皇太后的资格垂帘听政。
所谓红丸，是“红铅金丹”，又称“三元丹”，取处女初潮之经血，谓之“先天红铅”，加上夜半的第一滴露水及乌梅等药物，煮过七次，变成药桨，再加上红铅、秋石（人尿）、人乳、辰砂（湖南辰州出产的朱砂）、松脂等药物炮制而成。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八月初一朱常洛登基，郑贵妃立即向朱常洛进献8位美女，取悦於朱常洛。好色的朱常洛照单全收，「退朝内宴，以女乐承应」，「一生二旦，俱御幸焉」，由於淫欲过度，八月初十日便病倒。司礼监秉笔兼掌御药房太监崔文升进以泻药，服后病益剧，连泻三四十次，乃召阁臣方从哲等入受顾命。
八月二十九日，因服用鸿胪寺丞李可灼的红丸，病情稍缓，暖润舒畅，直呼：「忠臣！忠臣」於是下午三时复进一丸，九月一日五更时暴毙，在位仅29天。
廷臣纷纷议论，礼部尚书孙慎行、左都御史邹元标、给事中惠世扬等弹劾崔、李二人杀君；御史王安舜认为「先帝之脉雄壮浮大，此三焦火动，面唇紫赤，满面升火，食粥烦躁。此满腹火结，宜清不宜助明矣。红铅乃妇人经水，阴中之阳，纯火之精也，而以投于虚火燥热之疹，几何不速亡逝乎！」并怀疑皇帝是死於郑贵妃毒手。大学士方从哲从中调解，天启二年（1622年），崔文升发遣南京，李可灼遣戍边疆
明光宗泰昌帝朱常洛自幼不得其父喜爱，13岁才出阁读书，又长期辍读，经历坎坷。即位前的几十年中，他孤僻、压抑，遂沉湎酒色，恣情纵欲，这无疑影响到他的身体健康状况。 朱常洛即位后，颇具心计的郑贵妃为保全自己，取悦新帝，从侍女中挑选了8名能弹会唱的美姬进献给泰昌帝。郑贵妃又竭力笼络泰昌帝的宠妃李选侍，二人谋合，欲以美人计为己请封皇太后和皇后之号。贪婪酒色的泰昌帝纳8姬后，本已虚弱的身体，不几日更是“圣容顿减”，“病体由是大剧”。此时，司礼监秉笔、掌管御药房的原郑贵妃宫中的内医崔文升入诊帝疾，他本应用培元固本之药，却反用去热通利之药，使泰昌帝腹泻不止，委顿不堪。崔文升的进药引起朝臣的惊诧。舆论认为崔文升进药是受郑贵妃指使，欲置皇上于死地。此后鸿胪寺丞李可灼又自称有仙丹妙药可治帝疾，对其药大臣们多不主张皇帝服用。泰昌帝惧怕死亡，决计服用。初服一丸，四肢和暖，思进饮食，再进一丸，于次日凌晨即亡。此药为红色，称“红丸”，以铅为主，以参茸为副，两丸服下，本已元气大伤的皇上元气提出，成为脱症。大臣们联想到梃击案以来的风波，不禁疑窦丛生，所谓“张差之棍不灵，则投以丽色之钊；崔文升之泄不逮，则促以李可灼之丸”，这一系列事件岂非正是有目的地陷害皇帝吗！继泰昌帝而后新登极的天启皇帝朱由校迫于舆论压力，罢免未力阻李可灼进药的内阁首辅方从哲，将崔文升发配南京，李可灼充军，此案草草收场。但泰昌帝之死究系何因，始终未解，“红丸案”成为明宫疑案之一。
万历四十八年(公元 1620年)七月，明神宗朱翊钧卒，葬于十三陵之定陵。八月，朱常洛即位，改元泰昌，是为明光宗。但光宗仅仅执政一个月，就因病服用鸿肿寺丞李可灼所进红丸而亡，史称“红丸案”。
泰昌元年(公元1620年)八月，光宗病重，太监崔文升进呈泻药，光宗服后病情更为加重，一昼夜大便三四十次，廷臣纷纷指责崔文升不知医，妄进药，亦有人怀疑是神宗的郑贵妃所指使。八月二十九，光宗病情更为加剧，鸿肿寺丞李可灼又进“红丸”，光宗服后于九月初一死去，朝廷内外开始议论纷纷。御史王安舜首先上疏，请求重罚李可灼。南京太常寺少卿曹珍，还上疏请究治崔、李奸党。结果，朝廷将崔文升发遣南京，李可灼发配远方充军。后来，魏忠贤执政翻“红丸案”，李可灼免戍，崔文升被任命为总督漕运。直到魏忠贤失势时，崔文升才被捕下狱。
在处理红丸案的过程中，方从哲是走一步错一步，只有这最后一道奏疏算是走对了。他上这道奏疏的目的一是以恳切的言辞、严厉的自责来平息公愤；二是希望唤起一些朝臣的同情，能站出来替他说上几句话。结果两个目的都达到了。已有人为他鸣不平，刑部尚书黄克缵、给事中汪庆百等纷纷上书，要求立即刹住追查大行皇帝暴卒之谜的舆论。他们的主要理由就是如果纠缠下去，朝廷不宁，且陷先帝于非善终之地，皇家名声也不好听。
但天启帝认为这种辩解并没有搞清红丸案的真相，一时难以决断。这时，一直缄默无言的阁臣韩火广终于站出来说话了。他把当时他目睹的一切事实都详细地说清楚了。特别是方从哲当时左右为难的情景，被描绘得十分具体。最后，韩火广提出，“红丸”一案纠缠了一年多，但真正置先皇于死地的崔文升和李可灼到现在也没有处置，这两人虽然乱用药物，但也确实是奉旨进药，可以适当惩处，红丸一案则不宜继续深究。
韩火广在万历年间就是个有名的老成之臣，居官十余年处事公正，很受群臣景仰，入阁后又一直陪伴方从哲料理进红丸之事，说出的话是可信的。所以他的奏折报上后，很快地使一场风波平息了下来。不久天启皇帝圣旨颁下，“将李可灼削官流戍边疆，崔文升逐出北京，发往南京安置。”
一场轩然大波到此总算结束。但是朱常洛为什么在一夜之间猝然暴死?李可灼献的红丸究竟是什么东西?却一直是个谜。三百余年来，尽管史学家见仁见智，设想了种种答案，但没有一种令人信服，因此红丸一案成了千古之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