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如题 谢谢了 苏轼定风波的解释如题 谢谢了
苏轼（1037～1101年），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即今四川眉州）人，是宋代著名的文学家、书画家。他与他的父亲苏洵、弟弟苏辙皆以文学名家，世称“三苏”；与汉末“三曹父子”（曹操、曹丕、曹植）齐名。提到他，凡是有点文学常识的人，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他的父亲苏洵，即是《三字经》里提到的“二十七，始发愤”的“苏老泉”。苏洵发愤虽晚，但用功甚勤。苏轼晚年曾回忆幼年随父读书的状况，感觉自己深受其父影响。当然，假若没有苏洵的发奋读书，也就不可能使苏轼幼年承受好的家教，更不能年未及冠即“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也就更不可能有日后的文学大家。 嘉佑元年（1056年），虚岁二十的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在翌年，他参加了礼部的考试，以一篇《刑赏忠厚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高中进士。 嘉佑六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即通常所谓“三年京察”，入第三等，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后逢其父于汴京病故，丁忧扶丧归里。熙宁二年（1069）服满还朝，仍授本职。 苏轼几年不在京城，朝里已发生了天大的变化。神宗即位后，任用王安石支持变法。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内，因在新法的施行上与新任当国王安石意见不合，被迫离京。朝野旧雨凋零，苏轼眼中所见的，已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平和世界”。 苏轼因在返京的途中见到新法对普通老百姓的损害，故很不同意宰相王安石的做法，认为新法不能便民，便上书反对。 这样做的一个结果，便是像他的那些被迫离京的师友一样，不容于朝廷。于是苏轼自求外放，调任杭州通判。 苏轼在杭州呆了三年，任满后，被调往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知州。 这样持续了有大概十年，苏轼遇到了生平第一祸事。当时有人故意把他的诗句扭曲，大做文章。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到任湖州还不到三个月，就因为作诗讽刺新法，“文字毁谤君相”的罪名，被捕下狱，史称“乌台诗案”。 苏轼坐牢103天，几濒临被砍头的境地。幸亏北宋在太祖赵匡胤年间即定下不杀大臣的国策，苏轼才算躲过一劫。 出狱以后，苏轼被降职为黄州团练副使（相当于现代民间的自卫队副队长）。这个职位相当低微，而此时苏轼经此一狱已变得心灰意懒，于公余便带领家人开垦荒地，种田帮补生计。“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他在这时为自己起的。 宋神宗元丰七年，苏轼离开黄州，奉诏赴汝州就任。由于长途跋涉，旅途劳顿，苏轼的幼儿不幸夭折。汝州路途遥远，且路费已尽，再加上丧子之痛，苏轼便上书朝廷，请求暂时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后被批准。当他准备南返常州时，神宗驾崩。 哲宗即位，王安石势力倒台，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苏轼于是年被召还朝。这之后短短一两年内，苏轼从登州太守，拔升翰林学士，至上礼部尚书。 俗语：“京官不好当。”当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认为其与所谓“王党”不过一丘之貉，再次向皇帝提出谏议。 苏轼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党，有不能见谅与旧党，因而再度自求外调。他以龙图阁学士的身分，再次到阔别了十六年的杭州当太守。 苏轼在杭州的唯一政绩便是修了一项重大的水利建设，在西湖旁边筑了一道堤坝，也就是著名的“苏堤”。 苏轼在杭州过得很惬意，自比唐代的白居易。但没过多久，王安石再度执政，他就又被召回朝。但不久又因为政见不合，被外放颖州。 之后苏轼几次入朝、贬官、贬官、入朝……饱尝宦海沉浮之苦。一度曾被贬到惠州、儋州（在今海南岛），至徽宗建宗靖国元年（1101年）再次被召还京时，病逝于常州，享年六十六岁。 从苏轼的履历来看，他做官是不成功的；他的主要功勋在文学创作上。他是有名的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同时还是宋代四大书法家（苏、黄、米、蔡）之一。就现存苏轼的作品看来，他诗词歌赋，样样精通，在人才济济的两宋王朝，他无论诗，词，还是散文，都是大家。 （二）苏轼的人生观，审美观： 苏轼多元的人生观及其丰富复杂的思想对其文学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近几年研究者对此各持不同看法。如蒲友俊《超越困境：苏轼在海南》（《四川师大学报》１９９２年第３期）认为，苏轼乐观豁达的生存方式和审美态度，使他能战胜在偏远穷荒的海南儋州的种种迫害和磨难，登上诗歌创作和文学思想的顶峰。陈晓芬《佛教思想与苏轼的创作理论》（《文艺理论研究》１９９２年第６期）认为，“佛教思想以它涉及宇宙构成的宏观内容，以超脱常俗的认识方式和思维特征，在一定程度上与创作的某些规律更能沟通”，“苏轼一向崇信佛教，与僧人交往密切，又熟读各种佛经，深通佛理，因而佛教思想给予他的创作许多的启示”。刘石《苏轼创作中与佛禅有关的几个问题》（《贵州社会科学》１９９２年第３期）从佛禅典故、佛禅用语、禅意表现等三个方面论述苏轼诗文善用禅典、禅语表现禅境的特色。高林广《浅论禅宗美学对苏轼艺术创作的影响》（《内蒙古师院学报》１９９３年第１期）从思维特点、审美态度及审美方式等诸方面初步考察了禅宗美学对苏轼艺术创作的影响。禅宗美学反理性的思维特点为苏轼所援引，这使他的一部分作品充分强调了个体情感的抒发和文学真正内涵的审度：禅宗美学超功利的审美态度反映在苏轼的作品中便集中体现为一种超然精神，因而造就了其创作或主淡泊或主豪猛的多方面的风格特点；苏轼援引禅宗美学“见象而离相”审美方式的直接结果是形成了其以寓意于物而又不滞于物为主要特征的诗境特点。与之相反，齐文榜《东坡词风与释道思想》（《河南大学学报》１９９３年第２期）认为，释道思想使东坡词的一些豪放之作蒙上了一层虚无的色彩，其由积极用世转向佛老思想的大转折，反映到创作上便出现了词风的巨大变化，代之以豪放与旷达相兼以及旷达飘逸的作品。覃召文《佛之梦魇与禅之忧伤——岭南时期苏轼的禅佛情结》（《文史知识》１９９６年第６期）认为：“苏轼的人格不是单一的旷达，其心中也潜藏着深深的忧伤”，并且“成了后期，特别是岭南时期苏轼人格的主导方面”，追求其深层原因，是“苏轼的禅佛信仰与自我实现的要求剧烈冲突所致”，“苏轼的禅佛信仰不仅奠定了其后期诗文的感伤主义基调，也重铸了他自己的人格”，从比喻的意义上来说，此期的苏轼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称得上是禅佛思想的牺牲品。 另一些研究者则探讨了苏轼作品与道家思想的关系。如张维《论苏轼美学思想与道学的联系》（《社会科学研究》１９９４年第４期）论述了苏轼的道家思想对其审美观和艺术创作的影响，认为“他把修道同艺术创作有机结合起来，把道的观念和道的原则贯穿到他的创作中，使得其作品具有灵气，更具美感”。曾之鲁《试论苏轼“记”体散文中的道家思想》（《宝鸡师院学报》１９９０年第４期）认为，苏轼散文中体现的道家思想往往经过儒家思想的中和与改造，成为一种儒化了的道家思想，在特殊环境中，发挥出较多的积极作用。周小华《苏轼的“虚”、“静”、“明”观——论庄子的“心斋思想”对苏轼后期思想的影响》（《学术月刊》１９９６年第９期）认为“苏轼的虚静之心，既与庄子思想超越的一面相通，又无法摆脱儒家思想的羁绊”。杨胜宽《君子如水，因物赋形：苏轼人格思想片论》（《唐都学刊》１９９３年第２期）认为苏轼继承和综合了儒道两家所标榜的理想人格思想，提出了“君子如水，因物赋形”的人格理想，苏轼的人生境界、文学艺术追求，都打上了这一理想人格境界的烙印。宋代理学兴起，对苏轼创作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郑荣基《苏轼文艺理论批评和创作思想的核心》（《中南民族学院学报》１９９４年第４期）认为“理”贯穿着苏轼的整个哲学思想、文艺理论和创作实践，不过苏轼的理带有朴素的辩证唯物思想，指的是事物发生、发展和变化的客观规律，表现在重理、知理和达理三个方面。 还有部分研究者从美学的角度分析了苏轼的文艺观。如王世德《苏轼论妙出法度的审美意味》（《徐州师院学报》１９９２年第２期）论述了苏轼艺术观中法度与新意的关系，及其“寄至味于淡泊”的艺术追求。张毅《清旷之美——苏轼的创作个性、文化品格及审美取向》（《文艺理论研究》１９９２年第４期）以“清旷”之境概括了苏轼作品的艺术特性。耿琴《苏轼“行云流水”说》（《烟台大学学报》１９９４年第４期）认为苏轼反复以行云流水喻诗文之道，反映了他崇尚自然的美学追。 （三）尾声： 读到这里，大家已经对苏轼有了一定的了解，苏实在文学创作上是成功的，可是做官上却是不成功的。因为他的性格与当时的社会太格格不入。虽然他有理想，有抱负，但他的才干却因受到排挤而无法得到施展，可谓是生不逢时。最后，苏轼选择了用写诗来排解痛苦， 用创作来充实自己，取悦自己。于是留下了许多气势磅礴的壮丽诗篇。苏是有着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同时，他也有着自己的审美观点，那就是写作。因此，他的诗深受他的审美观的影响。 苏轼用他的笔描绘了他的一生，也给后人留下了精美的诗作。我们要感谢老天，为我们创找出了这么一位伟大的诗人，正是因为他的与众不同的审美观点，使他可以在郁郁不得知识仍能够创作。苏轼身上还有太多的东西值得我们去研究，去思考。我相信，总有一天，一个完整的苏轼会展现在我们面前。
苏轼·定风波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八月，苏轼于湖州知州任上，以作诗指斥乘舆、讥切时政的罪名下御史台，酿成有名的“乌台诗案”。年底，诏责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翌年二月至黄州（今湖北黄冈市）。这首《定风波》词就作于到黄州第三年的春天。 词前小序云：“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借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据《东坡志林》记载：“黄州东南三十里为沙湖，亦曰螺师店，予买田其间，因往相田”。全词紧扣途中遇雨这样一件生活中的小事，来写自己当时的内心感受。篇中的“风雨”、“竹杖芒鞋”、“斜照”等词语，既是眼前景物的实写，又不乏比兴象征的意味，是词人的人生境遇和情感体验的外化。全篇即景抒情，语言自然流畅，蕴涵着深刻的人生哲理，体现了东坡词独特的审美风格。 词的上片写冒雨徐行时的心境。首句写雨点打在树叶上，发出声响，这是客观存在；而冠以“莫听”二字，便有了外物不足萦怀之意，作者的性格就显现出来了。“何妨”句是上一句的延伸。吟啸，吟诗长啸，表示意态安闲，在这里也就是吟诗的意思。词人不在意风雨，具体的反应又怎样呢？他在雨中吟哦着诗句，甚至脚步比从前还慢了些哩！潇洒镇静之中多少又带些倔强。“竹杖芒鞋”三句并非实景，而是作者当时的心中事，或者也可看作是他的人生哲学和政治宣言。芒鞋，即草鞋。谁怕，有什么可怕的。平生，指平日、平素。作者当时是否真的是“竹杖芒鞋”，并不重要；而小序中已言“雨具先去”，则此际必无披蓑衣的可能。所应玩味的是，拄着竹杖，穿着草鞋，本是闲人或隐者的装束，而马则是官员和忙人用的，所谓的“行人路上马蹄忙”。都是行具，故可拿来作比。但竹杖芒鞋虽然轻便，在雨中行路用它，难免不拖泥带水，焉能与骑马之快捷相比？玩味词意，这个“轻”字并非指行走之轻快，分明指心情的轻松，大有“无官一身轻”之意，与“眼边无俗物，多病也身轻”（杜甫《漫成二首》之一）中的“轻”字亦同。词人想，只要怀着轻松旷达的心情去面对，自然界的风雨也好，政治上的风雨（指贬谪生活）也好，又都算得了什么，有什么可怕的呢？况且，我这么多年，不就是这样风风雨雨过来的吗？此际我且吟诗，风雨随它去吧！ 下片写雨晴后的景色和感受。“料峭春风”三句，由心中事折回到眼前景。刚才是带酒冒雨而行，虽衣裳尽湿而并不觉冷。现在雨停风起，始感微凉，而山头夕阳又给词人送来些许暖意，好象特意迎接他似的。“相迎”二字见性情。作者常常能在逆境中看到曙光，不让这暂时的逆境左右自己的心情，这也就是他的旷达之处了。“回首”三句复道心中事，含蕴深邃。向来，即方才的意思。“回首向来萧瑟处”，即是指回望方才的遇雨之处，也是对自己平生经历过的宦海风波的感悟和反思。词人反思的结果是：“归去”。陶渊明的退隐躬耕，是词人所仰慕的，但终其一生，词人从未有过真正意义上的退隐。“未成小隐聊中隐”（《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其五）。质言之，他所追求的并非外在的“身”的退隐，而是内在的“心”的退隐；所欲归之处，也并非家乡眉州，而是一个能使他敏感复杂的灵魂得以安放的精神家园。“此心安处，即是吾乡”。也正因如此，词人以“也无风雨也无晴”收束全篇，精警深刻，耐人寻味。方才遇雨时，词人没有盼晴，也不认为风雨有什么不好；现在天虽晴了，喜悦之情也淡得近乎没有。因为自然界和仕途上有晴有雨，有顺境有逆境，但在词人心中却无晴雨，因为“凡所有象，皆是虚妄。应无所住，而生其心”（《金刚经》）。词人始终是泰然自若的。结句透过一层来写，是篇中的主旨，也是苏轼诗歌的典型风格——“坡仙化境”的很好体现。所谓的“坡仙化境”，就是在深挚、迫切、执著之后，忽然能够回转、放开，有类释家的先“执”后“破”。在此词中，“一蓑烟雨任平生”，潇洒镇静中不免带些抗争之心，也仍是另一种形式的“执”；“也无风雨也无晴”，则是对之的升华。如果将上片的结句比喻作禅宗里神秀和尚的偈语“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则苏轼此时“回头自笑风波地，闭眼聊观梦幻身”（《次韵王延老退居见寄二首》其一），似乎顿悟到了方才的冒雨徐行也多少有些作态。现在雨过天晴，一切都象什么也没有发生似的，有如六祖慧能的“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词人这才回到真我，体悟到生命的真谛，这也才是真正的彻底的“破”。 在苏轼现存的360多首词作中，“归”字竟出现了100馀次，这是深可玩味的现象。李泽厚先生说：“苏轼一生并未退隐，也从未真正‘归田’，但他通过诗文所表达出来的那种人生空漠之感，却比前人任何口头上或事实上的‘退隐’、‘归田’、‘遁世’要更深刻更沉重。因为，苏轼诗文中所表达出来的这种‘退隐’心绪，已不只是对政治的退避，而是一种对社会的退避”（《美的历程》）。在《临江仙·夜归临皋》一词中，由于结尾“小舟从此逝，江海寄馀生”两句所表达的弃官归隐之念，以至于“翌日喧传子瞻夜作此词，挂冠服江边，拿舟长啸去矣。郡守徐君猷闻之，惊且惧，以为州失罪人，急命驾往谒。则子瞻鼻鼾如雷，犹未兴也”（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二）。“本来，又何必那样呢？因为根本逃不掉这个人世大罗网”（《美的历程》）。无论是人间天上，抑或是廊庙江湖，对于苏轼来说均是“外部世界”，本无区别。他最后的归宿只能是自己的“内心世界”。所谓的“也无风雨也无晴”和“小舟从此逝，江海寄馀生”，实际只是词人希望获得精神解脱的一种象喻而已。 旷达——顿悟——感伤，是苏轼文学作品中所特有的一种情感模式。他一生屡遇艰危而不悔，身处逆境而泰然，但内心深处的感伤却总是难以排遣。这种感伤有时很浓，有时又很淡，并常常隐藏在他爽朗或自嘲的笑声的背后。他的《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一词的下片：“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行人（指作者自己）自知无法看到墙内佳人的身姿容貌，只想再驻足聆听一会儿，孰料佳人此际已荡罢秋千离去，尚不知墙外还有一个多情的行人，这怎不令人懊恼呢！佳人之“无情”，乃因不知有墙外“多情”行人的存在，而世间带有普遍性与必然性“人世多错迕”之事，又何止此一件呢？苏轼一生忠而见疑，直而见谤，此际落得个远谪岭南的下场，不也正是“多情却被无情恼”吗？他嘲笑自己的多情，也就是在嘲笑那些加在自己身上的不公的命运，在笑一切悲剧啊！
一、 简介 苏轼（1037-1101），字子瞻，一字和仲，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在今四川省）人，博通经史，才华横溢，仕途坎坷，几经曲折，起落不定。诗词、文均称大家：诗歌卷舒自如，清健雄奇，与黄庭坚幷称“苏黄”；词开豪放之风，“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刘熙载《艺概》），与辛弃疾幷称“苏辛”；散文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与欧阳修幷称“欧苏”。苏轼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一座巍巍山峰，其高胜天，对后世的影响非常深远。有《东坡全集》、《东坡乐府》传世。 二、 苏轼深挚浓厚的酒情 酒是一种怪异奇特的东西，尤其是在古代，酒那浓浓的气味，芬芳了一阙绚烂瑰丽的古代文化长卷；酒那淡淡的香味，不知道熏倒了多少落魄失意的文人，还有郁郁不得志的骚客。酒真盏嘏惆橹袊 糯 娜硕冗^了无数个辗转难眠的漫漫长夜，也神奇地酝酿出无数脍炙人口的伟大作品，曹孟德喜酒：“何以解忧，唯有杜康。”（《短歌行》）李白溺酒：“钟鼓馔玉何足贵，但愿长醉不愿醒。”（《将进酒》）罗隐乐酒：“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自遣》）苏轼也爱酒的，爱得与胁煌 炔幌癫苊系履趋嵘螋d悲壮，也不像李白那麽放荡不羁，更不像罗隐那麽悲叹忧愁。 苏轼不善饮酒，“少时望见酒杯而醉，今亦能饮三蕉叶矣。”（《志林》）然而东坡还是与酒结下了不解之缘。在他的许多优秀作品中，酒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酒气、酒香、酒韵一直浸润著苏轼的杰出之作。“倾杯不能饮，待得卯君来。”（《书出局诗》）平淡无奇的诗句道出了东坡与弟弟苏辙亲密无间的深情，酒把这份情感渲染得更加浓烈。“仙衣不用剪刀裁，国色初酣卯酒来。”①点明了苏轼对陈襄如期赴约的惊奇喜悦，于是大呼“卯酒来”，与好友痛饮，实人生快事！待到醉了，“醉归扶路人应笑，十裏珠帘不上钩。”（《吉祥寺赏的牡丹》）风趣的笔调刻画出醉归的窘态，其实这恰恰是苏轼洒脱豪迈的性格的真实反映。直至酒醒之际，“欲对酒杯疑是梦，试拈诗笔已如神。”②是酒，让东坡文思泉涌，下笔千言；是酒，让东坡“才笔落，四海皆已传诵”。最后酒意顿失，苏轼便想起“休官彭泽贫无酒，隐几维摩病有妻”③透过酒杯，苏轼仿佛望见了陶潜、维摩落寞而清高的身影。照见了自己沧桑的面容和苍老的衰貌，恍然发现自己原来与古代先贤有著多麽神似的人生境遇，于是产生了奇妙的时空共鸣。 苏轼是锺情酒的，他的名篇《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就是在酒的催化下诞生的。 水调歌头 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把酒问青天”是开启全词的钥匙；是酒诱发了词人压积在胸中的忧郁情感，喷薄出词人解脱释怀后放旷而自由的神气。酒气蒙蒙，醉眼惺忪，苏轼望到了“琼楼玉宇”，感到“高处不胜寒”，那是冷酷的现实泼来的冷水，让他措手不及。于是他便“起舞弄清影”，想必苏轼是怀想起“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的诗仙李白来了，就让酒洗尽心中的烦恼与无谓的伤心事吧！酒又在词人肚子裏发酵，苏轼便吟出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 此事古难全”的千古绝唱。至此，酒气全无。一种由高贵品性和苦难人生历程锻铸的宁静与澄明，一种凡人难以步趋的潇酒与从容，一种饱经忧患而仍然对人生与社会保持热情的豪迈与旷达，游漫出纸面浸润著读者的心田。宋人胡仔在《苕溪渔隐丛语》中说：“中秋词，自东坡《水调歌头》一出，馀词尽废。”点评精炼，恰到好处，绝非溢美。 苏轼的诗词中，一泓酒泉在潺潺地流淌著，清澈而芳香；酒中，飘溢著苏轼心灵的诗句和智慧的词章。苏轼使酒更醇，更香；酒使苏轼更出校 h逸。 三、 苏轼空明了彻的禅思 苏轼有不少作品都印刻著他思索的痕迹，闪烁著他感悟的光芒。他擅于把深刻的哲理寓含在滐@的诗句中，用高超自然的手法把它表现得显而不露而又不言而喻。譬如： 题西林壁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琴诗 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 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 《题西林壁》中诗人道出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及“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的哲理，语句平常清新，令人叹服。王文诰评说：“凡此种诗，皆一时性灵所发，若必胸有释典，而后炉出之，则意味索然矣。”④至于第二首，诗人用琴、手指和声音的相互关系揭示出整体与部分不可分割的哲理。可惜，当时英明的宋神宗偏偏就不懂得这个道理，自以为是的新派投机官僚也不懂，他们千方百计诬陷排挤苏轼，他们不知道失去苏轼这个突出“部分”的参与将是难以估计的损失，将会是整个北宋深刻的悲哀。 结果，一群势利小人导演了历史上“莫须有”的一场闹剧——乌台诗案。乌台诗案是苏轼经历的第一次灾难，也是最沈重而且最彻底的一次。黄州之贬使他精神上受了严重的打击，在贬黄途中他一再悲叹自己“楚囚”、“逐客”“放臣”的身份，如“未忍悲客学楚囚”（《陈州与文郎逸民饮别》），“夹子自逐客，沿能哀楚囚”（《子由自南都来陈三日而别》）“索漠齐安群，从来著放臣”（《伯父送先人下第归蜀》），等等。但是积极乐观的苏轼还是立刻坚强起来，收拾好破碎的心，包扎好受伤的血口，懂得了用禅道来保护自己。苏辙在《东坡先生墓志铭》中说：“谪居于黄……读释氏书，深悟实相，参与孔老，博辨无碍。”东坡在给朋友的信中也提到：“人生悲乐，过眼如梦幻，不足追惟。”（《与王庆源》）可见，深重的不幸把苏轼逼到绝境，而他茫然间一擡头却看见佛光，晶莹而灵动。如《答径山琳长老》： 与君皆丙子，各已三万曰。一曰一千偈，电往那容诘。大患缘有身，无身则无疾。平生笑罗什，神咒真浪出。 这是苏轼的绝笔诗，作于临终前两日，表现了他参透世道的真正的大彻大悟。 苏轼在诗词中开辟了一个波浪壮阔的人生境界，其中有苦难、叹息、笑噱，但更多的是一种飞天抚琴般的神韵，一种佛陀拈花似的微笑，一种在苦难中体证生命价值的深沈，一种在笑噱中寄托人生追求的闲致。 四、 苏轼洒脱放达的豪情 苏轼是一个多灾多难而又不屈不挠的文人，是一个饱经沧桑而又谈笑自如的智者，困难与挫折把他磨炼得更加坚韧，更加顽强，更加毅然，这在他的诗词中则具体地化为一阵阵潇洒雄肆的豪放之风。如苏轼在贬黄州后写的《东坡》中有句云：“莫嫌荦确坡头路，自受铿然曳杖声。”东坡是黄州山脚下的一片荒地，尽管荆棘丛生，碎石阻道，可对于刚刚从冤狱中挣脱的苏轼来说似乎有著更新奇的情趣，足见其豪气。这裏还有其他的诗句词句可说明这一点：“先生食饱无一事，散步逍遥自扪腹，不问人家与僧舍，拄杖敲门看修竹。”（《〈寓居定惠院〉》“村舍外，古道旁，杖藜徐步转斜阳”（《鹧鸪天》）“自庇一身轻箸笠，相逢到处绿蓑衣。”（《浣溪沙》）苏轼的豪气就潜藏在杖藜中，隐匿在蓑衣裏。他的心境是明澈而安祥的，满目是黄花翠竹，气质早已是如兰似桂，芬芳袭人。最典型的当数《定风波》： 定风波 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县先去，同行皆狼狈，馀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仿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你听！“穿林打叶声”，让人心寒。你看！“同行皆狼狈”。而苏轼却拉著拐杖，拖著芒鞋，悠悠然在“一蓑烟雨”中跋涉前行，自得其乐。最后竟然还豪气十足地啸出“也无风雨也无晴”。这该是何等广阔的心胸，何等豪迈的情怀，何等乐观的人生态度，何等健朗的风格！刘永济说：“上半阙可见作者修养有素。履险如夷，不为忧患所动摇之精神……下半阙则显示出其对子人生经验之深刻体验而表现出忧乐两忘之胸怀。”（《唐五代两宋词简析》），这是很中肯的。至此，苏轼的豪风已表现得淋漓尽致，抒发得浩荡雄浑，让人佩服不已。难怪陆游云：“试取东坡诸乐府歌之，曲终，觉天风海雨逼人。”⑤ 苏轼诗词意象总是高远不凡，语气也甚为旷达，充分表现了他超旷的浩气逸怀与悲切的豪情壮志，体现了其诗词的显著特点：豪旷。正如王国维之言：“东坡之词旷”。（《人间词话》）近代蒋兆兰也云：“自东坡以浩瀚之气引之，遂开豪放一派。”⑥这股豪放给当时的词坛注入一股新鲜的血液，大大丰富了词的内容，对后来的陆游、辛弃疾等影响颇大。 五、 结语 苏轼是中国古代最高贵、最亲切、最有魅力的文人，同时又是遭受磨难最多最深重的文人之一，他的诗词始终充盈著生命的力度与艺术的帅气，千姿百态，光彩照人。林语堂说得最精彩： 他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乐天派，一个巨儒政治家，一个皇帝的秘书，一个厚道的法官，一个月夜徘徊者，一个大文豪，一个创意画家，一个酒仙，一个小丑，但这不足以道出他的全部希望采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