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的优点有什么现实意义 对学习生活有什么作用？ 王莽对汉哀帝是什么态度

王莽优点~

谈起王莽及王莽改制，大多数人都持否定态度，其实我们看待历史和历史人物都应一分为二、实事求是，不能偏颇，王莽也有其可取之处。王莽（公元前45--公元23年），字巨君，是西汉王朝贵族大地主集团的成员之一，西汉元帝皇后同母弟王曼的儿子。成帝即位，元后专权，以外戚王凤任大司马大将军。王莽的父亲因病早死，所以他依附伯父王凤为生。王凤生病死后，把王莽托付给太后和成帝，后来王莽便作了黄门郎。后又被封为新都侯，任骑都尉光禄大夫侍中。王莽三十八岁时，出任大司马大将军，辅政一年多。哀帝即位后，王莽失势。平帝时，王莽复任大司马。平帝死，孺子婴立，王莽继续辅政，先后称假皇帝和摄皇帝。公元8年称帝，建立了新朝。王莽代汉后所得的天下，是一个满目疮痍的烂摊子，为了新朝的长治久安，他进行了多方面的改制，尽管客观上造成了社会的混乱，但他的本意是想缓和社会矛盾。
一、王莽生活比较勤俭朴素，为人态度恭敬，处事看重榜样的作用。王莽虽出生在外戚豪门之家，姑母是汉元帝的皇后，但由于王莽的父亲因病早死，未及列侯，所以王莽幼年时生活贫困。生活的艰辛使他养成了恭俭、朴素的性格，他比那些贵族子弟更了解下层人民的疾苦。永始元年，王莽被封为新都侯，与其他官吏的贪婪豪夺不同，王莽“爵位益尊，节操愈谦。散舆为衣裘，振施宾客，家无所余”。（班固:《汉书·王莽传》）他当上大司马后“愈为俭约”，“赏赐邑钱悉以享士”。以至“母病”，“公卿列侯遣夫人问疾，莽妻迎之，衣不曳地，布蔽膝。见之者以为僮使，闻知其夫人，皆惊。” （班固:《汉书·王莽传》）“每有水旱，莽辄素食。” （班固:《汉书·王莽传》）
生活节俭是王莽一贯的品质，他想为荒淫奢侈的公卿贵族们树立一个良好的榜样，以挽救摇摇欲坠的西汉王朝。王莽由于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所以过于看重教化的作用。王莽认为，只要统治阶级以身作则，注意节俭，社会上的浮华风气就会烟消云散。尤其是平帝元年，王莽长安辅政后，“出钱百万，献田三十顷，付大司农助给贫民”。（班固:《汉书·王莽传》）随后，许多公卿处于各种动机，“皆慕效焉，凡献田宅二百三十人，以口赋贫民”。（班固:《汉书·王莽传》）王莽“恶衣恶食，陋车驽马”，（班固:《汉书·王莽传》）连年献田献钱，救济贫民；不仅如此，还力劝太后，“宜衣缯练，颇损膳，以示天下”；（班固:《汉书·王莽传》）从而赢得朝野上下一片歌功颂德。许多大臣声称：“天下闻公不受千乘之土，辞万金之币，莫不乡化”。（班固:《汉书·王莽传》）王莽因此更加看重教化的作用。
王莽在改制中特别强调要敦教化，希望以此来改变崇尚奢华、挥霍无度的官场风气。在地皇元年，他起用了节俭朴素的唐尊，让他担任太傅要职。唐尊认为“国虚民贫，咎在奢泰”，要挽救危亡，必须提倡节俭，这与王莽的观点不谋而合。于是，穿小袖短衣，乘母马拉的车，使用劣质陶器的唐尊就成了王莽推崇的表率。他让唐尊用陶器盛着劣质的食物遍送公卿，企图以此来感化他们，使新朝能弊绝风清。这种做法也未免太单纯、幼稚了。当时的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王莽不去考虑如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企图以教化的方式去挽救时弊，注定了改革的失败。
二、王莽十分向往周代礼制并以其为蓝本，力求寻找一条摆脱社会危机的方案。王莽幼年生活的贫寒艰辛，使他养成了勤俭朴素、勤奋好学的品行。年轻时，他曾经向著名的儒学家陈参学习“礼经”，成为一位彻底的儒学崇拜者，对儒学的崇拜达到了近乎痴迷的程度。在改制过程中，王莽泥古不化，企图依照儒家经书《周礼》而实行改制，最终导致了改制的失败。新朝建立后，王莽言必称三代，事必据《周礼》，处处引经据典。王莽从《诗经》、《尚书》等儒家经典出发，认为“昔周二后受命，故有东都、西都之居。予之受命，盖亦如之。州以《禹贡》为九，爵以周氏有五”。（班固:《汉书·王莽传》）王莽还不顾当时社会的实际情况，恢复了西周时期的分封制，违背了历史发展的潮流；营建东都，加剧了社会矛盾。
王莽一向认为，“承天当古，制礼以治民”。是以做了大司马成为宰辅后，“议论决断，靡不据经”。新朝建立后，他言必称三代，事必据《周礼》，“每有所兴造，必欲依古得经文”，把一切政令、设施都搞的古色古香，一部《周礼》几乎是王莽改制的蓝本。王莽是一位儒家理想主义者，所以他对历史上的儒家们所描绘的理想境界羡慕不已。为了解决土地的兼并问题，在建始元年，即公元9年，王莽下诏实行“王田制”。王田制的名称取法于《诗经》中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王莽诏书称：“古者，设庐井八家，一夫一妇田百亩，什一而税，则国给民富而颂声作。此唐虞之道，三代所遵行也，……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其男口不盈八，而田过一井者，分余田予九族邻里乡党。故无田，今当受田者，如制度”。这就是王莽的“王田制”，其核心是变地主阶级的土地私有制为封建土地国有制，企图以此来遏止土地兼并。在封建土地私有制已经出现六七百年的汉末，要废除土地私有，实行土地国有，实在是不切实际的空想！他的一位叫区博的大臣就直接面谏他说：“井田虽圣王法，其废久已。……虽尧舜复起，而无百年之渐，弗能行也。天下初定，万民新附，诚未可实行。”事实上，“王田制”颁布不几年，就因为遭到豪强大地主的反对而废止了。正如一位史家所说的，井田制“乃书生之论，所以不可行也”。（马端临:《文献通考·自序》）
王莽还根据《诗经》《尚书》等儒家经典，制定出一套分封的方法：“州从《禹贡》为九，爵从周氏有五。诸侯之员千有八百，附城之数亦如之，以俟有功。诸公一国，有众万户，土方百里。侯伯一国，众户五千，土方七十里。子男一测，众户二千有五百，土方五十里。”在体现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度已经确立二百多年后，王莽全面恢复分封制，用世袭的办法代替选任制，其实是一种历史的倒退，无论如何是行不通的。王莽代汉后，为了抑制富商大贾的过分盘剥，他颁布了五均六筦法，“《周礼》有赊贷，《乐语》有五均，传记各有筦焉。今开赊贷，张五均，设诸斡者，所以齐众庶，抑兼并也”。（班固:《汉书·食货志》）可以看出，五均六筦也是根据《周礼》等旧典而成的。这套五均六筦法实际上是官营一部分工商业，将民营的盐、铁、酒等大宗商业收由官家来做。这明显是与商家大贾争利，当然要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而税山泽，又使在蝗虫旱灾之中指望山泽求生的百姓，没有了活命之路。因此，不论是穷人还是富人，都一直反对此法。六筦之令行，“天下愈愁，盗贼起”。纳言冯常上谏除六筦法，“莽大怒，免常官”。五均六筦法阻碍了工商业的发展，又触犯了富人与穷人的利益，这就使得改制没有了社会基础，失败成了必然的结局。
在改制中，王莽认为“周公践天子位，六年朝诸侯，制礼作乐，而天下大服”，因而他认为“制度定则天下自平，故锐思于地理、制礼、作乐、讲合《六经》之说”，（袁枚:《通鉴纪事本末·王莽篡汉》）纠合一帮公卿大夫、文人学士，根据《周礼》所记载的奴隶制国家的法典，制作出一套新朝的礼乐制度。然而王莽对《周礼》的看法非常简单，以为只要新朝在形式上具备了三代的条文命令，就可以实现三代的兴盛局面，这只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王莽事事尊从儒家礼教，“动欲慕古，不度时宜”，（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三十七）而且拘泥与形式上的完善，因此对于日益严重的社会危机，不仅未能有所遏止，反而促进其进一步发展，甚至当农民起义的烈火快要烧到都城所在的关中时，他还在根据《周礼》的“国有大灾，则哭以厌之”。率群臣来到长安南郊，设坛向天哭诉，责问老天既让他代汉而立，为什么不助他灭贼。王莽的哭泣未能感动天地，他终于在农民起义的浪潮中被砍下脑袋，传以示众。“以复古为解放”（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是中国历史的一个特点，但像王莽这样一味迷古信古，竭尽全力复古者少之又少，他的一言一行都要从历史古籍中找到依据，这就是泥古不化、发思古之幽情，而不是改革家所应有的态度。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王莽是复古主义的牺牲品。
三、王莽个人比较虚浮，做事随心所欲，肆意进行改革。王莽个人性格比较虚浮，好逞威风，博求虚名，轻于改作，但又对改制中遇到的困难估计不足，致使许多措施半途而废，或者仅限于法令条文的颁布。在这方面，币制改革与地名变更尤为突出。从居摄二年到地皇元年十余年间，王莽先后四次下诏改币，五次重申改革货币的法令，平均不到三年就改币一次。王莽改币的主要目的是用货币贬值的方法，聚敛财富，结果是币制改革一次，王莽就实现一次对人民财富的大掠夺，社会经济就会出现一次大混乱，以致于“农商失业，食货俱废，民涕泣于道”。（班固:《汉书·食货志》）如此频繁、混乱、荒唐的币制改革，在中国币制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王莽还频繁地更改官名、官制、地名及行政区划。新朝建立伊始，王莽就改汉时诸侯王号曰“公”，据《周礼》设置了许多新官，并将汉时的中央到地方官吏名称全数改变，如改郡太守称大尹，都尉曰太尉，县令长曰宰，御史曰执法，公车司马曰王路四门，如此之类不胜枚举。至于地名，也是从中央改到地方，如改长安曰常安，长乐宫曰常乐宫，未央宫曰寿成宫，前殿曰王路堂。地方郡县改名更多，几乎是年年都有改作，以致“一郡至五易名，而还复其故。吏民不能纪，每下诏书，辄系其故名，曰制诏陈留大尹、太尉：其以益岁以南付新平。新平，故淮阳；以雍丘以东付陈定。陈定，故梁郡……其号令变改皆此类也”。这种改制除增加记忆的麻烦以至带来社会的不稳定之外，则无任何益处。这也是王莽失败的重要因素。在位期间，王莽还屡次挑起对东北、西北、西南诸少数民族的战争。对匈奴曾几度发兵，虽不曾出击，屯边吏卒数十万，持续时间许多年，“吏士放纵，而内郡愁于征发，民弃城郭流亡为盗贼，并州、平州尤甚”。扰攘天下，破坏边境和好局面，改革在这种环境中进行，其结果可想而知。王莽在位期间经常颁布一些改革措施，但往往只注重形式，对具体执行则不甚关心，更多精力用在讨论修改条令的文辞优美与否、是否符合经典规范上。不断修改条令实际上是不停地扰动民众，给社会带来不稳定。
四、王莽在改制过程中，滥用小人和过于自负。王莽代汉以前，由于他谦虚朴素的作风，使得他清名远扬。不仅百姓称赞他的清政廉洁，士大夫们也纷纷上书称赞他的作为。就连皇帝、太后都对他赞不绝口。这样的好名声使王莽沉浸在一片甜言蜜语中，使他在改制中过于自信，过于迷信儒家经典条文，以致于达到固执己见，刚愎自用，拒谏饰非的地步。王莽经常自以为他的法令条文都是完美无缺的，因此对忠言直谏者，常不能正确处理。如大司马严尤上书，陈述对匈奴作战的困难及不利条件，建议停止对匈奴的战争，集中力量镇压农民起义，结果被王莽贬去大司马之职。当有使者如实报告农民起义的缘由是法令苛酷、剥削沉重时，王莽根本不信，认为是造谣，立即罢免了使者的官职。他叫大司马司允费兴去做荆州牧，问他到任上如何治理，费兴对曰“荆扬之民率依阻山泽，以渔采为业。间者，国张六管，税山泽，妨夺民利，连年久旱，百姓饥穷，故为盗贼。兴到郡，欲令明晓告盗贼归田里，假贷犁牛种食，阔其税赋，几可以解释安集”。王莽听了大怒，又免去了他的荆州牧。去除苛政以苏民困，这本是解民倒悬之举，能干的官吏才可以做得到，王莽竟然因此而免其官。为政者不知用人才，难怪王莽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群下愈恐，莫敢言贼情者”。(司马光:《资治通鉴》三十八卷) 王莽后期所用之人大多是拍马奉承，苛薄寡恩的小人。地皇三年，进入关中的流民有几十万，王莽“乃置养膳官禀食之”，而办事的官吏乘机将赈济的粮米据为己有，致使“饥死者十七八”。王莽听说城中饥馑，问负责此事的王业，业“乃市所买粱饭、肉羹持入视莽，曰：‘居民食，咸如此。’” (司马光:《资治通鉴》三十八卷) 王莽居然就信了他的话。王莽派到各地督察铸钱的官吏，大都是富商大贾出身，他们“乘传求利，交错天下，因与郡县通奸，多张空簿，府藏不实，百姓愈病”。（班固:《汉书·食货志》）满朝这种阿谀奉承，颠倒黑白的官吏，新莽政权的倒台不是必然的吗？搞改革必须高度重视用人之道。事在人为，各项改革措施，最终都要通过人去贯彻实行才能收到效果，而效果好坏，又与用人是否得当直接相关。王莽的刚愎自用与所用非人造成改制的彻底失败，教训是深刻的。
总的看来，王莽代汉及改制有其历史的必然性，王莽作为一个彻底的儒家学者，作为一代封建帝王，为巩固新朝政权，颁布了一系列措施，在许多方面还是值得肯定的。但他性情狂躁、轻于改作，一味慕古、不切实际，刚愎自用、所用非人，这些又最终导致其改制的失败。

漠视

谈起王莽及王莽改制，大多数人都持否定态度，其实我们看待历史和历史人物都应一分为二、实事求是，不能偏颇，王莽也有其可取之处。王莽（公元前45--公元23年），字巨君，是西汉王朝贵族大地主集团的成员之一，西汉元帝皇后同母弟王曼的儿子。成帝即位，元后专权，以外戚王凤任大司马大将军。王莽的父亲因病早死，所以他依附伯父王凤为生。王凤生病死后，把王莽托付给太后和成帝，后来王莽便作了黄门郎。后又被封为新都侯，任骑都尉光禄大夫侍中。王莽三十八岁时，出任大司马大将军，辅政一年多。哀帝即位后，王莽失势。平帝时，王莽复任大司马。平帝死，孺子婴立，王莽继续辅政，先后称假皇帝和摄皇帝。公元8年称帝，建立了新朝。王莽代汉后所得的天下，是一个满目疮痍的烂摊子，为了新朝的长治久安，他进行了多方面的改制，尽管客观上造成了社会的混乱，但他的本意是想缓和社会矛盾。
一、王莽生活比较勤俭朴素，为人态度恭敬，处事看重榜样的作用。王莽虽出生在外戚豪门之家，姑母是汉元帝的皇后，但由于王莽的父亲因病早死，未及列侯，所以王莽幼年时生活贫困。生活的艰辛使他养成了恭俭、朴素的性格，他比那些贵族子弟更了解下层人民的疾苦。永始元年，王莽被封为新都侯，与其他官吏的贪婪豪夺不同，王莽“爵位益尊，节操愈谦。散舆为衣裘，振施宾客，家无所余”。（班固:《汉书·王莽传》）他当上大司马后“愈为俭约”，“赏赐邑钱悉以享士”。以至“母病”，“公卿列侯遣夫人问疾，莽妻迎之，衣不曳地，布蔽膝。见之者以为僮使，闻知其夫人，皆惊。” （班固:《汉书·王莽传》）“每有水旱，莽辄素食。” （班固:《汉书·王莽传》）
生活节俭是王莽一贯的品质，他想为荒淫奢侈的公卿贵族们树立一个良好的榜样，以挽救摇摇欲坠的西汉王朝。王莽由于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所以过于看重教化的作用。王莽认为，只要统治阶级以身作则，注意节俭，社会上的浮华风气就会烟消云散。尤其是平帝元年，王莽长安辅政后，“出钱百万，献田三十顷，付大司农助给贫民”。（班固:《汉书·王莽传》）随后，许多公卿处于各种动机，“皆慕效焉，凡献田宅二百三十人，以口赋贫民”。（班固:《汉书·王莽传》）王莽“恶衣恶食，陋车驽马”，（班固:《汉书·王莽传》）连年献田献钱，救济贫民；不仅如此，还力劝太后，“宜衣缯练，颇损膳，以示天下”；（班固:《汉书·王莽传》）从而赢得朝野上下一片歌功颂德。许多大臣声称：“天下闻公不受千乘之土，辞万金之币，莫不乡化”。（班固:《汉书·王莽传》）王莽因此更加看重教化的作用。
王莽在改制中特别强调要敦教化，希望以此来改变崇尚奢华、挥霍无度的官场风气。在地皇元年，他起用了节俭朴素的唐尊，让他担任太傅要职。唐尊认为“国虚民贫，咎在奢泰”，要挽救危亡，必须提倡节俭，这与王莽的观点不谋而合。于是，穿小袖短衣，乘母马拉的车，使用劣质陶器的唐尊就成了王莽推崇的表率。他让唐尊用陶器盛着劣质的食物遍送公卿，企图以此来感化他们，使新朝能弊绝风清。这种做法也未免太单纯、幼稚了。当时的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王莽不去考虑如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企图以教化的方式去挽救时弊，注定了改革的失败。
二、王莽十分向往周代礼制并以其为蓝本，力求寻找一条摆脱社会危机的方案。王莽幼年生活的贫寒艰辛，使他养成了勤俭朴素、勤奋好学的品行。年轻时，他曾经向著名的儒学家陈参学习“礼经”，成为一位彻底的儒学崇拜者，对儒学的崇拜达到了近乎痴迷的程度。在改制过程中，王莽泥古不化，企图依照儒家经书《周礼》而实行改制，最终导致了改制的失败。新朝建立后，王莽言必称三代，事必据《周礼》，处处引经据典。王莽从《诗经》、《尚书》等儒家经典出发，认为“昔周二后受命，故有东都、西都之居。予之受命，盖亦如之。州以《禹贡》为九，爵以周氏有五”。（班固:《汉书·王莽传》）王莽还不顾当时社会的实际情况，恢复了西周时期的分封制，违背了历史发展的潮流；营建东都，加剧了社会矛盾。
王莽一向认为，“承天当古，制礼以治民”。是以做了大司马成为宰辅后，“议论决断，靡不据经”。新朝建立后，他言必称三代，事必据《周礼》，“每有所兴造，必欲依古得经文”，把一切政令、设施都搞的古色古香，一部《周礼》几乎是王莽改制的蓝本。王莽是一位儒家理想主义者，所以他对历史上的儒家们所描绘的理想境界羡慕不已。为了解决土地的兼并问题，在建始元年，即公元9年，王莽下诏实行“王田制”。王田制的名称取法于《诗经》中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王莽诏书称：“古者，设庐井八家，一夫一妇田百亩，什一而税，则国给民富而颂声作。此唐虞之道，三代所遵行也，……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其男口不盈八，而田过一井者，分余田予九族邻里乡党。故无田，今当受田者，如制度”。这就是王莽的“王田制”，其核心是变地主阶级的土地私有制为封建土地国有制，企图以此来遏止土地兼并。在封建土地私有制已经出现六七百年的汉末，要废除土地私有，实行土地国有，实在是不切实际的空想！他的一位叫区博的大臣就直接面谏他说：“井田虽圣王法，其废久已。……虽尧舜复起，而无百年之渐，弗能行也。天下初定，万民新附，诚未可实行。”事实上，“王田制”颁布不几年，就因为遭到豪强大地主的反对而废止了。正如一位史家所说的，井田制“乃书生之论，所以不可行也”。（马端临:《文献通考·自序》）
王莽还根据《诗经》《尚书》等儒家经典，制定出一套分封的方法：“州从《禹贡》为九，爵从周氏有五。诸侯之员千有八百，附城之数亦如之，以俟有功。诸公一国，有众万户，土方百里。侯伯一国，众户五千，土方七十里。子男一测，众户二千有五百，土方五十里。”在体现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度已经确立二百多年后，王莽全面恢复分封制，用世袭的办法代替选任制，其实是一种历史的倒退，无论如何是行不通的。王莽代汉后，为了抑制富商大贾的过分盘剥，他颁布了五均六筦法，“《周礼》有赊贷，《乐语》有五均，传记各有筦焉。今开赊贷，张五均，设诸斡者，所以齐众庶，抑兼并也”。（班固:《汉书·食货志》）可以看出，五均六筦也是根据《周礼》等旧典而成的。这套五均六筦法实际上是官营一部分工商业，将民营的盐、铁、酒等大宗商业收由官家来做。这明显是与商家大贾争利，当然要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而税山泽，又使在蝗虫旱灾之中指望山泽求生的百姓，没有了活命之路。因此，不论是穷人还是富人，都一直反对此法。六筦之令行，“天下愈愁，盗贼起”。纳言冯常上谏除六筦法，“莽大怒，免常官”。五均六筦法阻碍了工商业的发展，又触犯了富人与穷人的利益，这就使得改制没有了社会基础，失败成了必然的结局。
在改制中，王莽认为“周公践天子位，六年朝诸侯，制礼作乐，而天下大服”，因而他认为“制度定则天下自平，故锐思于地理、制礼、作乐、讲合《六经》之说”，（袁枚:《通鉴纪事本末·王莽篡汉》）纠合一帮公卿大夫、文人学士，根据《周礼》所记载的奴隶制国家的法典，制作出一套新朝的礼乐制度。然而王莽对《周礼》的看法非常简单，以为只要新朝在形式上具备了三代的条文命令，就可以实现三代的兴盛局面，这只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王莽事事尊从儒家礼教，“动欲慕古，不度时宜”，（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三十七）而且拘泥与形式上的完善，因此对于日益严重的社会危机，不仅未能有所遏止，反而促进其进一步发展，甚至当农民起义的烈火快要烧到都城所在的关中时，他还在根据《周礼》的“国有大灾，则哭以厌之”。率群臣来到长安南郊，设坛向天哭诉，责问老天既让他代汉而立，为什么不助他灭贼。王莽的哭泣未能感动天地，他终于在农民起义的浪潮中被砍下脑袋，传以示众。“以复古为解放”（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是中国历史的一个特点，但像王莽这样一味迷古信古，竭尽全力复古者少之又少，他的一言一行都要从历史古籍中找到依据，这就是泥古不化、发思古之幽情，而不是改革家所应有的态度。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王莽是复古主义的牺牲品。
三、王莽个人比较虚浮，做事随心所欲，肆意进行改革。王莽个人性格比较虚浮，好逞威风，博求虚名，轻于改作，但又对改制中遇到的困难估计不足，致使许多措施半途而废，或者仅限于法令条文的颁布。在这方面，币制改革与地名变更尤为突出。从居摄二年到地皇元年十余年间，王莽先后四次下诏改币，五次重申改革货币的法令，平均不到三年就改币一次。王莽改币的主要目的是用货币贬值的方法，聚敛财富，结果是币制改革一次，王莽就实现一次对人民财富的大掠夺，社会经济就会出现一次大混乱，以致于“农商失业，食货俱废，民涕泣于道”。（班固:《汉书·食货志》）如此频繁、混乱、荒唐的币制改革，在中国币制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王莽还频繁地更改官名、官制、地名及行政区划。新朝建立伊始，王莽就改汉时诸侯王号曰“公”，据《周礼》设置了许多新官，并将汉时的中央到地方官吏名称全数改变，如改郡太守称大尹，都尉曰太尉，县令长曰宰，御史曰执法，公车司马曰王路四门，如此之类不胜枚举。至于地名，也是从中央改到地方，如改长安曰常安，长乐宫曰常乐宫，未央宫曰寿成宫，前殿曰王路堂。地方郡县改名更多，几乎是年年都有改作，以致“一郡至五易名，而还复其故。吏民不能纪，每下诏书，辄系其故名，曰制诏陈留大尹、太尉：其以益岁以南付新平。新平，故淮阳；以雍丘以东付陈定。陈定，故梁郡……其号令变改皆此类也”。这种改制除增加记忆的麻烦以至带来社会的不稳定之外，则无任何益处。这也是王莽失败的重要因素。在位期间，王莽还屡次挑起对东北、西北、西南诸少数民族的战争。对匈奴曾几度发兵，虽不曾出击，屯边吏卒数十万，持续时间许多年，“吏士放纵，而内郡愁于征发，民弃城郭流亡为盗贼，并州、平州尤甚”。扰攘天下，破坏边境和好局面，改革在这种环境中进行，其结果可想而知。王莽在位期间经常颁布一些改革措施，但往往只注重形式，对具体执行则不甚关心，更多精力用在讨论修改条令的文辞优美与否、是否符合经典规范上。不断修改条令实际上是不停地扰动民众，给社会带来不稳定。
四、王莽在改制过程中，滥用小人和过于自负。王莽代汉以前，由于他谦虚朴素的作风，使得他清名远扬。不仅百姓称赞他的清政廉洁，士大夫们也纷纷上书称赞他的作为。就连皇帝、太后都对他赞不绝口。这样的好名声使王莽沉浸在一片甜言蜜语中，使他在改制中过于自信，过于迷信儒家经典条文，以致于达到固执己见，刚愎自用，拒谏饰非的地步。王莽经常自以为他的法令条文都是完美无缺的，因此对忠言直谏者，常不能正确处理。如大司马严尤上书，陈述对匈奴作战的困难及不利条件，建议停止对匈奴的战争，集中力量镇压农民起义，结果被王莽贬去大司马之职。当有使者如实报告农民起义的缘由是法令苛酷、剥削沉重时，王莽根本不信，认为是造谣，立即罢免了使者的官职。他叫大司马司允费兴去做荆州牧，问他到任上如何治理，费兴对曰“荆扬之民率依阻山泽，以渔采为业。间者，国张六管，税山泽，妨夺民利，连年久旱，百姓饥穷，故为盗贼。兴到郡，欲令明晓告盗贼归田里，假贷犁牛种食，阔其税赋，几可以解释安集”。王莽听了大怒，又免去了他的荆州牧。去除苛政以苏民困，这本是解民倒悬之举，能干的官吏才可以做得到，王莽竟然因此而免其官。为政者不知用人才，难怪王莽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群下愈恐，莫敢言贼情者”。(司马光:《资治通鉴》三十八卷) 王莽后期所用之人大多是拍马奉承，苛薄寡恩的小人。地皇三年，进入关中的流民有几十万，王莽“乃置养膳官禀食之”，而办事的官吏乘机将赈济的粮米据为己有，致使“饥死者十七八”。王莽听说城中饥馑，问负责此事的王业，业“乃市所买粱饭、肉羹持入视莽，曰：‘居民食，咸如此。’” (司马光:《资治通鉴》三十八卷) 王莽居然就信了他的话。王莽派到各地督察铸钱的官吏，大都是富商大贾出身，他们“乘传求利，交错天下，因与郡县通奸，多张空簿，府藏不实，百姓愈病”。（班固:《汉书·食货志》）满朝这种阿谀奉承，颠倒黑白的官吏，新莽政权的倒台不是必然的吗？搞改革必须高度重视用人之道。事在人为，各项改革措施，最终都要通过人去贯彻实行才能收到效果，而效果好坏，又与用人是否得当直接相关。王莽的刚愎自用与所用非人造成改制的彻底失败，教训是深刻的。
总的看来，王莽代汉及改制有其历史的必然性，王莽作为一个彻底的儒家学者，作为一代封建帝王，为巩固新朝政权，颁布了一系列措施，在许多方面还是值得肯定的。但他性情狂躁、轻于改作，一味慕古、不切实际，刚愎自用、所用非人，这些又最终导致其改制的失败。

敢于在旧的时代社会中，反叛当时的制度！
也就是说，敢于推翻汉王朝，自己建立个新的王朝【虽说时间不长】！
用现在的话来说，是敢于创新，不守旧的观念！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优点，因为他们具有不同的工作能力，“天生我才有用”嘛，说得不错，作为一名企业领导我想说的是人才不是发现的，而是创造一个可以出人头地的机会，下面有一个这样的故事：
一个穷困潦倒的青年流浪到巴黎，期望父亲的朋友能帮自己找一份工作。
“精通数学吗？”那人问。
青年羞涩的摇头。
“历史地理怎么样？”
青年不好意思地摇头。
“那法律呢？”
父亲的朋友连连问话，青年只能摇头。
“那你先把自己的住址写下来吧，我总得帮你找份工作呀！”
青年惭愧地写下了自己的住址，急忙转身要走却被父亲的朋友拉住：“青年人，你的名字写得很漂亮嘛，这就是你的优点啊！”
“把名字写好也是一个优点？”青年在对方眼里看到了肯定的答案。“能把名字写好，就能把字写得叫人称赞，就能把文章写好！”受到鼓励的青年，一点点的放大自己的优点，兴奋的脚步都轻松起来了。
数年后，青年果然写出了享誉民办的经典作品。他就是家喻户晓的法国著名作家大仲马。
简单的故事，告诉了我们一个不简单的道理，我们的人生就像一个金矿，只要我们留意发现它，再一点点的扩大，就会发现一个令我们惊讶的结果。
只要我们留意，现实就有许多这样的例子可以让我们去发现。如：前处理车间煎蛋皮。刚开始做这个产品的时候，我们从一个人一口锅煎起，经过细心人的研究和实践，以逐步发展到一个人掌管三至四口锅了，这之间的区别是相当大的，它的实用不仅省了人力、物力和时间，更重要的是产量上升了，质量也提高了，在没有实用之前，则反之。那是因为我们善于去发现，个人优点发现，组织优点的发现。当我们的优点发现了，加起来就会越来越大。
最后祝愿大家都能发现自己的优点，明确自己的目标，放大自己的目标，发挥你所有的动力吧！不要放过生活中任何可以发挥自己潜力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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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人，都需要从心理上不断的自我肯定中获取前进所必不可少的原动力。学会自我肯定的首要目标即是：从自己的行为中获得满足和动力。我们应该懂得：做该做的事，并且把它做好，这本身就是成功，也是对自己最好的肯定。

他的思想有些超前，不太符合当时的历史条件，不过胜者王侯败者贼。他败了了，好的也是不好的了。

王莽（前45年—23年10月6日），新朝的建立者。公元8年—23年在位。
王莽字巨君，魏郡元城人( 河北大名县东 )。汉元帝皇后王政君之侄。幼年时父亲王曼去世，很快其兄也去世。王莽孝母尊嫂，生活俭朴，饱读诗书，结交贤士，声名远播。
王莽对其身居大司马之位的伯父王凤极为恭顺。王凤临死嘱咐王政君照顾王莽。汉成帝时前22年，王莽初任黄门侍郎，后升为射声校尉。王莽礼贤下士，清廉俭朴，常把自己的俸禄分给门客和穷人，甚至卖掉马车接济穷人，深受众人爱戴。其叔父王商上书愿把其封地的一部分让给王莽。
永始元年（公元前16年）封新都侯，骑都尉，光禄大夫侍中。绥和元年（前8年）继他的四位伯、叔之后出任大司马，时年38岁。翌年，汉成帝崩。汉哀帝继位后其祖母傅太后、母亲丁太后的外戚得势，王莽退位隐居新野。其间他的儿子杀死家奴，王莽逼其儿子自杀，得到世人好评。
前2年王莽回京城居住。前1年汉哀帝无子而崩。王政君掌传国玉玺，王莽任大司马，兼管军事令及禁军，立汉平帝，得到朝野的拥戴。1年王莽在推辞再三之后接受了“安汉公”的爵位，将俸禄转封两万多人。3年王莽的女儿成了皇后。元始四年（4年）加号宰衡，位在诸侯王公之上。大力宣扬礼乐教化，得到儒生的拥戴，被加九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