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五德的现代价值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五德”是指哪五德？另外有“五德色”之说吗？
五德之说，源于五行理论，春秋时代的邹衍将天下分为五方，用金、木、水、火、土五行相克的原理揭示历史朝代更迭的规律，开了将五行纳入政治领域之先河。按邹子的理论，虞舜为土德，夏为木德，商为金德，周为火德，秦为水德。五德相克，改朝换代。后世历代帝王革命，皆沿用五德之说。把古代最早出现在《周易》一书的“阴阳”观念和“五行”观念糅合到一起，倡导阴阳五行说，用来解释历史上的朝代兴替的原因，为新兴王朝的建立提供理论依据。随着五行思想的盛行，它被一些唯心主义哲学家所利用，赋与了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成为两汉谶纬学说的主要来源之一。 古时五德指忠、仁、诚、节、勇。现代五德是智、信、仁、勇、严。 五德之说是中国战国时期的阴阳家邹衍所主张的历史观念。“五德”是指五行木、火、土、金、水所代表的五种德性。“终始”指“五德”的周而复始的循环运转。邹衍常常以这个学说来为历史变迁、皇朝兴衰作解释。后来，皇朝的最高统治者常常自称“奉天承运皇帝”，当中所谓“承运”就是意味着五德终始说的“德”运。邹衍说“五德从所不胜，虞土、夏木、殷金、周火。”木克土、金克木、火克金、水克火、土克水。由于黑色属于水，所以秦朝崇尚黑色。《史记·秦始皇本纪》：“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按照邹衍的说法，五行代表的五种德性是以相克的关系传递的，后世也有人提出五行相生的说法来解释五德终始。汉代起初在汉高祖刘邦时，张苍认为秦国祚太短且暴虐无道，不属于正统朝代。应该由汉朝接替周朝的火德，所以汉朝之正朔应为水德。到汉武帝时，又改正朔为土德，直到王莽建立新朝，方才采用刘向、刘歆父子的说法，认为汉朝属于火德。汉光武帝光复汉室之后，正式承认了这种说法，从此确立汉朝正朔为火德，东汉及以后的史书如汉书、三国志等皆采用了这种说法。因此汉朝有时也被称为“炎汉”，又因汉朝皇帝姓刘而称“炎刘”。在王莽篡汉之前，一般采用五行相克说。交替顺序为：虞（土）→夏（木）→商（金）→周（火）→秦（水）→汉（土）。王莽篡汉后为了证明其政权的合法性，采用了刘向父子的五行相生说，并修改汉朝以前诸朝代的德性，交替顺序为： 虞（土）→夏（金）→商（水）→周（木）→汉（火）；一直到元代皆采此说：（五代时，后唐认为继承唐朝的德运，所以后梁没有德运，属于闰位！）汉（火）→曹魏（土）/孙吴（土）→晋（金）→北魏（水）→北周（木）→隋（火）→唐（土）→ 后梁（闰位）→后唐（土（继承唐朝））→后晋（金）→后汉（水）→后周（木）→宋（火）→金（土）→元（金）自元之后，又变为相克说：元（金）→明（火）→清（水）自秦汉直至宋辽金时代，五德终始说一直是历代王朝阐释其政权合法性的基本理论框架。“故自秦推五胜，以水德自名，由汉以来，有国者未始不由于此说”。但宋金以后，沿袭千余年的五运说最终被逐出儒家政治文化的主流而趋于消亡。前者必助后者成长，先人之德必助后人之德；社会文明方是进步。故应以“生”为准： 水→木→火→土→金→水时期五德批注伏羲木好生之德炎帝火尝草神农轩辕土至圣黄帝少昊金金天玄嚣颛顼水玄冥引水帝喾木高洪为辛尧舜火尧让舜上大禹土掘土治水夏启 金金石铸厦成汤 水汤王灭桀 盘庚木商人盘易西周 火成康繁盛 春秋 土拓夷和狄战国金诸侯混战秦朝水始皇为尊两汉 火炎汉无双新朝土 代汉而立 黄巾 土黄天当立曹魏土雄霸北方蜀汉 火炎汉遗风孙吴木据守江南 晋朝金三家归晋北魏 土鲜卑中融刘宋 水 七分其四南齐木外俭内奢南梁木 文风之盛南陈火 烽火离歌 北齐木 北周木宇文严法隋朝 火周随人愿唐朝 土中华之巅武周火母仪天下安史金金戈屠戮 黄齐 水百花错杀后梁金暴戾混乱后唐土三姓更替后晋金动乱不堪后汉水统治残暴 后周木休养生息宋朝火文盛武衰 辽朝 水开疆扩土金朝 金从革不违 蒙古水坎水生元元朝木万物之始明朝火雄立东方李闯金顺行天道清朝水风雨如晦 五德轮转，宙宇循循，生生不息 当五德终始说风靡于世的宋时代，几乎看不到有人对它提出过什么质疑。宋儒对五运说的反动始于欧阳修。在北宋中期儒学复兴的时代思潮影响下，由欧阳修发起的正统之辨使五德转移政治学说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欧公早年所作《原正统论》，称五运说为“不经之说”、“昧者之论”，而在其晚年改订的《正统论》中则对它展开了正面的批判：“自古王者之兴，必有盛德以受天命，或其功泽被于生民，或累世积渐而成王业，岂偏名于一德哉？……曰五行之运有休王，一以彼衰，一以此胜，此历官、术家之事。而谓帝王之兴必乘五运者，缪妄之说也。”刘复生教授指出，“欧阳修的《正统论》在理论上宣告了五德转移政治学说的终结”。《正统论》被饶宗颐先生称为“古今一大文字”，它在正统理论上的一大创造就是“绝统”说。《正统论》下篇曰：“凡为正统之论者，皆欲相承而不绝。至其断而不属，则猥以假人而续之，是以其论曲而不通也。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斯正统矣。”若不符合这一正统标准，则被排斥于正统王朝之外，是谓“正统有时而绝”。但对于绝统的认定，欧公前后的说法有所不同。早年所作《正统论》七篇仅将西晋亡国之后至隋朝统一之前列为绝统，至其晚年重订《正统论》时，又将三国、五代也纳入绝统之列。绝统说从根本上动摇了五德转移政治学说赖以成立的基础。邹衍之五运说建立在对宇宙系统的信仰之上，其基本理念是五行代替，相承不绝。后来刘歆创立的闰位之说，也无非是为了弥合德运的断层而想出来的补救办法。宋太宗太平兴国九年（984年），布衣赵垂庆建言当径承唐统为金德，朝廷百官提出的反对理由就是：“五运代迁，皆亲承受，质文相次，间不容发。岂可越数姓之上，继百年之运？”明人指摘五运说的漏洞，谓“世不常治而运无停机，……五行之运，一息若不继，则天道坏矣”。故主五运之说者，即便在天下大乱的分裂时期也非要寻出一个正统来传承德运。欧阳修的绝统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彻底否定了五德终始说的理论体系。宋代正统之辨在史学史的最大收获就在于，它第一次将王朝的更迭由“奉天承运”的政治神话变成了“居天下之正”的政治伦理问题，这是宋代史学观念的一个重大进步。传统的五运说以数术的方式来推定人间政权的正当与否，“依天道以断人事之不可断者”。为顾全德运的连续性，很少从道德层面去考虑“统”之正与不正的问题。而宋儒的正统之辨与前代相比有一个很大的不同之处，那就是除了大一统的政治前提之外，特别强调道德认同。与欧阳修同时代的名僧契嵩，曾经这样表述他的天命观：“《泰誓》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此所以明天命也。异乎后世则推图谶符瑞，谓得其命也；谓五行相胜，谓得其德也。五胜则几乎厌胜也，符瑞则几乎神奇也……”契嵩的天命正统观凸显出强烈的道德诉求，并且将其批判矛头直接指向五德终始说。在五运说的全盛时期，政治家强调得天下以正（这个“正”不是指手段的正当，而是指来路的正统），即看重政权的合法性来源，故“或以前代之血胤为正，或以前代之旧都所在为正，或以后代之所承者、所自出者为正”。历代德运之争，大抵都在政权的承继关系上做文章，正统主要取决于政权的来历。经过宋代正统之辨的道德洗礼之后，明代的政治家强调的是得天下以道，即看重获取政权的手段是否正当，而不太在乎这个政权是否直接来自某一个正统的王朝。朱元璋称帝建国后，总是强调他的天下不是取自元朝手中，而是得自群雄之手，他曾对朝廷臣僚说过这样一番话：“（元末）盗贼蜂起，群雄角逐，窃据州郡。朕不得已，起兵欲图自全，及兵力日盛，乃东征西讨，削除渠魁，开拓疆域。当是时，天下已非元氏有矣。……朕取天下于群雄之手，不在元氏之手。”自欧阳修之后，对五运说的质疑越来越多地见诸宋儒的文字。他们的主要理据是，五运之说不见于六经，乃阴阳家不经之谈，就其本质而言，可以说是与谶纬一路的东西，所以根本就不值得信奉。这种论调同欧阳修的说法是基本吻合的。宋儒的正统之辨，由欧公发其端，而由朱子集其成。比起欧阳修来，朱熹的正统观念对后世的影响尤为深远。朱子论正统有所谓“无统”之说，据《资治通鉴纲目凡例》：“凡正统，谓周、秦、汉、晋、隋、唐。……无统，谓周秦之间、秦汉之间、汉晋之间、晋隋之间、隋唐之间、五代。”一般认为，《通鉴纲目》成书于朱子门人赵师渊，而《凡例》则出自朱子之手，故正统、无统之分完全可以代表朱熹本人的意见。不消说，朱子的无统说与欧阳修的绝统说是一脉相承的，此书被后人尊奉为“《春秋》后第一书”，明代翰林院编修谢铎曰：“是书师法《春秋》，实经世之大典，帝王之龟鉴。”可见它不仅仅是一部史学著作，更是一部政治伦理教科书。可以说，朱子《通鉴纲目》所张扬的正统观念基本上主导了元明清三代正统之辨的话语权，故清儒谓“朱子之《纲目》出，而后古今之议正统者定”。无论是欧阳修的绝统说还是朱熹的无统说，都是与五德终始的基本理念相冲突的。但朱熹本人其实并不反对五运说。他的学生沈僩曾向他请教过这样一个问题：“五行相生相胜之说，历代建国皆不之废，有此理否？”他的回答是：“须也有此理，只是他前代推得都没理会。”当他的另一位弟子金去伪问到他对于五运说的看法时，朱子回答说：“万物离不得五行，五运之说亦有理。于三代已前事，经书所不载者甚多。”金氏又问：“五运之说，不知取相生、相克？”朱子答曰：“取相生。”这不仅仅是朱熹个人的倾向，事实上，宋代理学家普遍对五运说持赞同和理解的态度。朱熹等人只是在哲学思辨的层面上承认五运说的合理性，而在进行历史价值判断时，他自有他的道德准则和权衡法度。因为传统的五德终始说是作为裁判王朝正统的理论基础而存在的，经过宋代儒学复兴的冲击，被宋儒以道德批评的新规则取而代之，－－就连在理论上支持五运说的程朱一派也不例外，于是五运说就失去了它的存在价值。实际上，宋儒对五运说的质疑和批判，仅仅是少数思想先行者的先知先觉罢了。在宋辽金时代，五德转移的传统观念仍顽固植根于世俗社会中，尚未退出儒家政治文化的主流，从政治舞台到社会意识形态层面，随处可见它的影响。即便在宋代士大夫阶层中，信仰五运说者也还大有人在。以欧阳修同时代的人为例，与欧公同为宋代古文运动主将的尹洙，在谈及正统问题时发过这样一通议论：“天地有常位，运历有常数，社稷有常主，民人有常奉。故夫王者，位配于天地，数协于运历。”曾与欧阳修同修《唐书》的张方平，有《南北正闰论》曰：“夫帝王之作也，必膺箓受图，改正易号，定制度以大一统，推历数以叙五运，所以应天休命，与民更始。”类似这样的传统政治文化观念想必在当时的士大夫阶层中仍十分普遍。据说米芾有一方书画印，印文作“火宋米芾”，他还写过一段题识加以解释：“正人端士，名字皆正，至于所纪岁时，亦莫不正。前有‘水宋’，故以‘火宋’别之。这个故事真实地反映了宋人头脑中根深蒂固的德运观念。从宋代典籍中可以看到，五运说在那个时代的知识体系中仍占据相当重要的位置。真宗朝编纂的《册府元龟》是第一部历史学的百科全书，它堪称五德终始政治学说之历史体系的集大成者，基本上可以代表北宋前期知识界的主流史学观念。《通志·艺文略》在史部编年类下专门设有一个名为“运历”的小类，又在《图谱略》中设有一个“纪运类”，都以收录五运说的著作为主，两者共计著录图书69种，而作者大多是唐宋时代人，这表明五德转移说在当时是一种颇为流行的社会思潮。宋庠的《纪年通谱》是宋代广为人知的一部史学工具书，虽然早已不传，但据宋人说，此书“区别正闰”，“以五德相承”。元佑间，诸葛深所作《绍运图》一书，“自伏羲迄皇朝神庙，五德之传及纪事皆着于篇”，“其书颇行于世俗，大概是一种畅销民间的通俗读物。宁宗时任职东宫的给事中娄机，专门为太子编写了一部名为《历代帝王总要》的历史知识读本，是书“始自唐虞，以至光宗皇帝，……五德之相生，世系之联属，靡不提纲撮要”。由于后来五运说的衰微，这些观念落伍的著作都未能保存下来。不过今天从南宋末年王应麟所编的蒙学工具书《小学绀珠》以及陈元靓所编的类书《事林广记》中，还能看到将历朝德运作为常识来介绍的情形。总之，虽然宋代的儒学复兴已经敲响了五德终始说的丧钟，但直到南宋末年，这种传统的政治文化仍然依靠它长期积蓄起来的能量和惯性继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社会影响。五运说作为一个阐释王朝嬗代的理论体系最终退出政治生活，乃是元朝以后的事情。 蒙元汉化程度不高，以蒙古统治者的汉学知识，很难理解“五德”究竟是什么意思。成宗即位之初，有“南人洪幼学上封事，妄言五运，笞而遣之”。洪氏其人无可考，方回《桐江续集》卷十八有《送临安洪行之幼学次鲜于伯几韵》一首，仅知洪幼学字行之，临安人。洪氏之所以被笞，大概是被蒙古统治者当作妄言阴阳谶纬的术士了。元朝一向严禁谶纬，至元十年（年）正月己未，禁“阴阳图谶等书”；二十一年五月，“括天下私藏天文图谶，……有私习及收匿者罪之”。汉学知识浅薄的蒙古统治者，可能不明白五运说与谶纬有什么区别，对南人拿这种阴阳五行的说法来附会本朝历史自然很反感，所以会有如此激烈的反映。又据元人刘埙说，“元贞新政，有北士吴助教陈《定本十六策》”，其中一策略谓“汉以火，唐以土，此德运之重事，先儒有相生相胜之评”云云，显然也是在建言德运问题。此吴助教者，其名不可考，“或云此人撰成此书，不曾投献而没”，所以几乎没有什么影响。终蒙元之世，始终未曾正式讨论过本朝的德运问题，然而明人却有元朝水德之说，何乔新《跋闽人余应诗》曰：“此诗叙元顺帝为瀛国公之子，乃闽儒余应所作也。其诗有‘壬癸枯干丙丁发’之句，盖壬癸为水，丙丁为火，元以水德王而宋以火德王也。”明人盛传元顺帝实为南宋末代皇帝瀛国公（即宋恭帝）之子，此诗曰“壬癸枯干丙丁发”，意谓水德尽而火德兴也。又据何乔新说：“故老相传，（元）世祖取江南之时，有水竭火生之谣，盖元以水德王，宋以火德王，是则继奇渥温氏起者，实赵氏之遗胤也。”由此可知，元朝水德说应是当时民间流行的一种说法。此说大概最初出自南宋遗民之口，它是以民间通行的五德相胜说为前提的，无非是因为宋为火德而径直推定元为水德罢了，这与传统的五德终始政治学说已相去甚远。元朝之所以不再讲求德运，一个原因还在于，经过宋儒的思想启蒙之后，人们已经失去了对于五运说的虔诚信仰。元代围绕着宋辽金三史的纂修义例问题而展开的正统之辨，主要有以修端为代表的南北朝说，受到宰相脱脱支持的“三国各与正统”说，王祎提出的绝统说，以及大多数汉族士人所主张的独尊宋统说，而所有这些观点都不是在五运说的理论框架内来讨论正统问题的。按南北朝说和“三国各与正统”说，天下可以同时有不止一个正统王朝，绝统说认为正统可以不是连续的，独尊宋统说也只是从华夷正闰的角度立论，完全不涉及德运的问题。以力主独尊宋统而著称的杨维桢《正统辨》，最后还特别申明说：“若其推子午卯酉及五运之王以分正闰之说者，此日家小技之论，君子不取也，吾无以为论。”元朝为何不讲究德运，由此可以获得一个明确的答案。尽管元朝不取五运说，但传统的德运观念却在元末农民战争中被当作一种思想武器充分地加以利用。红巾军的反元斗争，从一开始就打出了复宋的旗号，韩山童自称是宋徽宗八世孙，韩林儿和徐寿辉所建立的农民政权，国号均为“大宋”。既以复宋相号召，而宋为火德，火德尚赤，于是红色就成了反元武装最鲜明的标帜。刘福通起事，即“以红巾为号”。明太祖朱元璋所谓“太祖以火德王”，一般认为这只不过是朱元璋在反元斗争中所采取的一个政治策略而已，其目的是以复宋为号召，故宣称继承宋之火德；而当朱元璋建立明朝以后，毋需继续坚持火德之说，于是明朝一代也就不再讲求德运，五运说最终丧失了其政治功能。作为一种支配性的正统理论，五德说的时代早已结束，但确有大量史料表明，明朝人仍在继续讲求德运。明代前期，人们普遍认为朱明王朝运当火德，从官方文献到私人著述，都不乏这方面的记载。洪武三年，“诏考历代服色所尚。礼部奏言：‘历代异尚。夏尚黑，商尚白，周尚赤，秦尚黑，汉尚赤，唐服饰尚黄，旗帜尚赤，宋亦尚赤。今国家承元之后，取法周、汉、唐、宋以为治，服色所尚，于赤为宜。’上从之”。如果说这条史料毕竟还没有点出“火德”二字的话，不妨再举出一个更明确的证据。明初礼官议乐律，谓周以木德王天下，木克于金，“故《周官》旋宫之乐……未尝及商者，避其所克而已”，而“宋祫享之乐亦去商，是不知去商者周人之制而已，以周人之制推之，则宋以火德王天下，论避其所克，当去羽音，而太常用乐不审诗羽而审诗商，盖失古人之旨远矣。今国朝以火德王天下，与宋同避其所克，则亦当去羽”。按阴阳五行说，五行配五音，土为宫音，金为商音，木为角音，火为征音，水为羽音。周为木德，金克木，故当避与金德相配的商音；宋为火德，水克火，故当避与水德相配的羽音；明朝亦为火德，故亦当去羽音。又明初“命儒臣重制九奏侑食乐章”，其一为《炎精开运》之曲，谓“炎精开运，笃生圣皇”云云，“炎精”显然是代指火德。洪武七年，太祖在致北元君主的信中声称“今我朝炎运方兴”，也是以火德自居。另外，在当时一般士人的意识中，也大都认同朱明火德之说。洪武间，殷奎替甘肃总兵代拟的贺圣节表，有曰：“以火德王天下，交龙开受命之符；生圣人主中原，夹马纪发祥之迹。”正统末，英宗北狩，“阴遣使谕镇守太监裴富”，裴富请占吉凶于卜者仝寅，仝寅说：“庚午中秋，车驾其还乎？……计七八年当必复辟。午，火德之王也。”仝寅谓午为“火德之王”，并据此推断英宗将会复辟，这也反映了明朝火德的观念。除了火德说之外，明朝中后期又出现了土德一说。万历间，张养蒙撰《五德之运考》，谓“我朝受命，有谓其尚火德，有谓其尚土德，纷纷无定”。据我估计，土德说大概出现于弘治以后。罗玘《送益国长史胡君之国序》云：“今天子建亲藩，首兴，次岐，又次亦以益鸣其国。封子建昌，于天文其次鹑尾。鹑尾，火位也；火，土母也。国家以土德王，兹封也而冠以兹名也，得无意乎？”罗玘为弘治进士，官至南京吏部右侍郎，正德七年（年）致仕。这是我看到的有关明朝土德说的最早记载。实际上，明朝建国以后从未正式讨论过德运问题，所谓的火德，不过是沿袭朱元璋在元末红巾军时代的成说，而这种说法与五德转移的基本理念是完全不相容的：五运说讲究五德相生，五行代替，岂有后代袭用前朝德运的道理？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明朝中期以后才有人提出土德一说，大概是主张以朱明之土德上承赵宋之火德，而将元朝列入闰位。但火德、土德两说相持不下，终无一定之论。这说明德运的确定在明朝已不再是关乎王朝正统的头等大事，不再是一种郑重庄严的国家行为，火德也好，土德也罢，都只是朝野间流行的某些非正式的说法而已。难怪就连清人似乎都不知道明朝还有德运之说，《古今图书集成》考述历代德运，至金而止；清代的两种蒙学读物《群书纪数略》和《幼学歌》将历代王朝德运作为文化史知识来介绍，其下限均迄于宋。总之，明朝人所讲求的德运，充其量不过是传统五运说的一种残余影响。五运说最后一次被利用来为政治服务，大概是在明末农民战争中。李自成建立的大顺政权自称以水德王，据赵士锦《甲申纪事》说：“贼云以水德王，衣服尚蓝，故军中俱穿蓝，官帽亦用蓝。”赵士锦是大顺军攻占北京后留用的旧明官员，此记载当得自其耳闻目睹。刘尚友《定思小纪》：“贼虽未即僭位，然明代官制大半更革，……服色尚深蓝、文官拜武将之类，俱刊定成册，以候颁行。”李自成为何号称水德？显然是因为一般人多以明朝为火德，故取以水克火之意，其直接的理论依据是民间通行的五德相胜说。不过按传统的说法，水德理应尚黑，李自成改为尚蓝，则又有所变通。自明清鼎革之后，五德说的影响愈益衰微。清朝一代，再未见到讲求德运的记载。
古人认为玉有五德，以玉比人，人爱玉，就应该在把玩玉的同时，修生养性，以玉养人，以人养玉。
(1)玉仁——润，指细腻光滑、湿润、润滑；润泽：指玉石断口的油脂光泽。比喻施恩泽；温指温和柔和。“润泽以温，仁之方也”是说，颜色，质地，光泽温润柔和，滋益万物或恩泽万物，本是玉石富有仁德的表现。
(2)玉义——理是指玉石的纹理。“白外可以知中”即根据玉石的外部特征可以了解它的内部情况，表里如一，内外一致，这是玉石富有正义感，坚持实事求是的表现。
(3)玉智——优质玉可制作乐器，因玉质地坚硬细腻，故击之声音舒展清扬，散播四方，听起来和悦，这是玉石富有智慧和远谋的表现。
(4)玉勇——玉虽硬度不算太高，但韧度在自然宝玉石中居首故玉有宁折断而不弯曲，显坚贞不屈的勇敢精神，即使折断也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5)玉洁——廉即廉洁，清廉。忮即嫉恨。絮音洁。锐廉而不忮，指玉碎之后，断口虽然锐利，有能力嫉恨报复于人，或求得好处，但玉能保持廉洁而不为之。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说:“玉,石之美者有五德。润泽以温,仁之方也;勰理自外,可以知中,义之方也;其声舒扬,专以远闻,智之方也;不挠而折,勇之方也;锐廉而不忮,洁之方也。”孔子言： “君子比德于玉”。君王无德,不可陪葬玉器.
“玉，石之美，有五德者”。中国文化主流的儒家学派对玉的评价是至高无上的，认为玉有玉德，人只有具备了玉的这些高尚品德才能成为君子，实现人的最高境界。所以玉的一个定义除了是“石之美者”，还应具玉的德，古人关于玉有“五德”、“九德”、“十一德”的种种论述，更将玉石的人文内涵提高到了一种神圣的地步，在诸多宝玉石品种之中，可以说是一个极为突出的"中国特色"。这里就玉的“五德”进行说明。
春秋齐国国相管仲曰玉有"九德"：温润以泽，仁也；邻以理者，智也；坚而不蹙，义也；廉而不刿，行也；鲜而不垢，洁也；折而不挠，勇也；瑕适皆见，精也；藏华光泽并能而不相陵，容也；叩之，其声清团彻远，纯而不杀，辞也。
孔子曰玉有"十德"：君子比德于玉焉，温润而泽，仁也；廉而不刿，义也；垂而如坠，礼也；叩之其声清越，以长其终，诎然乐也；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孚尹旁达，信也；气如白虹，天也；精神贯于山川，地也；圭璋特达，德也；天下不贵者，道也。
孔子是儒家学术的创始人，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教文化为主体演绎发展而形成。自古以来，儒人们便遵守"君子比德如玉"；"君子无故，玉不去身"；"君子温其如玉，故君子贵之也"；"君子必佩玉"等传统观念。
许慎撰文、段玉裁注的《说文解字》中，"玉"原为"王"。在封建帝制出现后，帝王的"王"与"玉"为同形字，为了区别开来，便在玉的"王"字旁加点作"玉"。由此看来，玉字的演化，是封建文化的体现。
玉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是洁白、美好、善良、高雅、华贵的象征。含玉的词多为褒义词，如赞美女人的词有玉女、玉人、玉容等；称赞住处的有玉府、玉堂、玉房、玉楼等；对月亮的雅称有玉兔、玉宫、玉蟾等；对衣食的赞词有：玉衣、玉帛、玉冠、玉食、玉实等；称人之情操高雅为"冰清玉洁"；称人之坚守美德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什么是玉的“五德”呢？“仁”、“义”、“智”、“勇”、“洁”。
润泽以温，仁之方也
鳃理自外，可以知中，义之方也
其声舒扬，博以远闻，智之方也
不挠而折，勇之方也
锐廉而不忮，洁之方也
“润泽以温，仁之方也”——温和滋润具有光泽，表明玉善施恩泽，富有仁爱之心；
“鳃理自外，可以知中，义之方也”——玉有较高的透明度，从外部可以看出来其内部 具有的特征纹理，表明玉竭尽忠义之心；
“其声舒扬，博以远闻，智之方也”——如果敲击玉石，会发出清亮悠扬悦耳的声音，并能传到很远的地方，表明玉具有智慧并传达给四周的人；
“不挠而折，勇之方也”——具有极高的韧性和硬度，表明玉具有超人的勇气；
“锐廉而不忮，洁之方也”——有断口但边缘却不锋利，表明玉自身廉洁、自我约束却并不伤害他人。 望采纳！
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是儒家文化，它的现代价值，首先表现在对其它文化的开放性上。这是中国传统文化能够发展到今天并在现代社会发生作用的一个基本的前提。但传统文化或儒学的开放性还有它特定的意义，那就是主张每一个体对于他所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国家的开放性，强调个人对社会国家具有参与感。这种参与感的特点是重在参与的实践过程本身，而不是过分看重当下的功利性的结果。在如此的文化模式的熏陶下，人们能够暂时忍受艰难困苦，孜孜不倦地努力工作，这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化实现的重要文化动力。
在科学已经成为群体和社会的取向的氛围下，在群体的要求下接受和追求科学也就成为了约束自己行为的道德自律的真实内容。修身养性的自我品格锻炼可以转化为树立、培养和坚守对科学文明的向往和信念。在某种意义上，当代中国的科学热情前所未有地高涨，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伦理在促成和助长这一趋势过程中的积极的作用。而且，中国传统文化主张求变，《周易》讲："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可以说中国文化的现代价值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它大张旗鼓地宣扬通过变革以求发展的精神。可以说，变革与发展的互动，在当今中国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实践中，表现得最为突出。
就人生价值来说，传统文化突出地强调了人的精神需求的重要性，而当鱼（生命）和熊掌（道义）不可兼得时，舍生取义便成为了人的自觉的选择。如此的"正气"塑造出了坚韧不拔的民族精神，维系着绵延不绝的文化传统。但传统文化并非不重视物质生命的价值。以物质生命承传为基础的孝道思想，使承载于生命的道德意识和自然知识的传播推广受到重视，不论是为功名、为财富、为名声，它都鼓励人的积极努力。尽管这个"为"的有意识追求本身在宋明以后成为"人欲"，但作为一种内在的动力机制，它实际上支配着人的日常生活实践和价值追求。正因为如此，德国思想家马克斯·韦伯认为儒学与现代化无缘的绝对化的观点实际上是不恰当的。
中国文化的核心范畴和中国人追求的终极的价值理想就是"闻道"。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而儒、道等家共同尊奉的经典《周易》提出的"一阴一阳之谓道"的思想则是最为全面深刻地反映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所在。它既是传统的，迄今已有几千年的历史发展；同时又是现代的，甚至与后现代文化也可以相容。一阴一阳和合而成之"道"，是"和而不同"的思维传统的产物。无论是阴是阳，任何一性自身都不是完善的，而不完善就需要向完善化方向发展，就需要异性的补充，就需要外来之性与自性的亲和与转化。这一点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为中西互补提供的最为重要的理论依据。
就流行的以天人分合模式看待中西文化及其价值的观点来说，中国文化既非典型的天人二分，也不是简单地一体合一。而是有合有分，分合互补。天人合一缘起于人与自然的原始亲和关系，道家的天人合一是建立在自然无为基础上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儒家的天人合一则主要是作为道德理想和精神境界发生作用，是儒家学者以伦理为本位建构自己的世界图景的产物。认识人与自然的差别并进行合理的调节，考虑和尊重人的价值，并使人的作用得到最充分的发挥，是天人有分思想最为重要的特点。正因为中国哲学是合一与有分的统一，所以并不缺乏作为哲学的基础的主体性的观念。相信人本身的力量，相信主体能够把握客体，既是天人之际思辨的最合理的内容，也为今天中国的现代化所必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