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孟思想的不同 孔孟思想的精髓是什么？
思想核心不同：孔子的思想核心是仁，孟子的思想核心是义；阶级基础不同：孔子处于春秋末期的奴隶时代，代表的是没落的奴隶主阶级利益；孟子处于战国初年的封建社会，代表的是地主阶级的利益.
孔子主张“仁”。孟子主张“仁政”。
孔子 生于公元前551年，卒于公元前479年，是春秋时代的末期，享年73岁左右。
孔子，孔氏，名丘，字仲尼。祖籍宋国（今河南省商丘市夏邑县），春秋末期鲁国陬邑（今山东省曲阜市南辛镇）人。春秋末期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开创了私人讲学的风气。孔子被誉为“天纵之圣”、“天之木铎”，是当时社会上的最博学者之一，被后世统治者尊为孔圣人、至圣、至圣先师、万世师表、文宣皇帝、文宣王，是“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首。
相传他有弟子三千，贤弟子七十二人，曾带领部分弟子周游列国。修订《诗》、《书》、《礼》、《乐》，序《周易》，撰写《春秋》。孔子去世后，其弟子及其再传弟子把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语录和思想记录下来，整理编成著名的儒家学派经典《论语》。其儒家思想对中国和世界都有深远的影响。
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科学家专家组组长李学勤先生指出：孔子不仅开创了儒学，也确实开创了易学。
春秋时代的车战，是一种贵族式的战争，有时彼此都以竞技的方式看待，布阵有一定的程序，交战也有公认的原则：也就是仍不离开“礼”的约束。“不为已甚”是当时的一般趋势。根据原则，在某种情形之下，不追击敌人。在某种情形之下，不向主敌射击，不设险以谲诈取胜。既已给敌兵第一下白勺创伤，不乘势作第二次的戳刺。头发斑白的人，不拘为俘虏。这些态度与欧洲中古的骑士精神很相仿佛，虽然这些原则并不可能全部遵守，但是接战时间短促，参战的人数受车数的限制。总之，春秋时代的战事，显示了社会的不稳定性。但战事的本身，还不足以造成社会的全面性动荡。针对这些条件，孔子对当时情形，还没有完全失望。他的闲雅代表着当时的社会，相对于战国的暴乱而言，还相当的宁静。所以他仍提倡“克己复礼”，显示着过去的社会秩序仍可恢复。他有时也发牢骚，说什么“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可是要他表示方针的时候，他的办法端在“正名”，也就是恢复一切事物原有的名分。“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更表现一腔复古的热忱。
孔子没有直接提到人之性善或性恶。《论语》中，“仁”字出现了66次，没有两个地方的解释完全相同。但是他既说出虽为圣贤，仍要经常警惕才能防范不仁的话，可见他认为性恶来自先天。他又说“观过，斯知仁矣”，好像这纠正错误，促使自己为善的能力，虽系主动的，但仍要由内外观察而产生。孟子则没有这样犹疑。他曾斩钉截铁地说：“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孔子自己承认，他一生学习，到70岁才能随心所欲不逾矩。孟子的自信，则可以由他自己所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的一句话里看出。这种道德力量，经他解释，纯是内在的由自我产生。所以他说：“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也就是宣示人人都能做圣贤。
孔子对“礼”非常重视。孔子虽然称赞管仲对国事有贡献，但仍毫不迟疑地攻击他器用排场超过人臣的限度。颜渊是孔子的得意门徒，他死时孔子痛哭流涕，然而孔子却根据“礼”的原则反对厚葬颜渊；又因为“礼”的需要，孔子见南子，使子路感到很不高兴。孔子虽不知阳货的为人，但为了礼尚往来，他仍想趁着阳货不在家的时候去回拜他。孟子就没有这样的耐性。齐宣王称病，他也称病。他见了梁襄王，出来就说：“望之不似人君。”鲁平公没有来拜访他，他也不去见鲁平公。他对各国国君的赠仪，或受或不受，全出己意。他做了齐国的吊丧正使，出使滕国，却始终不对副使谈及出使一事。
这中间的不同，不能说与孔孟二人的个性无关。或许《论语》与《孟子》两部书的取材记载不同，也有影响。但是至圣和亚圣，相去约两百年，中国的局势，已起了很大的变化。孟子说“此一时也，彼一时也”，这八个字正好可以用来说明他们之间的距离。
孟子（约公元前372年—约公元前289年），名轲，字子舆，汉族，鲁国邹（今山东省邹城市）人，相传他是鲁国姬姓贵族公子庆父的后裔，父名激，母仉（zhǎng）氏。孟子是中国战国 时期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
政治上，孟子主张法先王、行仁政；学说上，他推崇孔子，反对杨朱、墨翟。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思想，但较之孔子的思想，他又加入自己对儒术的理解，有些思想也较为偏激。加封为“亚圣公”，被后世尊称为亚圣。其弟子及再传弟子将孟子的言行记录成《孟子》一书，属语录体散文集，是孟子的言论汇编，由孟子及其弟子共同编写完成。他提倡仁政，提出“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游历于齐、宋、滕、魏、鲁等诸国，希望追随孔子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前后历时二十多年。但孟子的仁政学说被认为是“迂远而阔于事情”，而没有得到实行。最后他退居讲学，和他的学生一起，“序《诗》《书》，述仲尼（即孔子）之意，作《孟子》七篇”。
《孟子》一书开场即提到他见梁惠王，那是公元前336年的事，距离战国开始已67年，又115年之后秦才灭六国统一中国。在春秋的时候，虽然周朝的封建制度，已不能维持，但是还没有完全败坏。以前各小国各自为政，里面主持国政的卿和大夫以及担任下级军官的士，全部世袭，一切都按成规，而一切都接受“礼”的约束之原则已不再适用，但是公侯伯子男的互相征伐，仍以道德的名义出之。纵使叛逆篡位也还要邀请与自己利害相关的各方支持。但最最重要的是，这时的战事还未波及全民，不致使父母兄弟妻子离散。有时候被人称为有“革命性”，这是因为战国时代的动乱，使他知道，只是恢复故态而不改弦更张是不能济事的。齐人准备伐燕，他说燕可伐。齐宣王问他贵戚之卿应做的本分，他说：“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也就是容许废君而另立族中贤人。梁襄王问他：“天下恶乎定?”他答道：“定于一。”襄王又追着问：“孰能一之?”孟子就说：“不嗜杀人者能一之。”他又曾和梁惠王说过“地方百里，而可以王”。这已经不是孔子所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严格规矩了。
孟子开始游说的时候，也正是商鞅受刑，苏秦、张仪提倡合纵连横之季。战国七雄，已经准备长期的大厮杀。虽然这时候的战事还没有像战国末季那样剧烈——凡是年龄十五岁以上的都要向防地报到，降卒四十万或四十五万一起坑埋——但是这时也不再是春秋时代竞技式的战争了。商鞅相秦，第一件事就是“令民为什伍”，即是以一种军事组织的原则，加之全民。在战场上骑兵既登场，步兵人数也大量增加。“斩首六万”，“斩首七千”，已经开始见于各国的纪录。孟子说：“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杀人者也。”这句话可能反映着当时各国备战的情况，也可以说是他对当时国君草菅民命的一种控诉。他所说的“民有饥色，野有饿殍”不可能是无的放矢。
礼之别
在宋朝以后，《孟子》成为《四书》之一，实际上它占《四书》一半以上的篇幅，既为各朝经筵讲解之用，也为科举取士的标准，对中国思想史有无可估量的影响。而亚圣以慈悲为怀的心肠，为民请命，他讲的话有时也富有情感，有时尤任直觉，例如“见牛未见羊”，“君子远庖厨”。他的性善论必定带着一种强迫性的推论。因人既然生性为善，那么强迫人们保持这种天性也不算过分了。这关键处有如卢梭之论自由。他的低水准平等思想——例如“乐岁终身饱，凶年不免于死亡”，以及“省刑罚，薄税敛”，在一个简单的农业社会里，被奉作经典，同时也符合事实的需要。可是今日我们读《孟子》和《四书》全部，却不能一体视之为政治哲学，一定也要考究他们的历史背景，有时也要和孟子自己所说的一样，“尽信书不如无书”。
一、人格上
首先，从两人的人格来看。孔子偏向敦厚，而孟子则偏向激进。孔子作为儒家的创始人自然要以身作则，要别人大气，自己就得是个敦厚的儒者长者。
这与孔子的人生经历有关，孔子早年家贫，作过吹鼓手，也放过牛羊，他是自学成才，历经磨难，因而他自然就养成了谦逊的性格，他向长者请教时也总是恭恭敬敬。不仅如此，孔子也善于、肯于向别人请教。
孟子则不同，孟子更偏向愤世疾俗，倾向激进，并强调“格”、“气节”。有着鲜明的个性特征。
2、仁与仁政
从他们对“仁”的看法来看，孔子是大厦的奠基者，孟子是大厦的建立者和完善者。孔子针对“春秋无义战”提出了“仁”思想，他并没有将“仁”的思想形象化具体化，“仁”还只是一个笼统的概念。
孔子的思想是以仁为核心的体系，仁分为成德之仁和为政之仁两个方面：成德之仁要求个人在爱的基础之上，遵守一系列的道德规范，实施以忠恕为核心的方法体系以塑造个人的完美人格。
为政之仁就是把道德作为政治的基础，以周礼为落脚点，通过正名回复周礼。成德之仁是出发点，为政之仁是目的。成德之仁主张仁的核心精神是“爱”，“爱人”是“仁”的基本内容。
孟子则在“仁”的基础上将其形象为“不忍之心”，并建立“性善论”来对其进行论述，进而提出“仁政”的概念。由“仁”到“仁政”是一种从社会道德到社会政治的一个飞跃，这种飞跃将能更好的巩固“仁”的观念，并能更好地施行“仁政”。
他的仁学思想是继承孔子仁学的核心基础之上的，通过鲜艳的“人皆有不忍之心”，得出仁政，要求执政者“保民而王”：贵民是其核心，以德配君和制民之产是对贵民思想的落实。仁政与孔子的思想相比，更加具有制度化和体系化的特征。
扩展资料
孔孟——世界影响
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文化是唯一从未中断、延续至今的一种文化。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能远播海外，以伟大的人文精神———人道（人文）、仁道、文明、和谐、中道思想辐射到周边国家，形成广大的儒家文化圈。
这充分说明了孔子思想不仅对中华文明，而且对世界文化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所以，孔子早已是属于全世界和全人类的孔子，孔子的思想是属于全人类的精神财富。
《易经》的“以同而异”（求同存异理论来源）、“与时偕行”（与时俱进的出处）“和谐社会”（保和太和、万国咸宁）思想都成了世界共同遵循的治国方略。
儒学早在汉唐时期便超出中国范围，向东南亚和东北亚国辐射，形成“儒教文化圈”。在整个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占有重要位置。
孔子创立的儒学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构成，蕴含着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而且是东亚地区的文化传统和文明精神，在世界思想史和世界文明史中占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孔孟
一、人格
首先，从两人的人格来看。孔子偏向敦厚，而孟子则偏向激进。孔子作为儒家的创始人自然要以身作则，要别人大气，自己就得是个敦厚的儒者长者。这与孔子的人生经历有关，孔子早年家贫，作过吹鼓手，也放过牛羊，他是自学成才，历经磨难，因而他自然就养成了谦逊的性格，他向长者请教时也总是恭恭敬敬。不仅如此，孔子也善于、肯于向别人请教。“三人行，则必有我师。”就是真实的写照。成材后，他也将这种恭敬的习惯一以贯之，所以才有“有教无类”的思想，他要让年轻人少走弯路，对年轻人的教诲总是不厌其烦。他是老师，也是长者，所以，脾气暴躁的子路都会受他的影响，并拜他为师。宽恕始终是他的人生信条，就像《论语》中所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如在陈国，被别人形容为“丧家之犬”，他都不生气。但在原则上则义正词严，毫不妥协。当他发现季子享用天子规格听音乐时，他也会说“士可忍，孰不可忍”。所以，孔子的敦厚中是蕴藏着凛凛正气的。
孟子则不同，孟子更偏向愤世疾俗，倾向激进，并强调“格”、“气节”。有着鲜明的个性特征。如“孟子初到齐国，期望以有病为托词，不亲自来咨询政事，而是派人前来召见他，孟子辞以疾，不去朝见。次日却出吊东郭氏，故意表明自己其实并没有病。齐王派人前来问病，孟仲子一面替他周旋，一面要求孟子不要回家，赶快去朝见，孟子依然不去，坚持非礼之召则不往”。（2）孟子生活在战国时期，在那个时期内诸侯们交相攻伐，仁义早被抛诸脑后，“兴灭继绝”的传统也烟消云散，然而，神仙打仗，凡人遭殃，百姓流离失所，饿殍遍野。孟子把个人与社会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他以解民倒悬为己任，自然是看不惯诸侯们的那一套的，百姓的血流在他的眼中，哀号回荡在他的心中，这更激起他的愤世疾俗。孔子也愤世疾俗，只不过他最大的愤怒也就是“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孟子则不同，他是“当今之世，舍我其谁”。孔子的愤怒是出世，孟子的愤怒是入世，是一股豪迈之情，自信之气，他越愤怒越要入世，正如孟子所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所以，从对后世文人的人格的影响来看，孟子的影响超过了孔子。
二、仁与仁政
从他们对“仁”的看法来看，孔子是大厦的奠基者，孟子是大厦的建立者和完善者。孔子针对“春秋无义战”提出了“仁”思想，他并没有将“仁”的思想形象化具体化，“仁”还只是一个笼统的概念。孔子的思想是以仁为核心的体系，仁分为成德之仁和为政之仁两个方面：成德之仁要求个人在爱的基础之上，遵守一系列的道德规范，实施以忠恕为核心的方法体系以塑造个人的完美人格；为政之仁就是把道德作为政治的基础，以周礼为落脚点，通过正名回复周礼。成德之仁是出发点，为政之仁是目的。成德之仁主张仁的核心精神是“爱”，“爱人”是“仁”的基本内容。譬如，“颜渊问仁，子曰，仁者爱人”。（3）孔子还主张仁是一个全面的道德规范体系，孝悌在孔子那里，是最根本的道德规范，是其他道德的出发点和基础。如：“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4）孝悌之外，孔子还提出了许多其他方面的道德规范，表现的最集中最直接的就是恭宽信敏惠这五个方面。除了“仁”之外，孔子还提出了不仁的表现，如：“巧言令色鲜矣仁”、“非其鬼而祭之，谗也”、“道听途说，德之弃也。”等等。（5）另外，在孔子的“仁”的思想中，“忠恕”是贯穿始终的核心原则。“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就是指自己要竭尽全力，不可半途而废，恕，就是自己要移情于他人。“尽己谓之忠，推己谓之恕”（6）孔子的为政之德主要表现为把执政者的个人道德看做为政的起点、执政方式上要求道德的手段、执政效果要符合道德、要求通过“正名”以恢复周礼。
孟子则在“仁”的基础上将其形象为“不忍之心”，并建立“性善论”来对其进行论述，进而提出“仁政”的概念。由“仁”到“仁政”是一种从社会道德到社会政治的一个飞跃，这种飞跃将能更好的巩固“仁”的观念，并能更好地施行“仁政”。他的仁学思想是继承孔子仁学的核心基础之上的，通过鲜艳的“人皆有不忍之心”，得出仁政，要求执政者“保民而王”：贵民是其核心，以德配君和制民之产是对贵民思想的落实。仁政与孔子的思想相比，更加具有制度化和体系化的特征。同时，孟子仁政的目的主要是解决当时国家政权的合法性危机。仁政思想在君主方面体现为“既然君主是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的，当无德之人占据此位时，百姓有权变甚至用暴力推翻他，并且否认他们是君主，因为他们无德配此位，并不能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还将其指斥为独夫民贼。在官员方面，官员的任用要选贤任能，慎重选择，在任用官员之前，必须考察备用官员的品德。在现任官员上，要求他们做到保民，认为解决百姓的生活问题是他们的本职工作，也使他们不可推卸的责任，是官员为政的最高道德表现。在君臣伦理道德方面上，孔子认为一方面要求君主尊重臣子，即“君使臣以礼”（7），认为君不尊重臣子，臣也不会尊重君，是天经地义的；另一方面，要求臣子忠于国君，即：“臣事君以忠”，就是要求臣子竭诚为君王服务，对君王要责难陈善，补君之过失，既是犯君亦在所不惜。
综上所述，孔子的“仁”和“仁政”一是政治主张不同，二是二人的思想立足点不同，孔子主张恢复周礼，就是恢复贵族具有诸多特权的典型的等级制度，孟子则不同，孟子更加关注下层社会的百姓。
三、具体的施政
孔子的施政纲领比较简单原始，孟子的施政纲领则详细具体的多。孔子治理天下，不外“礼乐”二端，他的礼就是不僭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他的乐就是“浴乎沂，风乎舞雩，沐而归”，简单说来就是简政施仁。孔子也赞同发展经济，他很赞同管仲，他说“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他也赞同用适当的刑罚来惩戒，不过，他不赞成滥施刑罚。孟子则不同，他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认为可诛杀“独夫”，虽多了点杀伐之气，却表现出其朗朗正气；他认为乐也当用来治理国家，“古之乐犹今之乐”，为君者当“与民同乐”，以此来教化百姓。孟子不赞同刑罚，只因战国时期各国刑罚太甚，他认为施刑是“罔民”，他倒赞同教化“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而他最赞同的是发展经济“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无夺其时，十口之家可以无饥矣”。孟子的经济就是“教养”二大端，毕竟“仓廪实而后知礼节”。
结语：总的来说，孔子和孟子的思想有这么三个方面的差异。但是这不能判别二者优劣，孔子和孟子都是中国儒学文化的代表，在中国都具有崇高的历史地位。二者有这些方面的不同，归根结底是所处历史时代不同，孔子处于春秋时代，礼崩乐坏，但当时周礼余韵犹存，所以孔子对当时的社会环境并未完全失望。而孟子处于战国时代诸侯兼并激烈之时，周礼几乎完全崩溃，恢复周礼基本已经不可能。
但是，这并不代表孔子、孟子没有共同点，从宏观上来说，孔孟之间的联系还是多于区别的，对此我们得认真对待。
孔孟思想虽然都是儒家思想，但注重的方面因为时代的不同而具有差异。
做为儒家学派的奠基人，孔子体现的是最初、最原始的儒家思想，注重修身。他仍然注重礼教，因为春秋末期之时，战争还没有发展成常态，列国之间虽然摩擦不断，却仍在可控范围内，周礼在人们心中尚有一定的地位，所以孔子推崇克己复礼，也更注重“仁”在自己心里的发展。
而孟子所处之时，已经是战火纷飞的战国中期。孟子的思想可以映出那个时代的特点。 可能对于当时的大部分人来说，礼义早已抛之脑后，他们在意的是战争胜负，是国家利益。外加当时顺应乱世而生的各门各派过不了多久就会聚在一起“打一架”，孟子在百家争鸣中完善儒家思想，自然加补了辩论咄咄逼人的气势和紧张激进的锋芒，更加注重君王的“仁政”，并不再强调礼的约束。
虽然有不同之处，但无论是孔子的“仁”还是孟子的“仁政”，体现的都是儒家思想的爱民为民、忠信仁德，大同小异。
一个姓孔、一个姓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