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政要 君道 翻译 《贞观政要》部分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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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十五年,唐太宗朝见众臣说:守住天下是困难还是容易?待立的群臣中魏征对答说:很困难.唐太宗说:任用有贤能的人,接受各种好的意见,就可以了,有什么原因说困难呢?魏征说:从自古以来的帝王来看,在国家忧患危险的时候就能用有贤能的人,接受各种好的意见.但是一到了安稳舒乐的日子里,必然会怠慢不用心,进言的人就会因此感到威胁而小心进言,日积月累时光窜缩,以至于威胁到生死存亡,圣人之所以居安思危,也正因为如此.安逸之中还能感觉到威胁,怎么能说是不困难呢?

贞观初年，唐太宗与黄门侍郎王珪在宴会上交谈，当时有个美人在旁边侍候。她本是庐江王李瑗的爱姬，李瑗败事后，被籍没入宫。太宗指着她对王珪说：“庐江王荒淫无道，杀害了她原先的丈夫而把她占为己有。暴虐到极点，怎会不灭亡呢？”王离座说：“陛下认为庐江王夺取她是对了呢，还是不对？”太宗说：“哪有杀人而夺取其妻的道理，你却问我对不对，这是什么意思？”王回答说：“我见到《管子》书里说：齐桓公到了郭国，问那里的父老：‘郭国为什么会灭亡？’父老说：‘因为郭君喜欢好人而厌恶坏人。’齐桓公说：‘照你所说，他是个贤君啊，怎会灭亡呢？’父老说：‘不是这样，郭君喜欢好人却不能任用，厌恶坏人却不能摒弃，所以灭亡。’如今这个妇人还在陛下左右，所以我猜测陛下的心意认为这样做是对的，陛下如果认为不对，那就是所谓知道邪恶而不能摒弃了。”太宗听罢大为欣喜，夸他讲得好极了，马上命令把这个美人送还给她的亲族

贞观初年，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做君主的法则，必须首先存活百姓。如果损害百姓来奉养自身，那就好比是割大腿上的肉来填饱肚子，肚子填饱了，人也就死了。如果要想安定天下，必须先端正自身，决不会有身子端正了而影子弯曲，上头治理好了而下边发生动乱的事。我常想能伤身子的并不是身外的东西，而都是由于自身追求耳目口鼻之好才酿成灾祸。如一味讲演究吃喝，沉溺于音乐女色，欲望越多，损害也就越大，既妨碍政事，又扰害百姓。如果再说出一些不合事理的话来，就更会弄得人心涣散，怨言四起，众叛亲离。每当我想到这些，就不敢放纵取乐贪图安逸。”谏议大夫魏征对答说：“古代圣明的君主，也都是先就近从自身入手，才能远而推及到一切事物。过去楚庄王聘用詹何，问他治理好国家的要领，詹何却用加强自身修养的方法来回答。楚庄王再问他治理国家族怎么办，詹何说： "没有听到过自身治理好而国家会发生动乱的。”陛下所明白的，实在符合古人的道理。”贞观二年，唐太宗问魏徵说“：什么叫做圣明君主、昏暗君主？”魏徵答道“：君主之所以能圣明，是因为能够兼听各方面的话；其所以会昏暗，是因为偏听偏信。
《诗经》说：‘古人说过这样的话，要向割草砍柴的人征求意见。’过去唐尧、虞舜治理天下，广开四方门路招纳贤才；广开视听，了解各方面的情况，听取各方面意见。因而圣明的君主能无所不知，因此像共工、鲧这样的坏人不能蒙蔽他，花言巧语也不能迷惑他。秦二世却深居宫中，隔绝贤臣，疏远百姓，偏信赵高，到天下大乱、百姓背叛，他还不知道。梁武帝偏信朱异，到侯景兴兵作乱举兵围攻都城，他竟然不知道。隋炀帝偏信虞世基，到各路反隋兵马攻掠城邑时，他还是不知道。由此可见，君主只有通过多方面听取和采纳臣下的建议，才能使显贵大臣不能蒙上蔽下，这样下情就一定能上达。”太宗很赞赏他讲的话。
贞观十年时，唐太宗问侍从的大臣“：在帝王的事业中，创业与守业哪件事更艰难？”尚书左仆射房玄龄对答说“：国家开始创业的时候，各地豪杰竟起，你攻破他他才投降，你战胜他他才屈服，这样看来，还是创业艰难。”魏徵对答说“：帝王的兴起，一定是在前朝衰乱的时候，这时推翻昏乱的旧主，百姓就乐于拥戴，四海之内也都会先后归顺，这正是天授人与，如此看来创业并不艰难。然而已经取得天下之后，骄傲放纵，百姓需要休养生息而徭役没有休止，百姓已经穷困凋敝而奢侈的事务还仍然不停，国家的衰败，常常就是这样开始的。这样看来，守业更难。”太宗说“：玄龄当初跟随我平定天下，历尽了艰难困苦，多次死里逃生，所以知道创业的艰难。魏徵替我安定天下，担心出现骄奢淫逸的苗头，陷入危亡的泥坑，所以知道守业的艰难。如今创业的艰难既已过去，守业这一难事就得和诸公一道慎之又慎才是。”
许多国君，秉承上天的使命开创基业时，没有哪一个不是深切忧虑、谨慎行事而且德行显著，而大功告成之后，德行就开始衰减。开始时好的确实很多，能够坚持到最后的就很少。难道不是取得天下容易而守住天下困难吗？过去夺取天下时力量有余，如今守住天下却力量不足，这是什么原因呢？创业时处在深切的忧虑中，必然竭尽诚意来对待下属；一旦得志，就放纵情欲，傲视他人：当竭尽诚意待人的时候，即使像北胡南越那样极其疏远的人也会亲密得像一个整体；当傲视别人的时候，即使是骨肉兄弟也会疏远得像过路人一样，虽然用严酷的刑罚来督察，用威风与愤怒去震慑，但下属总是采取苟免祸患的方法应付，内心里不怀好意，表面上恭恭敬敬，但内心却不服气。怨恨不在于大小，可怕的只在人心背离。水能载船也能翻船，所以应该高度谨慎。用腐朽的绳索去驾奔驰的车子，它的危险是可以忽视的吗？
唐太宗亲自写诏书回答魏徵说：
我看到你屡次上书，实在非常忠诚。你的言论很切合实际，我翻阅时竟然忘记了疲倦，常常直到深夜。不是你关心国家的感情深厚，重大义而开导我，怎能将这些治国良策写出来给我看，补救我的不足呢？我听说，晋武帝平定东吴之后，追求骄奢淫逸的生活，不再留心治国。晋朝丞相何曾在一次退朝后对他的儿子何劭说“：我每次上朝见主上，他都不商讨治国的长远之策，只是说些平常话，这不是能把江山遗留给子孙的人，你还可以免除杀身之祸。”又指着他的所有孙子说“：这一辈人一定遇到乱世而死。”到何曾之孙何绥，果然被东海王司马越滥用刑法杀死。前人写的史书赞美何曾，认为他有先见之明。我看不是这样，我认为何曾不忠于他的国君，罪恶是很大的。做为人臣，上朝时应考虑为国尽忠，退朝后应考虑修身补过。国君有美政要顺势助成，国君有过失要匡正补救，这是君臣同心治国的方法。
何曾官位高至丞相，地位高而名望重，应该直言不讳、严正劝谏，论述治国的正道来辅佐时政。如今退朝后才发出那番议论，在朝廷上却没直言劝谏，把这样的人当做明智者来赞美，不是很荒谬吗？国家危急而不扶助，怎能用这样的人当丞相？你所陈述的意见，使我知道了自己的过失。我将它放在几案上，就像西门豹身佩软皮、董安于佩戴强弓那样，随时警戒自己。必定可望在这方面及时弥补，收到效果。
我以年终为期，不让“康哉良哉”这样的歌只在虞舜的时候盛行。君臣之间如鱼得水的关系，终于明显地出现在今天。回答你的善言虽然迟缓，但希望你仍然不怕冒犯，毫不隐晦地直言得失。我将虚怀若谷，安定心志，恭敬地等待着你的善言。
贞观十五年，唐太宗对侍臣说：“保持已经取得的政权是困难还是容易？”侍中魏徵回答说“：很难！”太宗说“：任用贤能的人，采纳臣下的意见，就可以了，怎么说很难呢？”魏徵说“：我观察自古以来的帝王，当他们处于忧虑危急的时候，就能任用贤能，采纳意见。等到安定快乐的时候，就松驰懈怠下来。对陈奏事情的人，只准他们战战兢兢、谨慎畏惧地说话，照此下去，国势就会一天接一天、一月接一月地衰落，因此走到危亡的境地。圣人所以能居安思危，正是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安居时能怀畏惧之心，难道不算难吗?"

君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