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词学思想 龙榆生的词学成就
清代王鹏运属于临桂词派。
临桂词派是晚清全国词坛最重要的词派，也是广西历史上在全国范围内影响最大的文学流派。临桂词派以词学大师王鹏运、况周颐为首，代表人物还有临桂词人刘福姚、邓鸿荃等人。
王鹏运的词作有重、大、拙三大特点，他填词的这三大特点，曾被推为词学的标准，为"天下所宗仰"，他是从元到清词作能迅速反映国家大事且作品较多的第一人。
况周颐"癖词50年"， 主要著作有《蕙风丛书》34卷，与况周颐同为清末四大词人的浙江人朱祖谋，曾推《蕙风词话》为千古以来之绝作；刘福姚是广西最后一名状元，是"临桂词派"的重要词人之一，著有《耐庵集》传世。
临桂词派既有明确系统的词论，也有大量的有质量的词作，在全国文坛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在词学理论上，王鹏运提出了“重、拙、大”的主张，“重”指作家创作时必须有厚重的思想感情。
“拙”指表现方法恰到好处，不要做作，不要过于雕琢；“大”指思想境界要高远。这一词学理论对当时词坛的轻靡空灵之风起了矫正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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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物简介
清朝咸丰八年（1858年），王鹏运10岁时随父到江西。同治九年（1870）回原籍临桂参加在桂林贡院举行的广西乡试，中第28名举人。第二年进京考进士名落孙山，之后滞留京城。十三年（1874）经朋友引荐官内阁中书，期间六次科考，均落榜。最后一次进士落榜后，已过三十而立之年。
王鹏运在内阁中书任上十多年，到光绪十一年（1885）才提拔为内阁侍读，先后直实录馆。光绪十九年(1893）授江西道监察御使，升礼科给事中，转礼科掌印给事中。
弹劾谏诤有直声，曾上书反对西太后和光绪帝驻跸颐和园、请办京师大学堂等，他还弹劾过上至各亲王下至翁同龢等要臣，一生奏议等身。他支持并参与康有为的改良主义运动，康有为未受知于光绪帝之前，奏折多由他代上，屡次抗疏言事，几罹杀身之祸。
光绪二十八年（1902），王鹏运离京南下，寓扬州，主仪董学堂，并执教于上海南洋公学，光绪三十年（1904）六月因病在苏州去世，享年56岁。光绪三十二年（1906）家人将他的灵柩护送回桂林，安葬在东郊王氏家族墓地。
二、成就
王鹏运初嗜金石，20岁后始专一于词，成就突出，在词坛声望很高，与郑文焯、朱孝臧、况周颐合称为“晚清四大家”。由于他大力倡导词学，且能奖掖后辈，著名词人文廷式、朱孝臧、况周颐等均曾受其教益。
他力尊词体，尚体格，提倡“重、拙、大”以及“自然从追琢中来”等，使常州词派的理论得以发扬光大，并直接影响当世词苑。况周颐的《蕙风词话》许多重要观点，即根源于王氏。晚清词学的兴盛，王氏起了重要作用。
其早年词与王沂孙为近，多写身世之感，如〔百字令〕《自题画像》等。甲午至辛丑间（1898～1901）身为谏官，并与文廷式等唱和，颇有伤时感事之作，词风近辛弃疾。
如〔祝英台近〕《次韵道希感春》、〔谒金门〕”霜信骤“、〔满江红〕《送安晓峰侍御谪戍军台》等，苍凉悲壮，饶有壮夫扼腕之概。
他同朱孝臧、刘伯崇合作的《庚子秋词》，也不乏对国势衰微的深沉悲愤。但是，他的作品，更多的还是反映了对清廷江河日下趋势的无可奈何的哀叹。有的词用典过多，不免流于晦涩。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王鹏运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临桂词派
龙榆生于 1934 年4 月发表《研究词学之商榷》一文，正式界定词学内涵，并提出词学研究的八个方面。他在图谱之学、音律之学、词韵之学、词史之学、校勘之学这五项清代传统词学成就的基础之上，又提出声调之学、批评之学、目录之学三个有待于开拓的领域，这是当年引导词学界前进方向的一篇宏文，而龙榆生本人毕生治词，范围也不出乎此。今从四方面加以评述。 整理词籍，创办词刊晚清以来，词籍的校勘整理蔚为大观。龙榆生以最年少的学人得以参与此事，见到了许多罕见的清代词集。因为这层渊源，龙榆生一生校词主要集中在清代，而且是从晚清近代词入手，上溯至清初的。1931 年12 月30 日，朱祖谋逝世。卒前以遗稿及生平校词朱墨双砚相授，龙榆生秉承遗命，在“一·二八”事变爆发后，仍孜孜不倦，在上海音乐专科学校的一个地下室里，费了几个月的工夫，校辑刊印了《强村遗书》。1933 年至 1936 年，龙榆生在叶恭绰等人资助下，创办《词学季刊》，前后共出版十一期，后因抗战爆发而不得不停刊。这是第一份词学专门刊物，也是当时唯一的一份，内容分论述、专著、遗著、辑佚、词录、图画、佥载、通讯、杂缀等九项，受到了整个词学界的广泛支持。这一阶段，龙榆生校辑整理了今释澹归《遍行堂集词》、劳纺《织文词稿》及《强村老人评词》、《大鹤山人词话》等，皆刊于《词学季刊》。1940 年至 1945 年，龙榆生寓居白下，生活较以前稳定，便开始倾全力于词学事业。完成了《重校集评云起轩词》，并计划校刻《沧海遗音续集》。文廷式是江西萍乡人，与龙榆生父亲龙赓言系同榜进士。所著《云起轩词》规模苏辛，气度豪迈，在清末异军突起，别树一帜。其词学理论与龙榆生相仿佛，故龙榆生孜孜为其整理遗稿。龙榆生还整理出版了文廷式的其它著作如《纯常子枝语》等，当时钱仲联撰《文廷式年谱》，资料上就得到了龙榆生的大力资助。《沧海遗音续集》是承《强村遗书》中《沧海遗音集》而来，是将《沧海遗音集》十一位作者中仍在世的几位如张尔田、夏孙桐、陈曾寿、陈洵的新作词集加以校辑出版。《续集》后仅能完成张尔田的《遁庵乐府》，而夏孙桐的《悔龛词续》、陈曾寿的《旧月簃词》续稿、陈洵的《海绡词》卷三等未能及时刊行，因为龙榆生当时已身陷囹圄。同时，龙榆生在南京创办了《同声月刊》，该刊编辑体例类同于《词学季刊》，但内容不限于词。由于社会政治环境大异，稿件来源及水准已远不如前。 解放后，龙榆生校订了朱敦儒的《樵歌》和《苏门四学士词》。《苏门四学士词》1957 年 8 月由中华书局出版，分《淮海居士长短句》、《豫章黄先生词》、《晁氏琴趣外篇》、《柯山词》四种三册。此集的出版，非但在于利用善本校勘，富有版本参考价值；更重要的是龙榆生调动了自己的词学体验，丰富了对词的标点。正如他自己所说：“宋人词在句读上也常有些出入，不能像后来订词律的弄得那么死。这里面确有不少养料，惟在读者善于吸收而已。”龙榆生校订的词集，除《苏门四学士词》与他本人的词学理论、趣味相关外，其馀基本都在为老辈词家整理遗稿，保存文献。直到晚年，他仍挂念箧中师友遗制，谋求以任何形式公诸于世。龙榆生的这些活动，在中国现代词学史，乃至学术史上都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推源溯流，发覆阐微。1933 年起，龙榆生在《词学季刊》上连续发表长篇论文，一改过去评点论词的形式。在当时引起了极大反响，有力地推动了当代词学研究的学科建设。这一时期，龙榆生对词的起源、词的发展、词的创作、词的艺术风格以及作家作品进行了全面的探讨，而重点放在唐宋词。撰有《词体之演进》（1933 年）、《今日学词应取之途径》（1935 年）、《清真词叙论》（1935 年）、《漱玉词叙论》（1936 年）、《南唐二主词叙论》（1936 年）等。龙榆生自幼喜读《史记·刺客列传》，由于气质相近，故在词中尤嗜苏辛词派，曾先后撰写《苏辛词派之渊源流变》（1932 年）、《苏门四学士词》（1934 年）、《东坡乐府综论》（1935 年）等论文。自明人倡豪放、婉约之说后，对于苏词风格，学者多以豪放目之，而龙榆生则认为应以王鹏运拈出的“清雄”二字来概括。龙榆生还认为常州词派之所以不能臻于极诣，就是因为仅知稼轩之沉着痛快，而未理会东坡的蕴藉空灵。近世词学不为常州派所囿，是因为王鹏运、郑文焯、朱祖谋都很推崇苏词。龙榆生在论述苏、辛诸人时，站得比较高。他对苏辛词派的渊源、发展、演变以及具体作家风格特色的把握，直到今日仍有其不可替代的权威性。龙榆生《近三百年名家词选》1940 年以后，龙榆生论词多转向清代。三十年代中期，龙榆生开始着手《近三百年名家词选》的编撰，以期世人对清词有全局的了解。他研治清词基于两种考虑。一是为当代词学研究及词的创作提供借鉴，二是为保存晚近词学资料。前者撰有《晚近词风之转变》（1941 年）、《论常州词派》（1941 年）等，后者撰有《陈海绡先生之词学》（1942 年）等。龙榆生对清词的研究，既有师承，又有个人的体会，不乏真知灼见。 研求声韵，辨析格调。从 1928 年起，龙榆生应邀至上海音乐专科学校任教。在那里陆续结识了萧友梅、李惟宁、黄自等著名音乐家，他们经常在一起探讨词与音乐结合的问题，尝试把传统的诗词规律用于现代的歌词创作。在这种氛围中，龙氏写下了《玫瑰三愿》、《秋之礼赞》、《逍遥游》等歌词，由黄自、李惟宁等谱曲，立即传唱大江南北。《玫瑰三愿》一曲至今仍被之弦管，成为音乐史上不朽的名曲。龙榆生不但勤于实践，而且埋头于词的音乐性研究，对平仄四声、句度长短、韵位安排等做了极其深入的探讨。这项研究从他的早年一直持续到逝世之前，是龙榆生一生用力最勤、创获最多的部分。基于创作新体乐歌的原因，龙榆生对声韵在词曲中的地位尤其重视。对于四声，龙榆生认为由于四声的性质不同，关系到表达情感。“入声短促，没有含蓄的馀地，所以宜于表达激越峭拔的思想感情；上声舒徐，宜于表达清新绵邈的思想感情；去声劲厉，宜于表达高亢响亮的思想感情。但上、去两声与入声比较起来，总是要含蓄得多，所以上、去互叶，适宜表达悲壮郁勃的情趣。”而平仄四声的错综使用与安排，是为了取得和谐与拗怒的矛盾和统一。龙氏尤其重视去声在词中的运用，自清人万树在《词律·发凡》中强调去声“激厉劲远，其腔高”，近人吴梅在《词学通论》中第二章《论平仄四声》中亦详述去声之重要。龙榆生本人早年在《论平仄四声》（1936 年）一文中提出了去声在歌词上的特殊地位及在词中转折处之关系。及至晚年，见解益发老到。如论述“平仄平”之仄须用去声，“上去”或“去上”的联用等，都富有启发意义。龙榆生还对韵位疏密与表情的关系，词的句法、词的结构、词中的比兴及对偶等进行了剖析。主要成果是早年所撰《论词谱》（1936 年）、《论平仄四声》（1936 年）、《令词之声韵组织》（1937 年）、《填词与选调》（1937 年）及《词学十讲》、《词曲概论》这两部晚年的讲义。他的研究成果，使词的音乐本质得到了较大程度的复原。 重视普及，意在提高 龙榆生毕生治词，不仅面广思精，而且深入浅出。况且，他常年任教于大中学校，面对青年学子，授业解惑，很能了解一般初学者的特点。所以，在大力从事著述的同时，他也费了不少力气从事普及工作。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概论，二是选本。前者包括《词学十讲》、《词曲概论》，二者均系由讲义整理而成，所撰文全部是龙氏本人几十年研词心得，故能深入浅出，有系统地启迪后学。后者包括《唐宋名家词选》（1934 年）、《唐五代宋词选》（1937 年）、《近三百年名家词选》（1956 年）；其中尤以《唐宋名家词选》、《近三百年名家词选》二书广为流传，深受词学者所爱。历年销售已达数百万册。解放后，《唐宋名家词选》发行了新版。受时代影响，选目经过调整，更侧重反映词史的全貌。入选词家由原来的四十二家四八九首增至九十四家七○八首。起自李白，迄于张炎，删除了作为附录的元好问词十九首。同时，对当时评价很低的吴文英词由三十八首降为十首，史达祖由十三首减至七首，周密由九首减至五首。词选丧失了特色，仅以保存郑文焯等的评语才得以被学者经常称引。新版的《唐宋名家词选》不足以代表龙榆生一贯的词学思想。《近三百年名家词选》始撰于 1930 年，至 1956 年方才出版。编辑体例同于新版《唐宋名家词选》，也是尽量做到了持论平妥。但这其中毕竟仍蕴含着个人的词学主张。最明显的仍是推重苏辛词派，选陈维崧词达三十四首，居入选者之冠。《近三百年名家词选》是以谭献《箧中词》、叶恭绰《广箧中词》为蓝本编选成的，谭献以吴伟业居《箧中词》之首，叶恭绰以王夫之为《广箧中词》之首，而龙榆生却标出陈子龙，云：“词学衰于明代，至子龙出，宗风大振，遂开三百来词学中兴之盛，故特取冠斯编。”陈子龙为云间词派的领袖，于明清之际标举唐五代、北宋，反拨明词陋习，对清词的中兴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在这个意义上，显然，龙榆生对词史的理解比谭、叶二人更加深刻。从词学史的角度考察，龙榆生这两部词选的普及有其更深层的意义。自张惠言《词选》出，标举意内言外之旨，周济举四大家以示人学词途径。之后，大小词选不断。清季朱强村《宋词三百首》示人学词规范，论者以为太过深奥，读者难于领悟。1931 年唐圭璋乃为之作笺，然仍失之过深。至此，词学界已开始考虑尝试新的词选读本。1934 年，开明书店同时出版了龙榆生的《唐宋名家词选》及俞平伯的《读词偶得》，恰恰代表着两种不同的风格路数，沾溉后学甚多。前者以独特的眼光展示整个词史的风貌，使读者读后，可以进而推求词史及作家作品之间的异趣。后来俞平伯的《唐宋词选释》、胡云翼《宋词选》等皆属于这一类；后者以具体的文本为单位，进行欣赏，从中归纳出若干法则与理论。俞平伯本人的《清真词释》仍属于这一类。
唐宋词是清人学习的典范，对唐宋词选本的批评是清代词学最热衷的话题之一。清代词学史上，不同的流派为了阐扬本派的理论主张，往往采用借古鉴今的方法，对唐宋词选本展开讨论，或贬抑抨击，或推举张扬，将本派理论主张托付于对某种唐宋词选的褒贬之中，于是该词选遂成为清代词学流派的重要标志之一。
唐宋词选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首推《草堂诗余》。《草堂诗余》是一部南宋人编辑的词选。在明代，在适宜的时代条件下大为盛行。对明代《草堂》独盛的局面，连当时人都感到困惑不解。明末的毛晋说：“宋元间词林选本，几屈百指，惟《草堂诗余》一编，飞驰几百年来，凡歌栏酒榭丝而竹之者，无不拊髀雀跃；及至寒窗腐儒，挑灯闲看，亦未尝欠伸鱼睨，不知何以动人一至此也。”
《草堂诗余》不仅在明代繁盛，清初词坛亦深受其影响。张其锦曾指出：“(清初词人)不脱《草堂》前明习染。” 浙西词派领袖朱彝尊为革除词坛积弊，开创新的词风，就对《草堂诗余》进行了激烈的批评，《词综·发凡》云：“《草堂诗余》所收最下最传”。《乐府雅词跋》云：“《草堂诗余》可废矣。”在黜斥《草堂诗余》的同时，还推举南宋词选《绝妙好词》，朱彝尊《书绝妙好词后》云：“词人之作，自《草堂诗余》盛行，屏去《激楚》、《阳阿》，而《巴人》之唱齐进矣，周公谨《绝妙好词》选本虽未全醇，然中多俊语，方诸《草堂》所录，雅俗殊分。”《激楚》、《阳阿》和《巴人》的差异正是高雅和低俗的区别。《草堂诗余》是坊间商人为了迎合宴集征歌之需而编选的，欣赏者自然多为“巴人”，朱彝尊将《绝妙好词》作为《草堂诗余》的对立物，崇雅斥俗，褒贬分明。浙派中期领袖厉鹗步其后尘，对《绝妙好词》更是推崇有加。乾隆十三年(1748)，厉鹗赴京谒选县令，途经天津，寓查为仁水西庄，于查家见到《绝妙好词》，爱不释手，遂改变行程，留下与查氏合笺《绝妙好词》，刊行后传播更广。厉鹗指出：明代“徒奉沈氏《草堂》选为金科玉律，无怪乎雅道之不振也。”厉鹗力推《绝妙好词》亦着眼于以之取代《草堂诗余》，在词坛提倡“雅道”。此后，经厉鹗笺注的《绝妙好词》取代《草堂诗余》而影响于词坛，正如陈匪石所云：“清中叶前，以南宋为依归。樊榭作笺，以后翻印者不止一家，几于家弦户诵，为治宋词者入手之书。风会所趋，直至清末而未已。” 4958
朱、厉偏爱《绝妙好词》是因为该选本体现了浙西派所追求的词学理想。《绝妙好词》七卷，为南宋末周密所选，共选词人一百三十二家，收词三百八十五首。《绝妙好词》的编选内容和形式有三点值得注意：第一，《绝妙好词》“纯乎南宋之总集”，选词范围限于南宋，始自张孝祥，终于仇远，是一部断代词选，就周密的选编意图来说，是为了整理和保存一代故国文献，但对于以提倡南宋为旗帜的浙西派来说，《绝妙好词》则是一部现成的范本。第二，《绝妙好词》又是一部体现了流派意识的词选。陈匪石说“周氏在宋末，与梦窗、碧山、玉田诸人皆以凄婉绵丽为主，成一大派别。此书即宗风所在，不合者不录。”《绝妙好词》汇集了风格相近、旨趣相类的词作，因而使此选具有流派之选的性质。而此一特点恰与朱彝尊、厉鹗树帜立派的意图相合，自然得到朱、厉的推崇。第三，《绝妙好词》还是一部具有鲜明的审美主旨的词选，其审美主旨概括起来讲即求雅。箫鹏《群体的选择——唐宋人选词与词选通论》曾指出《绝妙好词》与张炎的《词源》的审美倾向有着一致性②，《词源》中提出的重要词学主张在《绝妙好词》中都得到了体现，如推尊姜夔，提倡格调雅正，强调协律合谱等，这些皆与朱彝尊、厉鹗的词学主张相一致。《绝妙好词》的审美特性乃浙派选中其为推崇对象的因素。正是由于以上因素，《绝妙好词》方得到了浙西词派的大力提倡。
在清代词坛上产生深远影响的宋代词选还有《乐府补题》。康熙初年的浙西词派、阳羡词派均十分推崇，而嘉道时期的常州词派亦极为推重。当然各派对《乐府补题》欣赏的内涵侧重各有不同。同一部词选被具有不同词学倾向的词派所欣赏，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现象。
《乐府补题》是南宋末年王沂孙、周密等十四家遗民词人的唱和之作，共咏五题：龙涎香、白莲、莼、蝉、蟹，借咏物以抒写宋末遗民的身世之感。朱彝尊对《乐府补题》颇为称赏，《乐府补题序》云：“大率皆宋末隐君子也。诵其词可以观志意所存，虽有山林友朋之娱，而身世之感，别有凄然言外者，其骚人《橘颂》之遗音乎？”除了《乐府补题》亦是南宋选本的因素之外，此书的文人雅士气质、含蓄蕴藉的风格、咏物而不粘滞于物的手法皆是朱彝尊心仪的原因。阳羡词派的领袖陈维崧对《乐府补题》的感受与朱彝尊又有不同，在《乐府补题序》中陈维崧还强调了国破家亡的悲愤之情对词的影响：“嗟乎！此皆赵宋遗民作也。” 陈维崧强调《乐府补题》乃“遗民”之作，认为故国之哀，身世之痛，不能自已之情“援微词而通志，倚小令而成声”，才使这部词集具有感动人心的力量，历数百年而不泯。经过朱、陈二人的推扬，《乐府补题》迅速影响词坛，蒋景祁指出了当时词风的变化：“得《乐府补题》而辇下诸公之词体又一变，继此复拟作‘后补题’，益见洞筋擢髓之力。”
清代中期之后，词学思想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而变化，常州词派突出了词体“意内言外”、比兴寄托的作用，对《乐府补题》的认识亦随之变化。张惠言《词选》指出《乐府补题》中“碧山咏物诸篇，并有君国之忧。”周济对《乐府补题》的解读亦重在寄托寓意，王树荣《乐府补题跋》记：“周止庵《宋词选》于唐玉潜《赋白莲》曰：‘冰魂犹在，翠舆难驻。’曰：‘珠房泪湿，明铛恨远。’以为当为元僧杨琏真伽发宋诸陵而作。”③ 可知周济认为《乐府补题》中唐珏词〔水龙吟〕、〔齐天乐〕皆为宋陵被盗毁之事而作。可见周济对《乐府补题》的重视乃在于其中的比兴寄托之意。常州词派后期的代表人物谭献对《乐府补题》亦十分推重，他认为浙西词派虽然欣赏《乐府补题》但未能窥见其精髓所在：“《乐府补题》，别有怀抱。后来巧构形似之言，渐忘古意，竹垞、樊榭不得辞其过。”[10] 4008以上种种评议皆可看出常州派词论家以比兴寄托认识《乐府补题》的特点。
《乐府补题》在清代一直受到重视，但认识的角度各有不同：浙西派欣赏其高雅的气质和咏物技巧；阳羡派从故国之痛中找到心灵、情绪的沟通；常州派推重其比兴寄托。《乐府补题》与其他几部唐宋词选一样，由清人不断阐发其意蕴，并对清代词学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
二
龙榆生先生曾指出：“浙常二派出，而词学遂号中兴。风气转移，乃在一二选本之力。”[1] 此言对词选在清代词学史上作用的概括十分精当。清代的词学流派还把编纂词选本作为重要的武器，用以表现本派的审美倾向和理论主张，这些词选也就成为流派的重要标志。
开风气之先的是康熙初年朱彝尊、汪森选编的《词综》。《词综》是针对明代以来词坛最为流行的词选本《草堂诗余》而编的。为了彻底改变明代以来的词坛风气，浙西词派朱彝尊不仅提出了鲜明的词学主张，而且还选编了《词综》，意欲清除《草堂诗余》的影响并取而代之。《词综》是以明确的词学思想为指导的词选本，朱彝尊提出学习姜、张，倡导南宋，崇尚雅正等一系列词学主张，《词综》即体现了这种思想。陈廷焯云：“竹垞所选《词综》，……一以雅正为宗。”[11] 陈匪石亦说：“(《词综》)所录之词，自唐迄元，一以雅正为鹄。”《词综》以较大的篇幅收录南宋词人词作，如姜夔的词当时仅存二十余阕，《词综》全部收入。另如吴文英、周密、王沂孙、张炎的词收入数量也居于前列，此种特点与《草堂诗余》中南宋词较少、姜夔派词人词作遗缺的状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可以说《词综》以选本的形式表现了与《草堂诗余》截然相反的审美倾向。《词综》的编成刊行，给习词者重新提供了范本，《草堂诗余》失去了市场。词人们跳出北宋偏重婉丽之藩篱，尤为南宋姜、张一派所吸引，词坛风气开始发生变化。对此朱彝尊曾写下“从今不按、旧日《草堂》句”[12] 的词句表达自己的欣喜之情。汪森《词综序》言及词坛所尚由《草堂诗余》到《词综》的变化说：“世之论词者，惟《草堂》是规，白石、梅溪诸家，或未窥其集，辄高自矜诩。予尝病焉，顾未有以夺之也。友人朱子锡鬯，辑有唐以来迄于元人所为词，凡一十八卷。目曰《词综》……庶几一洗《草堂》之陋，而倚声者知所宗矣。”《词综》刊行之后，赢得了学词者的广泛欢迎，正如丁绍仪所说：“自竹垞太史《词综》出而各选皆废，各家选词亦未有善于《词综》者。”[13] 2734丁绍仪还把《词综》比作词家的“金科玉律”[13] 2759。吴衡照也说：“词选本以竹垞《词综》为最善，……洵词坛广劫灯也。”[14]“金科玉律”、“广劫灯”之称足见《词综》在人们心目中地位之崇高。事实上，《词综》成为浙西词派理论的载体，对浙西派取得词坛盟主地位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词综》之后，浙西派词学家继承朱彝尊的传统，亦十分注意用词选本来推扬词学主张。如王昶曾先后编成《明词综》、《国朝词综》和《国朝词综二集》等，其“选词大旨，一如竹垞太史所云。”[15] 王昶之后又有黄燮清的《国朝词综续编》，选词宗旨一如朱彝尊和王昶。潘曾莹为其作序云：“其规式悉依竹垞、兰泉两先生选本。”[16] 由此可见《词综》的影响之深远。可以说浙派的迅速崛起和持久兴盛由以上几种词选得力甚多。
另一部对清代词学产生重大影响的词选是张惠言的《词选》。《词选》是张氏兄弟嘉庆初年在歙县馆于金家授课时所编的词学教材。《词选》共选录了唐五代、宋词四十四家，一百十六首。张惠言《词选》之后，郑善长又编了《词选附录》，所选皆当代词人词作。道光十年(1830)，张惠言的外孙董毅又编《续词选》，形成了《词选》系列。为阐明自己的词学思想，张惠言写下了着名的《词选序》，《序》中论及许多词学理论的问题，被后世遵为常州词派的理论基础。《词选》的意义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词选》是第一部以思想内容为标准的词选，正如施蛰存先生所指出的：“自《花间集》以来，词之选本多矣，然未有以思想内容为选取标准，更未有以比兴之有无为取舍者，此张氏《词选》之所以为独异也。其书既出，词家耳目为之一新。”[17] 与以往的词选本相比，《词选》最大的特色是选词标准的思想性要求，即以“意内言外”、“比兴寄托”为选词标准。在此之前朱彝尊的《词综》影响最大，但《词综》本身并未刻意突出某种风格特色，在词的选取上并没有明显的特定审美指向。张惠言的《词选》则词学思想明确、具有现实针对性。张惠言针对“安蔽乖方，迷不知门户”的词坛现实，改变人们对待词体“不敢与诗赋之流同类而风诵之”的认识，提高了词体的地位。这种编选思想在其弟张琦的《重刻词选原序》亦有明示：“先兄以为词虽小道，失其传且数百年。自宋之亡而正声绝，元之末而规矩隳。窔宦不辟，门户卒迷。”《词选》中选取的都是张氏认为有“比兴寄托”的词作，他对所选词作的评语亦皆从“比兴寄托”立论。谢章铤说：“(张惠言)用意可谓卓绝，故多录有寄托之作，而一切夸靡淫猥者不与，学者知此，自不敢轻言词矣。”[18] 潘曾玮也说：“读张氏词选，喜其于源流正变之故，多深造自得之言。……窃尝观其去取次第之所在，大要惩昌狂雕琢之流弊，而思遵之于风雅之归。”[19] 与以往以存人、存词，或以选家之偏好为标准的词选本不同，《词选》以“比兴寄托”为选编标准，给词坛带来强烈的震撼，追随影从者日众，对改变词风产生了重要影响，以至于“《词选》出，常州词格为之一变，故嘉庆以后，与雍乾间判若两途也。”[20] 3523
其次，常州词派的后继者出于宗派和现实的需要，对《词选》又赋予了更多的内涵和意义。如认为张惠言的《词选》出于创立常州派、取浙派而代之的明确意识，并认为张氏之论皆与浙西词派相对立。如认为张氏有意标举北宋乃是对浙派推崇南宋的反动：“翰风(张琦)与哲兄(张惠言)同撰《宛邻词选》(按：即《词选》)，虽町畦未辟，而奥窔始开。其所自为，大雅遒逸，振北宋名家之绪。”[10] 4009又如认为浙派尊崇南宋姜夔、张炎，张氏则反其道而行之：“《茗柯词选》，张皋文先生意在尊美成而薄姜、张。”[21] 金应珪《词选跋》把张惠言批评为“放者为之，或跌荡靡丽，杂以昌狂俳优”。进而发挥成为“三蔽”：“淫词”、“鄙词”、“游词”，谢章铤进一步分析“三蔽”所指：“一蔽是学周、柳之末派也，二蔽是学苏、辛之末派也，三蔽是学姜、史之末派也。皋文《词选》，诚足救此三蔽。其大旨在于有寄托，能蕴藉，是固倚声家金针也。”[20] 3485后来又有学者认定“‘跌荡靡丽’，谓竹垞；‘昌狂俳优’，谓其年。此常州派之所以别于朱、陈而起也。”[22] 由以上诸说可见，张氏《词选序》的论述被不断引申发挥，《词选》的作用也日益扩大。
继张惠言之后的常州派主将周济更将词选的作用发挥到了极致，他前后曾选编了二部词选：《词辨》和《宋四家词选》。通过词选系统地阐发了他的词学思想。《词辨》旨在分辨词的正变源流，继张惠言《词选》之后，选词标准亦以“意内言外，变风骚人”为准，正如谢章铤所评：“其选录大意则本于皋文。”[23] 潘曾玮《词辨序》亦说：“要其大旨，固深恶夫昌狂雕琢之习而不反，而亟思有以厘定之，是固张氏之意也。”
作于道光十二年(1832)的《宋四家词选》④ 以及《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标志着周济词学思想的深化，建立起了包括入门、途径以及最高境界在内的完整的词学理论系统。这一时期周济对浙西词派末流的弊端有了更为清醒的认识，《宋四家词筏序》指出：“近世之为词者，莫不低首姜、张，以温、韦为缁撮，巾帼秦、贺，筝琶柳、周，伧楚苏、辛。一若文人学士清雅闲放之制作，惟南宋为正宗，南宋诸公又惟姜、张为山斗。呜乎，何其陋也！词本近矣，又域其至近者可乎？宜其千躯同面，千面同声，若鸡之喌喌，雀之足足，一耳无余也。”[24] 这里周济对浙西词派的弊端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认为词坛之“陋”的原因在于独尊南宋姜、张，而造成“千躯同面，千面同声”。在此基础之上，周济提出了具有常州派特征的词统主张：“问涂碧山，历梦窗、稼轩，以还清真之浑化”，主张学词由深寓寄托的王沂孙词入门，最后达到无寄托的周邦彦词的浑化。周济将唐宋词人分为四派，又将四派由入到出、由近至远、由浅而深结构为系统，示人以途径，建立了常州派入门和师法系统。《宋四家词选》表明周济具有更为明确的立派意识，以常州派与浙派相对立，周济说：“词之为技，小矣，然考之于昔，南北分宗；征之于今，江浙别派，是亦有故焉，吾郡自皋文、子居两先生开辟榛莽，以《国风》、《离骚》之旨趣，铸温、韦、周、辛之面目，一时作者竟出。”[25] 周济这里明确提出以“江(江苏)浙(浙江)”分派，与浙派相对立的“江”(即常州的泛称)派的领袖为张惠言、恽敬，论词宗旨乃风骚之旨，由此树起常州派的旗帜。在常州词派崛起、壮大、嬗变的过程中，词选一直起着重要作用。
清人重视唐宋词选的作用，目的是为了指导当代的创作，因而当代词人词选同样受到重视。以康熙初年为例，各种当代词选本纷纷问世，影响较大的有：王士禛、邹祗谟的《倚声初集》，顾贞观、纳兰性德的《今词初集》，陈维崧、吴本嵩的《今词苑》，蒋景祁的《瑶华集》等。选编者或为词坛繁荣所感奋，心存记录一代词史的宏愿；或为创作走向而忧心，针砭时弊。当代词选的编纂刊行对词坛风向的引导产生了重要影响，如《倚声初集》在当时就起到了“转移风气”、“词格之变”[26] 的作用。清代的词学流派亦十分重视当代词选的作用，清代词派多以本邑本乡词人为基本阵容，各派都选编有体现本派成员的词选本，如云间派有《幽兰草词》(收陈子龙、李雯、宋徵舆三人词)，西泠词人有《西陵词选》，松陵词人有《松陵绝妙词选》，梁溪词人有《梁溪词选》，柳州词人有《柳州词选》，阳羡派有《荆溪词初集》，浙西派有《浙西六家词》，“后吴中七子”词派有《吴中七家词》，常州派有《词选附录》、《国朝常州词录》等等。收录同邑当代词人作品的流派词选编成刊行，既宣告本派的正式登场，也为本邑本乡词坛的成就、声势和特色起到了宣传造势的作用。
《浙西六家词》的刊刻标志着浙西词派的兴起。康熙十八年(1679)，朱彝尊的好友龚翔麟将朱彝尊《江湖载酒集》三卷、李良年《秋锦山房词》一卷、沈皞日《柘西精舍词》一卷、李符《耒边词》二卷、沈岸登《黑蝶斋词》一卷、龚翔麟《红藕庄词》三卷合刻为《浙西六家词》，打出浙西派的旗帜。并将当时已失传数百年的张炎《山中白云词》八卷附刻于书后，以明浙派词学渊源。由此浙西词派广为世人所知，并逐渐居于词坛主流。陈对鸥指出：“自《浙西六家词》出，瓣香南宋，另开生面，于是四方承学之士，从风附响，知所指归。”[27] 再如张惠言《词选》面世之后，认同其词学主张，追随其后者日众，尤其以常州词人为多，常州词派由此形成并日益壮大。继《词选》之后，二张弟子歙县人郑善长又编了同邑当代词人词作选本的《词选附录》一卷，郑氏《叙》云：“《词选》刻既成，余谓张子：词学衰且数百年，今世作者，宁有其人耶？张子为言其友七人者，曰恽子居、丁若士、钱黄山、左仲甫、李申耆、陆祁生、黄仲则。各诵其词数章，曰此几于古矣。……益以张子之词为九家。金子彦郎甫者，学于张子，为词有师法，又次录焉。”以上十家加上郑善长本人之作，共得十一家，所谓“几于古”，即能得到古人之精神，实指认同张惠言词学宗旨者。《词选附录》所选皆当代词人词作，谢章铤云：“二张及七家，皆常州人。二金及郑，则歙产也。合十家。或一二阕，或十数阕，其题多咏物，其言率有寄托。相其微意，殆为朱、厉末派饾饤涂泽者别开真面，将欲为词中之铮铮佼佼者乎。”[20] 3483《附录》配合《词选》，形成了古代与当代的结合，构成了以“比兴寄托”为主线的词学传承，二张等十一人形成了常州词派初期的大体轮廓。《词选》的再三翻刻，董毅《续词选》的增补，扩大了《词选》的影响。张琦、金应珪、张百禥的序跋继张惠言《词选序》之后，不仅起到了推扬《词选》的作用，也使常州词派的“比兴寄托”理论更加丰富。
清代词学史上的论辩往往由词选引发，甚至直接将词选作为靶的。前文曾述及，朱彝尊的《词综》刊行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王昶(述庵)追摹朱氏又选编有《明词综》、《国朝词综》和《国朝词综二集》，选择宗旨和标准亦规步朱氏。对此谢章铤论云：“述庵一生专师竹垞，其所着之书，皆若曹参之与萧何。然竹垞选《词综》，当时苏辛派未盛，故所登寥寥。至国朝，则‘铁板铜琶’与‘晓风残月’齐驱并驾，亦复异曲同工。划而一之，无怪有遗珠之叹。”[28] 对王昶以宗派宗旨为选词标准的做法予以批评。晚清的文廷式则将批评的矛头直指《词综》：“自朱竹垞以玉田为宗，所选《词综》意旨枯寂，后人继之，尤为冗漫。以二窗为祖祢，视辛、刘若仇雠家法若斯，庸非巨谬。二百年来，不为笼绊者，盖亦仅矣。”[29] 文氏之言不免过于激切，然而倒是深刻地指出了后期浙派颓靡衰微与其早期作为流派经典的《词综》之间的内在关系。
再如对张惠言《词选》的批评。随着《词选》传播愈广，影响愈大，开始有人对《词选》提出批评。或批评《词选》选词太少，标准太严，如陈廷焯云：“唐五代两宋词，仅取百十六首，未免太隘”[30] 3777；或批评其选目失当，如樊增祥云：“今张氏不薄苏、辛，而系梦窗于黄、柳之次，论其甄藻，岂可谓平。又醇雅如清真，清峭如白石，其所甄录，不过数阕，梅溪、玉田，仅尝一脔。顾于希真《樵歌》亟登五首，论其去取，岂可谓公。”[31] 在对《词选》的批评之中，潘德舆的《与叶生名沣书》名气最大。潘氏对《词选》的批评主要针对“宏音雅调多被排摒，纤猥之作时一采之”，即选词不当而发。潘氏认为当选而未选者，如李白的〔忆秦娥〕及其他五代、北宋佳词，“张氏亦多恝然置之”；不当选而选者，如苏轼的〔洞仙歌〕。潘氏尤其对被视为“雕琢曼词”的温庭筠词在《词选》中的显着地位表示不满。整体来看，潘德舆对张惠言《词选》的批评虽然严厉，但对《词选》的主旨并无异议，只是认为所选未合其旨而已。所以谭献《复堂词话》说潘德舆：“针砭张氏，亦是诤友。”凡此种种，并非根本意义上的否定，而是对《词选》未能尽善尽美以起到更重要作用的批评，因而这种批评反而使《词选》的名气更大，影响更为远播。
“作词难，选词尤难”[30] 3970是清人的共识。正因为词选的重要作用，清代词学家十分重视对词选本特性的分析。清初的《梅墩词话》将词选分为“文人选词”和“诗人选词”两种[32]，并指出二者的不同特点。金应珪《词选后序》指出对词学史上词选的优劣要有区别，如果“雅正无别，朱紫同贯”则会产生不良影响。陈廷焯指出选词要“以我之性情，通古人之性情”[30] 3970。清初王晫曾写有《与友论选词书》，对当时词选中存在的以偏好为取舍的现象进行了批评，反对“习周、柳者，尽黜苏、辛；好苏、辛者，尽黜周、柳。”[33] 诸迟菊《词综续编序》曾指出词选的“五弊”：一弊为淫艳，二弊为豪莽，三弊为寒乞，四弊为不守律，五弊为惑于虚名。清人对词选中的诸种弊端认识清晰，可以见出清人对词选要求之高。词选体现了清人的词学审美理想，成为清代词学理论的重要载体，对词风的嬗变和词学理论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注释：
①比如说起《文选》，自然联想到“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论及“江西诗派”的诗学观，总是绕不开方回的《瀛奎律髓》。张伯伟《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研究》(中华书局200年版)“外篇”专辟一章《选本论》来讨论选本与批评的关系。专题论文则有张智华《宋人所编诗文选本与诗文理论研究》(《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1期)，樊宝英《选本批评与古人的文学史观念》(《文学评论》2005年第2期)等。专门就某种词选来探讨选本与清代词学理论关系的，则有张宏生《〈词选〉和〈蓼园词选〉的性质、显晦及其相关诸问题》(《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1995年第1期)，巨传友《常州词派的内部嬗变与选本——从张惠言、周济对梦窗词的不同态度谈起》(《中国韵文学刊》2005年第2期)等。
②参阅箫鹏《群体的选择——唐宋人选词与词选通论》第五章(台北：文津出版社1992年版)。
③《强村丛书》。此跋文所引周济《宋词选》及对唐珏的词作的评论，不见今本《词辨》、《介存斋论词杂着》、《宋四家词选》，或为《词辨》原十卷本。
④其中包括《宋四家词筏序》。《蕙风词话》卷二：“《宋四家词筏》未见，疑即止庵手录之《宋四家词选》。”
《清代前中期词学思想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