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法律思想 主要内容 具体 问题：简述孟子的法律思想？
孟轲的法律思想是为实行“仁政”服务的。他将批判的锋芒指向法家的“法治”，进一步充实和发展了孔丘的仁、礼法律观和“人治”思想，同时将儒家法律思想置于“性善论”的基础之上，提出了体现“仁政”的立法、司法主张。 一、与政治法律结合的“仁政”说 （一）仁义出自人的本性 孟轲突出仁、义、礼、智，将其作为四大伦理范畴，同时用“性善”论进行论证，使之成为规范人们行为的最高原则。 与孔丘相比，孟轲的仁义礼法在内容上没什么大的变化，他的新贡献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从人性上对伦理原则进行了新的论证。孟轲把伦理完全说成人的行为规则，从而大大缩短了伦理与法律的距离，使二者在行为规则方面统一起来。第二，把仁义原则绝对化。孟轲则指出，“圣人”与“庶民”在人性上是一致的，只要认真地修养返性，任何人可以成为尧舜那种的“圣人”。 （二）强调“教以人伦”，“事亲孝弟” 孟轲坚持孔子的伦理法律观，重视道德感化的作用，认为要想使人们遵守统治秩序，主要靠教化而不应依靠刑罚。和孔子一样，孟轲也将“孝悌”作为仁义的基点，在实行时应先己后人，由亲及疏。为了说明君主权力的至高无上和统治的合法，孟轲宣扬君权神授的理论。他又发展了孔子的“君使臣以礼”和“正己”思想，强调君主必须实行仁政，“民贵君轻”，将仁义原则置于君臣、君民的从属关系之上，使儒家的法律思想显示出限制暴君苛政和反对专制的积极性。 “教以人伦”的实质是维护封建宗法的等级制度，对“人伦”的违背就是最大的罪过，要受到严厉的制裁。 二、“仁政”在法律思想上的表现 “仁政”是孟轲思想的核心，孟子论法就是以“仁政”作为指导，团绕着“省刑罚、薄税敛”这一中心而展开的。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正经界”，保障土地私有 孟轲认为要实行“仁政”，就必须制止兼并，运用法律的强制力量保障各级贵族以及庶民百姓对土地的私有。 孟子主张“仁政必自经界始”，把维护土地的私有作为政权和法律的首要任务。 （二）“薄税敛”，征收赋税徭役有定制 为了得到民心和发挥教化的作用，孟轲认为最根本的办法是在经济上“推恩”于民，给人民以基本的生活条件和物质利益，同时“取民之于有制”，限制过分地剥削。 “民有恒产”是指保证农民有一定数量的土地。这是孟轲在探讨犯罪的原因之后得出的结论。 （三）“省刑罚”，反对繁法苛刑 孟轲强调仁义治国，同时也不否认法律的作用。孟轲主张“省刑罚”，“不嗜杀人”。（可隐藏，需要时打开：开始）“省刑罚”即减少刑罚方面的规定，减轻刑罚的危害程度。“不嗜杀人”即慎重地运用死刑，不依靠杀人来维持统治。（可隐藏，需要时打开：结束） 三、“惟仁者宜在高位”的人治论 孟轲坚持儒家“人治”思想，强调君主个人的作用，认为君主个人品德的好坏是实行仁政的关键，因而把君主置于法律之上。 （一）国家的治乱，取决于“圣王”、“贤臣” （二）“惟仁者宜在高位” 因此，孟轲将仁义原则置于君臣、君民的从属关系之上，提出了一些前所未有的观点。一方面，他认为君臣之间并不是服从的关系，而是一种像“手足”与“腹心”、“国人”与“犬马”那样的对等关系；另一方面，他认为君民之间虽然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从争夺天下的角度来看，取得民心显然比君主更为重要。 孟轲的暴君可以“放”、“伐”和“民贵君轻”思想为“德治”和“人治”思想增添了新理论，不但是对当时法家维护君主专制的“法治”的一次迎头痛击，而且是对儒家忠君思想的重大修正，是古代思想中具有民主性的进步思想。
孟子提出性善论，在法律上提倡省刑，要靠道德教化。总之，“仁政”就是孟子的理想境界。
孟轲的法律思想是为实行“仁政”服务的。他将批判的锋芒指向法家的“法治”，进一步充实和发展了孔丘的仁、礼法律观和“人治”思想，同时将儒家法律思想置于“性善论”的基础之上，提出了体现“仁政”的立法、司法主张。一、与政治法律结合的“仁政”说
（一）仁义出自人的本性
孟轲突出仁、义、礼、智，将其作为四大伦理范畴，同时用“性善”论进行论证，使之成为规范人们行为的最高原则。
与孔丘相比，孟轲的仁义礼法在内容上没什么大的变化，他的新贡献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从人性上对伦理原则进行了新的论证。孟轲把伦理完全说成人的行为规则，从而大大缩短了伦理与法律的距离，使二者在行为规则方面统一起来。第二，把仁义原则绝对化。孟轲则指出，“圣人”与“庶民”在人性上是一致的，只要认真地修养返性，任何人可以成为尧舜那种的“圣人”。
（二）强调“教以人伦”，“事亲孝弟”
孟轲坚持孔子的伦理法律观，重视道德感化的作用，认为要想使人们遵守统治秩序，主要靠教化而不应依靠刑罚。和孔子一样，孟轲也将“孝悌”作为仁义的基点，在实行时应先己后人，由亲及疏。为了说明君主权力的至高无上和统治的合法，孟轲宣扬君权神授的理论。他又发展了孔子的“君使臣以礼”和“正己”思想，强调君主必须实行仁政，“民贵君轻”，将仁义原则置于君臣、君民的从属关系之上，使儒家的法律思想显示出限制暴君苛政和反对专制的积极性。
“教以人伦”的实质是维护封建宗法的等级制度，对“人伦”的违背就是最大的罪过，要受到严厉的制裁。
二、“仁政”在法律思想上的表现
“仁政”是孟轲思想的核心，孟子论法就是以“仁政”作为指导，团绕着“省刑罚、薄税敛”这一中心而展开的。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正经界”，保障土地私有
孟轲认为要实行“仁政”，就必须制止兼并，运用法律的强制力量保障各级贵族以及庶民百姓对土地的私有。
孟子主张“仁政必自经界始”，把维护土地的私有作为政权和法律的首要任务。
（二）“薄税敛”，征收赋税徭役有定制
为了得到民心和发挥教化的作用，孟轲认为最根本的办法是在经济上“推恩”于民，给人民以基本的生活条件和物质利益，同时“取民之于有制”，限制过分地剥削。
“民有恒产”是指保证农民有一定数量的土地。这是孟轲在探讨犯罪的原因之后得出的结论。
（三）“省刑罚”，反对繁法苛刑
孟轲强调仁义治国，同时也不否认法律的作用。孟轲主张“省刑罚”，“不嗜杀人”。（可隐藏，需要时打开：开始）“省刑罚”即减少刑罚方面的规定，减轻刑罚的危害程度。“不嗜杀人”即慎重地运用死刑，不依靠杀人来维持统治。（可隐藏，需要时打开：结束）
三、“惟仁者宜在高位”的人治论
孟轲坚持儒家“人治”思想，强调君主个人的作用，认为君主个人品德的好坏是实行仁政的关键，因而把君主置于法律之上。
（一）国家的治乱，取决于“圣王”、“贤臣”
（二）“惟仁者宜在高位”
因此，孟轲将仁义原则置于君臣、君民的从属关系之上，提出了一些前所未有的观点。一方面，他认为君臣之间并不是服从的关系，而是一种像“手足”与“腹心”、“国人”与“犬马”那样的对等关系；另一方面，他认为君民之间虽然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从争夺天下的角度来看，取得民心显然比君主更为重要。
孟轲的暴君可以“放”、“伐”和“民贵君轻”思想为“德治”和“人治”思想增添了新理论，不但是对当时法家维护君主专制的“法治”的一次迎头痛击，而且是对儒家忠君思想的重大修正，是古代思想中具有民主性的进步思想。
孟子的法律思想是以民为本：
孟子在《尽心上》中说：“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就是保持人的善心，培养人的本性，这就是对待天命的方法。认为“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是君子人生的“三乐”之一。又说：“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心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仁政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加强对民众的礼义道德教化，同时减少武力刑罚镇压，以达到少用强制措施和刑杀手段就能实现“修齐治平”的王道统治。还教导统治者说：“以佚道使民，虽劳不怨；以生道杀民，虽死不怨杀者。”意思是，以使民众舒适为原则去役使他们，民众即使劳苦也不生怨恨；在使民众能更好生活的原则下杀了人，那人即使被杀也不怨恨杀他的人。尽管用心似乎有可取之处，但在当时冤狱屈死者比比皆是的社会中，不免过于幼稚。《滕文公上》提出：“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有王者起，必来取法，是为王者师也。”并明确要求：“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序），朋友有信。”这“五伦”礼制等级规范依然是道德教化之首选。
同时强调慎刑，《尽心上》认为“杀一无罪非仁也。”《梁惠王下》中告诫君主：“不嗜杀人”才能定天下于一统，“如有不嗜杀人者，则天下之民皆引颈而望之矣。诚如是也，民归之，犹水之就下，沛然谁能御之？”还提出“罪人不孥”，即刑罚只及罪犯本人，不牵连其妻室儿女。《公孙丑上》甚至表示：“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这些慎刑思想相当于标语口号，基本没有如何施行的考量而缺少实用价值。《梁惠王下》中，孟子说：“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故曰，国人杀之也。如此，然后可以为民父母。”尽管它说明孟子在极刑使用上较为重视民意的认可，然而这也只是一种没有任何可操作性的司法空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