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和东汉面对匈奴的态度有何不同？ 西汉和东汉时期,中原王朝与匈奴的关系
2024-05-09m.verywind.com
西汉和东汉对匈奴的打击，哪个比较大？~
西汉初年，承秦末的天下战争虚耗，国力不足，只能采取守势，进行屈辱和亲。维系了六十年被动的状态，汉武帝时代，改“和亲”为进攻，经二十余年战争，损耗了国力，也重创了匈奴，使匈奴势力被压缩到西域一带。
昭宣时代，西汉继续对匈奴用兵，匈奴内部出现分裂，“五单于并立”，内忧外患之际，呼韩邪单于率部归降，匈奴分为“北匈奴”与“南匈奴”两部分。
西汉王朝并未给北匈奴机会，在西域设置都护府，派军队屯田驻守，保持强大的军事存在，直到王朝灭亡。
在西汉末年（王莽新朝）时期，天下再次陷入大乱，归降的南匈奴发生叛乱，他们当中有许多部落与原来的北匈奴进行联合，只有一部分匈奴人选择继续归附汉朝，这样就形成了新的“北匈奴”与“南匈奴”。
东汉王朝初建，国力也不足，但比起西汉初年要强得多。但东汉皇帝从刘秀开始，对西域并不重视，或者说对匈奴的军事行动并不坚决，刘秀将并州、幽州边民迁至内地，使边地空虚。
“渐徙幽、并边人于常山关、居庸关东，匈奴遂复转居塞内”。（《后汉书.南匈奴列传》）。
汉安帝时代，更是放弃西域都护府，“永初元年六月，诏罢都护”（《汉书.孝安帝纪》），改设长史府，军事力量被削弱，后期更是将长史府也放弃，全面退出西域地区。
尽管两汉的对外战争，重点之一都在匈奴身上，但仔细分析后，我们会发现，西汉与东汉在对匈奴的军事行动上，还是存着较大的差异。
两汉君臣在对匈奴的攻守战略的运用不同。
总体来看，西汉是始终坚持进攻的，在西汉初期，国力不济，实行了数十年屈辱的“和亲”。武帝即位后，采取全面进攻的战略。
后来因连续近二十年的战争，汉朝国力吃不消，尽管汉武帝颁布《轮台罪己诏》，仍然不忘记战略准备，“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即在暂时停止对匈奴战争的时候，还要让官民继续坚持饲养军马、补充骑兵，不忘记武备。昭、宣时代，充分理解武帝的战备意图，在经济恢复之后，继续武帝未竟事业，对退至西域的匈奴继续采取进攻战略，直到将其征服为止。
东汉的君臣远没有西汉君臣那种进攻的气魄。他们虽然也有主动的进攻，并且也取得过重大胜利（窦固、窦宪北伐匈奴），但他们常常想到的是防守与退却。
东汉光武帝刘秀开始，开创了撤退防守的先例，将边郡百姓内迁，放弃部分边郡地区，在西域诸国多次请求汉朝派军队进驻西域对抗匈奴时，光武帝都给予拒绝。诚然，刘秀考虑的是内地的统一和安宁，但对外的武力，以当时东汉的国力，完全可以主动一些，尤其是完全没有必要将边郡放弃。
但刘秀还是这样做了，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以至于汉军在对匈奴的战争中，在西域地区，多次出现该战时不战，不该撤时而撤的事件，给匈奴以喘息机会，由此给东汉边民带来更大的苦难。
两汉对军事战略研究的成果不同。
两汉由于同样面临匈奴边患，都出现了对军事战略的研究者，但效果各不相同。
在西汉，有贾谊、晁错、董仲舒等，他们对战略、战术的研究，深入而细致，成为西汉对匈奴、西域战争最初使用的指导原则。
东汉也出现了对匈奴的有价值的研究，但深度与广度都远不如西汉。况且，即便是正确的战略，东汉的皇帝、背后的太后、身边的宦官也不会同意，使得东汉对匈奴的战略研究成果，更加肤浅。
对屯田战略重视程度的不同。
汉初对边境地区的军需供应都是从内地运输来解决，这种运输方式在途中的损耗量很大，成本自然很高，内地运往边地，“率三十钟而致一石“。景帝时代，晁错提出《制匈五策》中，详细提出应把屯田当作一项重大战略措施。此后，武帝时代，对匈奴的战争取得重大胜利，汉朝陆续在朔方、新秦中、河西四郡、西域进行屯田，如此一来，既解决了军需供应，又建立了后勤基地，减少了百姓负担，还提高了军事行动的效率。后期的军事良才赵充国在《屯田十二便》中，更是将屯田的益处详细述。值得肯定的是，西汉的皇帝，从武帝时，直到西汉灭亡，都非常重视西域屯田，保证西域驻军存在。
再看东汉，有前汉的良好示范作用，按理说应该做得更好，不过，很遗憾，东汉对边区和西域的屯田重视并不够，甚至更为过分的是，东汉还放弃了西域屯田。如窦固北伐匈奴后，汉朝本应该趁追击，但正值章帝新立，汉朝就不肯出兵西域，援助西域都府，反倒主张放弃屯田，舍掉西域，著名的“耿恭二十六勇士”的故事，就发生在这个时候。如果朝廷能够及时发去救兵，更多的西域都护府战士就能生存下来，只可惜，当战士们在西域奋勇作战、抵抗匈奴时，东汉朝堂之上，皇帝与重臣们就是否派援兵、是否强化西域军事存在之事，争得不可开交，贻误战机。
到汉安帝初年，东汉就“罢西域都护”，放弃西域正式驻军，改派长史管理西域，军事影响力大大降低。
练兵与选将标准不同
西汉晁错在《制匈五策》中提出，军队行动步调不一致，是军官不会练兵之过，那样的士兵缺乏战斗力，“安边境，立功名，在于良将，不可不择也”，“士不选练，卒不服习，起居不精，动静不集，趋利不及，避难不毕，前击后懈，此不习勒兵之过也”。（《汉书.晁错传》）西汉对主将的选拔不拘一格，骑奴出身的卫青，未满二十的霍去病，贫民出身的赵充国、赵破奴等，都是皇帝大胆提拔起来帅才、将才，在《史记》、《汉书》中，将星云集，选择范围较为广泛。《后汉书》中记载的东汉对匈奴作战的将领，能封侯的，得到重用的，大多是出身豪族世家的外戚，能力强如班超者，到老了还是西域都护，立下赫赫赫战功，受到的奖赏也不及功劳。
同样面对匈奴这个敌人，为什么西汉与东汉会有这些不同之处呢？其实，这也不难理解。之所以西汉对匈奴“除恶务尽”，那是匈奴彼时十分强大，对汉朝边境，直至王朝心脏部位长安城都靠成了威胁，而西汉的定都位置又偏在西北地区，离匈奴实际控制区太近。在这种生死存亡的境地下，在国力允许时，西汉必定要对匈奴“赶尽杀绝”，以防他死灰复燃。
也许正是生存环境比较艰难，西汉皇帝都保持着对匈奴的警惕，不肯轻易放弃数千里之外的西域之地，“多争一寸土，多建一分功”，西汉皇帝骨子里都多少充斥着血性。
反观东汉王朝，就有所不同。东汉定都洛阳，远离边境，远离西域，也就是远离匈奴，匈奴人给王朝的心脏地带没有造成什么压力，也就促使王朝上上下下，对匈奴的征伐始终都存在着争议。
或许还有一点，刘秀出身前朝皇室，虽说到他一辈儿，家道中落，但比起普通百姓，他的生活条件就好太多了，相对汉高祖刘邦，刘秀骨子里威武少了一分，温厚多了一些，这些直接遗传到他的子孙后代身上，哪怕是国力最强的明章两帝时代，他们对匈奴人也没有想过要斩草除根。
两汉（西汉与东汉）皆是刘氏王朝，刘氏江山，而匈奴边患，贯穿着两汉历史全过程，双方恩怨日久，你来我往的冲突持续时间之长，历史少有。
西汉初年，承秦末的天下战争虚耗，国力不足，只能采取守势，进行屈辱和亲。维系了六十年被动的状态，汉武帝时代，改“和亲”为进攻，经二十余年战争，损耗了国力，也重创了匈奴，使匈奴势力被压缩到西域一带。
昭宣时代，西汉继续对匈奴用兵，匈奴内部出现分裂，“五单于并立”，内忧外患之际，呼韩邪单于率部归降，匈奴分为“北匈奴”与“南匈奴”两部分。
西汉王朝并未给北匈奴机会，在西域设置都护府，派军队屯田驻守，保持强大的军事存在，直到王朝灭亡。
在西汉末年（王莽新朝）时期，天下再次陷入大乱，归降的南匈奴发生叛乱，他们当中有许多部落与原来的北匈奴进行联合，只有一部分匈奴人选择继续归附汉朝，这样就形成了新的“北匈奴”与“南匈奴”。
东汉王朝初建，国力也不足，但比起西汉初年要强得多。但东汉皇帝从刘秀开始，对西域并不重视，或者说对匈奴的军事行动并不坚决，刘秀将并州、幽州边民迁至内地，使边地空虚。
“渐徙幽、并边人于常山关、居庸关东，匈奴遂复转居塞内”。（《后汉书.南匈奴列传》）。
汉安帝时代，更是放弃西域都护府，“永初元年六月，诏罢都护”（《汉书.孝安帝纪》），改设长史府，军事力量被削弱，后期更是将长史府也放弃，全面退出西域地区。
尽管两汉的对外战争，重点之一都在匈奴身上，但仔细分析后，我们会发现，西汉与东汉在对匈奴的军事行动上，还是存着较大的差异。
两汉君臣在对匈奴的攻守战略的运用不同。
总体来看，西汉是始终坚持进攻的，在西汉初期，国力不济，实行了数十年屈辱的“和亲”。武帝即位后，采取全面进攻的战略。
后来因连续近二十年的战争，汉朝国力吃不消，尽管汉武帝颁布《轮台罪己诏》，仍然不忘记战略准备，“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即在暂时停止对匈奴战争的时候，还要让官民继续坚持饲养军马、补充骑兵，不忘记武备。昭、宣时代，充分理解武帝的战备意图，在经济恢复之后，继续武帝未竟事业，对退至西域的匈奴继续采取进攻战略，直到将其征服为止。
东汉的君臣远没有西汉君臣那种进攻的气魄。他们虽然也有主动的进攻，并且也取得过重大胜利（窦固、窦宪北伐匈奴），但他们常常想到的是防守与退却。
东汉光武帝刘秀开始，开创了撤退防守的先例，将边郡百姓内迁，放弃部分边郡地区，在西域诸国多次请求汉朝派军队进驻西域对抗匈奴时，光武帝都给予拒绝。诚然，刘秀考虑的是内地的统一和安宁，但对外的武力，以当时东汉的国力，完全可以主动一些，尤其是完全没有必要将边郡放弃。
但刘秀还是这样做了，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
以后汉军在对匈奴的战争中，在西域地区，多次出现该战时不战，不该撤时而撤的事件，给匈奴以喘息机会，由此给东汉边民带来更大的苦难。
两汉对军事战略研究的成果不同。
两汉由于同样面临匈奴边患，都出现了对军事战略的研究者，但效果各不相同。
在西汉，有贾谊、晁错、董仲舒等，他们对战略、战术的研究，深入而细致，成为西汉对匈奴、西域战争最初使用的指导原则。
东汉也出现了对匈奴的有价值的研究，但深度与广度都远不如西汉。况且，即便是正确的战略，东汉的皇帝、背后的太后、身边的宦官也不会同意，使得东汉对匈奴的战略研究成果，更加肤浅。
对屯田战略重视程度的不同。
汉初对边境地区的军需供应都是从内地运输来解决，这种运输方式在途中的损耗量很大，成本自然很高，内地运往边地，“率三十钟而致一石“。景帝时代，晁错提出《制匈五策》中，详细提出应把屯田当作一项重大战略措施。此后，武帝时代，对匈奴的战争取得重大胜利，汉朝陆续在朔方、新秦中、河西四郡、西域进行屯田，如此一来，既解决了军需供应，又建立了后勤基地，减少了百姓负担，还提高了军事行动的效率。后期的军事良才赵充国在《屯田十二便》中，更是将屯田的益处详细述。值得肯定的是，西汉的皇帝，从武帝时，直到西汉灭亡，都非常重视西域屯田，保证西域驻军存在。
再看东汉，有前汉的良好示范作用，按理说应该做得更好，不过，很遗憾，东汉对边区和西域的屯田重视并不够，甚至更为过分的是，东汉还放弃了西域屯田。如窦固北伐匈奴后，汉朝本应该趁追击，但正值章帝新立，汉朝就不肯出兵西域，援助西域都府，反倒主张放弃屯田，舍掉西域，著名的“耿恭二十六勇士”的故事，就发生在这个时候。如果朝廷能够及时发去救兵，更多的西域都护府战士就能生存下来，只可惜，当战士们在西域奋勇作战、抵抗匈奴时，东汉朝堂之上，皇帝与重臣们就是否派援兵、是否强化西域军事存在之事，争得不可开交，贻误战机。
到汉安帝初年，东汉就“罢西域都护”，放弃西域正式驻军，改派长史管理西域，军事影响力大大降低。
练兵与选将标准不同
西汉晁错在《制匈五策》中提出，军队行动步调不一致，是军官不会练兵之过，那样的士兵缺乏战斗力，“安边境，立功名，在于良将，不可不择也”，“士不选练，卒不服习，起居不精，动静不集，趋利不及，避难不毕，前击后懈，此不习勒兵之过也”。（《汉书.晁错传》）
西汉对主将的选拔不拘一格，骑奴出身的卫青，未满二十的霍去病，贫民出身的赵充国、赵破奴等，都是皇帝大胆提拔起来帅才、将才，在《史记》、《汉书》中，将星云集，选择范围较为广泛。
《后汉书》中记载的东汉对匈奴作战的将领，能封侯的，得到重用的，大多是出身豪族世家的外戚，能力强如班超者，到老了还是西域都护，立下赫赫赫战功，受到的奖赏也不及功劳。
结语
同样面对匈奴这个敌人，为什么西汉与东汉会有这些不同之处呢？其实，这也不难理解。
之所以西汉对匈奴“除恶务尽”，那是匈奴彼时十分强大，对汉朝边境，直至王朝心脏部位长安城都靠成了威胁，而西汉的定都位置又偏在西北地区，离匈奴实际控制区太近。在这种生死存亡的境地下，在国力允许时，西汉必定要对匈奴“赶尽杀绝”，以防他死灰复燃。
也许正是生存环境比较艰难，西汉皇帝都保持着对匈奴的警惕，不肯轻易放弃数千里之外的西域之地，“多争一寸土，多建一分功”，大多数西汉皇帝骨子里都多少充斥着血性。
反观东汉王朝，就有所不同。东汉定都洛阳，远离边境，远离西域，也就是远离匈奴，匈奴人给王朝的心脏地带没有造成什么压力，也就促使王朝上上下下，对匈奴的征伐始终都存在着争议。
或许还有一点，刘秀出身前朝皇室，虽说到他一辈儿，家道中落，但比起普通百姓，他的生活条件就好太多了，相对汉高祖刘邦，刘秀骨子里威武少了一分，温厚多了一些，这些直接遗传到他的子孙后代身上，哪怕是国力最强的明章两帝时代，他们对匈奴人也没有想过要斩草除根。
两汉（西汉与东汉）皆是刘氏王朝，刘氏江山，而匈奴边患，贯穿着两汉历史全过程，双方恩怨日久，你来我往的冲突持续时间之长，历史少有。
西汉初年，承秦末的天下战争虚耗，国力不足，只能采取守势，进行屈辱和亲。维系了六十年被动的状态，汉武帝时代，改“和亲”为进攻，经二十余年战争，损耗了国力，也重创了匈奴，使匈奴势力被压缩到西域一带。
昭宣时代，西汉继续对匈奴用兵，匈奴内部出现分裂，“五单于并立”，内忧外患之际，呼韩邪单于率部归降，匈奴分为“北匈奴”与“南匈奴”两部分。
西汉王朝并未给北匈奴机会，在西域设置都护府，派军队屯田驻守，保持强大的军事存在，直到王朝灭亡。
（西汉中后期疆域图）
在西汉末年（王莽新朝）时期，天下再次陷入大乱，归降的南匈奴发生叛乱，他们当中有许多部落与原来的北匈奴进行联合，只有一部分匈奴人选择继续归附汉朝，这样就形成了新的“北匈奴”与“南匈奴”。
东汉王朝初建，国力也不足，但比起西汉初年要强得多。但东汉皇帝从刘秀开始，对西域并不重视，或者说对匈奴的军事行动并不坚决，刘秀将并州、幽州边民迁至内地，使边地空虚。
“渐徙幽、并边人于常山关、居庸关东，匈奴遂复转居塞内”。（《后汉书.南匈奴列传》）。
汉安帝时代，更是放弃西域都护府，“永初元年六月，诏罢都护”（《汉书.孝安帝纪》），改设长史府，军事力量被削弱，后期更是将长史府也放弃，全面退出西域地区。
（东汉安帝时期疆域图）
（东汉后期疆域图）
尽管两汉的对外战争，重点之一都在匈奴身上，但仔细分析后，我们会发现，西汉与东汉在对匈奴的军事行动上，还是存着较大的差异。
两汉君臣在对匈奴的攻守战略的运用不同。
总体来看，西汉是始终坚持进攻的，在西汉初期，国力不济，实行了数十年屈辱的“和亲”。武帝即位后，采取全面进攻的战略。
后来因连续近二十年的战争，汉朝国力吃不消，尽管汉武帝颁布《轮台罪己诏》，仍然不忘记战略准备，“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即在暂时停止对匈奴战争的时候，还要让官民继续坚持饲养军马、补充骑兵，不忘记武备。昭、宣时代，充分理解武帝的战备意图，在经济恢复之后，继续武帝未竟事业，对退至西域的匈奴继续采取进攻战略，直到将其征服为止。
（汉匈之战）
东汉的君臣远没有西汉君臣那种进攻的气魄。他们虽然也有主动的进攻，并且也取得过重大胜利（窦固、窦宪北伐匈奴），但他们常常想到
你好，西汉自武帝开始对匈奴一直是进攻姿态，东汉时期因为匈奴已经被打服了，因此对待剩下的匈奴，朝廷你只是用怀柔安抚分化为主。
西汉对匈奴“除恶务尽”，那是匈奴彼时十分强大，对汉朝边境，直至王朝心脏部位长安城都靠成了威胁，而西汉的定都位置又偏在西北地区，离匈奴实际控制区太近。在这种生死存亡的境地下，在国力允许时，西汉必定要对匈奴“赶尽杀绝”，以防他死灰复燃。
也许正是生存环境比较艰难，西汉皇帝都保持着对匈奴的警惕，不肯轻易放弃数千里之外的西域之地，“多争一寸土，多建一分功”，大多数西汉皇帝骨子里都多少充斥着血性。
反观东汉王朝，就有所不同。东汉定都洛阳，远离边境，远离西域，也就是远离匈奴，匈奴人给王朝的心脏地带没有造成什么压力，也就促使王朝上上下下，对匈奴的征伐始终都存在着争议。
或许还有一点，刘秀出身前朝皇室，虽说到他一辈儿，家道中落，但比起普通百姓，他的生活条件就好太多了，相对汉高祖刘邦，刘秀骨子里威武少了一分，温厚多了一些，这些直接遗传到他的子孙后代身上，哪怕是国力最强的明章两帝时代，他们对匈奴人也没有想过要斩草除根。
两汉时期对匈奴采取哪些不同的态度?原因是? 答：西汉初期,中原几经战乱,社会经济残破,劳力不足,物资匮乏,国力极度空虚,社会秩序极不稳定.刚 建立的汉王朝面临休养生息、恢复社会秩序的巨大任务,加上地方“异姓诸王”的存在,中央集权尚未确立, 无力抗拒匈奴的不断侵扰,只能...
从秦王朝到东汉王朝对匈奴政策发生的变化是什么? 答：汉朝对匈奴的政策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西汉时期，汉朝试图通过与匈奴的外交手段达成和平，称其为“和亲”政策。汉朝派遣使节向匈奴贡物，以示示好之意，但并没有收到良好的回应。最终，汉朝不得不采取军事手段来维护疆土的安全...
西汉初和东汉初的通知风气有何异同点,求历史老师童鞋 答：西汉初的时候，匈奴强大，而汉朝弱小，需要安定外部环境发展生产，增加国力。明显是有一些屈辱。东汉初的时候，匈奴经过汉武帝的打击，实力已经远不如前了。这个时候的东汉，对于那边的态度，可以强硬得多了，而且不那么屈辱了。
汉语匈奴和亲西汉初与东汉初年的策略有何不同表现在什么地方 答：西汉初与匈奴和亲是不得已而为之，汉高祖刘邦白登之围，被匈奴冒顿单于在白登围了7天，里子面子丢了个彻底，因汉朝此时初建朝，积贫积弱，无力与匈奴抗争，汉朝采用和亲政策缓和与匈奴之间的关系，这是汉朝和亲政策的起始。...
东汉和西汉对匈奴采取了怎样的政策 答：东汉时期,由于匈奴内部发生瓦解,分成南北匈奴,势力大减,所以,东汉时期一开始就对北匈奴用兵,派犊固,犊献帅兵将北匈奴人赶出草原,迫使匈奴人西迁到欧洲,而南匈奴人内迁中原,从此,北部边疆再也不受匈奴人威胁。
两汉时期与匈奴之间的关系有何变化 答：匈奴与汉朝的民族关系的表现形式主要是战与和。它们之间的战争属于国内不同民族之间的战争，只有正义和非正义之分，没有侵略与被侵略之分。“侵略”一词只适合于国家和国家间的战争。西汉前期匈奴贵族经常南下骚扰西汉北部边...
两汉王朝对匈奴的战争诉求 答：西汉末年,王莽篡权引起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虽然光武帝最后统一了东汉王朝,但他要面临更为复杂的边境形势,西汉时期攻占的诸多西域战略要地也都随着两汉相交的动荡时期不复存在了,再加上北方匈奴势力与战乱时期的割据一隅的军阀相勾结,烧杀抢掠...
汉武帝时期,西汉是如何对待匈奴的?相对于前代,其政策有何变化? 答：西汉时期,中原所面临着的最大的敌人,无疑就是位于北方的匈奴。这个强大而又极具威胁性的邻居,自战国时期开始,就经常性的袭扰中原地区,对中原国家造成了不小的伤害。 不过,因战国时期,与匈奴疆土接壤的赵、燕等国皆是从春秋百国中杀...
东汉对待匈奴,理应分而治之,还是亡其国灭其种? 答：二、亡其国灭其种并不符合中华民族一贯的作风。我们自古以来秉持的是儒家思想，是和而不同，我们拥有着广阔的胸襟，可以容纳接受任何外来的新鲜事物，这也是我们的优势所在，无论是匈奴人还是东汉人，归根结底大家都是没有...
武帝时期西汉是如何对待匈奴的?相对前代有何变化? 答：而对于匈奴的“欺压”,在武帝前,因西汉处于百废待兴之时,是经济萎靡,民生凋零,再加上当时西汉内部统治也十分不稳固,时不时就发生诸侯王作乱,因此对于匈奴的“欺压”,高祖、惠帝、吕后、文帝、景帝等西汉统治者,除高祖曾在立国之初曾...
从结果来看，似乎是东汉，北匈奴干废了，南匈奴控制了。
但如果没有西汉时对匈奴的巨大打击作为基础，估计东汉也做不到这么多。正是由于西汉时期的打击，匈奴由盛转衰直至分裂。东汉时期窦固窦宪的出击，兵力上也比西汉漠北大战少了很多。
纵向比较，意义不大。所以我个人认为西汉贡更大。
先和亲，后战争。基本上一直处于敌对关系。西汉初年，汉高祖刘邦被匈奴冒顿单于四十万精兵围困在白登山，后依靠陈平的计谋，贿赂了冒顿单于阏氏（单于老婆），才脱困。后来汉朝对匈奴采取和亲政策，以求换来一时的安定。汉武帝亲姐姐南宫公主就曾远嫁匈奴。即便如此，匈奴还是时常骚扰汉朝边界。直到汉武帝时期，卫青、霍去病的出现，才扭转了局势，在这两员天才军事家的指挥下，取得了对匈奴作战的决定性胜利，把匈奴赶到了漠北。从此，匈奴对汉朝的威胁基本解除。
两汉（西汉与东汉）皆是刘氏王朝，刘氏江山，而匈奴边患，贯穿着两汉历史全过程，双方恩怨日久，你来我往的冲突持续时间之长，历史少有。但是西汉和东汉面对匈奴的态度有很大不同。西汉初年，承秦末的天下战争虚耗，国力不足，只能采取守势，进行屈辱和亲。维系了六十年被动的状态，汉武帝时代，改“和亲”为进攻，经二十余年战争，损耗了国力，也重创了匈奴，使匈奴势力被压缩到西域一带。
昭宣时代，西汉继续对匈奴用兵，匈奴内部出现分裂，“五单于并立”，内忧外患之际，呼韩邪单于率部归降，匈奴分为“北匈奴”与“南匈奴”两部分。
西汉王朝并未给北匈奴机会，在西域设置都护府，派军队屯田驻守，保持强大的军事存在，直到王朝灭亡。
在西汉末年（王莽新朝）时期，天下再次陷入大乱，归降的南匈奴发生叛乱，他们当中有许多部落与原来的北匈奴进行联合，只有一部分匈奴人选择继续归附汉朝，这样就形成了新的“北匈奴”与“南匈奴”。
东汉王朝初建，国力也不足，但比起西汉初年要强得多。但东汉皇帝从刘秀开始，对西域并不重视，或者说对匈奴的军事行动并不坚决，刘秀将并州、幽州边民迁至内地，使边地空虚。
“渐徙幽、并边人于常山关、居庸关东，匈奴遂复转居塞内”。（《后汉书.南匈奴列传》）。
汉安帝时代，更是放弃西域都护府，“永初元年六月，诏罢都护”（《汉书.孝安帝纪》），改设长史府，军事力量被削弱，后期更是将长史府也放弃，全面退出西域地区。
尽管两汉的对外战争，重点之一都在匈奴身上，但仔细分析后，我们会发现，西汉与东汉在对匈奴的军事行动上，还是存着较大的差异。
两汉君臣在对匈奴的攻守战略的运用不同。
总体来看，西汉是始终坚持进攻的，在西汉初期，国力不济，实行了数十年屈辱的“和亲”。武帝即位后，采取全面进攻的战略。
后来因连续近二十年的战争，汉朝国力吃不消，尽管汉武帝颁布《轮台罪己诏》，仍然不忘记战略准备，“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即在暂时停止对匈奴战争的时候，还要让官民继续坚持饲养军马、补充骑兵，不忘记武备。昭、宣时代，充分理解武帝的战备意图，在经济恢复之后，继续武帝未竟事业，对退至西域的匈奴继续采取进攻战略，直到将其征服为止。
东汉的君臣远没有西汉君臣那种进攻的气魄。他们虽然也有主动的进攻，并且也取得过重大胜利（窦固、窦宪北伐匈奴），但他们常常想到的是防守与退却。
东汉光武帝刘秀开始，开创了撤退防守的先例，将边郡百姓内迁，放弃部分边郡地区，在西域诸国多次请求汉朝派军队进驻西域对抗匈奴时，光武帝都给予拒绝。诚然，刘秀考虑的是内地的统一和安宁，但对外的武力，以当时东汉的国力，完全可以主动一些，尤其是完全没有必要将边郡放弃。
但刘秀还是这样做了，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以至于汉军在对匈奴的战争中，在西域地区，多次出现该战时不战，不该撤时而撤的事件，给匈奴以喘息机会，由此给东汉边民带来更大的苦难。
两汉对军事战略研究的成果不同。
两汉由于同样面临匈奴边患，都出现了对军事战略的研究者，但效果各不相同。
在西汉，有贾谊、晁错、董仲舒等，他们对战略、战术的研究，深入而细致，成为西汉对匈奴、西域战争最初使用的指导原则。
东汉也出现了对匈奴的有价值的研究，但深度与广度都远不如西汉。况且，即便是正确的战略，东汉的皇帝、背后的太后、身边的宦官也不会同意，使得东汉对匈奴的战略研究成果，更加肤浅。
对屯田战略重视程度的不同。
汉初对边境地区的军需供应都是从内地运输来解决，这种运输方式在途中的损耗量很大，成本自然很高，内地运往边地，“率三十钟而致一石“。景帝时代，晁错提出《制匈五策》中，详细提出应把屯田当作一项重大战略措施。此后，武帝时代，对匈奴的战争取得重大胜利，汉朝陆续在朔方、新秦中、河西四郡、西域进行屯田，如此一来，既解决了军需供应，又建立了后勤基地，减少了百姓负担，还提高了军事行动的效率。后期的军事良才赵充国在《屯田十二便》中，更是将屯田的益处详细述。值得肯定的是，西汉的皇帝，从武帝时，直到西汉灭亡，都非常重视西域屯田，保证西域驻军存在。
再看东汉，有前汉的良好示范作用，按理说应该做得更好，不过，很遗憾，东汉对边区和西域的屯田重视并不够，甚至更为过分的是，东汉还放弃了西域屯田。如窦固北伐匈奴后，汉朝本应该趁追击，但正值章帝新立，汉朝就不肯出兵西域，援助西域都府，反倒主张放弃屯田，舍掉西域，著名的“耿恭二十六勇士”的故事，就发生在这个时候。如果朝廷能够及时发去救兵，更多的西域都护府战士就能生存下来，只可惜，当战士们在西域奋勇作战、抵抗匈奴时，东汉朝堂之上，皇帝与重臣们就是否派援兵、是否强化西域军事存在之事，争得不可开交，贻误战机。
到汉安帝初年，东汉就“罢西域都护”，放弃西域正式驻军，改派长史管理西域，军事影响力大大降低。
练兵与选将标准不同
西汉晁错在《制匈五策》中提出，军队行动步调不一致，是军官不会练兵之过，那样的士兵缺乏战斗力，“安边境，立功名，在于良将，不可不择也”，“士不选练，卒不服习，起居不精，动静不集，趋利不及，避难不毕，前击后懈，此不习勒兵之过也”。（《汉书.晁错传》）西汉对主将的选拔不拘一格，骑奴出身的卫青，未满二十的霍去病，贫民出身的赵充国、赵破奴等，都是皇帝大胆提拔起来帅才、将才，在《史记》、《汉书》中，将星云集，选择范围较为广泛。《后汉书》中记载的东汉对匈奴作战的将领，能封侯的，得到重用的，大多是出身豪族世家的外戚，能力强如班超者，到老了还是西域都护，立下赫赫赫战功，受到的奖赏也不及功劳。
同样面对匈奴这个敌人，为什么西汉与东汉会有这些不同之处呢？其实，这也不难理解。之所以西汉对匈奴“除恶务尽”，那是匈奴彼时十分强大，对汉朝边境，直至王朝心脏部位长安城都靠成了威胁，而西汉的定都位置又偏在西北地区，离匈奴实际控制区太近。在这种生死存亡的境地下，在国力允许时，西汉必定要对匈奴“赶尽杀绝”，以防他死灰复燃。
也许正是生存环境比较艰难，西汉皇帝都保持着对匈奴的警惕，不肯轻易放弃数千里之外的西域之地，“多争一寸土，多建一分功”，西汉皇帝骨子里都多少充斥着血性。
反观东汉王朝，就有所不同。东汉定都洛阳，远离边境，远离西域，也就是远离匈奴，匈奴人给王朝的心脏地带没有造成什么压力，也就促使王朝上上下下，对匈奴的征伐始终都存在着争议。
或许还有一点，刘秀出身前朝皇室，虽说到他一辈儿，家道中落，但比起普通百姓，他的生活条件就好太多了，相对汉高祖刘邦，刘秀骨子里威武少了一分，温厚多了一些，这些直接遗传到他的子孙后代身上，哪怕是国力最强的明章两帝时代，他们对匈奴人也没有想过要斩草除根。
两汉（西汉与东汉）皆是刘氏王朝，刘氏江山，而匈奴边患，贯穿着两汉历史全过程，双方恩怨日久，你来我往的冲突持续时间之长，历史少有。
西汉初年，承秦末的天下战争虚耗，国力不足，只能采取守势，进行屈辱和亲。维系了六十年被动的状态，汉武帝时代，改“和亲”为进攻，经二十余年战争，损耗了国力，也重创了匈奴，使匈奴势力被压缩到西域一带。
昭宣时代，西汉继续对匈奴用兵，匈奴内部出现分裂，“五单于并立”，内忧外患之际，呼韩邪单于率部归降，匈奴分为“北匈奴”与“南匈奴”两部分。
西汉王朝并未给北匈奴机会，在西域设置都护府，派军队屯田驻守，保持强大的军事存在，直到王朝灭亡。
在西汉末年（王莽新朝）时期，天下再次陷入大乱，归降的南匈奴发生叛乱，他们当中有许多部落与原来的北匈奴进行联合，只有一部分匈奴人选择继续归附汉朝，这样就形成了新的“北匈奴”与“南匈奴”。
东汉王朝初建，国力也不足，但比起西汉初年要强得多。但东汉皇帝从刘秀开始，对西域并不重视，或者说对匈奴的军事行动并不坚决，刘秀将并州、幽州边民迁至内地，使边地空虚。
“渐徙幽、并边人于常山关、居庸关东，匈奴遂复转居塞内”。（《后汉书.南匈奴列传》）。
汉安帝时代，更是放弃西域都护府，“永初元年六月，诏罢都护”（《汉书.孝安帝纪》），改设长史府，军事力量被削弱，后期更是将长史府也放弃，全面退出西域地区。
尽管两汉的对外战争，重点之一都在匈奴身上，但仔细分析后，我们会发现，西汉与东汉在对匈奴的军事行动上，还是存着较大的差异。
两汉君臣在对匈奴的攻守战略的运用不同。
总体来看，西汉是始终坚持进攻的，在西汉初期，国力不济，实行了数十年屈辱的“和亲”。武帝即位后，采取全面进攻的战略。
后来因连续近二十年的战争，汉朝国力吃不消，尽管汉武帝颁布《轮台罪己诏》，仍然不忘记战略准备，“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即在暂时停止对匈奴战争的时候，还要让官民继续坚持饲养军马、补充骑兵，不忘记武备。昭、宣时代，充分理解武帝的战备意图，在经济恢复之后，继续武帝未竟事业，对退至西域的匈奴继续采取进攻战略，直到将其征服为止。
东汉的君臣远没有西汉君臣那种进攻的气魄。他们虽然也有主动的进攻，并且也取得过重大胜利（窦固、窦宪北伐匈奴），但他们常常想到的是防守与退却。
东汉光武帝刘秀开始，开创了撤退防守的先例，将边郡百姓内迁，放弃部分边郡地区，在西域诸国多次请求汉朝派军队进驻西域对抗匈奴时，光武帝都给予拒绝。诚然，刘秀考虑的是内地的统一和安宁，但对外的武力，以当时东汉的国力，完全可以主动一些，尤其是完全没有必要将边郡放弃。
但刘秀还是这样做了，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
以后汉军在对匈奴的战争中，在西域地区，多次出现该战时不战，不该撤时而撤的事件，给匈奴以喘息机会，由此给东汉边民带来更大的苦难。
两汉对军事战略研究的成果不同。
两汉由于同样面临匈奴边患，都出现了对军事战略的研究者，但效果各不相同。
在西汉，有贾谊、晁错、董仲舒等，他们对战略、战术的研究，深入而细致，成为西汉对匈奴、西域战争最初使用的指导原则。
东汉也出现了对匈奴的有价值的研究，但深度与广度都远不如西汉。况且，即便是正确的战略，东汉的皇帝、背后的太后、身边的宦官也不会同意，使得东汉对匈奴的战略研究成果，更加肤浅。
对屯田战略重视程度的不同。
汉初对边境地区的军需供应都是从内地运输来解决，这种运输方式在途中的损耗量很大，成本自然很高，内地运往边地，“率三十钟而致一石“。景帝时代，晁错提出《制匈五策》中，详细提出应把屯田当作一项重大战略措施。此后，武帝时代，对匈奴的战争取得重大胜利，汉朝陆续在朔方、新秦中、河西四郡、西域进行屯田，如此一来，既解决了军需供应，又建立了后勤基地，减少了百姓负担，还提高了军事行动的效率。后期的军事良才赵充国在《屯田十二便》中，更是将屯田的益处详细述。值得肯定的是，西汉的皇帝，从武帝时，直到西汉灭亡，都非常重视西域屯田，保证西域驻军存在。
再看东汉，有前汉的良好示范作用，按理说应该做得更好，不过，很遗憾，东汉对边区和西域的屯田重视并不够，甚至更为过分的是，东汉还放弃了西域屯田。如窦固北伐匈奴后，汉朝本应该趁追击，但正值章帝新立，汉朝就不肯出兵西域，援助西域都府，反倒主张放弃屯田，舍掉西域，著名的“耿恭二十六勇士”的故事，就发生在这个时候。如果朝廷能够及时发去救兵，更多的西域都护府战士就能生存下来，只可惜，当战士们在西域奋勇作战、抵抗匈奴时，东汉朝堂之上，皇帝与重臣们就是否派援兵、是否强化西域军事存在之事，争得不可开交，贻误战机。
到汉安帝初年，东汉就“罢西域都护”，放弃西域正式驻军，改派长史管理西域，军事影响力大大降低。
练兵与选将标准不同
西汉晁错在《制匈五策》中提出，军队行动步调不一致，是军官不会练兵之过，那样的士兵缺乏战斗力，“安边境，立功名，在于良将，不可不择也”，“士不选练，卒不服习，起居不精，动静不集，趋利不及，避难不毕，前击后懈，此不习勒兵之过也”。（《汉书.晁错传》）
西汉对主将的选拔不拘一格，骑奴出身的卫青，未满二十的霍去病，贫民出身的赵充国、赵破奴等，都是皇帝大胆提拔起来帅才、将才，在《史记》、《汉书》中，将星云集，选择范围较为广泛。
《后汉书》中记载的东汉对匈奴作战的将领，能封侯的，得到重用的，大多是出身豪族世家的外戚，能力强如班超者，到老了还是西域都护，立下赫赫赫战功，受到的奖赏也不及功劳。
结语
同样面对匈奴这个敌人，为什么西汉与东汉会有这些不同之处呢？其实，这也不难理解。
之所以西汉对匈奴“除恶务尽”，那是匈奴彼时十分强大，对汉朝边境，直至王朝心脏部位长安城都靠成了威胁，而西汉的定都位置又偏在西北地区，离匈奴实际控制区太近。在这种生死存亡的境地下，在国力允许时，西汉必定要对匈奴“赶尽杀绝”，以防他死灰复燃。
也许正是生存环境比较艰难，西汉皇帝都保持着对匈奴的警惕，不肯轻易放弃数千里之外的西域之地，“多争一寸土，多建一分功”，大多数西汉皇帝骨子里都多少充斥着血性。
反观东汉王朝，就有所不同。东汉定都洛阳，远离边境，远离西域，也就是远离匈奴，匈奴人给王朝的心脏地带没有造成什么压力，也就促使王朝上上下下，对匈奴的征伐始终都存在着争议。
或许还有一点，刘秀出身前朝皇室，虽说到他一辈儿，家道中落，但比起普通百姓，他的生活条件就好太多了，相对汉高祖刘邦，刘秀骨子里威武少了一分，温厚多了一些，这些直接遗传到他的子孙后代身上，哪怕是国力最强的明章两帝时代，他们对匈奴人也没有想过要斩草除根。
两汉（西汉与东汉）皆是刘氏王朝，刘氏江山，而匈奴边患，贯穿着两汉历史全过程，双方恩怨日久，你来我往的冲突持续时间之长，历史少有。
西汉初年，承秦末的天下战争虚耗，国力不足，只能采取守势，进行屈辱和亲。维系了六十年被动的状态，汉武帝时代，改“和亲”为进攻，经二十余年战争，损耗了国力，也重创了匈奴，使匈奴势力被压缩到西域一带。
昭宣时代，西汉继续对匈奴用兵，匈奴内部出现分裂，“五单于并立”，内忧外患之际，呼韩邪单于率部归降，匈奴分为“北匈奴”与“南匈奴”两部分。
西汉王朝并未给北匈奴机会，在西域设置都护府，派军队屯田驻守，保持强大的军事存在，直到王朝灭亡。
（西汉中后期疆域图）
在西汉末年（王莽新朝）时期，天下再次陷入大乱，归降的南匈奴发生叛乱，他们当中有许多部落与原来的北匈奴进行联合，只有一部分匈奴人选择继续归附汉朝，这样就形成了新的“北匈奴”与“南匈奴”。
东汉王朝初建，国力也不足，但比起西汉初年要强得多。但东汉皇帝从刘秀开始，对西域并不重视，或者说对匈奴的军事行动并不坚决，刘秀将并州、幽州边民迁至内地，使边地空虚。
“渐徙幽、并边人于常山关、居庸关东，匈奴遂复转居塞内”。（《后汉书.南匈奴列传》）。
汉安帝时代，更是放弃西域都护府，“永初元年六月，诏罢都护”（《汉书.孝安帝纪》），改设长史府，军事力量被削弱，后期更是将长史府也放弃，全面退出西域地区。
（东汉安帝时期疆域图）
（东汉后期疆域图）
尽管两汉的对外战争，重点之一都在匈奴身上，但仔细分析后，我们会发现，西汉与东汉在对匈奴的军事行动上，还是存着较大的差异。
两汉君臣在对匈奴的攻守战略的运用不同。
总体来看，西汉是始终坚持进攻的，在西汉初期，国力不济，实行了数十年屈辱的“和亲”。武帝即位后，采取全面进攻的战略。
后来因连续近二十年的战争，汉朝国力吃不消，尽管汉武帝颁布《轮台罪己诏》，仍然不忘记战略准备，“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即在暂时停止对匈奴战争的时候，还要让官民继续坚持饲养军马、补充骑兵，不忘记武备。昭、宣时代，充分理解武帝的战备意图，在经济恢复之后，继续武帝未竟事业，对退至西域的匈奴继续采取进攻战略，直到将其征服为止。
（汉匈之战）
东汉的君臣远没有西汉君臣那种进攻的气魄。他们虽然也有主动的进攻，并且也取得过重大胜利（窦固、窦宪北伐匈奴），但他们常常想到
你好，西汉自武帝开始对匈奴一直是进攻姿态，东汉时期因为匈奴已经被打服了，因此对待剩下的匈奴，朝廷你只是用怀柔安抚分化为主。
西汉对匈奴“除恶务尽”，那是匈奴彼时十分强大，对汉朝边境，直至王朝心脏部位长安城都靠成了威胁，而西汉的定都位置又偏在西北地区，离匈奴实际控制区太近。在这种生死存亡的境地下，在国力允许时，西汉必定要对匈奴“赶尽杀绝”，以防他死灰复燃。
也许正是生存环境比较艰难，西汉皇帝都保持着对匈奴的警惕，不肯轻易放弃数千里之外的西域之地，“多争一寸土，多建一分功”，大多数西汉皇帝骨子里都多少充斥着血性。
反观东汉王朝，就有所不同。东汉定都洛阳，远离边境，远离西域，也就是远离匈奴，匈奴人给王朝的心脏地带没有造成什么压力，也就促使王朝上上下下，对匈奴的征伐始终都存在着争议。
或许还有一点，刘秀出身前朝皇室，虽说到他一辈儿，家道中落，但比起普通百姓，他的生活条件就好太多了，相对汉高祖刘邦，刘秀骨子里威武少了一分，温厚多了一些，这些直接遗传到他的子孙后代身上，哪怕是国力最强的明章两帝时代，他们对匈奴人也没有想过要斩草除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