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传李白路过武昌见崔颢所题黄鹤楼叹服不复作,自愧不如的说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 崔颢题诗在上头为什么会在武昌城传开
登黄鹤楼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
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
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很多人都知道崔颢《黄鹤楼》诗，“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这首诗使李白叹道：“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搁笔而去。这首诗被后代诗论家评为唐诗七律第一，随唐诗和黄鹤楼而闻名古今中外。
参阅 ：武昌城之谜
·夏口城、郢州城、鄂州城是不是修在黄鹄山上？
·鄂州城外的南市是如何开发而最后并入武昌城的？
《黄鹤楼探谜》中，最后一谜，是最大一谜，也是难解之谜，不是难于解开，而是难于解决。它不是黄鹤楼某一景色之谜，而是黄鹤楼所在的一个城市之谜，它影响最大，牵扯面也是最大，它就是夏口城、郢州城、鄂州城是不是修在黄鹄山上？鄂州城外的南市是如何开发而最后并入武昌城的？
几乎所有介绍武汉市城市历史的书刊，都写武汉市武昌的古城夏口城、郢州城和鄂州城，是修建在武昌江边的黄鹄山（今蛇山）上，又写鄂州城外的南市在长江江中的鹦鹉洲上。特别是前者，在现在蛇山上新黄鹤楼东面还立有“古郢州城垣遗址”的碑牌，上写“郢州城亦称郢城，系南朝宋就三国孙权所建夏口城扩建设而成，为其所置郢州州治，以后齐、梁、陈一直以此城为郢州州治，隋置郢州，设江夏县，郢洲州治和江夏县治均设在郢州城内。郢州城自刘宋江经隋、唐至五代五百年城垣未废。现存郢州城垣，自黄鹤楼后往东至白云阁全长300米，为武汉文物保护地段”。真是“铁案如山”，要想否定很难的。
在否定整个碑文之前，先否定其中一段明显错误的碑文，即“隋置郢州，……郢州城自刘宋经隋、唐至五代历五百年”，这段沿革是明显错误。
郢州是南朝宋孝武帝所置，这是对的。他是为了分割荆州势力，分荆、湘、江、豫四州之八郡，于孝建元年（公元454年）设立，州治在夏口城，齐、梁、陈州名和州治未变。但北周又在陈郢州之北置另一郢州，州治竟陵（今天门东北），江南、江北有了两个郢州。随文帝开皇九年（公元589年）废郡为州，将江南郢州江夏郡改置鄂州，郢州城就成了鄂州城了。江汉地区只剩下江北郢州了。隋炀帝又改州为郡，鄂州复为江夏郡，江北郢州复为竟陵郡，但为时不久，唐初又恢复鄂州和江北郢州。五代纷乱，至宋统一，鄂州基本未变，又因武昌军而有武昌之名。江北郢州未变。江南郢州只有135年，而鄂州有371年，五百年中，鄂州比郢州长两百多年。根据上述沿革，故碑文说隋置郢州和经隋唐至五代仍为郢州是明显错误。再说碑文的主旨，是说自夏口城至郢州城（包括鄂州城）都是修建在黄鹄山上，是完全错误的，原因是对有关史志作了错误解读。《三国志·吴主传》上写“二年春正月，……是月，城江夏山。”这是孙权修夏口城的最原始的记载。唐《元和郡县志》也写“吴黄武二年城江夏山，”就是以《三国志》为据的。后人错误理解“城江夏山”是修建在山上，其实这是古文的简略写法，它的真实含意是修建在江夏山（黄鹄山）这个地方。《三国志·吴主传》写孙权一章中，先后写了城石头（建安十七年）、城武昌（黄初二年）、城江夏山（黄武二年）、城沙羡（赤乌二年）和城江陵（赤乌十一年）五处，都是把这些地方作为地名，把城修在这些地方。如石头山（在今南京），也不是将城修在山上，而是修在山下，背山面江。还有宋陆游《入蜀记》第五写“登镜亭，访黄鹤楼故址。石镜亭者，石城山一隅，正枕大江，”这是第一次将黄鹄山称石城山。清陈本立《黄鹤楼名胜记》上写“黄鹄山名石城山，长竟里，高十寻有奇。……先是圭土为城者，置此山阛阓中。”其石城山之名，源自《入蜀记》所称。后人又将“石城山”误解为山上修有石城而名，实乃因山的两侧石壁如墙之故，唐以前夏口城和郢州城都是“圭土为城”的土城，那有将土城称石城的。
夏口城、郢州城以至鄂州城，究竟修建在何处呢？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江水三》上明确写：“鹄山东北对夏口城，魏黄初二年，孙权所筑也。依山傍江，开势明远，凭墉借阻，高观枕流，上则游月流川，下则激浪崎岖，实舟人之所艰也，对岸则入沔津，故城以夏口为名，亦沙羡县治也。”这一段详细的记载，几乎字字句句都是说明夏口城在山下的位置。它说明它在黄鹄山的东北面山下，它一面依靠着山。一面傍近着江，地势平坦和开阔，它借山和江为屏障，它可以登高和临江，上山可以更好看到天上星月和江中流水，沿江则可亲身体会纤夫披浪攀岩的艰险。《水经注》是最权威的水系专著，应以此为据。
还要根据实际情况，分析夏口城、郢州城和鄂州城能不能修建在黄鹄山上，或黄鹄山上建不建得了夏口城、郢州城和鄂州城。从史志上可以得知，从三国至五代，江夏郡治、郢州州治和鄂州州治都是和所属县治共处一地。有城墙，有州、县官衙，有居民，曾有屯兵，官、民、兵曾高达十余万人，而黄鹄山（今蛇山三分之一）长约一里，山上顶宽九丈左右，又短又窄，怎么能建得下城墙、官衙、民居和住得下几万至十余万人呢？山下有平地不建，而要挤在一个挤不下的山上呢？上下山也不方便，一旦被围就如瓮中捉鳖！
从夏口城、郢州城发展到鄂州城，又在鄂州设辖七个州的武昌军，规模更大了，人口更多了。唐宝历年间（公元825—826年），武昌军节度使兼鄂州刺史牛僧孺扩修鄂州城，并改土城为砖城，从此又名武昌城。如说鄂州城在山上，原本就装不下，又如何扩修呢？说明鄂州城是在山下扩修的。
如以《三国志》、《元和郡县志》的“城江夏山”和《入蜀记》、《黄鹤楼名胜记》的”石城山”为据，定为建在山上，那第这么大的州城何时搬到山下，也应该有史志记载！唐、宋以来，未有任何史志有搬下山的记载。相反，多的是城在山下的记载，则说明夏口城、郢州城至鄂州城从来不在山上，而在山下。如李白《与史郎中饮听黄鹤楼上吹笛》诗中写：“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月落梅花。”说明鄂州城是江城而非山城，是山下而非山上，唐诗人卢郢《黄鹤楼》诗也写：“黄鹤何年去杳冥？高楼千载倚江城。”也证明是江城，在山下。从古自今，江城成了武昌城和武汉市的代称。宋陆游《入蜀记》第四也写：“食时至鄂州，泊税务亭，贾船官舫，不可胜计，街尾不绝者数里。”完全是山下江边景色，也是江城的生动写照。
唐宋及其以前的江城，是在黄鹄山之北，为什么要建在山北呢，因为山南比山北的湖泊众多。唐宋以前称黄鹄山南为鄂渚，渚者，水中不能居人的小块陆地。此处水陆交错，渚地甚多，为楚国封国鄂王所辖之地，故名鄂渚。南宋王象之撰的《舆地纪胜》记载，鄂渚在江夏西黄鹄矶上（上游）三百步，隋改郢州为鄂州，因渚而名。唐宋以后，改称鄂渚为南湖（因在鄂州城和黄鹄山南），此时南湖不是一个湖，而是一个大大小小的湖泊群，湖泊之间有陆地，外与江通。唐前期，这理还是一片荒湖，因为当时实行严格的坊市制度，即州、县治所之外不能置市。中唐以后，坊市制度放宽，许多州、县治所之外纷纷出集市，都名和草市。此时，在鄂州城南（也即黄鹄山南）的南湖的湖间高地，修建一条离江不远和与江平行的长堤，既可防止江水灌入内湖，又可供人居住和经商，很快就发展成为一条长街，这就是鄂州城外的草市。《舆地纪胜》上写：“南湖外与江通，长堤为限，长街贯其中，四旁居民蚁附。”此越多，街也越来越多，南湖湖面逐渐缩小，南湖之名遂为南市代替。关于南市的情况，有许多记载。范成大《吴船录》中写：“年至鄂渚，泊鹦鹉州前南市场堤下。南市在城外，沿江数万家，廛闬甚盛，列肆如栉，酒垆楼栏尤壮丽，外郡未见其比。盖川、广，襄、淮、淅贸迁之会，货物之至者，无不售，且不问多，一日可尽，甚盛如此。”陆游《入蜀记》也写：“市邑雄富，列肆繁错，城外南市亦数里。”随着南市的发展，宋代还在黄鹄山上修了一座南楼（后易名白云阁），面对南湖和南市，作观光之用。范成大《鄂州南楼》诗云：“汉树有情横北渚，蜀江无语抱南楼，烛天灯火三更市，摇月旌旗万里舟。”陆 游《入蜀记》也写：“下瞰南湖，荷叶弥望，中为广平桥，其上皆列肆，两旁有水阁极佳”。南市的繁荣，在江汉地区是很有名的。清代范锴撰写的《汉口丛谈》卷三中写：“三国时，市盛于石阳。……迨唐宋，则集于南市，……元暨明初，又萃于金沙州。”又写“金沙洲在江东武昌郡宝安门外（即明清以来的鲇鱼套）。”从南湖长街到南市，说明城外南市是鄂州城南的南市，而不是被后人误解为鹦鹉州上的南市，是非至此更清楚了。
到了明初，南市的繁荣早已超过黄鹄山北的武昌府城。扩大武昌城，把黄鹄山和南市都包入城内，使山北和山南联成一体，已非常必要和完全可能了，明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
江夏候周德兴增扩武昌府城，将城区扩大到黄鹄山南，始将黄鹄山和南市都包入城内。城周约二十里，辟有九个城门，东有大东门，东南有新南门，南有保安门、望泽门，西南有竹牌门，西有平湖门，西北有汉阳门，北有草埠门。东北有小东门。明嘉靖十四年（公元1535年），都御史顾璘重修武昌城时，改大东门为宾阳门，新南门为中和门，望泽门为望山门，竹牌门为文昌门，草埠门为武胜门，小东门为忠孝门。为了打通城内山南和山北的交通，明代还将南楼所在的黄鹄山挖开一个山洞，使山南的长街和山北的街道，成了更长的街道（即
现在的解放路）。挖开之处名司门口，因此处之北是官署较多之地，在山南的长街两侧，还残存七个大的湖，街西有菱湖等两个湖，街东有紫阳湖等五个湖。从此再未有单独存在的南市了，它已成武昌城内的南市区，而在武昌城的南门宝安门外，又出现新的城外集市鲇鱼套。
所谓黄鹄山上的夏口城和郢州城，原来是在黄鹄山北下面的，所谓鹦鹉州上的户万家，原来是在黄鹄山南下面的南市，这两个谜曾歪曲了武昌城一千七百年的历史，曾误导了许许多多的武汉人和外地游人，现在可经解开了，使人们知道真相。
明朝的杨慎在他的《升庵诗话》卷十一《搥碎黄鹤楼 》中对“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这句诗作出过考证，现引文如下：“ 李太白过武昌，见崔颢《黄鹤楼》诗，叹服之，遂不复作，去而赋《金陵凤凰台》也。其事本如此。其後禅僧用此事作一偈云：‘一拳搥碎黄鹤楼，一脚踢翻鹦鹉洲。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傍一游僧亦举前二句而缀之曰：‘有意气时消意气，不风流处也风流。’又一僧云：‘酒逢知己，艺压当行。’元是借此事设辞，非太白诗也，流传之久，信以为真。宋初，有人伪作太白《醉後答丁十八》诗云‘黄鹤高楼已搥碎’一首，乐史编太白遗诗，遂收入之。近日解学士缙作《吊太白》诗云：‘也曾搥碎黄鹤楼，也曾踢翻鹦鹉洲。’殆类优伶副净滑稽之语。噫，太白一何不幸耶！”
另外，明朝的另一文人蒋一葵在自己撰写的《尧山堂外纪》中也曾提到与此事有关的这则故事，故事写道：“崔颢题诗黄鹤楼云：‘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李白过武昌，见此诗叹服，遂不复作，去而赋《金陵凤凰台》，云：‘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三山半落青山外，二水中分白鹭洲。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其后，一禅僧用此事：‘一拳搥碎黄鹤楼，一脚踢翻鹦鹉洲。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
不言而喻，这两人一致认为“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是后人穿凿附会在李白头上的，只不过是个“美丽的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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