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有疑 | 《史记·伯夷列传》：为什么不写许由务光而写伯夷叔齐？

~ 第一次读这篇列传的时候，我颇有点怀疑司马迁的写作水平，觉得他东拉西扯，不知所云。可一想，不对呀，这不应该是司马迁的水平啊，肯定是我没读懂。于是，我上网搜集各家解读，但都没能帮我厘清其中的逻辑，反而增添了不少疑惑，索性暂且丢开，去做别的事。端午节后一天，休假在家，中午做午饭时，突然记起以前在B站看过台湾大学的史记课，好像有对这一篇文章的分析。于是关掉电磁炉，打开大B站，果然找到了台湾大学吕世浩老师的史记课。在吕老师的帮助下，我总算勉勉强强读懂了一些。

译文：学者涉猎的书籍十分广博，但仍然从“六艺”中考证真伪。《诗经》、《尚书》虽有缺损，但是记载虞、夏两代的文化都是可以见到的。尧将退位，让给虞舜，还有舜让位给禹的时候，四方诸侯长和州牧们纷纷推荐，于是，让他们试着任职，主持事务数十年，有了功绩之后，再把大政交给他们。（这是）表示天下是贵重的宝器，帝王是最大的统领者，把天下移交给继承者就是这般困难啊。然而，诸子杂记中说：“尧要把天下让给许由，许由不接受，以为是一种耻辱而逃走隐居起来。到了夏代的时候，又有卞随、务光等人”。这些人又为什么会受到称许呢？太史公说：我登过箕山，上面大概有许由的墓。孔子依次评论古代的仁人、圣人、贤人，对吴太伯和伯夷等讲得很详细。我听说许由、务光等节义品德至为高尚，而经书中有关他们的文辞却一点儿也见不到，这是为什么呢？

这一段是司马迁“考信于六艺，折中于孔子”之后对写作材料的一个取舍。如果读过《五帝本纪》和《吴太伯世家》，就会发现，司马迁非常看重“让”。“本纪”首篇《五帝本纪》重点写尧舜禅让，“世家”首篇《吴太伯世家》重点写太伯和季札的“让国”事迹，，都突出了“让”德。在“列传”中，司马迁也同样不忘再次重申一下。那么，在“列传”类人物中，要选择谁的事迹来体现“让”德呢？哪一位是最早“让天下”的人呢？司马迁找到了，但是是在诸子杂说，如《庄子·让王篇》等书中看到的，如许由、卞随、务光者。那他是不是应该写这些人呢？不，司马迁还要考证一番。司马迁处理史料是有自己的标准的，“考信于六艺，折中于孔子”。六艺，也就是诗、书、礼、乐、易、春秋。这些书上提及的，在司马迁看来都是真人、真事、真理。“折中于孔子”，意思是借助孔子的思想作为判断的准则。说到底，司马迁骨子里就属儒家一脉。六艺中没有提到许由这些人，他自己去了箕山，据说许由死后葬在那儿，结果是“其上盖有许由冢云”，“盖”，大概，不太确定。到底有没有其人其事，不敢十分确定地说。司马迁就疑惑呀，孔子提到吴太伯、伯夷这些品行高洁的人的时候，都讲得很清楚。像许由、卞随、务光这些人，也很高尚，但六经中却没有任何关于他们的记述，这是为什么呢？不管怎样，司马迁决定，不选许由等人做列传的主人公。

司马迁疑惑孔子为何没有提到这些人，孔子不会跳出来回答司马迁，不过我们不妨揣摩一下孔子的心意。第一种可能是孔子没有听说过这些人的事，不知道自然就不会记，不过这个猜想没有多大意义；第二种可能是孔子知道这些人的事，但是孔子并不认为他们的行为值得记录或称颂，所以不记。这其中就有一个标准的问题，孔子是根据什么样的标准将这些人排除在六艺之外呢？有机会我们在具体说说许由、务光、卞随的事迹，专门聊一聊这个问题，这里就不具体展开了。

司马迁还有一个问题是：“此何以称焉？”一开始，我没有理解司马迁这一问：这些人为什么会受到称颂？后面提到，“余以所闻，由、光义至高”，司马迁既然知道这些人品行高洁，为什么还要问这些人受到称颂的原因呢？这两处是不统一的，司马迁不会这样弱智，只能说明是我的理解有偏差。那我就调整一下思路，把这个问题看成是前文尧舜禅让和许由让天下二者对比之后引出的疑问：“传天下”如此之难，接受的人需要经历重重考验，不接受的人却得到品行高洁的名声。纵然在传位之前积德行仁，但当他有机会行“大仁大义”的时候，自己却选择了放弃。这些不接受的人，到底凭什么得到称许呢？这样一来，逻辑就清楚了。在文章的最后，司马迁也终于找到了这个问题的答案。

脑容量有限，先写到这儿吧，最后给大家补个行为艺术家许由的文言小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