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忧患意识的例子 忧患意识 例子
忧患”意识是我国古代思想文化的特色之一，内容丰富，影响深远。关于古代“忧患”意识，已有不少学人作过研究，现在“忧患”意识是我国古代思想文化的特色之一，内容丰富，影响深远。关于古代“忧患”意识，已有不少学人作过研究，现在有条件对此进行归纳。同时在某些观点上加以深化，例如关于“忧患”意识的历史分析，就
是一个有意义的问题。
道德情操的表述
我们打开先秦、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典籍，可以看到，当时“百家争鸣”中的各个学派几乎都有它们自己的忧、乐观。例如孔子这样表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学而》）不注重道德品质的提高，不切磋学问，不按道义的原则去行动，有了过错不能及时改正——这些就是他目睹春秋末期现实状况而产生的忧虑。
与“忧”相对的是“乐”。孔子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论语·学而》）经常看到并且宣扬别人的长处和优点，结交有高尚品格的朋友，踏踏实实地培育自己的德行——这三种就是对人有益的快乐呀。
孔子的“忧”与“乐”主要指“君子”体现在学业和品行上的高尚情操。他夸赞自己的学生颜回：颜回身居陋巷，生活艰苦，在“人不堪其忧”的状况下能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实在是贤明的君子！孔子说自己“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论语·学而》）。这些论述发人深省，它们奠定了中国古代人文精神的理论基础。孔子为人的思想感情提出了道德标准，而情感与道德的结合就称之为高尚的情操。对于人的道德情操的重视，正是中国历史文化的显著特点之一。
“忧患”——人生价值观的核心
战国中期，儒家思想发展到孟子的时候，“忧”与“乐”逐渐具有了理论形态，成为儒家人生哲学的主要内容。它超越了个人道德情操的范围，带有理论的抽象性和普遍性。因此，所谓“忧患”意识便成为人生价值观的简洁表述。
孟子从历史中举出若干有成就的人，说明他们都是从忧患和痛苦中磨练出来的。比如，舜出身于农家，后来成为一国之君；胶鬲这个人遭遇战乱，以贩卖鱼盐为生，后来周文王提拔了他，为周朝做出了很大贡献；孙叔敖隐居在海滨，楚庄王推举他做令尹，有很大的政绩。这些事例说明，对于人来说，如果没有“忧患”的磨练，没有失败教训的反思，要培养出刚强意志、奋发精神，那是不可能的。孟子将这些道理提到人生哲学的高度加以总结，写出了自古以来中国人都熟知的一句名言：“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孟子·告子·下》），忧患足以使人生存发展，安乐足以使人沉沦死亡。这是多么深刻的人生哲理！
在孟子看来，仅仅懂得“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的道理是不够的。有大志的人应当在此人生哲学的指导下勇于实践，勇于开拓，善于总结经验教训。为此，孟子说了一段很有教育意义的话，其大意是：一个人要挑起重担，他的身体和思想都要经受长期的锻炼，饥饿、困乏经常袭来，思想矛盾经常发生，不如意的事经常遇到。这样，只有这样，才能坚定他的意志，提高他的能力，使他更加冷静、成熟……（参看《孟子·告子·下》）
在孟子看来，人们在“忧患”中磨炼，最重要的是，培育一种基于高尚理想和志向的精神。他称之为“浩然之气”或“正气”。这不是天生的，要靠后天的培育。“正气”的长期积累，才能使人实现自身的价值，并逐渐达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高度。可以看出，孟子关于人生价值观的论述，以“忧患”意识作为起跑点，而“大丈夫”则是力争达到的目标，由此构成了严密的人生哲学体系，在历史上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忧患意识与古代哲学辩证观
“忧患”意识作为中国优秀的文化思想遗产，并不是哪一位先哲从他的头脑中猜想出来的，而是深深地根植于民族文化的土壤，其中便含有哲学理论思维的重要内容。
我国古代哲学辩证观有很高的成就，春秋战国时期许多学派在此领域内都有独特的贡献。例如，道家学派的创始者老子，在《老子》一书中关于事物相反相成的道理作了各方面的论述。他的重要哲学命题是：“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第40章）。“反”即向相反的方面变化。当事物发展到顶点，它不可避免地会向相反的方向转化，而转化到相反的方面以后，还要再向相反的方向转化，以便回到原初的状态。因此，老子所说的“反”含有对立转化和返本复初的两种含义。老子认为“反”才是事物变化的总规律，人们几乎是无法加以抗拒的。因此，“物极必反”成为中国古代人们熟知的名言。
还要提出，古代杰出的兵书《孙子兵法》，其价值并不限于军事，它实际上也是一部讲哲学辩证观的著作。在《孙子兵法》看来，人在“物极必反”的规律面前，并不是无能为力的。在军事斗争领域，人们——优秀的军事指挥家们可以认识并利用事物的辩证规律，制定符合实际所说的战略战术，从而指挥并取得战争的胜利，由此显示出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作用。
中国古代儒家学派称辩证观为“有对”之学，“万物莫不有对”。《易传》一书系统地从自然到社会论述了“有对”之学的许多方面。例如强调“变革”的重要性，即人们顺应事物的变化趋势，自觉地进行变革。《易传》的名言：“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革命”一词即出自这里，认为商汤灭夏、武王灭商，这些都是顺应历史潮流的革命。还有一点，《易传》提醒人们，“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当政者应当居安思危，不可以因表面无事而沉迷安和；只有保持头脑的清醒，谦虚谨慎，扎扎实实地做事，这样才能长治久安。
很明显，中国历史文化的“忧患”意识，是古代朴素辩证观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的表现。换言之，古代的“安危”观念实际是“忧患”意识的另一种表述，其意义是相通的，受到忧国忧民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军事家们的重视。有了辩证观，才有“忧患”意识；中国历史上“忧患”意识影响之深远，由于它不是个人一时的感言，也不是政事上的临时措施，而是根植于辩证观的政治哲学，由此才有了强大的生命力。
忧国、忧天下的社会责任感
秦统一六国，建立了多民族的统一国家。从这个时候起，“忧患”意识逐渐成为古代爱国主义的重要内容，就是说，人们的“忧患”总是与国家的兴衰治乱联系在一起。西汉时期，从更大范围而立论的“国格”观念应运而生。人们将“国格”作为衡量人的品德、操行、功业、学问的标准。例如史学家司马迁将“国”摆在首位，称赞“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的观点。
西汉初期的贾谊是一个思想敏锐、敢讲真话、有强烈责任感的政论家。他心系国运，给汉文帝上书，即著名的《治安策疏》，时当西汉立国20多年，政权日趋稳定，经济有所恢复发展。然而，贾谊却根据他自己的观察和研究，在上书中忧心忡忡地指出，“进言者皆谓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独以为未也”，认为当时的“事势”不容乐观，有“可为痛哭”、“可为流涕”、“可为长太息”之处并不少。他也正面地提出了解决社会矛盾的方法，像贾谊这种警世危言正是责任感的表现，并不是无病呻吟，也不是悲观绝望。
到了宋代，“忧患”直指“天下”。北宋时期著名政治家、学者范仲淹在所写名文《岳阳楼记》中，将此前的“忧患”意识提到了一个新高度。岳阳楼初建于唐代，宋仁宗时重修。范仲淹应友人之邀，曾访问岳州（今湖南岳阳市）岳阳楼。这篇名文首叙登楼俯视洞庭湖的景观，接着作者提出了一个问题：“览物之情，得无异乎？”意思是说，人们欣赏景物的感触，会不会因环境的变迁而改变呢？在霪雨霏霏的日子里登楼观景，使人产生“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的心情，可是在春和景明之际登楼，又会使人“心旷神怡，宠辱皆忘”……于是就有了这样的结尾：
“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矣。……”
微软公司总裁比尔·盖茨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所有员工都要有这样一个意识——微软公司还有三个月就要倒闭！”这似乎是杞人忧天、令人费解的。其实不然，盖茨这样说是要求员工都要有忧患意识，要不断进取在日本，自古以来就形成了举国一致的“忧患意识”，无论是政治家，还是老百姓，都经常说：“日本没有土地，没有资源，有的只是阳光和空气”，“日本人一天不拼命地干，第二天就没有饭吃”。究其原因，主要是日本国民对本国国情了如指掌，因此都具有忧患意识。正是这种意识，给日本的发展增添了强劲的动力，并创造了今天的奇迹。这些不是值得借鉴吗？引用孙中山先生的一句曾经震撼亿万中华儿女的遗言赠送给大家：“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孔子这样表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学而》)不注重道德品质的提高，不切磋学问，不按道义的原则去行动，有了过错不能及时改正——这些就是他目睹春秋末期现实状况而产生的忧虑。 孟子从历史中举出若干有成就的人，说明他们都是从忧患和痛苦中磨练出来的。比如，舜出身于农家，后来成为一国之君；胶鬲这个人遭遇战乱，以贩卖鱼盐为生，后来周文王提拔了他，为周朝做出了很大贡献；孙叔敖隐居在海滨，楚庄王推举他做令尹，有很大的政绩。这些事例说明，对于人来说，如果没有“忧患”的磨练，没有失败教训的反思，要培养出刚强意志、奋发精神，那是不可能的。孟子将这些道理提到人生哲学的高度加以总结，写出了自古以来中国人都熟知的一句名言：“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孟子·告子·下》)，忧患足以使人生存发展，安乐足以使人沉沦死亡。这是多么深刻的人生哲理！ 西汉初期的贾谊是一个思想敏锐、敢讲真话、有强烈责任感的政论家。他心系国运，给汉文帝上书，即著名的《治安策疏》，时当西汉立国20多年，政权日趋稳定，经济有所恢复发展。然而，贾谊却根据他自己的观察和研究，在上书中忧心忡忡地指出，“进言者皆谓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独以为未也”，认为当时的“事势”不容乐观，有“可为痛哭”、“可为流涕”、“可为长太息”之处并不少。他也正面地提出了解决社会矛盾的方法，像贾谊这种警世危言正是责任感的表现，并不是无病呻吟，也不是悲观绝望。北宋时期著名政治家、学者范仲淹在所写名文《岳阳楼记》中，将此前的“忧患”意识提到了一个新高度。岳阳楼初建于唐代，宋仁宗时重修。范仲淹应友人之邀，曾访问岳州(今湖南岳阳市)岳阳楼。这篇名文首叙登楼俯视洞庭湖的景观，接着作者提出了一个问题：“览物之情，得无异乎？”意思是说，人们欣赏景物的感触，会不会因环境的变迁而改变呢？在霪雨霏霏的日子里登楼观景，使人产生“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的心情，可是在春和景明之际登楼，又会使人“心旷神怡，宠辱皆忘”……于是就有了这样的结尾：“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矣。……” 历经明末清初巨变的思想家黄宗羲，于清康熙二年(1667年)写出了划时代的著作《明夷待访录》，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进行了深刻剖析。他假托三代(夏、商、周)为黄金时代，说这时“以天下为主，君为客”。三代以下情况大变，“以君为主，天下为客”。由于主客颠倒，君主视天下为己物，独占天下之利，形成黑暗政治。黄宗羲指出：“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明夷待访录·原君》)。他提出：“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同上《原臣》他将个人的忧乐归结为众人的忧乐。他又说，臣之出仕，“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同上)。“天下”这是具有深刻内涵的名词，与一家一姓的统治是不同的。黄宗羲的挚友顾炎武同样强调“保天下”，他说：“……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日知录》卷13“正始”条)。顾炎武于康熙十五年(公元1676年)给黄宗羲的信中说：“……大著《明夷待访录》读之再三，于是知天下之未尝无人。天下之事，有其识者未必遭其时，而当其时者，或无其识。古之君子所以著书待后，有王者起，得而师之。”(《亭林佚文辑存》)“忧患”意识促使他们将希望寄托于未来。
1.把青蛙冷不防扔进油锅里，青蛙能一跃而出，逃离陷境。然而放在逐渐加热的水锅里，它感到舒服惬意，以致意识到危险来临时却欲跃乏力，最终葬身锅底。2.“生于忧患”是千古不变的名言，春秋时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是它最好的说明。勾践屈服求和，卑身事吴，卧薪尝胆，终于转弱为强，起兵灭掉吴国，成为一代霸主，勾践何能得以复国?这是亡国之辱的忧患催他奋起的结果。3.闯王攻入北京，以为大功告成。新官僚把起义时的气魄丧失殆尽，只图在北京城中享受安乐。当清兵入关，明朝武装卷土重来时，起义军却一败不可收拾。险情环生时人们能睁大眼睛去拼搏，因此化险为夷；安逸享乐中却意志消退，锐气全无，结果一败涂地，这正是生于忧患的表现。微软公司总裁比尔·盖茨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所有员工都要有这样一个意识——微软公司还有三个月就要倒闭！”这似乎是杞人忧天、令人费解的。其实不然，盖茨这样说是要求员工都要有忧患意识，要不断进取在日本，自古以来就形成了举国一致的“忧患意识”，无论是政治家，还是老百姓，都经常说：“日本没有土地，没有资源，有的只是阳光和空气”，“日本人一天不拼命地干，第二天就没有饭吃”。究其原因，主要是日本国民对本国国情了如指掌，因此都具有忧患意识。正是这种意识，给日本的发展增添了强劲的动力，并创造了今天的奇迹。这些不是值得借鉴吗？引用孙中山先生的一句曾经震撼亿万中华儿女的遗言赠送给大家：“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孔子这样表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学而》)不注重道德品质的提高，不切磋学问，不按道义的原则去行动，有了过错不能及时改正——这些就是他目睹春秋末期现实状况而产生的忧虑。 孟子从历史中举出若干有成就的人，说明他们都是从忧患和痛苦中磨练出来的。比如，舜出身于农家，后来成为一国之君；胶鬲这个人遭遇战乱，以贩卖鱼盐为生，后来周文王提拔了他，为周朝做出了很大贡献；孙叔敖隐居在海滨，楚庄王推举他做令尹，有很大的政绩。这些事例说明，对于人来说，如果没有“忧患”的磨练，没有失败教训的反思，要培养出刚强意志、奋发精神，那是不可能的。孟子将这些道理提到人生哲学的高度加以总结，写出了自古以来中国人都熟知的一句名言：“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孟子·告子·下》)，忧患足以使人生存发展，安乐足以使人沉沦死亡。这是多么深刻的人生哲理！ 西汉初期的贾谊是一个思想敏锐、敢讲真话、有强烈责任感的政论家。他心系国运，给汉文帝上书，即著名的《治安策疏》，时当西汉立国20多年，政权日趋稳定，经济有所恢复发展。然而，贾谊却根据他自己的观察和研究，在上书中忧心忡忡地指出，“进言者皆谓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独以为未也”，认为当时的“事势”不容乐观，有“可为痛哭”、“可为流涕”、“可为长太息”之处并不少。他也正面地提出了解决社会矛盾的方法，像贾谊这种警世危言正是责任感的表现，并不是无病呻吟，也不是悲观绝望。北宋时期著名政治家、学者范仲淹在所写名文《岳阳楼记》中，将此前的“忧患”意识提到了一个新高度。岳阳楼初建于唐代，宋仁宗时重修。范仲淹应友人之邀，曾访问岳州(今湖南岳阳市)岳阳楼。这篇名文首叙登楼俯视洞庭湖的景观，接着作者提出了一个问题：“览物之情，得无异乎？”意思是说，人们欣赏景物的感触，会不会因环境的变迁而改变呢？在霪雨霏霏的日子里登楼观景，使人产生“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的心情，可是在春和景明之际登楼，又会使人“心旷神怡，宠辱皆忘”……于是就有了这样的结尾：“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矣。……” 历经明末清初巨变的思想家黄宗羲，于清康熙二年(1667年)写出了划时代的著作《明夷待访录》，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进行了深刻剖析。他假托三代(夏、商、周)为黄金时代，说这时“以天下为主，君为客”。三代以下情况大变，“以君为主，天下为客”。由于主客颠倒，君主视天下为己物，独占天下之利，形成黑暗政治。黄宗羲指出：“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明夷待访录·原君》)。他提出：“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同上《原臣》他将个人的忧乐归结为众人的忧乐。他又说，臣之出仕，“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同上)。“天下”这是具有深刻内涵的名词，与一家一姓的统治是不同的。黄宗羲的挚友顾炎武同样强调“保天下”，他说：“……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日知录》卷13“正始”条)。顾炎武于康熙十五年(公元1676年)给黄宗羲的信中说：“……大著《明夷待访录》读之再三，于是知天下之未尝无人。天下之事，有其识者未必遭其时，而当其时者，或无其识。古之君子所以著书待后，有王者起，得而师之。”(《亭林佚文辑存》)“忧患”意识促使他们将希望寄托于未来。
首先先看一下这句话的意思，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忧患使人生存发展，安逸享乐使人萎靡死亡。生于忧患的历史事件太多了，就不说了，现在举几个死于安乐的例子。
1、夏桀：桀在位时，各国诸侯已经不来朝贺。夏王室内政不修，外患不断，阶级矛盾日趋尖锐，民不聊生，危机四伏。但夏桀不思进取，骄奢淫逸。据《竹书纪年》记载，他“筑倾宫、饰瑶台、作琼室、立玉门”。还从各地搜寻美女，藏于后宫，日夜与妺喜及宫女饮酒作乐。据说酒池修造得很大可以航船， 醉而溺死的事情时常发生，荒唐无稽之事，常使妹喜欢笑不已。夏桀重用奸臣，排挤贤臣。他重用一个叫赵梁的小人，此人专投桀所好，教他如何享乐，如何勒索、残杀百姓。夏桀继位后的第十七余年，有人引见伊尹给夏桀，伊尹以尧、舜的仁政来劝说桀，希望桀体谅百姓的疾苦，用心治理天下，桀听不进去，伊尹只得离去。商汤在名相伊尹谋划下，起兵伐桀，汤先攻灭桀的党羽豕韦、顾国，击败昆吾国，然后直逼夏朝重镇鸣条。后被汤追上俘获，放逐于南巢，夏朝覆亡。
2、商纣王：他凭着自己的才能在大臣面前夸耀，凭着声威到处抬高自己，认为天下所有的人都比不上他。他嗜好喝酒，放荡作乐，宠爱女人。他特别宠爱妲己，对妲己言听计从。他让乐师涓为他制作了新的俗乐，北里舞曲，柔弱的歌。他加重赋税，把鹿台钱库的钱堆得满满的，把钜桥粮仓的粮食装得满满的。他多方搜集狗马和新奇的玩物，填满了宫室，又扩建沙丘的园林楼台，捕捉大量的野兽飞鸟，放置在里面。他对鬼神傲慢不敬。他招来大批戏乐，聚集在沙丘，用酒当做池水，把肉悬挂起来当做树林，让男女赤身裸体，在其间追逐戏闹，饮酒寻欢，通宵达旦。约纣王三十年，周军行孟津之誓。纣王派出军队在牧野进行抵抗。周历二月二十二日甲子那一天 ，纣王的军队被打败，其原因可能与纣王一方前敌部队倒戈有关。纣王逃到鹿台，穿上他的宝玉衣，跑到火里自焚而死。周武王赶到，砍下他的头，挂在白旗竿上示众。
1、孟子
孟子约于齐宣王二年（公元前318年）再游齐国，受到礼遇。齐宣王见到孟子就问：“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孟子回答说：“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无以，则王乎！”
齐宣王想效法齐桓公、晋文公图谋霸业；孟子的政治主张却是效法“先王”，实行“仁政”。他讲的“保民而王”、“制民之产”的道理，虽然注意到了封建地主阶级的长久利益，但并非“富国强兵”的当务之急，从而被看成“守旧术，不知世务” 。
燕王哙因让国给燕相子之，引起燕国内乱。公元前314年，齐宣王乘机派兵伐燕，只用了五十天就大获全胜。齐宣王对孟子说：“诸侯多谋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说：“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谋于燕众，置君而后去之，则犹可及止也。”
宣王不听，“燕人畔”。王曰：“吾甚慙于孟子。”孟子对齐宣王的进言很多，并未见用。他本来打算依靠齐宣王来推行他的政治主张，但齐宣王只是把他当作一位德高望重的学者来尊重，而不是想实现他那一套政治理想。
孟子也看清楚了这一点，便准备回乡。齐宣王派人告诉孟子：“我欲中国（国都中）而授孟子室，养弟子以万钟，使诸大夫国人皆有所矜式。”这实际上是把孟子当作一块招牌，博得尊贤重士的名声。
2、范仲淹
天圣七年（1029年），仁宗十九岁，章献太后（宋真宗章献皇后）依然主持朝政。
冬至，仁宗准备率领百官在会庆殿为太后祝寿。范仲淹认为这一做法混淆了家礼与国礼，就上疏仁宗说：“皇帝有事奉亲长之道，但没有为臣之礼；如果要尽孝心，于内宫行家人礼仪即可，若与百官朝拜太后，有损皇上威严”，谏言仁宗放弃朝拜事宜。
上疏奏报内廷，没有获得答复。 范仲淹又上书太后，请求还政仁宗。奏书入宫，再次石沉大海。
晏殊得知范仲淹上疏，大惊失色，批评他过于轻率，不仅有碍自己的仕途，还会连累举荐之人。
范仲淹据理力争，并回写一封长信（《上资政晏侍郎书》），详述自己做法的缘由，申明自己的政治立场：“侍奉皇上当危言危行，绝不逊言逊行、阿谀奉承，有益于朝廷社稷之事，必定秉公直言，虽有杀身之祸也在所不惜。
“忧患”意识是我国古代思想文化的特色之一，内容丰富，影响深远。关于古代“忧患”意识，已有不少学人作过研究，现在有条件对此进行归纳。同时在某些观点上加以深化，例如关于“忧患”意识的历史分析，就是一个有意义的问题。
道德情操的表述
我们打开先秦、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典籍，可以看到，当时“百家争鸣”中的各个学派几乎都有它们自己的忧、乐观。例如孔子这样表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学而》)不注重道德品质的提高，不切磋学问，不按道义的原则去行动，有了过错不能及时改正——这些就是他目睹春秋末期现实状况而产生的忧虑。
与“忧”相对的是“乐”。孔子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论语·学而》)经常看到并且宣扬别人的长处和优点，结交有高尚品格的朋友，踏踏实实地培育自己的德行——这三种就是对人有益的快乐呀。
孔子的“忧”与“乐”主要指“君子”体现在学业和品行上的高尚情操。他夸赞自己的学生颜回：颜回身居陋巷，生活艰苦，在“人不堪其忧”的状况下能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实在是贤明的君子！孔子说自己“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论语·学而》)。这些论述发人深省，它们奠定了中国古代人文精神的理论基础。孔子为人的思想感情提出了道德标准，而情感与道德的结合就称之为高尚的情操。对于人的道德情操的重视，正是中国历史文化的显著特点之一。
“忧患”——人生价值观的核心
战国中期，儒家思想发展到孟子的时候，“忧”与“乐”逐渐具有了理论形态，成为儒家人生哲学的主要内容。它超越了个人道德情操的范围，带有理论的抽象性和普遍性。因此，所谓“忧患”意识便成为人生价值观的简洁表述。
孟子从历史中举出若干有成就的人，说明他们都是从忧患和痛苦中磨练出来的。比如，舜出身于农家，后来成为一国之君；胶鬲这个人遭遇战乱，以贩卖鱼盐为生，后来周文王提拔了他，为周朝做出了很大贡献；孙叔敖隐居在海滨，楚庄王推举他做令尹，有很大的政绩。这些事例说明，对于人来说，如果没有“忧患”的磨练，没有失败教训的反思，要培养出刚强意志、奋发精神，那是不可能的。孟子将这些道理提到人生哲学的高度加以总结，写出了自古以来中国人都熟知的一句名言：“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孟子·告子·下》)，忧患足以使人生存发展，安乐足以使人沉沦死亡。这是多么深刻的人生哲理！
在孟子看来，仅仅懂得“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的道理是不够的。有大志的人应当在此人生哲学的指导下勇于实践，勇于开拓，善于总结经验教训。为此，孟子说了一段很有教育意义的话，其大意是：一个人要挑起重担，他的身体和思想都要经受长期的锻炼，饥饿、困乏经常袭来，思想矛盾经常发生，不如意的事经常遇到。这样，只有这样，才能坚定他的意志，提高他的能力，使他更加冷静、成熟……(参看《孟子·告子·下》)
在孟子看来，人们在“忧患”中磨炼，最重要的是，培育一种基于高尚理想和志向的精神。他称之为“浩然之气”或“正气”。这不是天生的，要靠后天的培育。“正气”的长期积累，才能使人实现自身的价值，并逐渐达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高度。可以看出，孟子关于人生价值观的论述，以“忧患”意识作为起跑点，而“大丈夫”则是力争达到的目标，由此构成了严密的人生哲学体系，在历史上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忧患意识与古代哲学辩证观
“忧患”意识作为中国优秀的文化思想遗产，并不是哪一位先哲从他的头脑中猜想出来的，而是深深地根植于民族文化的土壤，其中便含有哲学理论思维的重要内容。
我国古代哲学辩证观有很高的成就，春秋战国时期许多学派在此领域内都有独特的贡献。例如，道家学派的创始者老子，在《老子》一书中关于事物相反相成的道理作了各方面的论述。他的重要哲学命题是：“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第40章)。“反”即向相反的方面变化。当事物发展到顶点，它不可避免地会向相反的方向转化，而转化到相反的方面以后，还要再向相反的方向转化，以便回到原初的状态。因此，老子所说的“反”含有对立转化和返本复初的两种含义。老子认为“反”才是事物变化的总规律，人们几乎是无法加以抗拒的。因此，“物极必反”成为中国古代人们熟知的名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