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因为什么被贬到岭南？ 苏轼的3次被贬各因为什么原因?
宋哲宗
哲宗绍圣元年(一○九四)四月，章停为相，他首先向苏东坡开刀。苏东坡是贬谪到广东高山大疫岭以南的第一个人。
第一次被贬，1080年，贬黄州。入狱，经多方营救未获死罪，贬至黄州。原因就是苏轼多来年一直反对“新法”，特别是以他豪放的情格，无论在言行、诗词文、行动上，处处都对新法持否定态度。
第二次被贬，1094年，贬惠州。原因是，一直主政启用“旧党”的高氏于1093年去逝，借小皇帝之手全面打击以苏轼为首的“元祐党人”，苏轼被贬的理由很简单，被诬以前起草的文件中有讥斥神宗之语，其实就是一个党争的。
第三次被贬，1097年，贬儋州。原因更简单，为了将旧党（元祐党人）赶尽杀绝，又进行了一次大规模“清洗”，所有被贬外地的元祐党人，根据贬所再向更远之地贬一次，目的就是让他们永无出头之日。因为苏轼在旧党中的地位，当时就已经被贬广东了，再远只能出海，被贬到了海南。
原因如下：
元佑八年(1093年)新党再度执政，他以“讥刺先朝”罪名，苏轼被贬为远宁军节度副使、惠州（今广东惠阳）安置。
年近六旬的苏轼，日夜奔驰，千里迢迢赴贬所，受到了岭南百姓热情的欢迎。苏轼把皇帝赏赐的黄金拿出来，捐助疏浚河流，并修了一条长堤，，人们欢庆不已。
扩展资料：
苏轼三次被贬过程
苏轼第一次被贬是因为熙宁变法。宋神宗上台后让王安石做了宰相，王安石大力推行熙宁变法。变法的目的，是为了改变宋朝当时财政困难、民穷兵弱的局面，摆脱落后挨打的境况。这本是一件好事，但是由于急于求成，对推行变法的官吏过于苛责，导致许多官吏在其中浑水摸鱼，鱼肉百姓。
这时的苏轼正在基层做着一个小官，苏轼对百姓的痛楚有了切身的体会，所以对这个变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建议。当时的宋神宗着急看到成果，自然不喜苏轼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这种事情被御史们看出来了，为了讨好皇帝，御史们无中生有的想陷害苏轼。
他们细细的看了苏轼以往的文章和诗词，为苏轼安了些莫须有的罪名。特别是从苏东坡的奏表《湖州谢上表》，还有诗歌《王复秀才所居双桧二首》中，找到了苏东坡一些发牢骚的句子，以讥谤皇帝、攻击新法的罪名，弹劾苏东坡，苏东坡因此入狱，坐了一百多天的牢，史称“乌台诗案”。
出狱后，苏轼就被贬到了黄州。其实苏轼本人并没有反对王安石的变法，仅仅只是为变法提出了些建议，便落得如此下场。苏轼本人和王安石的私交一直不错，他也钦佩王安石的才华和能力，事情做后弄成这样，这能说是苏轼运气不好了。
苏轼第二次被贬是因为得罪了新宰相章惇。宋哲宗启用章惇为相，章惇上台后恢复新法，对以前持反对态度的人非常的痛恨。苏轼又因为“乌台诗案”被牵连，被章惇怪罪，从而把他将苏东坡贬至岭南惠州，为宁远军节度副使。
苏轼第三次被贬也是因为章惇。当时苏轼在惠州，即使是被贬，苏轼也是悠闲自得，他曾作诗曰：“为报诗人春睡足，道人轻打五更钟。”多么的悠闲自在！
但是苏轼过得好却让章惇不高兴，他想看到的是苏轼过得凄苦，所以 又把当时已经61岁的苏轼贬到了海南的儋州。当时的海南是荒芜的外化之地，基本没有人烟。后来的苏轼在回京的路上死了，享年65岁。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苏轼
苏轼于1079-1084年1月被贬黄州,共4年零2个月。
元佑八年(1093年)新党再度执政,他以“讥刺先朝”罪名,贬到惠州(今广东)再贬到儋州(今海南省儋县)
“乌台诗案”是元丰二年发生的文字狱，御史中丞李定、舒亶等人摘取苏轼《湖州谢上表》中语句和此前所作诗句，以谤讪新政的罪名逮捕了苏轼，苏轼的诗歌确实有些讥刺时政，包括变法过程中的问题。但此事纯属政治迫害。
[编辑本段]乌台诗案始末介绍
乌台指的是御史台，汉代时御史台外柏树很多山有很多乌鸦，所以人称御史台为乌台，也戏指御史们都是乌鸦嘴。
北宋神宗年间苏轼因为反对新法，并在自己的诗文表露了对新政的不满。由于他当时是文坛的领袖，任由苏轼的诗词在社会上传播对新政的推行很不利。所以在神宗的默许下，苏轼被抓进乌台，一关就是4个月，每天被逼要交代他以前写的诗的由来和词句中典故的出处。
由于宋朝有不杀士大夫的惯例，所以苏轼免于一死，但被贬为黄州团练。
元丰二年（1079）三月，苏东坡由徐州调任太湖滨的湖州。他作《湖州谢上表》，其实只是例行公事，略叙为臣过去无政绩可言，再叙皇恩浩荡，但他在后又夹上几句牢骚话：
“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句中“其”为自称，他以自己同“新进”相对，说自己不“生事”，就是暗示“新进”人物“生事”。古代文人因为客观环境使然，总是习惯于在谴词造句上表现得十分微妙，而读者也养成一种习惯，本能地寻求字里行间的含义。比如御史台里的“新进”们。六月，监察御史里行何大正摘引“新进”、“生事”等语上奏，给苏轼扣上“愚弄朝廷，妄自尊大”的帽子。明明是苏轼在讽刺他们，而他们反说苏轼愚弄朝廷。偷梁换柱正是小人们的惯技。这里还有一点背景，王安石变法期间，保守派和变法派斗争激烈，两派领袖分别是两位丞相司马光和王安石，因前者给后者的长信中有“生事”二字，于是“生事”成了攻击变法的习惯用语；“新进”则是苏轼对王安石引荐的新人的贬称，他曾在《上神宗皇帝》书里说王安石“招来新进勇锐之人，以图一切速成之效”，结果是“近来朴拙之人愈少，而巧进之士益多”。后来正是曾拥护过王安石的“巧进之士”吕惠卿把王安石出卖了，使其罢相。
朝廷的公报是固定按期出版的，相当于现在的官方报纸，苏轼的文字照例惹人注意，这次谢恩表，使那些“新进”成了读者心目中的笑柄。而他们恼羞成怒，必然对苏轼进行报复，同时也是借新法谋私利、打击异己的一个步骤。
但单凭《湖州谢上表》里一两句话是不行的。偏偏凑巧，当时出版了《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给御史台的新人提供了收集材料的机会。监察御史台里行舒亶（“檀”去“木”，念“胆”）经过四月潜心钻研，找了几首苏轼的诗，就上奏弹劾说：
“至于包藏祸心，怨望其上，讪渎漫骂，而无复人臣之节者，未有如轼也。盖陛下发钱（指青苗钱）以本业贫民，则曰‘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课试郡吏，则曰‘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陛下兴水利，则曰‘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盐碱地）变桑田’；陛下谨盐禁，则曰‘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其他触物即事，应口所言，无一不以讥谤为主。”
前面的人说的好像都是乌台诗案，乌台诗案后，苏轼被贬黄州。
苏轼被贬岭南是被贬到了惠州。原因是宋哲宗当政，他对苏轼很不满，先后将他贬到定州、英州、惠州和海南。
苏轼于1079-1084年1月被贬黄州,共4年零2个月。
元佑八年(1093年)新党再度执政,他以“讥刺先朝”罪名,贬到惠州(今广东)再贬到儋州(今海南省儋县)
苏轼再变法上是个顽固派，他是坚决反对王安石变法的，然而当时新政正红，并且王安石的地位是很高的，所以称不上政治陷害，新政要想发行，不除去顽固分子是不行的，从这一点上看，苏轼的被流放很正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