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筠的文学成就
王筠的文学创作活动与萧梁立国相始终，具有重要的文学史地位；作为昭明集团的重要成员，他的命运也随着梁代政治的变迁而时有起落。王筠在唱和诗创作中确立了同韵自和方式；在闺情题材方面与沈约、萧统的风格接近，具有语言清丽、音声婉转、风格柔婉细腻、长于经营末句的特点。其“一官一集”体是按任官顺序编定编年体系列文集的典范，开创了文集体例史上的一个重要类型。王筠，自天监三年(504)起家，至普通元年(520)丁母忧去职，是王筠入仕后的第一个阶段。此前他已享有文学声誉，“幼警寤，七岁能属文，年十六为《芍药赋》，甚美”。23岁释褐为中军临川王宏行参军，迁太子舍人，侍从幼年的昭明太子，踏上近30年的追随历程。天监六年，任南徐州刺史豫章王综主簿，参与神灭与神不灭的大论战；随着沈约迁尚书令、行太子少傅，又除尚书殿中郎，与之建立起密切的文学交往。此数年间，王筠在府、宫、朝之间不断迁转，关键即是文学。殿中郎用人首重文学，梁武帝曾指出：“此曹旧用文学，且居鹪行之首，宜详择其人。”但因职非清要，素为琅琊王氏所轻。王筠态度却很积极，传曰：“王氏过江以来，未有居郎署者，或劝逡巡不就。筠曰：‘陆平原东南之秀，王文度独步江东，吾得比踪昔人，何所多恨?’乃欣然就职。”他引陆机、王坦之故事为受职依据，倾向于以文华著称的陆机，所谓“何所多恨”显示出他作为文人的价值取向。天监十三年十二月六日，释宝志卒于建康，武帝于十四年八月将其葬于钟山独龙阜开善寺，并敕“王筠勒碑文于寺门”，时王筠已迁为中书郎。另外，王筠在天监十三年至普通元年十月间又曾以中书郎兼湘东王绎府国郡事。此期累官至太子家令，复掌东宫管记，直到母亲亡故。16年间，王筠累佐强藩，侍从东宫，又自尚书至中书，在40岁前班升七阶，仕途平顺，虽居官不高，却职属清要，尤其在文学方面比较活跃。但在政治上与晋安王萧纲却始终未见关联，埋下了很大的隐患。王筠仕途的第二个阶段以居丧复起始，至出守临海被讼落职终，历时10年。普通六年(525)，王筠以吏部郎复职，约在大通初(527)迁太子中庶子，再人为昭明僚属，又相继领羽林监及步兵校尉，中大通二年(530)迁司徒左长史。就在此时，变故突降，三年四月乙巳，昭明太子薨；五月庚寅葬安宁陵，诏王筠为哀册；丙申立萧纲为太子，七月乙亥临轩策拜，政局的重大转折令玉筠的人生随之发生变迁。王筠入侍东宫以来，主宾融洽，备受礼敬，故在昭明卒后，尚被敕撰哀册，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萧纲继立，王筠自东宫出守临海，人生走入低谷，诗风在圆转流美的追求上流露出“穷而后工”之貌。王筠此前历事临川王宏、豫章王综、湘东王绎，但普通六年豫章王叛魏，次年临川王薨；昭明卒时，湘东王年方弱冠，故当东宫易主时，王筠的政治基础已经崩溃。昭明逝后，萧纲排斥王筠的迹象甚为明显，如中大通后期完成于湘东王雍府的《法宝联璧》一书就与王筠无关，而参撰诸臣中不乏昭明旧属，且王筠尚是佛徒；其在中大通五、六年间还朝时，又因侵刻被劾。自大同元年王筠二次复起至萧纲即位前，始终未能再入东宫。临海属扬州，至中大通三年六月，扬州刺史仍是萧纲，王筠出至临海，显为萧纲之意，种种迹象都应是王筠与萧纲长期疏离隐患爆发的结果。王筠在大同元年(535)二月二次复起，走过一段较为畅达的仕途之后，于侯景之乱中惨淡谢世。这最后的16年是王筠文学创作的成熟期，但连绵的战火将他的成就永远尘封在久逝的历史之中。王筠先复起为绍陵王纶长史，萧纶三年正月出任江州刺史，王筠方出府迁秘书监，随后历太府卿、度支尚书，数年间已渐近权力中枢。大同七年，这一不断上扬的升迁之旅又遇到了一次挫折，萧介出任侍中，阻断了王筠的入相之路。至再徙为光禄大夫，复迁云骑将军、司徒左长史时，巳至中大同元年(546)。太清三年(549)五月，萧纲即位；六月立长子宣城王大器为太子，以王筠为詹事。太子詹事为东宫职僚之首，任总宫、朝，是王筠一生居官的顶峰，依当时情势，虽有临危受命意味，亦只是备位而已。大宝元年，有盗夜入其宅，王筠因惊惧坠井而卒，终年69岁。王筠少负才名,深受沈约的赏识,认为超越时人，并以谢□所说好诗圆美流转如弹丸来称赞王筠的诗。在太子府中任职时，常和著名的文人刘孝绰、陆□、到洽、殷芸等游宴酬唱。他勤奋好学，自称少好书，老而弥笃，虽偶见瞥观，皆即疏记，手抄经、史、子书百余卷。《梁书·王筠传》说他16岁即写作《芍药赋》，后来又奉□撰《开善寺宝志大师碑文》，词句丽逸，但二文均已不传。他另外一篇为人嗟赏的《昭明太子哀册文》,见于《梁书·昭明太子传》,虽然不免有谀辞，但在同类文章中，还是比较可读的一篇。他的诗讲究声律，注意用字，一些写景的诗篇也偶有佳句。王筠晚年自编文集,以历任官职为集名,有《洗马》、《中书》等集 100卷。今存张溥辑《王詹事集》，收在《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沈玉成）
1.文献老化规律的计量研究 辽宁师范大学科研项目 1998-19992.数学史教育综合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数学天元基金项目 2000-20013.数学思想传播综合研究 辽宁省教育厅科研基金项目 2001-2002
一官一集
文集体例不仅是作品的编排方式，更是作家对文学创作的性质与过程的理解与记录方式。王筠对文学史的一大贡献，是确定了以仕历为断限，按任官顺序编定系列文集的体例，即“一官二集”体，依此编成的8部文集，包括《洗马》、《中书》、《中庶子》、《吏部》、《左佐》、《临海》、《太府》各10卷，及《尚书》30卷。其意义是突破以文体类型为撰集标准的作法，在“一官一集换头衔”的架构下，以任官的时空线索编集作品，在一集之中及各集之间建构起作家的创作编年史，使文集成为一生居官为文之迹的记录，这是文集体例史的创新。
文集编集体例起于梁代。《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八别集类叙称：“集始于东汉。……其区分部帙，则江淹有前集，有后集；梁武帝有诗赋集，有文集，有别集；梁元帝有集，有小集；谢胱有集，有逸集；与王筠之一官一集；沈约之正集百卷，又别选《集略》三十卷者，其体例均始于齐梁，盖集之盛，自是始也。”上举诸集除主筠外，以文体类型为主要编撰方式，或为全集与选集；或为后人补辑，多无编年特征。只有江淹前、后集是各录建元初以前与永明以后诗文而成才有大致的时间区分。因此，主筠按“一官一集”原则编成的8种文集是一个更大的发展，它对创作历程的划分更细致，体现的变化更清晰，自觉意识更强烈，正如宋祁所云：“每官各为一集，独有王筠。由是而观之，其有意乎作者之事矣!”王筠集更是一部梁代文学编年史，它的散佚不仅是王筠的损失，更是梁代文学研究的损失。“一官成一集，诗学源流正”，这一创举引来历代追随，以对《临海集》的模仿最突出，用所经历或任官地名取代官名为命集之例，使文集的编年纪行特征更鲜明，“一官成一集，尽付古河头”，一生行迹，开卷了然。如《浩然斋雅谈》卷上：“坡翁谓陈师仲曰：‘足下所至，诗但不择古、律，以日月次之，异日观之，便是行记。’”合于此体的，唐人有郑谷《云台编》、《宜阳集》二种，《四库全书总目》集部二《云台编》提要称其“乃随时裒订，分帙各行者”；宋人仿效最夥，杨亿“所著括苍、武夷、颍阴、韩城、退居、汝阳、蓬山、冠鳌等集，内外制刀笔，共一百九十四卷”皆属此类；杨万里有《江湖集》、《荆溪集》、《西归集》、《南海集》等9种，是仕途迁转记录与诗风变化之迹的结合，即“杨诚斋诗一官一集，每一集必一变”。范成大也是一个显例，“初效王筠一官一集，后自裒次，为《石湖集》一百三十六卷”，包括《骖鸾录》、《桂海虞衡志》及《吴船录》等，有“一官一集之传远，尚得垂身后之名”的称誉。徐铉《骑省集》与苏辙《栾城集》、《栾城后集》、《栾城第三集》，以及陶弼《邕州小集》、陆游《剑南诗稿》、洪皓《鄱阳集》、董嗣果《庐山集》与《英溪集》等皆属此类，沿至明清，足见文人对此体的钟爱。
诗艺特色与“能压强韵
王筠一生经历未广，与社会下层很少接触，多沙限制了视野，未能树立起独树一帜的个性化诗风，其个人特色恰恰与主流文学风气有关。其诗以应和酬唱为多，有五言20首、四言1首，重对偶，用典密，句式整饬，有板滞、堆砌之病。《古诗镜》卷二三评其《寓直中庶坊赠萧洗马》曰：“王筠下语方整如砌，绝少气韵流动，‘霜被守宫槐，风惊护门草’，此是小儿排语。”即指这类作品的不足。这与王筠以学识为诗的倾向有关，其“清静好学”，《自序》又讲到一生苦读并手抄经史子集的情况；且与王筠唱和者，主要是梁武帝、萧纲及士族名流，其诗难免有借隶事以炫博、因对偶以求工的特点，与沈约、任唠等人情形非常接近。但这类诗体现了王筠与永明文学的渊源，以及艺术技巧上的特点。
王筠在齐末开始创作，却与永明文学渊源深厚。祖父王僧虔与族叔王俭不长于文学，但对永明文学都有影响，特别是作为永明体奠基人的，王融是他的从兄弟。王融母为谢惠宣女，王筠少时又与谢览、谢举兄弟交好。永明文坛宿将刘绘与王融是内亲，故王筠与刘孝绰兄弟也是世交兼同道；加之沈约对青年王筠的提携褒奖，都是造就王筠诗风的重要条件。沈约说“自谢胱诸贤零落已后，平生意好殆将都绝，不谓疲暮，复逢于君”，视之为永明文学的传人。在应和酬唱领域，王筠开创了“能压强韵”的同韵自和技巧，对永明文学重声律的特点有所发展。王筠作诗以长于声韵为突出特点，王、沈之交，就建立在善于运用声韵调和诗歌音乐美的基础之上，传云：“约制《郊居赋》，构思积时，犹未都毕，乃要筠，示其草。筠读至‘雌霓(注：五激反)连蜷’，约抚掌欣抃曰：‘仆尝恐人呼为霓(注：五鸡反)!’……约曰：‘知音者希，真赏殆绝，所以相要，政在此数句耳!”’案此乃善于辨声之显证。《古今通韵》卷三“霓”字注：“范蜀公镇曾召试学士院，其诗用‘彩霓’字，学士判为失韵，引沈约《郊居赋》‘雌霓连蜷’作入声读为据，当时士子为之愤口。司马文正公光曰：‘约赋但取声律便美，非霓不可读平声也。’……盖以赋句为‘驾雌霓之连蜷’，连五字平，为不谐叶，故云。原非谓‘霓’柢读‘臬’，不读‘倪’。”案司马光是说，在“驾雌霓之连蜷”中，除“驾”属去声外，余五字连平，有失谐美；王筠将平声八齐的“霓”读为人声，便使全句语流平中见折，吞吐有致。关于永明文学重视声律的记载中很少有如此生动具体的事例，只有王筠长于借助音声变化营造诗歌的节奏美，才能在初见草稿即能有此出色表现。谢胱的“好诗圆美流转如弹丸”一语出自王筠传也绝非偶然，所谓“圆美流转”，以语言流畅、声韵协调为标志，正是沈约对王筠诗歌的一贯评价，“语如转弹逢真赏”，《报王筠书》称道其诗“声和被纸，光影盈字；……会昌昭发，兰挥玉振。克谐之义，宁比笙簧”，故“擅美推能，实归吾子”，与论谢诗“调与金石谐”相一致，体现了沈约对王、谢在诗美追求共通性的认识，这是王筠在唱和诗创作中形成“能压强韵”特色的基础。
晚唐以前，“强韵”一词独见于《梁书》王筠传，日：“筠为文能压强韵，每公宴并作，辞必妍美。”应是对王筠诗歌艺术特点的普遍看法。“能压强韵”的特点在天监前期已经形成，出在“公宴”之际，又当与唱和时的用韵方式有关。宋孙何汉曰“压强韵，示有余地”，宋祁说“已轻安仁为老声，更恼王筠赋强韵”，均极言其难，也应是《梁书》记载的本意。由于唐前文献没有说明“强韵”的内涵，须从后来用例探其原意。对“强韵”一词的使用首见于晚唐，以宋人使用最多，所有诗例皆涉及与用韵相关的三种唱和方式，即出韵、叠韵与分韵。先是出韵，即李商隐称“呼唱首曰强韵”；另如皮日休《寒夜文宴联句》“清言闻后醒，强韵压来艰”与黄滔“强韵押难，非才颇愧”二例。宋有苏轼《广停萧大夫借前韵见赠，复和答之》“赠我皆强韵”与陈师道《和舅氏公退言怀》“追陪强韵愧难过”等例。出韵难押，《金玉诗话》“押簁字”条载王师炅戍江左，有人夜梦女子在空中以巨簁簁物，落地者都将死于战乱，其中就有徐锴，后果知徐锴已死于围城之中；此后“王文公兄弟在金陵，和王微之哲《登高斋》诗，押‘簁’字，平甫曰：‘当时徐氏擅笔墨，夜围梦堕空中簁。’此事奇谲而盘屈，强韵中可谓拽虎手也”，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当然，若酬唱者次韵相和，原韵更是强韵，如陈造《次韵王签判二首》“新诗出强韵”。其次是叠韵，即诗人同韵自和。范成大《复次前韵呈时举》所次“前韵”者，指其《招……耿时举避暑，次时举韵》诗，有“赓诗代仆呐，非敢玩强韵”句，知为次韵自和。第三是分韵，有蔡襄《忆弟》“酒酣襞纸探强韵”等例。
“强韵”内涵又可用王筠诗来验证，叶梦得《玉涧杂书》说：“唐以前人和诗，初无用同韵者，直是先后相继作耳。顷看《类文》，见梁武同王筠《和太子忏悔》诗，云仍取筠韵，盖同用‘改’字十韵也。诗人以来，始见有此体。筠后又取所余未用者十韵别为一篇，所谓‘圣智比三明，帝德光四表’者，比次颇新巧。古诗之工，初不在韵，上盖欲自出奇，后遂为格，乃知史于诸文士中独言筠善押强韵以此。”这对明确“强韵”的内涵有很强的指导性。中大通三年九月，萧衍父子与王筠唱和，萧纲作《蒙豫忏悔诗》，武帝及王筠各以《和太子忏悔诗》与《和皇太子忏悔诗》一首相酬，即“梁武同王筠《和太子忏悔》诗”，今三诗俱存，在用韵上没有关系。但王筠尚有《奉和皇太子忏悔应诏诗》，其小序记载第二轮唱和的情况说：“《奉和皇太子忏悔诗》，仍上皇宸极，口口圣旨即疏降，同所用十韵。私心庆跃，得未曾有，招采余韵，更题鄙拙。”武帝据王筠诗韵另作一首，即“同所用十韵”，也即叶氏所说“仍取筠韵，盖同用‘改’字十韵”。接着，王筠“招采余韵，更题鄙拙”，又作《奉和皇太子忏悔应诏诗》。在此两轮唱和中，王筠出韵，梁武同韵相和，王筠同韵自和。按王筠《和皇太子忏悔》今存“改、采、罪、海、待”五韵，《奉和皇太子忏悔应诏诗》则用“海、在、殆、凯、宰、彩、怠、倍、徘、彩”十韵，皆属“十贿”部；除“海”、“彩”重出外，与筠序所称“招采余韵”合，也与叶氏所说“筠后又取所余未用者十韵别为一篇”者合，即王筠以同韵自和是事实，只非次韵而已。武帝和诗已佚，但叶氏据《类文》对第二轮唱和的描述与筠序一致，则武帝以同韵相和亦是事实。因知所谓“能压强韵”，至少指王筠长于叠韵；同韵相和则创自武帝，“诗人以来，始见有此体”，叶氏未加甄别，“上盖欲自出奇，后遂为格，乃知史于诸文士中独言筠善押强韵以此”的判断失之含混。至于以出韵和分韵为强韵则是后来理解，梁代尚无此意；特别是当时盛行的分韵赋诗风气应与王筠无关。在唱和诗中强化用韵的地位，在当时是一种新奇的技巧，在诗史上是对唱和诗创作方法的重要贡献。《蔡宽夫诗话》说：“前史称王筠善押强韵，固是诗家要处，然人贪于捉对用事者，往往多有趁韵之失。”但已是另一个话题了。《唐诗纪事》卷六四称“《梁书》云：昭明善押短韵，吴均善押强韵”一语，显然也是错误。
王筠应和酬唱诗的成就不高，但与吴均的唱和组诗《和吴主簿》六首与所擅长的闺情题材与柔婉风格相通，又是一番面貌，另有渊源。王筠还有五言诗23首，包括乐府古题7首；另有七言乐府、六言、楚歌各1首，及杂言2首，多是闺情与咏物题材。若将《和吴主簿》按题材纳入，则闺情诗是王筠诗美风格与成就的主体，很少专事写景，大多语言清新秀丽，音声婉转，风格柔婉细腻；尤长于经营末句，有余音袅袅、风情摇曳的韵味。《诗品》说沈诗“长于清怨”，文辞工丽，善写恋情，对王筠有所影响；王筠又在《哀册文》中说萧统“属词婉约，缘情绮靡”，也是自评。如《闺情》：“月出宵将半，星流晓未央。空闺易成响，虚室自生光。娇羞悦人梦，犹言君在旁。”刻画思妇好梦初醒，犹自回味的刹那心理；以空闺成响，虚室生光表现思极入幻的感受，表现力很强。《三妇艳诗》日：“大妇留芳褥，中妇对华烛。小妇独无事，当轩理清曲。丈人且安卧，艳歌方断续。”格调雍容轻缓，寓艳于质，深得汉魏乐府的神韵。《春游》云：“丛兰已飞蝶，杨柳半藏鸦。物色相煎荡，微步出东家。既同翡翠翼，复如桃李花。欲以千金笑，回君流水车。”借物象之春色喻少女春情萌动的情态，手法亦不俗。《杂曲二首》其二：“可怜洛城东，芳树摇春风。丹霞映白日，细雨带轻虹。”以工丽的景句结篇，颇有唐人五绝风韵，《竹庄诗话》卷三引《乐府录》日：“此篇叙景，不言意而意自彰耳。”《东阳还经严陵濑赠萧大夫》曰：“子陵洵高尚，超然独长往。钓石宛如新，故态依可想。”句法顺接流走，古意盎然。《向晓闺情》表现长夜相思的羞恨，《五日望采拾》倾诉对恩光应接的期待，以及《苦暑》对清旷神情的刻画，无不宛转动人。尤以《行路难》最为突出：“千门皆闭夜何央，百忧俱集断人肠。探揣箱中取刀尺，拂拭机上断流黄。情人逐情虽可恨，复畏边远乏衣裳。已缫一茧催衣缕，复捣百和裹衣香。犹忆去时腰大小，不知今日身短长。裲裆双心共一袜，柏复两边作八裰。襻带虽安不忍缝，开孔裁穿犹未达。胸前却月两相连，本照君心不照天。愿君分明得此意，勿复流荡不如先。含悲含怨判不死，封情忍思待明年。”描述思妇在秋夜为游子制衣时心理与情感的变化，情致宛转，音节和畅，与曹丕(燕歌行》风调相近。“犹忆”一句以下，杨慎《升庵集》卷五七“王筠咏边衣”条曰：“数句叙裁衣，曲折纤微，如出缝妇之口。诗至此，可谓细密矣。”晚年杜甫据此作《百忧集行》新题，又写下“悲见生涯百忧集”句，可谓心有戚戚焉。“裲裆”句本是对少妇借衣传情心态的描写，段成式在《嘲飞卿》其四中与乐府名作《陌上桑》同用，以“见说自能裁柏腹，不知谁更著帩头”讥刺妓女之假意虚情；清陈世祥则效其笔法，细刻佳人自制春衫的经过，谓“一抹双心，两当八撮，曾入诗人体贴间”，也深得原诗三昧。这些诗贴近闺阁生活，体情细微，又绝不轻薄，应是梁代前中期的作品。另外，《(嘲)刘孝绰元广州景仲座见故姬》与《摘安石榴枝赠刘孝威》二诗诗意分别出自古诗《上山采蘼芜》和《古诗十九首·庭中有奇树》，《和吴主簿》等诗的意象、句法也与汉魏文人五言诗有关，这种风格倾向可以归到与昭明集团的渊源上。
还要提及的是，陈绎元《诗谱》称沈约、何逊、王筠等人的诗是“律诗之源，而尤近古者”。从用韵的特点来看，《楚妃吟》平入通押，《赠萧大夫》、《三妇艳诗》全用仄韵，《韵补》卷四“灵图白玉检”与卷五“烧山多鬼怪”二首是去入通转的例证，但《闺情》、《杂曲二首》其二与《春游》却全押平声韵，丝毫不紊，仍体现出王筠长于声韵的特点，这显然是着意锤炼的结果，是唐律的先声。王筠对诗体也有创新，《草木十咏》是较早的连章体咏物诗；《楚妃吟》则颇类词体，《诗纪》卷一五一称“王筠《楚妃吟》句法极异，……大率六朝人诗风华情致，若作长短句，即是辞也”，当是南朝乐府与词体关系之一证。
在王筠存诗中，像《侠客行》那种英挺豪放的风格自是别调，若《早出巡行瞩望山海》一般略具“穷而后工”意味的作品也是峥嵘乍现，总体上仍是一个主流诗人，易为文学史家所忽略。但上述问题对理解当时文坛面貌仍有帮助，应给予必要的讨论。
南朝梁藏书家、文学家。字元礼，一字德柔。祖籍琅邪临沂（今属山东临沂）人。王僧虔之孙。曾任昭明太子萧统的属官。仕梁为中书郎，出为湘东王长史，还朝为太子家令。又出为临海太守，还京，累迁秘书监、太府卿、度支尚书、光禄大夫、司徒左长史等官，为官不仁，恣意贪取。侯景之乱，坠井而亡。然为文被沈约推崇为“晚来名家，唯见王筠独步”。富于藏书，自称“少好书，老而弥笃，虽偶见瞥观，皆即疏记”，手抄经、史、子书百余卷，及《周官》、《仪礼》、《国语》、《尔雅》、《山海经》、《本草》等，并再抄子史诸集皆一遍。未尝请人帮忙，并躬自抄录，凡40余年不间断。《梁书·王筠传》说他16岁即写作《芍药赋》，词句丽逸。藏书家沈约，是梁一代的辞宗，然而每见王筠文章，咨嗟吟咏，自叹不逮。曾对他说：“昔蔡伯喈见王仲宣称曰：‘王公之孙也，吾家书籍，悉当相与’。仆虽不敏，请附斯言。自谢朓诸贤零落已后，平生意好，殆将都绝，不谓疲暮，复逢于君。”于是，沈约于郊居宅造阁斋，他献上《草木十咏》，题写之于墙壁之上。沈约晚年，亦仿蔡琰赠书王粲之举，将其大部分藏书赠与了他，使其藏书益富。著作有《洗马》、《中书》等集。今存张溥辑《王詹事集》，收在《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