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两次国共合作中,中共的历史地位和历史影响有何不同? 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有何历史意义？

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历史意义何在~

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历史意义：
1、国共合作的形成，加快了中国革命前进的步伐；
2、北伐战争的迅猛发展，威慑了帝国主义列强和北洋军阀；
3、党大大地拓展了成员数量和组织，建立了一定数量的工农武装；
4、合作失败后，使党开始成长成熟，懂得了进行土地革命和掌握革命武装的重要性。
5、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标志着国共两党合作的实现和革命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后来，全国反帝反封的国民革命运动迅速开展起来，北伐战争就是其中之一。
国共合作团结了一切可团结的阶级，共同反帝反封，壮大了革命力量，但是，由于党的不成熟，轻易地放弃了武装，导致后来的反革命事变。

扩展资料：
国共第一次合作背景：
1922年8月，共产国际提出了对国共合作的构想，中国共产党的所有活动必须以共产国际“二大”关于殖民地问题的决议为基础。
共产国际认为，国民党是一个革命的政党，这个政党坚持辛亥革命的使命，并渴望建立一个独立的中华民国；共产党人为完成他们的任务，必须在国民党内部和在工会中组成属于他们自己的团体。
1922年8月28日至30日，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举行特别会议，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高君宇以及马林、翻译张太雷出席了会议。
对于共产党是否加入国民党的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最后服从共产国际的决定，通过了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提议。
西湖会议后，马林、陈独秀、李大钊等在上海分别拜会了孙中山，介绍了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决定。李大钊和孙中山讨论“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之问题”和两党联合问题。
孙中山从屡次失败中认识到，单靠国民党是无力实现革命任务，必须联合新的革命力量，因而确定了同中国共产党的合作。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共三大在广州举行。
大会通民党的联合战线采取党内合作的形式，“共产党党员应加入国民党”，“努力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与全中国，使全中国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会议通过了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承认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
大会通过的宣言、党纲、党章等，体现了孙中山把旧三民主义转变为新三民主义。大会选出中央执行委员25人，其中有共产党员李大钊、谭平山、于树德3人。这次大会标志着国共合作正式形成。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第一次国共合作

促成了全国人民空前的大团结，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第一次国共合作：中共基本上处于被领导地位，主要放弃了领导权，结果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几乎被当时的国民党摧毁
第二次国共合作：中共政治上基本保持独立性，尤其是人民军队的独立性，结果在八年抗战中逐渐发展了自己的革命力量，为以后解放全中国打下了基础

第一次合作即大革命时期的国共合作，共产党处于从属地位，放弃了对革命和革命武装的领导权，致使在汪蒋发动反革命政变时，束手待毙毫无反抗能力。革命力量遭受重大损失。
第二次国共合作，共产党始终坚持对革命和革命武装的领导权，领导全国人民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取得了八年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第一次国共合作，即在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同中国国民党首次建立的合作。
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与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参加与帮助下，孙中山在广州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大会通过了共产党人起草的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内容的宣言，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从而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大会选举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共产党员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林祖涵、瞿秋白等10人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或候补执行委员，约占委员总数的1／4。会后，在国民党中央党部担任重要职务的共产党员有：组织部长谭平山，农民部长林祖涵，宣传部代理部长毛泽东等。随后，全国大部分地区以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为骨干改组或建立了各级国民党党部。这样，国民党就由资产阶级的政党开始转变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联盟，成了各革命阶级的统一战线组织。国民党的“一大”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建立。 以国共两党合作为特征的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加速了中国革命的进程，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出现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但是到了大革命后期，1927年7月，由于蒋介石和汪精卫控制的国民党右派不顾以宋庆龄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的坚决反对，宣布与共产党决裂，发动了“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公开叛变革命，致使第一次国共合作破。

张学良与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囚禁蒋介石，周恩来总理亲临西安与蒋介石谈判，达成一致对外抗日的决定，促使国共第二次合作。
历史意义
内部意义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侵略军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7月8日，中共中央通电全国，号召国共合作和全民族团结，建立民族统一战线，抵抗日本的侵略。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陕北的红军主力和留在南方的红军、游击队分别于同年8月和10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和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 在8年抗战中，中国共产党坚持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全面抗战路线，实行了持久战的战略方针，开辟了广阔的敌后战场，建立了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先后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三次反共高潮。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抗日武装，开展了艰苦卓绝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进行了著名的平型关战役和百团大战等十二万五千余次对敌作战。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中国共产党成为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中流砥柱，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在抗日战争中得到了空前壮大，成为决定中国政治前途的根本力量。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取得了伟大胜利。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确保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政治领导权；坚持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扩大抗日人民武装和抗日根据地，并在根据地内建立“三三制”政权，即在政权人员的分配上，共产党员(代表工人阶级和贫农)、左派进步分子(代表小资产阶级)、中间分子及其它分子(代表中产阶级和开明绅士)大体各占三分之一。针对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中国共产党采取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总方针，执行“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在与顽固派的斗争中，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从而克服了国民党当局制造的反共摩擦，发展和壮大了人民抗日力量，巩固和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保证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对于外国
第二次国共合作无论在酝酿时期还是在合作期间，苏美等国都曾起过积极作用，并一直维持到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以后由于美国的扶蒋反共政策，使国共关系完全破裂。 早在酝酿时期，共产国际和苏联就指示中共应当同其他一切抗日力量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苏联还从中斡旋，为谋求国共两党的重新合作努力。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后，各国从各自不同的利益出发，对事变采取不同的态度。苏联支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美英法等国从需要中国牵制日本维护自身利益出发，也支持和平解决。正是由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才为第二次国共合作提供了前提。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说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中国得了利，日本失了利。 “七七”事变后，中国人民的抗日得到了广泛的国际援助和支持，最终形成了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作为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组成部分，长期得到苏美英等盟国的支持。 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后，两党关系在曲折中发展，国民党先后掀起了三次反共高潮，使两党关系几至破裂。在国内外强大压力下，蒋介石不敢公开中止两党关系。美国对蒋介石施加压力对维护国共合作关系起至关重要的作用。如皖南事变发生后，美国总统罗斯福派特使居里来华对国共关系进行调解，希望两党能团结抗日，居里在重庆与蒋介石和周恩来分别会谈，并向蒋声言："美国在国共纠纷未获解决前，无法大量援助中国" 。以此向蒋介石施加压力，迫使其改善国共关系。 1943年共产国际宣布解散，蒋介石抛出《中国之命运》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在此之后，1944年6月，美国总统罗斯福派副总统华莱士来华与蒋会谈，调解国共两党关系，华莱士说："罗斯福总统曾经谈到中国共产党。罗斯福总统认为，共产党人和国民党的党员终究都是中国人，他们基本上是朋友，'朋友之间总有商量的余地'。""罗斯福总统表示，如果双方不能够一致，他们可以'找一个朋友来'，并且表示他可以充当那个朋友"。蒋介石说美国"不了解共产党对中国政府所构成的威胁，并且过高估计了共产党抗日的作用，" 并提出要政治解决之。可见蒋介石并不是真诚同共产党合作，由于美国的强大压力，使得蒋不能不作出一些让步。 当然，美国调停国共关系是从它自身利益出发的。在抗战胜利前夕，美国也曾就组成联合政府从中斡旋，但在罗斯福总统逝世后，杜鲁门上台，加上苏联红军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伟大胜利，美国的调停就越来越偏向国民党一边，最后推行一套反动的扶蒋反共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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