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子百家中法家的兴起与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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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时期（周秦之际），学者辈出，各着书立说，欲以改制救世。学者不止一人，流派不止一家，着书不止一种，故称之为“诸子”，又谓子“诸子百家”，又谓之“百家争鸣”。官失其守，学术分裂，由天子而诸侯、而私学，乃百家之背景也。《庄子·天下篇》言“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是乃历史与学术之势必所然也。后又以“诸子”名学术思想之一大部类，进而以之名古书部类之一种，至四部分类而定型。 子、夫子者，本以称卿大夫。故章炳麟有所谓“子犹今言老爷”之说。自孔子始，渐变为弟子称师之词也。加氏以别之，曰某子。诸子之书，多非自着，乃弟子后学记述成书；即出自着，亦本为单篇，由后人编纂成书。古昔着书，意在笔先，又非有意为之，故着书之初本无名，弟子后人取首简文字以命篇；积篇成帙，亦不另题书名，而以某子称之。
吕思勉曰：“先秦诸子之学，非至晚周之世，乃突焉兴起者也。其在前此，旁薄郁积，蓄之者既已久矣。至此又遭遇时势，乃如水焉，众派争流；如卉焉，奇花怒放耳。积之久，泄之烈者，其力必伟，而影响于人必深。”（《先秦学术概论》，页4）
根据吕氏的总结，先秦百家的兴起有二个原因：一谓出于王官之一守，官、师分离，故“诸子皆出于王官”。二曰出自救时之弊。实际上，诸子百家的兴起是经济、社会、政治变化的直接结果，是对政治社会进行变革的内在要求的结果。一言以蔽之，是应付挑战的结果。如《汉志》所谓：“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衰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
百家争鸣
诸子蜂起
七国争雄，天下纷扰，各国皆千方百计谋求富国强兵之策。社会的变革使文化走向民间，游说之士面对剧烈动荡的社会，莫不以匡君救世为己任，纷纷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他们或游说列国，干谒君主；或课徒讲学，着书立说；或放浪形骸，以批判的形式表达对世俗的关注；或辅政秉国，以求治世。造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除孔学儒家外，还有墨、道、法、阴阳、名诸家。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大多具有独立思考的学风，绝不苟同别人的见解，做到了思想上的大解放。 所谓“百家”，只是对当时学派众多的现象的一种概括。在众多学派中，比较重要的也只有儒、墨、道、法、阴阳等数家。
先秦诸子百家之说，当时前后有数篇文献已论述之。一曰《庄子·天下篇》，一曰《荀子·非十二子》；至于文中间论及此者，所在多有。总结性的论述最早出现于《史记·太史公自序》，乃迁之父司马谈所撰。柳诒征谓：“庄子泛称百家（益案：《天下篇》有‘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而未指称某氏之学为某家；汉司马谈《论六家要旨》，遂有法家、名家、道家之名。”司马谈总分在他之前共几个世纪的“百家”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或六大学派）。冯友兰以为，司马谈是后来对“百家”试行分类的第一人，是。此后《汉志》承向歆之说，益以纵横、杂、农、小说，为诸子十家，去小说家，又谓之九流，总称“九流十家”，而各溯其所出（益案：向、歆父子溯其源流，是主要贡献，见前文论“诸子出于王官”）。实际上，吕思勉认为，《汉志》之“数术”、“方技”、“兵书”三略，亦可称为先秦诸子之一，故实可概算为十二家，即再益以兵、医二家也。
《庄子·天下篇》之六派：一墨翟、禽滑厘；二宋钘、尹文；三彭蒙、田骈、慎到；四关尹、老聃；五庄周；六惠施、桓团、公孙龙。
《荀子·非十二子》之六派：一它嚣、魏牟；二陈仲、史鳅；三墨翟、宋钘；四慎到、田骈；五惠施、邓析；六子思、孟轲。
老子：生卒年不能详考。若有老聃其人，大约生于前580年。但此老子与《老子》一书，尚无明确理由联系在一起。
关尹：与老子同时。
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卒于公元前479年。
孙子（孙武）：与孔子大体同时。
墨子：名墨翟，生卒年不详，大约是战国初人，后于孔子。
子思子：孔子学生，与墨子同时。
杨子：名杨朱。诸家记载不一，极难确定。应在墨子同时或稍后，而在孟子之前。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认为杨朱所代表 的一些隐者是道家的第一阶段，而老子无考，《老子》一书应在其后，故《老子》学说仅能称之为道家的第二阶段。
陈仲：墨翟之徒，齐人。
宋钘、尹文（简称宋、尹）：生卒年不详，约与孟子同时或略早。尹文出于周之尹氏，或云（《汉志》颜注）齐宣王时居稷下，与宋銒、彭蒙、田骈同学于公孙龙。 《汉志》着录《宋子》十八篇、《尹文子》一篇，均佚。今存《尹文子》，魏黄初山阴仲长氏析为上下两篇，故《隋志》作两卷。乃后人依托之作。目前关于宋、尹的重要材料是《管子》中的《心术》、《白心》、《内业》篇，与《庄子·天下篇》、《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的记载基本一致。 宋、尹之学，
孟子：约公元前372至289，上距孔子约百年。
孙子（孙膑）：与孟子同时。
禽滑厘：鲁人，与孟子同时。
庄子：与孟子同时略后。
惠施：约生于公元前370年，卒于公元前318年，宋人，曾做过魏国的宰相，是合纵的实际组织者。与庄子同时，先庄子死。经常与庄子进行辩论。庄子“子非我”之论，即与惠施言之。庄子谓“惠施多方，其书五车，其道舛杂，其言也不中。”惠施的十个命题，散见于先秦诸子书中（主要是《庄子·天下篇》）： 1． 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 2． 无厚不可积也，其大千里。 3． 天与地卑，山与泽平。 4． 日方中方睨（音逆，斜视、斜），物方生方死。 5． 大同而与小同异，此之谓小同异；万物毕同结异，此之谓大同异。 6． 南方无穷而有穷。 7． 今日适越而昔来。 8． 连环可解也。 9． 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 10． 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
魏牟：魏公子，后于庄子，与公孙龙同时（钱穆《系年》）。
公孙龙：约生于公元前325年，卒于315年，较惠施略迟，约与邹衍同时。字子秉，据说是赵国人，曾做过平原君的门客。《汉志》着录其书十四篇，六篇保存至今，其中五篇基本可信。“公孙龙析辩抗辞，别同异，离坚白。”（《淮南子·齐俗训》）
稷下学者淳于髡、慎到、环渊、接子、田骈、邹奭： 《史记·孟子荀卿传》： 自驺衍与齐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环渊、接子、田骈、驺奭之徒，各着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岂可胜道哉！ 淳于髡，齐人也。博闻强记，学无所主。其谏说，慕晏婴之为人也，然而承意观色为务。客有见髡于梁惠王，惠王屏左右，独坐而再见之，终无言也。惠王怪之，以让客曰：「子之称淳于先生，管、晏不及，及见寡人，寡人未有得也。岂寡人不足为言邪？何故哉？」客以谓髡。髡曰：「固也。吾前见王，王志在驱逐；后复见王，王志在音声：吾是以默然。」客具以报王，王大骇，曰：「嗟乎，淳于先生诚圣人也！前淳于先生之来，人有献善马者，寡人未及视，会先生至。后先生之来，人有献讴者，未及试，亦会先生来。寡人虽屏人，然私心在彼，有之。」后淳于髡见，壹语连三日三夜无倦。惠王欲以卿相位待之，髡因谢去。于是送以安车驾驷，束帛加璧，黄金百镒。终身不仕。 慎到，赵人。田骈、接子，齐人。环渊，楚人。皆学黄老道德之术，因发明序其指意。故慎到着十二论，环渊着上下篇，而田骈、接子皆有所论焉。 驺奭者，齐诸驺子，亦颇采驺衍之术以纪文。 于是齐王嘉之，自如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为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尊宠之。览天下诸侯宾客，言齐能致天下贤士也。
《史记·田敬仲完世家》： 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驺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 《史记》称稷下学者以邹衍为首（齐有三邹子，其先邹忌，先孟子；其后邹衍，后孟子；再后邹奭），“谈天衍、雕龙奭”。田骈、慎到、彭蒙常对举，“齐田骈好谈论，故齐人谓之天口骈”（王应麟《汉志考证》引《七略》），大约为道家之言。慎到，大约本黄老，归刑名。 稷下学派，大部继承道家学说和儒墨两家思想，但又不同于各家，有自己的特点。
最好的时代
虽然百家争鸣的时代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战乱频仍、兵荒马乱的时代，但是这个时代，却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自由、最为开放和最不可思议的一个时代。特别是对于学术发展和思想传播而言，确实是一个黄金的时代。在这个时期里，诞生了中国历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思想和学术派别。以后的朝代里，几乎不可能不受到这一时期百家争鸣的思想的影响。儒家、墨家、道家、法家、纵横家、阴阳家、兵家、农家等等等等学派的思想，无一不对后代产生着影响。这一时期思想之丰富，以至于我们无法能够超越他们。试想，在他们之后，还有比他们更伟大的教育家、思想家、哲学家和军事理论家吗？
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没有当时的百家争鸣，中国后来的思想文化也不会五彩缤纷了
法家是先秦诸子中对法律最为重视的一派。他们以主张“以法治国”的“法治”而闻名，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这为后来建立的中央集权的秦朝提供了有效的理论依据，后来的汉朝继承了秦朝的集权体制以及法律体制，这就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政治与法制主体。
法家在法理学方面做出了贡献，对于法律的起源、本质、作用以及法律同社会经济、时代要求、国家政权、伦理道德、风俗习惯、自然环境以及人口、人性的关系等基本的问题都做了探讨，而且卓有成效。
但是法家也有其不足的地方。如极力夸大法律的作用，强调用重刑来治理国家，“以刑去刑”，而且是对轻罪实行重罚，迷信法律的作用。他们认为人的本性都是追求利益的，没有什么道德的标准可言，所以，就要用利益、荣誉来诱导人民去做。比如战争，如果立下战功就给予很高的赏赐，包括官职，这样来激励士兵与将领奋勇作战。这也许是秦国军队战斗力强大的原因之一，灭六国统一中国，法家的作用应该肯定，尽管它有一些不足。
法家的思想简略介绍如下：
反对礼制
法家重视法律，而反对儒家的“礼”。他们认为，当时的新兴地主阶级反对贵族垄断经济和政治利益的世袭特权，要求土地私有和按功劳与才干授予官职，这是很公平的，正确的主张。而维护贵族特权的礼制则是落后的，不公平的。
法律的作用
第一个作用就是“定分止争”，也就是明确物的所有权。其中法家之一慎到就做了很浅显的比喻：“一兔走，百人追之。积兔于市，过而不顾。非不欲兔，分定不可争也。”意思是说，一个兔子跑，很多的人去追，但对于集市上的那么多的兔子，却看也不看。这不是不想要兔子，而是所有权已经确定，不能再争夺了，否则就是违背法律，要受到制裁。
第二个作用是“兴功惧暴”，即鼓励人们立战功，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惧。兴功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富国强兵，取得兼并战争的胜利。
“好利恶害”的人性论
法家认为人都有“好利恶害”或者“就利避害”的本性。像管子就说过，商人日夜兼程，赶千里路也不觉得远，是因为利益在前边吸引他。打渔的人不怕危险，逆流而航行，百里之远也不在意，也是追求打渔的利益。有了这种相同的思想，所以商鞅才得出结论：“人生有好恶，故民可治也。”
“不法古，不循今”的历史观
法家反对保守的复古思想，主张锐意改革。他们认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随历史的发展而发展，既不能复古倒退，也不能因循守旧。商鞅明确地提出了“不法古，不循今”的主张。韩非则更进一步发展了商鞅的主张，提出“时移而治不易者乱”，他把守旧的儒家讽刺为守株待兔的愚蠢之人。
“法”“术”“势”结合的治国方略
商鞅、慎到、申不害三人分别提倡重法、重势、重术，各有特点。到了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时，韩非提出了将三者紧密结合的思想。法是指健全法制，势指的是君主的权势，要独掌军政大权，术是指的驾御群臣、掌握政权、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主要是察觉、防止犯上作乱，维护君主地位。
法家思想和我们现在所提倡的民主形式的法治有根本的区别，最大的就是法家极力主张君主集权，而且是绝对的。这点应该注意。法家其他的思想我们可以有选择地加以借鉴、利用。
法家兴起于战国时代，其代表人物大都是政治活动家。他们在政治活动中，总结了历史上的和现实的治国经验，把法治推崇为立国和治国之本，明确提出援法而治与依法治国等主张，并发动了一系列旨在实现法治的政治改革和变法。在主张和实行法治的过程中，法家的代表人物发表了许多颇有见地的新思想，法家学说曾经成为显学。法家的思想和主张对中国封建法学和法律制度的形成和发展，曾经是一个巨大的推动，其推动作用不亚于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在资本主义法律制度取代封建法律制度的划时代的作用。经过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中国古代法学非常昌盛。但是，这种局面随着秦朝中央集权的专治主义的出现而终止。到了汉代，由于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儒学在所有思想领域占据了统治地位，同一时期，出现了根据儒学原则对以律为主的成文法进行讲习，注释的刑名律学。在长期的封建社会，律学成为正统的法学，是法学的代表。而以儒家法律思想为核心的文化系统也垄断了中国两千多年的法学领域。法学亦成为儒学伦理学的附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