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成中国目前失业问题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如何解决？ 目前解决我国下岗失业现象的主要办法是什么？
失业率比较高的现状是怎么形成的呢?
第一，过度追求“效率”的结果。中国在近一个历史时期出现这种经济增长、劳动岗位不增反减的现象，有其客观原因，但更主要的原因是我国选择了效率优先，而不就业优先的发展战略，完全是国家政策所致。美国著名的凯恩斯经济学家阿瑟•奥肯在其《平等与效率》一书中这样指出，“对效率的追求不可避免地产生出各种不平等，因此，在平等与效率之间，社会面临着一种选择。”改革开放30年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思想一直占据着主流地位，政府决策也表现出极功尽力的短期行为，推出的一系列经济政策，其主题都是促进经济快速发展和提高效率，尤其是追求GDP的高增长。然而GDP的高增长并没有带来高就业。GDP的增长对就业增长的拉动力不断下降，从上世纪80年代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可拉动就业增长0.32个百分点，平均能拉动增加就业岗位240万个。到了90年代，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只能拉动就业增长0.13个百分点左右，平均拉动增加70万个就业岗位。而现在还不足0.1个百分点。
由于市场机制天然地偏向效率，所以在解决就业任务上只能依靠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但政府这只手在就业优先和效率优先问题上却选择了效率，因此，我国的高失业率再所难免。而世界上大多数工业发达国家都选择了就业优先的政策目标，各国都结合自己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实际，改变了过去单纯靠现金补助失业者的办法，而选择了事前防止失业和促进就业的积极的劳动力政策。以瑞典为例，瑞典的就业策略是“每个人就业”或“充分就业”，这是过去40年来瑞典始终作为社会福利国家的原则之一。瑞典设立了国家就业委员会并在全国设有360家就业办公室，60家特殊的就业服务机构和90家职业能力测试所。
虽然说“发展是硬道理”，但如果真的是“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并考虑到目前我国国情，就业就应该是硬道理中的硬道理。一百多年来，我国积弱积贫深重，中国渴望富裕与强大，选择效率和追求GDP的增长也具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但是绝不能让广大的弱势群体承担经济发展的成本，这是极不道德的。
第二，偏重发展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就业是民生之本，实行不同的经济发展战略，形成不同的经济增长模式，就会带来不同的就业效果。80年代以来，我国政府认为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属于先进生产力，于是积极鼓励发展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忽视和排斥劳动密集型产业，以牺牲就业来谋求经济发展。其实，这三类产业在市场经济中各有自己的适应范围，并无先进和落后之分。劳动密集型产业可以同资本密集型产业相结合，也可以同技术密集型产业相结合。事实证明，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也有很强的竞争力。
第三，一刀切的“民进国退”的结果。在“抓大放小”和“国有企业退出竞争一切领域”的政策下，意味着宣布国有企业的死亡，各地纷纷制定国有企业死亡的时间表，在极短的时间内，无论经营好坏的国企都进行改制、转制或破产，造成了大批下岗失业人员。很多转制后改变为私营的企业对职工实行“买断工龄”，解除了劳动合同，平均给一万块钱左右的“经济补偿”，便把职工推向社会，任其自生自灭。
第四，我国正处在劳动年龄人口不断上升时期，形成持久的巨大的就业压力。表现为劳动年龄人口或经济活动人口增长率超过总人口增长率。
第五，我国正处在大规模产业结构调整阶段，下岗职工激增，是属于持续性、长期性的结构性失业。农业就业人口比重下降，农村新增劳动力和脱离农业部门的劳动力向非农产业部门和城镇流动，形成就业压力。第二产业特别是制造业，吸纳新增劳动力的能力在下降。国家政策和技术进步的作用摧毁了大量的旧的工作岗位，而新的产业和新的工作岗位尚未形成。
第六，我国经济增长正经历迅速的“资本深化”过程，特别是国有工业企业资本密集程度迅速增高，不仅不吸收新增劳动力，还要不断排斥大量富余人员。“八五”期间，我国出现前所未有的高经济增长和高投资增长，但没有带动相应的、较高的就业增长，就业增长弹性系数达到历史最低点。反过来，经济高增长，主要依赖资本投入，劳动投入的增长贡献越来越小。这种经济增长方式是与中国基本国情相悖。
因此，作为一个政府应该把保证国民生活需要和提高国民生活质量放在第一位，如果只追求经济发展和不顾百姓生活，这样的发展对广大弱势群体来说是毫无意义的，并必然与社会发展目标背道而驰。保证每一个社会成员不受饥饿和贫困的痛苦，使其有尊严地生活，这是每一个政府的责任和义务。同时，作为一个经济高速发展变革的国家，适当高的失业率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完全没有必要去遮遮掩掩。以遮遮掩掩的失业率为根据去做决策，必然使失业率越来越高，使大量没有纳入失业登记人员的生活陷入困境。
现在形势工作真的不好找，可参加一些实操技能方面的培训，弥补在学校重理论轻实践的不足。据说外贸物流人才网的外贸物流方面的实操技能培训不错，请的是在职的外贸物流公司的经理讲课，从最基础开始学，学的是跟工作流程直接相关的技能，很多各种专业的应届生没有一点基础，但经23天强化培训之后能掌握相应的岗位工作技能，相当具备3-6个月外贸物流行业实际工作经验，并且报名就签就业协议， 100%包推荐进外贸物流名企，不就业退还全部培训费。
失业问题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一个共性的问题。据资料统计，目前全世界失业人口达1.8亿，不充分就业和“工作中穷人”约9亿，合计占世界经济活动人口的三分之一。另据中国国家发改委关于2006年就业形势分析报告指出，2006年，16岁以上的人口增长将达到高峰值，新增劳动力1700多，城镇需要安排的就业总量为2500万人。但是，据预计新增就业机会只有1100万个，因此实际需要工作又找不到工作的人数，也就是失业人数将高达1400万人。对此，我们应对失业现象进行进一步研究。如此庞大的失业大军，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压力是巨大的。但是失业问题不仅仅是一个总量上的问题，更是一个结构问题，一个历史遗留的问题，但是极其复杂。概括来说，我国失业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1. 中国劳动力总量上的矛盾。由于建国以后倡导“多生多育”政策，使得五十年代之后中国人口增长速度明显加快，当时一个家庭少则三四个子女多则七八个，以至于进入八十年代中国人口出现急剧膨胀。就国务院2004年4月26日发布的白皮书公布数字，2003年，中国总人口已达到12.92亿（不包括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全国16岁以上人口为9.99亿人，其中城镇4.24亿人，农村5.75亿人，经济活动人口7.61亿人。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庞大，而且还在不断的产生着新的剩余劳动力，对城市经济构成了一股巨大的就业压力。基于就业岗位的增长速度不及人口的增长速度，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则不能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中国劳动力总量在近几年供过于求的问题愈趋严重，这样必然导致很多人失业。2. 中国劳动力结构上的矛盾。现今在人才市场普遍可见的是本科毕业生，但是市场上所需的本科生就业岗位不足70%，大量人才的应征导致了现今就业呈现出追求高文凭、高学位性。一方面是许多岗位并不一味强调高学位，但高学位的毕业生却不愿意找这些工作；另一方面是为人们普遍看好的岗位，却由于想去的人多，导致大量人才拥挤，于是出现了“高不着、低不就”的就业怪圈现象，使许多大学毕业生在毕业后就感觉到找不到工作。而能顺利找到工作的本科生是因为在本科生群体中突现，具有双学位或者精通两国语言等，这是他们在同样是本科生的人群中更具备就业优势。这种结构性的矛盾，也是促使失业人数增多的原因之一。3. 中国劳动力的整体素质还适应不了就业岗位的需求。现今中国的国民素质跨度颇大，既有具备高文凭高学位高素质的白领金领，也有没有受到过良好教育不会技术劳作的劳动人民。前者所从事的是脑力活动，后者实行体力劳作，只需自己下田，重复相同的工作，缺少高技术含量。由于中国劳动力的整体素质的严重差异、自身技能的单一，从而产生了中间带，如今中国所欠缺的正是出于中间带的高技术水平的蓝领工人。在当代技术高度发展的城市社会里，职业需求变化剧烈，某些技术过时甚至不再需要，致使一部分只具有过时技术的人失业。同时，市场上又对某些掌握先进技术的人有大量需求，这类人却是供不应求，使大量需要人才的岗位缺乏人才应征，而人满为患的岗位还不断输入人才，这种应征趋势进一步促进了失业现象的产生。4. 中国农村经济发展与剩余劳动力转移矛盾突出。1979年以来以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契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由农村到城市。目前，全国近4.9亿农村劳动力中，约有1.5亿剩余劳动力，常年流动着的农民工有6000万人左右，其中外来流动的达3000万人，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入城镇不仅加剧了城镇日益紧张的就业问题，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农村经济自身的发展。有许多地方，在家务农的都是妇女、老年人，这种状况持续下去，对农业发展是十分危险的。由于乡镇企业面临着越来越激烈的市场竞争，近几年出现了资本替代劳动的趋势，使得乡镇企业吸纳剩余来动力的能力开始减弱，这是加剧失业人口增多的又一成因。5. 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不完善。从企业的角度来看，有的私营企业因为自身的资金运转不足、经营不善等自身的经济危机，不得不进行大量的裁员措施，造成大量人员失业。这些失业人员基本上都是缺乏技术水平、文化层次较低的，将这些人员投入现今的人才市场应征，他们完全比不过高技术、高文化的人才，因此人员的失业情况得不到改善。另外劳动力市场没有实现四级联网和资源共享，不能及时、有效地为下岗失业人员提供就业服务。因此这样的竞争规律造成优胜劣汰以及服务的不完善，使失业人口不断堆积。6. 中国失业保险以及就业优惠政策不健全。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呈现连续上升的趋势。由于失业保险制度的不健全，一些破产企业人员只能领到极少的失业保险救济金，仅仅只能维持最低生活水平。而就业优惠政策尚未全面落实到位，办理手续复杂，社会保险补贴、岗位补贴、培训补贴和主辅分离政策难以落实。在这两个问题下，失业情况无法及时得到改善，并呈现着失业率增多的现象。因此，我国的失业现象逐年递增，呈现为一个显著的问题。但是失业是发达商品经济的必然产物，由于必要、合理的失业能够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起到对劳动力供求关系的调节作用，因此，我们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完全消灭失业问题的存在。我们所要做的，是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把我国的失业控制在一个合理、适度的程度内。针对失业问题我们应采取以下五项措施：1. 充分利用人才资源，大力促进再就业工程。劳动力始终是生产力中最活跃、最具创造力的因素。充裕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独特而巨大的投入要素。在我国政府机关和国有企业大量被精减的干部和下岗职工中，部分是各行各业出类拔萃的人才，即使文凭不高，但起码也是具有一定文化素养的熟练劳动者。目前分流下岗的劳动力群体，从总体上看，与农村劳动力相比，无论在知识结构、技术水平、管理能力、内外交往等各个方面都具有更大的优势，是一笔宝贵财富。一旦这些劳动力资源得到合理配置、优化组合，将是推动我国经济建设的一股巨大力量。充分利用这项现有资源，再就业工程的实施都可以大举的降低失业率。2. 建立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制度，不断完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对失业保险制度应采取的主要做法有：一是严格领取失业保险金的资格条件，降低失业保险金的水平，缩短失业保险领取的期限，强调失业保险中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二是为了鼓励失业者尽快就业，提供奖励资金。同时，劳动力市场信息网络的建设也应受到重视。在我国，由于下岗、失业现象出现的时间短，而政府的再就业机制、措施还不完善、不配套，在下岗失业职工没有找到新的就业岗位以前，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费用是最关键的一个环节，因此为了职工群众的切身利益，政府应不断完善各项政策制度。3. 对产业结构进行调整，大量增加就业数量。如今世界各国的就业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发达国家农业、工业的就业比重下降，而服务业却明显上升，而且就业比例大多超过了60%。可见，服务业等第三产业具有充足的吸纳劳动力的空间。各国都采取措施大力发展服务业，特别是以信息产业为代表的新兴服务业。我国在近几年出现了大量“灰领”，并新增出新的岗位来招纳更多人才。通过新增岗位，也可接纳更多再就业人员，保证就业率提高。4. 提升就业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2001年国际劳工组织“全球就业论坛”会议进一步提出，要使“充分的、生产性的和自由选择的就业成为宏观经济战略和国家政策的总目标”。我国依靠经济增长吸纳就业的能力在不断下降。1998年GDP增长7.8%，就业仅增长0.5%，2000年GDP增加8.0%，而就业仅增加0.8%。出现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是社会经济发展目标与充分就业目标不协调。近年来，我国显然已经注意到了这点，将促进就业作为国之根本。5. 健全法律法规，保证各项改革的顺利进行。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现代经济的发展与法律的逐步健全完善是分不开的。在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化过程中，我国的就业政策已由“统包统配”变为指导就业，由政府安置变为市场调节。随着国有企业的改革，失业及再就业日益成为新的经济现象，政府部门全方位建立社会保障，为失业职工进行失业、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医疗保险等，尤其需要以法律手段推动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这样有助于广大职工在失业后可不过分依靠救济。通过法律法规的保障，可以进一步使改革政策顺利实施。同样的，为解决失业问题，过量人员为服务业所雇佣或自我就业。虽然这些人的就业属于被动行为，但雇拥超过需要的劳动力毕竟是解决失业的一个办法。由上我们可以发现，失业的治理是一项综合工程，需从多方面进行改革完善。
失业是市场经济国家普遍面临的难题。20世纪以来，西方国家经常爆发严重的失业问题，迟至1980年代初和1990年代初，主要发达国家仍都出现了较高的失业率。而我国近年的失业问题也日益严重，虽然每年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城镇下岗职工、登记失业人口以及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规模却不能有效地减少。探讨失业产生的原因并寻求解决的对策不仅仅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经济理论工作，更是一项迫切而棘手的现实任务。为什么失业问题一直不能很好地得到解决，作为研究工作者是否应该转换一下思路，调整一下视角。例如，失业问题的中外论著大多是在宏观层次上进行分析，单纯宏观分析及由此制订的政策并不能有效地解决失业问题。那么，从微观角度考察失业是否也是一条有价值的路径呢？宁光杰博士的论著《失业问题研究——一个微观分析框架》就是在这方面做出的积极尝试。
从理论的发展来看，自197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意识到宏观经济学需要有微观基础，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学派是新凯恩斯学派。受此启发，作者认为，失业作为宏观经济的主要问题，也应该有微观基础。从微观角度进行分析，可以丰富和发展既有的失业理论。在搜集整理资料的过程中，作者发现西方学界对失业进行微观分析的工作虽然已经开始，但远没有完成。作者希望能够将已有关于失业微观分析的各种理论进行整理、补充，力图使之完整。更重要的是作者希望能够从中发现一般规律，从中提取对解决中国失业问题有借鉴意义的东西。
那么，失业的微观分析具体包括哪些内容呢？本书强调微观分析可以是寻找失业的微观原因，例如企业内部的工会组织、局内人对工资的影响形成工资粘性，从而影响整个社会的失业。也可以是宏观原因的微观基础，例如总需求不足的微观基础是微观企业的投资需求和单个工人的消费行为。更可以是微观主体对宏观变量变化的反应，例如当实行货币扩张政策时，企业如何根据预期调整价格和工资。
因此，本书的重要意义在于提供了失业问题研究的微观分析框架，相信这种微观分析会使失业问题的解释更丰富、更清晰、更准确。但本书的分析及观点并不完全是结论性的，更多的是提供微观分析失业的一种思路，一个框架。强调微观分析的意义并不是说微观分析可以解释失业问题的全部，我们仍不能忽视失业的宏观原因，微观分析必须与宏观分析相结合，才能形成完整的失业理论。
失业问题研究的核心是探究失业的原因。本书的微观分析在前人形成的失业理论基础上进行，并有所发展、突破。在市场不完善、信息不充分的假设前提下，作者分析了厂商和劳动者在企业内部及市场上的行为，包括工资确定和变动如何形成工资粘性，企业的投资需求为何不足，企业的技术选择以及各利益主体对技术变革的反应，企业与劳动者双方的寻找行为，以此为基础，对传统的古典型失业、凯恩斯有效需求不足型失业、结构性失业以及摩擦性失业等进行了解释。但又不仅限于此，该书的失业原因分析及对应的失业类型都不同于传统理论。例如古典型失业认为失业的原因是工资过高，作者则认为是工资粘性。凯恩斯型失业只强调企业的投资需求不足，作者的分析还包括消费需求和厂商垄断。在第四章分析失业的结构性原因时，包括了技术进步带来的产业结构调整、工人技能不匹配、二元结构劳动力市场等方面内容。传统的摩擦性失业没有深入分析寻找成本的根源，作者认为寻找成本不仅来源于信息不充分，也来源于制度阻碍。
以传统失业类型为基础，本书从劳动力供给和需求出发，分析企业内部工资的确定、投资需求、结构性原因和劳动力市场摩擦，且都围绕着工资展开。分析在不确定条件下工资水平高低如何与企业主利润最大化产生矛盾，如何与企业资本积累、投资需求以及技术选择相联系，如何影响消费需求，如何促使劳动者在不同产业、不同企业之间流动，最终影响失业。以体现本书强调的失业的两个重要原因：信息不充分和制度阻碍。
由于信息不充分与企业内部各方的利益冲突，工资不能正确反映劳动力的供求，企业只能求助于数量调节劳动力，从而带来失业的变动。企业的所有权结构、市场结构都会影响企业的工资决策、投资需求、技术变动以及失业的结构性问题。劳动力市场上的信息充分与否、是否存在制度阻碍决定着摩擦性失业的多少。同时，无论在产品市场上还是劳动力市场上都会出现协调失灵，即交易成本会使个人的理性行为给整个社会带来外部不经济。
这里的信息问题包括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信息不充分、信息不完美、信息不对称等。这里的制度是很宽泛的概念，不仅包括基本的社会制度，如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占有生产资料并雇佣劳动者进行生产，也包含一些非根本性的制度，如失业保险制度。既有两大对立阶级之间的制度关系，也有资产阶级内部和无产阶级内部各自的制度关系（前者如厂商的垄断，后者如企业的局内人—局外人关系）。在这两大原因中，制度的影响又是更根本、更重要的。由于微观分析深入到企业内部，因而可以更透彻地看到：基本的制度关系（劳资关系、收入分配）对失业的产生起了重要的作用。
这是本书在理论探索上的创新意义，这一理论上的分析建立在对现实深入了解的基础上，并将对现实经济中失业问题的治理产生指导意义。
作者尤其关注失业的微观分析对解决中国当前失业问题的意义。因此在第二章至第六章中，在进行理论分析和以西方国家为对象进行实证研究之后，都有专门的部分分析中国的失业问题，而且是在微观上进行。中国当前的失业问题与微观主体行为是分不开的，例如国有企业的工资缺乏灵活性、国有企业投资需求的盲目性、企业技术选择与要素价格之间的错位、企业用工制度与下岗者的寻找摩擦等等。也就是说，失业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不是宏观经济形势不好或国有企业改制等可以简单回答的。近年高经济增长率和高下岗、失业率并存的现象成为困惑许多人包括一些学者的难题。这是否与微观行为有关呢？如果在企业雇佣行为和劳动者行为上进行协调、引导，就业会更加顺畅，失业率也会得到有效的下降。
在最后一章，作者综合地阐述了失业微观分析的政策含义及对中国的借鉴。失业的治理是一项综合工程，他提出的建议更多的是面向微观，如对企业技术选择的引导，加强劳动者的技能培训，为企业创造良好的融资环境，扶植中小企业，提高市场中介的功能。宏观的财政货币政策也很重要，但必须取得微观主体的配合。这些观点都具有参考价值。考虑到国企改革因素，产权问题解决不好会带来微观投资的失误、不合理的产业结构、僵化的雇佣制度、劳动力市场的低效率。而推动企业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也是一个塑造微观主体的过程。
总之，本书在微观分析失业问题上进行了努力的探索，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对策上都取得可喜的研究成果。此外，在研究方法上，作者也注重实证检验，例如对战后美国的失业率进行计量分析。
本书研究了基本的失业理论，并结合主要发达国家的失业动态变化进行实证分析，同时紧密联系中国的失业现状。因而该书既有理论内涵，又贴近现实经济；既把握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失业问题的脉络，又注重解决中国失业问题。它是一本耐读的经济学专著，也是一本有价值的政策参考书。
人口基数大，企业数量不是太多，人口素质低下。
就业问题很悲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