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268年三次暂停科举，前两次很快重开，第三次为何起争议？
科举考试牵涉到万千读书人的前途。1900年本是大清举办科举乡试之年，但十分不幸的是，庚子事变爆发了，京城沦陷于八国联军之手，科举考试也被迫停止。但就在庚子事变结束之后的1901年，爆发了一场是否重开科举乡试的斗争，而这场争斗的主角正是庚子年发起东南互保运动的东南地方督抚们。
一、中央地方争论再起
大清立国200多年来，只有三次因动乱而暂停科举考试，分别是康熙年间的平定三藩战争、咸同时代的太平天国运动以及光绪年间的庚子之乱。但与前两次战乱结束之后立刻重开科举的惯例不同，庚子事变结束后，大清正急忙开启维新变革之门，科举考试制度正面临着被废除的命运。就是在这种特殊的时代背景之下，本应重开的科举考试反而面临着被叫停的风险。
古代的科举考试
1901年农历三月，大清与联军的和谈已经接近尾声，就差签署合约的环节了，而在1900年被反复推迟的乡试重开也再次提上了朝廷的议事日程。如果说庚子年的科举一再推迟有战争的正当原因，那么在和谈将成的时候，重开科举应该是顺理成章的。
1901年的三月，陕甘总督还曾向北京的军机处发电询问，科举是否再开，此时尚在西安的行在以及留在北京的中央部门已经就重开科举一事达成共识，只待时机便可以公布于天下了。
但事情没有那么简单，两江总督刘坤一就反对重开科举，他正与地方督抚的“领袖”人物张之洞一道为大清新政而撰写《江楚会奏变法三折》。也就是说，刘坤一的关注点在新政上。眼见朝廷重开科举的意愿是如此的强烈，刘坤一在询问张之洞之后向朝廷上奏，明确反对于辛丑年重开乡试。
刘坤一
二、为何反对重开科举
在刘坤一的奏折中，他自然无法直言科举考试有违新政变法，他只能说，两宫还没有返回北京，大局还没有完全稳定，重开科举的时机没有到来，且京城的贡院在事变中被烧毁，无法举行考试。而此时的南方面临匪患，北方出现灾荒。总而言之一句话，现在并不适合重开科举。
京师贡院
但大清正面临严重的信任危机，即使刘坤一没有在上奏时进行夸大渲染，也必须要重开科举了，不然将会面临朝野无数读书人的指责，于是毫无疑问，刘坤一的奏折被朝廷驳回，科举重开一事似乎板上钉钉了。
刘坤一见独奏不成，就想联合多地督抚联合上奏，但这次仿佛不像之前的东南互保运动那样，申请重开科举和申请暂缓科举的督抚数量，竟然差不多一样。这说明刘坤一上次给朝廷的电报中，的确存在许多“夸大与虚假”成分。那么为什么刘坤一要冒着“欺君”嫌疑来反对重开科举呢?
这个问题其实与清末新政密切相关。
科举开不开，是个问题
张之洞、刘坤一二人作为清末新政的总体“设计师”，对新政有着通盘的考虑，其中最为重要的一项任务就是改革教育，而科举首当其冲。要想推行教育新政，必须兴学堂、改科举，甚至废科举。
但此时废科举不太现实，唯一能够推行的改科举、兴学堂又需要大量的准备时间。若在这时推行科举乡试，那么乡试之后的一连串考试，如会使、殿试等，就会使“新科举”一拖再拖，对于推行新政的二人来说是无法接受的。
清末新式学堂
三、东南互保的余波
面对东南督抚的强势反对，中央也不甘示弱，其中留守京城的中央大员张百熙，就毫不客气地对东南督抚发起反攻诘难。张百熙认为，此时和局已定，重开科举正是“收涣散之人心，而励颓靡之士气”的最佳时机，东南督抚提出的种种理由，如长江地区的匪患会扰乱科举等，更是无稽之谈，他本人此前曾在广东担任学政，从来没有遇到过匪患扰乱科举的现象。
张百熙奏折的落脚点其实很简单，就是传统的人心、士心向背问题，但这个问题却是此时历经动乱后的大清最为致命的问题。
张百熙
面对中央大臣发难，刘坤一等人又将如何反击呢?
早在收到张百熙奏折内容的辛丑年三月，刘坤一便向东南各省督抚发电，再一次坚持自己的观点，那就是反对重开科举，张之洞随后也向各省督抚发电，为刘坤一打call。
他们认为此时的京城贡院既然没有修好，顺天地区肯定是没法举办科举的，如果首都与他们的东南地区都无法举办乡试，那么第二年的会试也必定会延期，这样的话那些执意重开科举的省份又有什么意义呢?
张之洞
到了四月份，刘坤一与张之洞依旧坚持延期科举一年，但刘张二人显然低估了朝野内外的反对声音，可是局面已到了这个地步，已经是骑虎难下，必须咬牙坚持下去，坚持反对于辛丑年重开乡试。
正巧此时袁世凯上奏，认为西方各国都以为大清守旧不懂变通，此时不如先推行新政，将改良科举与推行新政结合起来，这样或许能改善中国的形象。
袁世凯
袁世凯的奏折就像及时雨，正巧为东南督抚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借口”，于是在《江楚会奏变法三折》上报之前，刘张二人率先向朝廷递上了改良科举的奏折。东南督抚如此强势，朝廷也不得不迁就他们，准许暂缓科举一年。就这样，这场争论以部分省份恢复科举而东南暂缓科举的结果而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