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资治通鉴》是帝王之书？ 为什么说《资治通鉴》是帝王之书？
《资治通鉴》之所以被称之为帝王之书，是因为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他都是供帝王阅读的。
在形式上，编年体和纪传体相比，编年体更客观一点。虽然我国古代的正史，都是以纪传体为主。而纪传体也有其自身的特点，那就是能更好的记录下一个帝王将相原本的样子。但是由于历朝历代的撰史者不同，对于纪传体本身的真实性也存在一定的误差。相比较司马迁的如实记录，后世的很多官修史书。都大多其中包含着写书的人自己的一些意见，但是在形式上，编年体就是按照年份记载时间，地点，人物。《资治通鉴》的编写者司马光，根本无法在形式上加以太多的个人感情，在这种情况下，他就可以给帝王提供一个更客观，更现实的感觉，让帝王了解真实的历史发展是什么样子的，从而更好地治理国家。因此，在形式上，《资治通鉴》这种编年体可以被称之为帝王之书。
在内容上，《资治通鉴》是“鉴于往事，资于治道”的一本著作。历史的发展总有其必然性和偶然性。而《资治通鉴》在书中想说明白的一个道理，便是打破一种偶然性，强调一种必然性。让历代帝王不要对任何的事情抱有幻想性。帝王久居九五至尊，自然是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妇人之仁。在这种情况下，《资治通鉴》内容上，让皇帝明白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和偶然性。让皇帝真正的做到心狠手辣，才能坐稳这个位置。因此它是有助于皇帝执政的。所以她也被称之为内容上的帝王之书。
综上所述，在形式上，《资治通鉴》的编年体体裁，被称之为帝王之书；在内容上，《资治通鉴》本身的历史必然性应该被称之为帝王之书。
首先从它的名字就可以窥见一斑——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那么谁来鉴往事以治道呢？毫无疑问是皇帝。宋神宗给他起这么个名号，也印证了它就是一本帝王之书。
其次从体裁看：我们在语文课本中常接触的文言文中，像《陈涉世家》、《曹刿论战》、《邹忌讽齐王纳谏》等，多出自纪传体类史书。而《资治通鉴》则不同，它采用的是编年体。编年体和纪传体有什么不同呢？纪传体的故事通常比较传奇，以人为坐标轴横向展开，重在描写个人事迹，它让读者知道某个时间段某个人物身上发生了些什么事儿。而编年体呢，则更多的是按照完整的时间轴来纵向叙述。用这样的结构来叙述，少了一些传奇色彩，不言而喻，是更加客观的，也是更加残酷的。《资治通鉴》采用这样一种结构方式，来让读者对整体的史实有一个更宏观的把握，对各种做法会产生的结果有一个更宏观的把握和参考。
“以史为鉴可知得失”，编年体下是非成败因果相续一目了然，是非常现实的。而帝王治道，恰恰就需要这样一个长远的目光，一叶落而知秋，某项决定对将来有什么影响，每一步都必须慎而又慎。相比之下《资治通鉴》的叙写方式简直是为帝王量身打造的。在浩瀚如烟的历史长河中选取可供参考的案例编纂整理成册以资参考。
这么一来，就很好理解了：从最初书名的诞生，到最后完成，《资治通鉴》可以说是一个“帝王治道指南”。
《资治通鉴》四个字，宋神宗给起的。“有鉴于往事，以资于治道”。
话说，著名的前三史《史记》、《汉书》、《三国志》，都是纪传体。纪传体者，这里一篇《项羽本纪》，宣传项羽如何揍刘邦；后面一篇《高祖本纪》，说刘邦如何得天下；每传各有主人。司马迁可以一边夸廉颇，一边夸白起；一边写苏秦，一边写张仪。
好比我们现在有一个传记丛书，给你个《希特勒丘吉尔传》，或者《隆美尔蒙哥马利传》。从了解历史八卦的角度，这个当然更好看。
但如果是受教育的角度呢？那就不一定了。
《史记》里还有《滑稽列传》，讲擅长讽喻的优伶；《游侠列传》，讲以武犯禁的侠客；《刺客列传》，讲荆轲聂政那些人。
所以《史记》的纪传体，有点平民史观、传奇色彩的劲头，无所不包。在《史记》里，帝王地位崇高，但不是唯一。
但后世史家，要的不是这个。
梁启超先生有过句感叹，说中国史书，都是帝王家传。有点偏激，但大差不差。二十四史，更多是政治军事史，是宫廷斗争史。如科技史、文学史、艺术史、音乐史，那多半是阙如的。所以虽然《史记》里颇有些争议，司马迁也很八卦，有些显然是自己加工的，有些则是听了一耳朵来的（比如夏无且药囊事件），但他至少是想描述个宏大古代世界，描述斑斓五彩的历史本身。
《资治通鉴》的原初精神，效仿的是《春秋》，是《左传》。
编年体历史与纪传体着重点不同。后者传奇跌宕，让人感叹个体命运；前者更多是时间序列严谨的残酷真相。
司马光当然也记录些逸事，《资治通鉴》的确无所不包，礼乐、历数、天文、地理，都有。但大体上最重要的，还是治乱，是政治、军事、统治者道德的部分。还时时有“臣光言”来给点指导，生怕天子没读明白。
哪位一定会说：哪怕是天子，多了解点科技艺术、传奇八卦，也不妨碍啊？——这就是士大夫理念了。
传统士大夫认为天子最好是垂拱而治，下面各司其职。陈平曾经对汉文帝说自己身为宰相，但对钱粮收入、断案多少一无所知，因为宰相的指责是管理群臣，不是了解这些细枝末节。同理，司马光们也希望天子从统治者角度了解史实，帮助治理，所以帮他省略掉了天子不需要的东西，让他着重应该注意的东西：战争、人事、政治。
《资治通鉴》的风格，与前三史最大的区别，我认为在于：削弱传奇与英雄色彩。
举个例子：
众所周知的战国传奇：庞涓废了孙膑，孙膑去了齐国，田忌赛马，孙膑为田忌出谋划策赢了赛马，田忌后来为将，孙膑为军师，马陵道伏兵射杀庞涓，永久性地削弱了魏国。
在《史记·吴起孙子列传》里，打赢了庞涓后，这么结尾：
齐因乘胜尽破其军，虏魏太子申以归。孙膑以此名显天下，世传其兵法。
好了，结束了。田忌+孙膑搭档大团圆，出了气，干死了庞涓，报了仇，完美！大家一起为田忌孙膑鼓掌吧！扬眉吐气啊！
——这就是英雄传奇纪传体风格了。
然而，《资治通鉴·周显王二十八年》却阴飕飕地说：
齐因乘胜大破魏师，虏太子申。
成侯邹忌恶田忌，使人操十金，卜於市，曰：「我，田忌之人也。我为将三战三胜，〔声威天下〕。欲行大事，可乎？」卜者出，因使人执之。田忌不能自明，率其徒攻临淄，求成侯。不克，出奔楚。
许多人都知道孙膑田忌破庞涓多励志，却不知道破了庞涓的这年，田忌（孙膑估计也是）立刻都倒了霉，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啊！
邹忌——就是城北徐公的好基友邹忌了——阴了田忌，把他逼到了楚国。
传奇英雄不得善终，忽然间，这个故事又悲催了。
这就是编年体风格，或曰《资治通鉴》风格。更冷冽，更现实，没纪传体那么浪漫欢乐，时间之轮一环扣一环地前进，每个人都可以是历史的棋子。在《资治通鉴》这么浩繁的篇幅与无情的时间序列下，是非成败，一目了然。
所以这才是帝王书——帝王得看得很远，得现实，得明白历史是如何因果相续的啊，得明白一时的胜败荣辱，都还不是结局；得明白个人的奋斗固然要紧，但终究敌不过历史的进程啊！
首先从它的名字就可以窥见一斑——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那么谁来鉴往事以治道呢？毫无疑问是皇帝。宋神宗给他起这么个名号，也印证了它就是一本帝王之书。
其次从体裁看：我们在语文课本中常接触的文言文中，像《陈涉世家》、《曹刿论战》、《邹忌讽齐王纳谏》等，多出自纪传体类史书。而《资治通鉴》则不同，它采用的是编年体。编年体和纪传体有什么不同呢？纪传体的故事通常比较传奇，以人为坐标轴横向展开，重在描写个人事迹，它让读者知道某个时间段某个人物身上发生了些什么事儿。而编年体呢，则更多的是按照完整的时间轴来纵向叙述。用这样的结构来叙述，少了一些传奇色彩，不言而喻，是更加客观的，也是更加残酷的。《资治通鉴》采用这样一种结构方式，来让读者对整体的史实有一个更宏观的把握，对各种做法会产生的结果有一个更宏观的把握和参考。
“以史为鉴可知得失”，编年体下是非成败因果相续一目了然，是非常现实的。而帝王治道，恰恰就需要这样一个长远的目光，一叶落而知秋，某项决定对将来有什么影响，每一步都必须慎而又慎。相比之下《资治通鉴》的叙写方式简直是为帝王量身打造的。在浩瀚如烟的历史长河中选取可供参考的案例编纂整理成册以资参考。
这么一来，就很好理解了：从最初书名的诞生，到最后完成，《资治通鉴》可以说是一个“帝王治道指南”。
《资治通鉴》是一部非同寻常的书，就这部书带给我的无与伦比的影响而言，使我一直以为我不会再读到更好的书了。这是一部魅力无穷的书。冷夏版《金庸传--文坛侠圣》中，金庸提到对他一辈子最具影响的书就是《资治通鉴》，这也是驱使我看此书的主因。我相信没有《资治通鉴》，就不会有今日的金庸。撇开此书对他武侠小说人物性格命运创作的渗透，来看看对他社评的影响，是极其明显甚至更为显著。可能有些朋友不知道金庸社评的水平，他的社评的水准其实丝毫不亚于他的武侠，料巨变于未然，影响力直达英美国家的首脑。然而，你读过了《通鉴》，你很可能会找到金庸的密码。另外，我也相信这部书对毛爷爷的影响，可能也是毛爷爷的密码书，从国家兴亡到用兵成败的规律，其实都在里面了，就军事方面，我觉得《资治通鉴》同时又是一部比《孙子兵法》更出色全面的军事教科书，看完这部书再去看《毛选》、《老子》以及如《徐向前回忆录》等，可以更加彻底地明白其中的规律了，特别对看现在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理论，有莫大透彻的领会，所谓的先进，原则上不过是更加客观地承认人性的规律，符合人性的欲望罢了。所以对于现在社会的理解，一样是帮助巨大，盖人性不变使然。 《资治通鉴》述历代兴衰之道，寻个人得失之源，所展事件之磅礴，穷人性之至理，可谓千古文章，万般风采，丝毫不曾过誉！读之得一结论曰：一部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人类欲望的实现史，若能蹈人性之幽径，则无往而不胜。绝品好书，珍之惜之，一读二读...再读之。即使于现今社会，仍是最伟大的人生教科书，盖人性不变使然。清朝大臣王鸣盛认为：“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此话深得我心，然我以更极端的话来说就是：人生读一通鉴足矣。
《资治通鉴》四个字，宋神宗给起的。“有鉴于往事，以资于治道”。
话说，著名的前三史《史记》、《汉书》、《三国志》，都是纪传体。纪传体者，这里一篇《项羽本纪》，宣传项羽如何揍刘邦；后面一篇《高祖本纪》，说刘邦如何得天下；每传各有主人。司马迁可以一边夸廉颇，一边夸白起；一边写苏秦，一边写张仪。
好比我们现在有一个传记丛书，给你个《希特勒丘吉尔传》，或者《隆美尔蒙哥马利传》。从了解历史八卦的角度，这个当然更好看。
但如果是受教育的角度呢？那就不一定了。
《史记》里还有《滑稽列传》，讲擅长讽喻的优伶；《游侠列传》，讲以武犯禁的侠客；《刺客列传》，讲荆轲聂政那些人。
所以《史记》的纪传体，有点平民史观、传奇色彩的劲头，无所不包。在《史记》里，帝王地位崇高，但不是唯一。
但后世史家，要的不是这个。
梁启超先生有过句感叹，说中国史书，都是帝王家传。有点偏激，但大差不差。二十四史，更多是政治军事史，是宫廷斗争史。如科技史、文学史、艺术史、音乐史，那多半是阙如的。所以虽然《史记》里颇有些争议，司马迁也很八卦，有些显然是自己加工的，有些则是听了一耳朵来的（比如夏无且药囊事件），但他至少是想描述个宏大古代世界，描述斑斓五彩的历史本身。
《资治通鉴》的原初精神，效仿的是《春秋》，是《左传》。
编年体历史与纪传体着重点不同。后者传奇跌宕，让人感叹个体命运；前者更多是时间序列严谨的残酷真相。
司马光当然也记录些逸事，《资治通鉴》的确无所不包，礼乐、历数、天文、地理，都有。但大体上最重要的，还是治乱，是政治、军事、统治者道德的部分。还时时有“臣光言”来给点指导，生怕天子没读明白。
哪位一定会说：哪怕是天子，多了解点科技艺术、传奇八卦，也不妨碍啊？——这就是士大夫理念了。
传统士大夫认为天子最好是垂拱而治，下面各司其职。陈平曾经对汉文帝说自己身为宰相，但对钱粮收入、断案多少一无所知，因为宰相的指责是管理群臣，不是了解这些细枝末节。同理，司马光们也希望天子从统治者角度了解史实，帮助治理，所以帮他省略掉了天子不需要的东西，让他着重应该注意的东西：战争、人事、政治。
《资治通鉴》的风格，与前三史最大的区别，我认为在于：削弱传奇与英雄色彩。
举个例子：
众所周知的战国传奇：庞涓废了孙膑，孙膑去了齐国，田忌赛马，孙膑为田忌出谋划策赢了赛马，田忌后来为将，孙膑为军师，马陵道伏兵射杀庞涓，永久性地削弱了魏国
因为他的名字叫《资治通鉴》
这名儿是宋神宗起的，原话是“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意思就是“可以借鉴往事，以资参考治理天下“。
司马光编写这书的目的，就是为了从庞杂广袤的历史里，挑拣出对皇帝治理国家有参考意义的一些案例、事件，从而让当今皇帝看了学习，参考。 为天子师，是旧时文人最高的理想。就跟现在一些知识分子念念不忘指点江山一样~
资治通鉴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很多人知道，但是却忽略了它的意义。编年体并不仅仅意味着一种写作体裁，史书结构。在中国，编年体蕴含着更深层的含义。
中国人不像外国，崇拜神灵是民族精神内核。中国人的精神内核，是祖先崇拜。也正因为如此，中国人比任何人都更重视历史。只有历史，能记录我们的言行，把我们的祖先传承给我们，也把我们自己传承给后代。这是中国人特有的终极关怀方式。
而史记的纪传体，就是这种祖先历史的典型表现方式。通过为帝王将相，忠臣孝子列纪传，从而记载历史。这像不像是家谱？某某辈你家出了个叫某某的很牛的人，干了什么牛X的事儿。 史记就是中国的家谱。记录了我们这个民族的历史。
所以纪传体的目的，是记录。
而编年体不一样。 编年体，不以人为主要坐标， 而是以时间为坐标。人和人做的事，都沿着时间的线索展开，他不像纪传体，人是绝对的主角时间只是注解，纪传体里是有一个“上帝视角”的，宛如天神俯视，沿着时间长河的发展，看涛生涛灭，人来人往。
两相对比，纪传体让我们能更好的了解一个人，了解那个古时候的人们是什么样子的，他做了什么事，达成了什么功业。 但是编年体，能让我们更好的看清一件事，这件事何时开始，何时结束，有什么人参与，最后结果如何。
这么一来就豁然开朗了。如果你要了解历史的目的是仰慕先贤，那看纪传体就行了。但是如果你要从历史中学习经验，学习古人做事的方法技巧。那无疑编年体更加适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