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诸子的思想对现世的积极影响主要在哪些方面？ 先秦诸子的思想对中国的影响
说道诸子百家就不能不提到孔孟老庄这两支对后世影响最大而又南辕北辙的流派。
就现在而言，第一，孔孟的思想主张和平，对促进世界和平意义重大；第二，孔孟思想主张忠孝，有助于维护中华民族的团结，增强向心力与凝聚力；第三，孔孟思想主张修德，是社会道德建设的基础；第四，孔孟礼乐思想有助于提高民族的人文素质、精神素质；第五，孔孟的诚信思想，对建立市场规范意义重大。第六，孔孟儒家思想长期以来一直是维系中华民族精神团结的重要纽带。
儒家强调道德，这对现在的道德建设尤其有意义。儒家在强调道德的同时，也强调规则、程序，而这正是法制的基础。
儒家的君臣父子讲的是有序、程序，和血统论根本无关。现代“血统论”、人情走后门登峰造极的年代，是文革彻底诋毁孔孟儒家的年代。可见，血统论、人情走后门，其根源在于诋毁孔孟思想和儒家道德。
儒家从未禁止竞争，学而优的原则，就是一种通过正当的手段进行竞争的原则，就是，儒家主张正当的竞争。儒家所强调的秩序，其实就是反对混乱的恶性竞争，本质上是在保护通过正当手段竞争的人的利益。
庄子反对人为物役，不为权贵礼法所拘，追求个体身心自由。在中国历史上，庄子第一个揭露了人为物役的异化现象，认为世人追逐物质利益和权贵礼法是“危身弃生以殉物”，是人生一个大悲剧。因此，庄子强烈地反对物质利欲、权贵礼法对人身心自由的束缚，要求“不以物害己”（《壮子：秋水》）“不以物挫志”（《庄子：天下》），“宁游戏于污渎之中以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
在先秦诸子中，庄子的人生态度是最乐观的，庄子超迈旷达的人生观，培养了中国人的乐观精神和豪放性格。在贫富问题上，庄子主张虽“处穷闾陋巷，困窘织履，搞项黄首或”（《庄子：列御寇》），也不要为富贵所动，而是视利禄如粪土，不以物役为快。
庄子这种对个体身心自由的向往和追求，在魏晋时期引起强烈的反响。阮籍《咏怀》中说：“膏火自煎煞，多财为患害。布衣可终身，宠禄岂足赖。”油脂可以点火，所以自讨燃烧；一个人钱财太多，可能招致杀身之祸；宠禄不足以维生，布衣反而可以终养天年。从阮籍的诗中，我们可以看出庄子“无用之用”的处世哲学对魏晋名士的深刻影响，也验证了现代社会亿万豪富动辄就会葬身在“多财为患害”上，以及贪官的下场说明“宠禄岂足赖”的过眼云烟。
在生死问题上，求生畏死，求长寿不老是人之所望，庄子却比较超脱，“不知说生，不知说死”，甚至以死为乐。妻死庄子鼓盆而歌，就是自己死后，也主张天葬，让自己的尸体成为鸟鸢、蝼蚁的食粮。主张与天地万物为一体，连生死埋葬都不在乎，亦可想见庄子人生观的旷达了。封建士大夫仕途受挫、生活困顿时，往往以旷达的庄子人生哲学作为自己苦闷心情的安慰和寄托。唐代诗人白居易被贬流放时，也从庄子思想中吸取力量，他在《读庄子》一诗中写道：“去国辞家谪异方，中心自怪少忧伤；为寻庄子知归处，记得无何是本乡”。这种身处逆境而“少忧伤”的开朗豁达，显然是得之于庄子的思想。
庄子超旷的人生态度，又可以陶冶人们豪放的性格。“仗剑去国，辞亲远游”的李白，要求彻底摆脱世俗的羁绊，“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他的乐观豪放的性格是深受庄子影响的。明中叶被时人目为“狂士”的徐渭，对庄子“旷达古无比”的人生态度十分推崇，徐渭不拘礼法，“疏纵不为儒缚”，性豪爽通脱，常与“群少年昵饮市肆，每每大醉而归”。
庄子强调人们在养生处世时，要“依乎天理”，适应环境，自然无为。在庄子看来，人籁不如地籁，地籁不如天籁。“夫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者，万物之本也。……静而圣，动而王，无为也而尊，素朴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庄子：天道》）由于庄子把自然无为看作是人生最高的境界，因此，他反对有为，反对用外力去改变和破坏人的自然天性。这是一种消极的避世、厌世、遁世的思想，不是积极地去改变现实，而是消极地顺应环境，逃避现实斗争。在现代社会，需要人们去努力发展生产，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推动社会前进。庄子这种寂静无为、消极忍耐、随寓而安、祈求心理解脱的人生哲学似乎与现代社会的行程相违悖，但在拜金主义盛行、物欲横流的今天，庄子的人生哲学不是能稍稍平抑人们过度的物质欲望吗？也许能给人们以某种精神的安慰，从而保持人们心灵上的宁静和心理上的平衡，并最终促使现代社会协调发展，为人生提供一个理想的生存空间。我认为这就是老庄哲学的现代价值。
讲了儒道两家对现世的影响，我们再来看看法家。法家讲的这个驾驭术，就是驾驭领导的技术。以法家的思想制国，这是一个伟大的低级状态，法家的祖宗怎么死的?商鞅是被自己制造的世界级奔驰车压死的，他当时定的那个法家制度，是当时世界上最有品牌的社会制度，世界级别的奔驰制度，让秦国的生产经济飞速的发展起来了，最终战胜了六国。但是大家知道，他是怎么死的，他是被五匹马拉死的，他制造的那架社会制度的车子太强大了，以至于他没有一个跑的地方，秦惠王车裂商君以后，商君所立的制度象铁箍一样继续在秦国运行，商君在他所立的制度下英雄的去了，但他的制度却了不变的。所以法家的制度，是变法图强的基础。
商君是比西方的尼采理智的一个战争论者，商君留下了几卷《商君书》，也称《商子》鼓吹好战，将战争抬高到压倒一切的地位， 以为战争可以解决一切。如果将战争上升到法的地步，那他是要完蛋的，希特勒也把当时的德国的国家危机以法的形式转嫁给侵略战争。所以法只是一个工具，不是一个目的。
法家也讲权术诡道，它所说的法是为是为权术诡道服务的。 他所说的法也就是驾驭术，权术诡道是服务于驾驭术的工具。儒家"吾执御矣"的以术"御"世，他的那个术是最好的术，终于碰到一个伪知音，孔子死后三百多年的汉武时代，董仲舒发现其中的三纲五常可以驾驭人民愚弄人民，这一驾驭愚弄，把个中华帝国愚弄驾驭了二千多年，但是中华还是必须再走到低级境界，再努力进入一个法制国家。
社会的前进也有一个法的原则，螺旋式的法的原则，最基础的原则就是"法"的原则，这是最低级的管理，没有了"法"什么也行不开，大车无轮，小车无軏，行之不远，因此我们行了两千年又倒退到找法大哥帮忙。所以当今时代，国家要富强，人民要民主，我们只有再回到二千年前寻找我们的老祖宗，在他老人家的墓前三思，我们该回到那个最低级的状态，法的状态了。
恩格思《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有这么一句： “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 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 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我们如今已经解决了很多问题，我们正在解决很多问题，包括我们要向二千年前寻找我们的老祖宗，在他老人家的墓前认罪，重读他老人家留下的经典解释:
法繁则刑省。 民治则乱，乱而治之.又乱。 故治之于其治则治，治之于其乱则乱。 民之情也治，其事也乱故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生，则重者无从至矣，此谓治之于其治也；
法家的驾驭术是多方面的，这只是其中之一点，供有识者三思。法家对社会的认识和对人的认识以及对人的管理，在许多方面，或者说在某种程度上是和西方的某些管理思想相吻合的。因此，有些学者主认为，如果中国不是以儒家为其正统文化而是以法家为正统文化的话，那么中国有可能在13世纪就进入了工业革命的时期。
法家的的特点:主张用客观的、具体的、铁定的法律，通过铁面无私的奖惩制度，进一步强化司法的威严和检查的力量，确保每个人在各自的工作位置都必须达到最高和最大限度的工作效率，同时对没有达到甚至是消极怠工、腐败浪费等现象进行最严厉的惩罚。管理的核心：以奖惩赏罚的强制手段来求得公平这一社会理想，赏罚的公正来源于可观的可靠的资料。法家管理思想存在的问题：远古时代信息的不发达，难以获得可靠的资料；在高压作用下，没有任何的人情味。长期会对人的心理和身体都可能产生麻木不仁的结果。
法家的管理思想:因此，法家的管理思想在短期内能取得较好的管理效果，但长期实行，或实行得不彻底，反面的效果会逐渐暴露，而且可能是破坏性的。历史上最著名的商鞅变化可供研究。秦始皇统一中国时法家是有相当地位的，“用儒家的心肠，法家的手段”来进行管理被认为是管理的最优状态。
形成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体系，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是中国学术文化思想道德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奠定了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基础。 中国两千多年以前出现的以儒、墨、道、法为代表的诸家学派“百家争鸣”，不仅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且对后世中国人的心理、观念、习惯、行为方式产生了巨大影响，形成了汉民族独具的文化传统。
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变动的时代，在剧烈的社会震荡中，在历史的夹缝中，学术界和学者获得了相对充分的自由。自孔子开始，私人讲学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渐渐形成了不同的学派，各学派齐流并进，相互批评辩难，这就是所谓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其中政治思想观点鲜明、对后世影响较大的有儒、墨、道、法四家。
孔子是儒家的创始人，他的思想核心是礼和仁，其中仁的学说使儒家突破了旧的传统，为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奠定了新的基础。孔子所说的仁包含有血缘基础、心理原则、人道立场和理想人格，后被提升为人情日用之常和每个个体内在自觉意识。孔子的学说得到了孟子和荀子的继承和发展，经后世不断修订，成为在中国具有普遍和长久影响力的学说。
墨家学派的创始人是墨子，墨子特别强调劳动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并建立了自己的“兼爱”学说。道家的代表人物是老子和庄子，老子的学说为后世中国人的处世之道产生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庄子则主张追求人格独立和精神自由。法家学说的集大成者是韩非，他提出了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各家观点不同，主张各异，但却殊途同归，都是在为统治者设计治国平天下的方案，这种关注社会，积极参与现实的风尚形成了能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实用理性。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实行焚书坑儒，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繁荣局面结束了。后来到了汉武帝，采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新政策，使儒家思想成为正统，影响了中国两千多年。此时的儒家思想已经过改造，将儒、道、法、阴阳诸家学说融为一体，相互吸收、融汇合流。其后，儒家学说又不断被改造，出现了宋明理学、陆王心学、乾嘉朴学等，这些都对中国人的心理、观念、习惯、行为方式产生了较大影响。
受这些思想的影响而产生的人道精神和人格理想，重视现实、关注社会、主张经世致用的理性态度，乐观进取，舍我其谁、勇于奉献的牺牲精神等等，都曾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感染、教育和激励过无数仁人志士，是值得珍视的文化瑰宝。
但由于这种文化长期处于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地位，也不免带有专制主义、禁欲主义、等级主义的色彩。至于不偏不倚、明哲保身、怨而不怒、逆来顺受等在中国人中常见的的心理特征和处世之道，更是长期受到传统文化熏陶的产物。由于过于强调入世现实，便相对地忽视、轻视甚至反对科学的抽象思辩，这对中国科学和思维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迟滞作用。 谢谢观看，
在商代和西周时代，中国的政治文化已经开始形成，武王伐纣时说“牡鸡无晨，牡鸡之臣，唯家之索。”，伯夷、叔齐事件，都为当时政治文化的体现。然而当时的政治文化发展尚未成熟，各种思想激烈碰撞。各地部落的普遍现实存在和分封制的施行，加之政治军事兼并的不断发生，各国寻求治国之法，使得在东周时期各地各国学者们持有大相径庭的各种思想。交相辩难，百家争鸣。这是中国政治文化迅速发展并趋于成熟的时代。就中国的实际政治文化发展而言，百家之中对后世影响巨大的主要是儒家、法家、道家三派。
1）儒家思想
孔子是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他提倡仁义孝悌，一方面，他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维护礼制进而维护等级制度，维护君主的地位；另一方面，又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提出了君主的义务和责任；又说“危邦不入，乱邦不居”，“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强调作为民众的独立人格。
孔子之后的孟子更将民众提到了高于君和社稷的地位，孟子曾说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一方面，儒家维护等级制度和君权，另一方面，他们主张君臣履行各自的义务和权利，任何一方都不该要求对方无条件的服从和妥协。孔子主张以“仁政”治国，反对过分剥削压迫，提出了富民、惠民的主张。先秦儒家并不主张禁欲，而是推己及人。“礼”是儒家思想推行的工具。
儒家思想强调维护内部制度和社会的稳定，因此在竞争角逐激烈的春秋战国时代并不能得以特别的任用。但是人们如果因此就认为儒家在先秦至秦代地位尚低，确是有失公允的。儒家在战国时代，已经遍布七雄诸国。到了秦朝，秦始皇要坑杀方士、术士时，公子扶苏就以其中有些人毕竟是儒生为理由，为他们辩护；而秦朝朝堂之上也有儒生为臣。这些都说明秦朝是并不特别排斥儒生的。所谓“坑儒”，其实是坑杀包括一些儒生在内的方士、术士。一旦统一，维护政权统一就成了当务之急，儒家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统治者的思想骨干之一。历史的经验表明，在外部政治环境稳定的前提下，儒家思想对国家制度和社会的稳定作用是显著的、惊人的。
2）道家的政治文化
老子是道家的代表人物，道家并不像其他学派一样奔走诸侯之间，寻求任用。因为他们的政治思想本身就是主张无为而治的。老子说：“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道家的自然哲学是其治国之道的理论基础。“道”即“自然”是永恒常在的、无所为的，天地万物都因“道”而生成，那么“道”又是“无不为”的。作为国家统治者，如果能够谨守“道”而勿失，百姓就可以自生自化，安宁质朴地生活。与老子同为道家代表人物的杨朱认为“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人不取也；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
道家的政治主张是“无为而治”，然而“无为而治”并不是消极怠慢而无所作为。道家学派的思想，对后世一些新朝代建立时顺应人民的普遍政策期望，制定百废待兴、休养生息的政策是有很大的影响的。“大军之后，必有凶年”，道家对战争等剧烈的社会动荡，十分反感。他们进而认为，好的政府，是人民安居乐业，而不知管理者之管理的政府。使人们处处能感觉到管理者的痕迹，进而认为高质量的生活是拜管理者所赐的看法道家并不认同。在西汉初年，统治者大都以道家思想作为主要管理思想，我们可以看到道家思想对一个饱经战乱的国家所能起到巨大积极作用。
3）法家政治文化理论
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有李悝、吴起、商鞅、韩非子等人。他们主张以法治代替礼治，法律统一，不分亲疏。但事实上法家这种“法治”与现在的法治大相径庭。因为在战国时代，由于各国以贵族世袭，贵族拥有特权，并把持国家政治，这造成了君权旁落和政治腐败。法家在这种环境下通过提高君权，反对贵族特权而被君主所赏用。在法家理论中，君主同时具有立法和司法权力。而君主制定的法律为民众遵守的同时，统治者也使用一些手段来对属下进行考核和考验，甚至动用一些“术”，目的是使权力显得高不可攀、神秘莫测，使人畏君，从而战战兢兢。这也是后世君权被一再抬高的理论源头之一。而且统治者虽然是法律的制定者，但并不受到法律的约束。
先秦法家也受到儒家的影响，比如吴起就主张国之安危“在德不在险”。法家和儒家，对后世影响很深。有人说“阳儒暗法”，不是没有道理的。比如隋文帝虽然尊崇儒教，却曾经派自己的手下以一些物品为诱饵贿赂官员，然后对这些不知是计的官员予以重罚，这其实是对“术”的一种使用。儒家是维护旧有的君权与贵族制度，法家则是抬高君权，压抑贵族的权力。
4）先秦其他学派思想
除了儒、道、法三家以外，先秦还有阴阳家、名家等其学派。如阴阳家的代表人物邹衍提出的五德思想，是后世帝王统治国家的重要理由理论根据。每个朝代，都会宣扬五行中的一“德”，以五德相克相生之理，确定其统治的合法性。再如名家的代表人物是公孙龙、惠施，名家研究名辩之学，启迪各派围绕“名”和“实”的问题反复辩难讨论，成为中国政治文化的源流之一。
应该说，先秦诸子百家的思想虽成为后世政治文化发展的基座，但后人并不再像先秦这样竞相创造流派，而是以先秦各流派为基础，杂糅其他外来思想，或者相互融会贯通，进一步发展；或者借先秦流派的名与理论，阐述自己观点。
2先秦平民政治与士风的形成
先秦时代，失势贵族、布衣平民通过游说宣传自己政治观点和主张这个办法来影响政治的例子很多。君主通过采纳这些人的意见和政治理论，或提高君权的实力以更好地控制国家，或提高国家的实力以称霸。而一些贵族也迎合这个潮流，大量收养门客，增强自己的实力，以便更容易地操纵政局，维护自己的利益。
这种参与政治的形态，我们可以称为“门客政治”。平民百姓大肆议论政治，而一跃成为官僚乃至贵族的门客政治形态，在中国政治文化的历史上绝无仅有。没落贵族、平民百姓均用这种方式以图任用。这种风气在战国时代最为盛行。
到了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时代，等级制度变得并不森严。个人的尊严和自由人格得到时人重视，“士风”盛行于人际交往、政治活动之中。士风具体体现在：一、重视个人尊严；二、个人尊严要靠个人道德来承托和维持；三、个人道德要靠他人的认同来达到。
西方人普遍认为个人尊严是神所赋予，而中国人的个人尊严，则是通过众人的认可来取得的。春秋战国之士人，为了“士”的精神，可以抛弃生命，去做必死之事。“士为知己者死”，“士可杀不可辱”等成为了士人的信条，以“忠”、“信”作为个人准则。士风对中国造成的影响，延续千年而不变。人们相对于对自我人格的认同，更倾向于使他人认同自我。表现在政治文化上，经常会倾向于忽略事件的过程与结果，不惜损失利益和退让或者进而以过激手段以求得到对方的尊重。士风传承千年，成为中国政治文化极重要的一部分，在各个时代，它的内涵，也有很大变化，但都不会离开以严守个人道德与价值观的方式，维护个人尊严、个人意志。
先秦诸子以儒墨道法四家为代表，对当今的影响表现在：儒家对当代的影响是最大的，其积极影响主要表现在对人的道德约束力方面；墨家主要影响在于取才，墨家主张兼爱，非攻，尚贤，这对“和平”这一当今世界的一大主题具有积极意义。同时，对于整个社会的进步和形成尊重学术的氛围有着积极影响；道家的主张是无为，用在当今社会治国那是不利的，不过，我个人觉得它在对养生方面有较大影响，道家的修身养性对于当今社会的人来说还是很适用的；法家的主张中有依法治国的内容，这对公民形成遵法，尚法的观念具有积极影响。（个人的一点浅见）
诸子百家思想的出现对于当时春秋战国无论各个方面都有积极意义。对现世诸子百家都有很大的意义。法家尊循以法治国方针，所以现在有法律来规范世民，所谓无规矩不成方圆。儒家主张以忠孝礼义来治国，所以现在有道德规范来辅助国家。墨家主张勤俭，所以国家有主张节约经济。道家也有重大影响，对现世为人处事有帮助。所以诸子百家对于现世的影响非常大，远远不只这些，
有学者认为，在古代世界三个相隔遥远的地区，大约同一个时候，都开展着高度的哲学活动。这三个地区指的是希腊、中国、印度。
当时的希腊人正在探讨物质世界的性质，印度思想家正在思考灵魂和神的关系，中国的诸子正试图去发现人类社会和贤明政治的根本原则。
据材料,先秦诸子思想重天道而轻人事，以追求天道为主。道家学说即是很好的例子。老子《道德经》云：天地，万物之始。主张已追求天道，追求自然为主要目的。形成这些特征的主要原因一方面在于当时的背景，小国林立，人们无法在现实中获得满足，便将其转化了理想。另一方面，是由中国的文化背景决定的，或者说，从《山海经》开始，并决定了这种学说羽特征的存在。并不以谁提出与谁创立而转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