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之侍妾换马是否真有其事?~
然而，这个“春娘换马”的典故到底出自何处呢？原来在明末冯梦龙编的《情史类略》，附卷十三“情憾类”朝云条下：
坡公又有婢名春娘。公谪黄州，临行，有蒋运使者饯公。公命春娘劝酒。蒋问：“春娘去否？”公曰：“欲还母家。”蒋曰：“我以白马易春娘可乎？”公诺之。蒋为诗曰：“不惜霜毛雨雪蹄，等闲分付赎蛾眉。虽无金勒嘶明月，却有佳人捧玉卮。”公答诗曰：“春娘此去太匆匆，不敢啼叹懊恨中。只为山行多险阻，故将红粉换追风。”
春娘敛衽而前曰：“妾闻景公斩厩吏，而晏子谏之；夫子厩焚而不问马，皆贵人贱畜也。学士以人换马，则贵畜□矣！”遂口占一绝辞谢，曰：“为人莫作妇人身，百年苦乐由他人。今日始知人贱畜，此生苟活怨谁嗔。”下阶触槐而死。公甚惜之。
冯梦龙又是从哪儿抄来的呢？找到明朝人钟惺编的《名媛诗归》中有这条记载。钟惺（1574-1624）和苏轼（1037-1101）年代相差几百年，不知道钟惺是如何在这么多年后突然发现这件逸事的？
而且，从原文记载来看，即使这件事是真的，春娘也只是苏轼的婢女，并非他的姬妾。当时奴婢本来就是主人的私人财产，最多能说明苏轼对奴婢人格的不尊重，根本谈不上他对女人薄幸！但我们却发现，现在很多人在引用这个故事的时候，把婢女换成了姬妾，这是什么出于目的？
最大的问题是，这件事没有可信度。
说的是苏轼在被贬去黄州之前，他的好友想要用马换他的妾室春娘，苏轼就欣然同意了。但不想这个春娘是个烈性女子，她不愿意成为货物被转手他人，于是就一头撞死在苏轼面前。这个故事出自明朝小说家冯梦龙，历史上没有正史记录，但各朝各代的文人官员都有狎妓的习惯，也有将妾室将让他人之事，所以苏轼以妾换马，逼死妾室之事，就被古人深信不已。
以妾换马众所周知，苏轼是宋代的大文学家，他也在朝为官，他本人也以风流才子自居。在宋代那个以文人为尊的朝代，苏轼的才华很快就让他名动京城。可惜苏轼的仕途，不像他的诗词那样，总是得到世人的赞赏，他的为官之路也是一波三折。曾经因为卷入乌台诗案，差点就掉了脑袋，之后只能自请出京，在各地任职。当然大才子就是大才子，走到哪都有红颜知己，毕竟人家才华搁那摆着，于是苏轼身边不乏有才又有貌的莺莺燕燕相伴。
在苏轼去黄州任职之前，他一个蒋姓好友给他送行，两人推杯换盏之后，苏轼让小妾春娘出来助兴。估计这个春娘是个才艺双绝的女子，结果一顿饭下来，蒋姓好友居然看上了春娘。于是他向苏轼讨要春娘，他也不白要苏轼的一个小妾，他愿意用白马换春娘，苏轼想都没想就答应下来。为此他还特意写诗一首，送给春娘。“春娘此去太匆匆，不敢啼叹懊恨中，只为山行更险阻，故将红颜换追风”。
烈女春娘苏轼的诗句中说得很明白，就是因为赴任之路崎岖难走，这白马可比红颜有用，于是才会将春娘转让他人。不知道苏轼心中到底怎么想的，是不想春娘跟他一起受苦，还是真的担心山路难行，总之在春娘眼中，她对苏轼的深情，可能还抵不过一匹白马有用。于是春娘也写下一首诗词，怼得苏轼也是颜面尽失。“为人莫做妇人身，百年苦乐由他人，今日始知人贱畜，此生苟活怨谁嗔”。说完人家就一头撞在门上，香消玉殒了。
不管苏轼以妾换马，逼死小妾的事情是否真实，但从历史上很多朝代文人墨客，将身边妾室转让他人来看，跟春娘的那首诗倒也吻合。古代女子地位低，更何况是毫无保障的妾室，想要得到男主人的倾心相待，估计比登天还难，要是被主人送人或是转卖，也只能叹一声命运不济。
苏东坡的确“有妾数人”，有资料说他先后有妾七人，但是没有见到有拿妾换马的记载。野史中，也只说他用“婢”换马。当年，奴婢都是花钱买来的，是家庭财产的一部分。即便苏东坡真的用婢换马，也无可厚非。我们不能用今天的经济意识和道德标准去衡量一千年前的古人。 明末詹詹外史冯梦龙(1574-1646)编的《情史类略》附卷十三“情憾类”《朝云》条下，除了介绍苏东坡侍妾王朝云的身世之外(原文详后)，还附有一段文字，记载苏东坡曾经用婢女换马的故事： 坡公又有婢名春娘。公谪黄州，临行，有蒋运使者饯公。公命春娘劝酒。蒋问：“春娘去否？”公曰：“欲还母家。”蒋曰：“我以白马易春娘可乎？”公诺之。蒋为诗曰：“不惜霜毛雨雪蹄，等闲分付赎蛾眉。虽无金勒嘶明月，却有佳人捧玉卮。”公答诗曰：“春娘此去太匆匆，不敢啼叹懊恨中。只为山行多险阻，故将红粉换追风。” 春娘敛衽而前曰：“妾闻景公斩厩吏，而晏子谏之；夫子厩焚而不问马，皆贵人贱畜也。学士以人换马，则贵畜贱人矣！”遂口占一绝辞谢，曰：“为人莫作妇人身，百年苦乐由他人。今日始知人贱畜，此生苟活怨谁嗔。”下阶触槐而死。公甚惜之。 这里用了两个“典”，一个是“景公斩厩吏，而晏子谏之”。典故出在《晏子春秋》中，原文这里就不引了，只说故事大概：齐景公把自己最为心爱的一匹马交给一位圉人(圉音yǔ宇，指养马的人，也就是上文说的“厩吏”)饲养，不料马却得病死了，齐景公大怒，要杀这个圉人，而且不是杀头，是让刽子手用刀活活肢解。刽子手拿刀正要动手，晏婴问齐景公：“尧舜当年肢解犯人，是从身体的哪个部位下刀的呢？”景公听了一惊，知道尧舜当年并没有肢解犯人的例子，就下令停止肢解，把圉人交给狱吏去处置。晏婴又对景公说：“狱吏不知道圉人犯了什么罪，我先一一列举，再把圉人交给狱吏，好吗？”景公点头同意。于是晏婴对圉人说：“你有三条死罪：你把君主的马养死了，这是第一条死罪；你养死的是君主最心爱的马，这是第二条死罪；你让我们的君主因为一匹马要杀掉一个人，老百姓听到了，必然怨恨君主，诸侯听到了，必定轻视我国。你养死了马，使得百姓积怨、邻国侵凌，这是你的第三条死罪。现在要把你交给狱吏去处置。”景公听了这话，急忙说：“把他放掉吧！免得伤害我的仁德。”——看起来，齐景公是个明白人，所以一点就透；如果遇到的是个糊涂蛋，恐怕晏子再能说会道，也点不透他，那个无辜的圉人，还是非死不可。 另一个典故是“夫子厩焚而不问马”，语出《论语》：“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意思就是说：孔夫子去上朝的时候，家里的马厩着火了。孔夫子退朝以后问：“烧伤人了么？”却没有问马。意思是说孔子重人而不重马。不过也有不同见解。一种说法是：孔子是在上朝的时候家里的马厩着火的。这时候马厩里已经没有马，所以他不问。但是也不排斥他家里不止一匹马。另一种说法是：“不问马”的“不”，是“后”的意思。不是不问，而是“后问”。——这个说法，比较勉强。 据《苏轼年谱》：元丰二年己未（1079），苏轼四十四岁，知徐州。三月，以苏轼知湖州，赴任前先到南京看望苏辙，为留半月，四月到任。七月以“谤讪新政”的罪名被捕入京，十二月，责授黄州团练副使。 “以妾换马”这个故事如果是真的，时间应该是元丰二年末或元丰三年初，地点则应该在他的任所湖州。当然也可能在开封。因为苏轼七月份被捕以后，入狱一百多天，早已经不是“湖州太守”了，他的家属，有可能随同或赶到京师打点料理。何况苏轼被贬黄州，是由御史台派人押送而去的，根本就没有时间再回湖州。他走得十分匆忙，他自己的家属，还是后来由苏辙给他送去的呢！ 冯梦龙一生编写辑录了许多通俗故事，但大都“均有所本”，也就是都有根据或至少有创作素材。 冯梦龙说“苏东坡以妾换马”，所根据的是明朝人钟惺（1574-1624）编的《名媛诗归》，其中就有这条记载，文字完全一样。《名媛诗归》是钟惺编纂的一部女性诗歌总集(也有人怀疑不是钟惺所编)，流传很广。钟惺和冯梦龙同年，却早于冯梦龙二十多年就死了。由于我所见到的《情史类略》和《名媛诗归》都是现代翻印本，而序言中又没写年月，不知孰早孰晚，因此，也说不清楚到底是谁抄谁的。再说，他们俩人都是1574年出生，距离苏轼（1037-1101）的年代已经五百多年了，不知道冯梦龙和钟惺根据的是什么，是在什么情况下“偶然”发现这个故事的。 有学者为此查阅了颜中其编注的宋元明清有关苏轼的笔记一千多条，没有发现这条记载；翻了很多苏轼的传记，也没有发现这条记载；看了很多关于苏轼的论文，尤其是写他家庭姬妾和歌姬的诗词文章，也没有这条记载。唯独钟惺的《名媛诗归》“前无古人”地突然冒出这样一条记载来，因此判定为“不可信”。 我也认为此事的可信度很小。 第一，假设这事情是真的，大概也只能以“无可厚非”作结论。因为文章中说得很清楚，春娘是一个“婢女”的身份。在封建社会中，“奴婢”是主人“财产”的一部分，既可以买卖、赠送，交换也就在“情理之中”，没有什么可以指责的。丫头大了，其出路不外乎：一，“择个小子配了”；二，送给或卖给某个人做小妾。遇到善良的主人，也有不收“身价银子”让父母“领”回去“自行择配”的。不过往往有被父母再卖一次的可能，下场竟还不如主子择配或送人更好的。在这次事件中，苏轼的诗说得很清楚：“春娘此去太匆匆，不敢啼叹懊恨中。只为山行多险阻，故将红粉换追风。”也就是说，他拿春娘换马，有两个原因：其一，是他面临贬官，匆匆上路，没有时间给春娘选择更好的人家了；其二，是他要从开封或湖州到黄州(在湖北，州治在黄冈县，今黄州市)去，道路崎岖(山行多险阻)，不得已，才用红粉(丫环)换追风(马)的。这样做，用当时那个社会的道德标准来衡量，也不是什么过份的作为。许多被贬的官员，临上路之前，把丫头或卖了或送掉，都是很平常的事情。 第二，这件事情居然受到了后人的指责，关键是很多人在引用这个故事的时候，不知出于什么动机和目的，竟把春娘“婢女”的身份，说成是苏轼的“姬妾”了。 咱们再来一次假设：假设春娘果然是苏轼的“姬妾”，苏东坡把“姬妾”送人，就应该受到指责么？ 指责苏东坡的人，大概不知道封建社会的“姬妾”，是什么地位，是什么身份。 咱们不妨学一学王安石的“解字法”。从字面分析，“婢”是“卑贱的女人”；“妾”呢，是“站立着的女人”，也就是说，她虽然有和主子“同床”的福份儿，却没有和主子“同坐”的福份儿，特别是有夫人或客人在座的时候。所以“妾”的正名叫做“侍妾”，她的任务，就是伺候、服侍主子的(当然也有“借腹生子”的另外一种任务)，地位依然卑下。“姬”呢，范围可就广了。古代“姬”、“伎”、“妓”相通，有别于“婢”和“妾”的，是她们必须“身怀一伎”，至少应该会歌舞弹唱。“妾”是“上炕老妈儿”，这大概不用怀疑。“婢”是不是和主子上床，只能看主子的喜恶而定。主子好色，丫头也漂亮，主子提出性要求，丫头是无权拒绝的。同是宋代人的潘金莲，就是因为拒绝主子的性要求而被强迫嫁给武大郎的。“姬”的身份比较复杂，但总是离不开“歌舞姬”、“家妓”这个范畴。她们不但要“伺候”主子，许多历史书上，都有拿“舞姬”、“家妓”待客的记载。因此，“虞姬”很可能是受到专宠的舞姬，而“赵姬”就是被主子送人的舞姬了。 为什么宋代的官员府中蓄有家妓？这可能和宋代的官员不许嫖妓有关。因为宋代的官员嫖妓女要受到严惩，所以凡是明智的官员，大都不敢以身试法，而是自己买几个能歌善舞的漂亮女子来做“歌舞姬”，用来自娱，也可以用来“待客”。这就是官员们私蓄“家妓”的由来。 家妓的地位，明显比“侍妾”低，甚至比“婢女”还低，因为婢女和侍妾都不能用来“待客”，而家妓却可以。 指责苏东坡把“侍妾”送人的人，大概都不知道“侍妾”在宋代的地位。何况春娘分明不是侍妾，也不是家妓，而只是一个丫头。但是苏东坡被贬黄州，蒋运使来给他饯行，苏东坡命春娘劝酒，这个春娘的身份，却似乎比丫头略高一些。如果仅仅是“送酒”而不是“劝酒”，丫头的身份就明确了。 第三，这个因来“饯行”而偶然看中春娘，表示愿意用自己的马来交换这个丫头的蒋运使是个什么人，也是许多人所关心的问题之一。“运使”，可能是“盐运使”，也可能是“转运使”，反正都是“肥差”，是有钱的人。苏东坡把自己的丫头，或自己所喜欢的丫头交给了这个人，而不是把丫头卖到堂子妓院里去，按说春娘应该道谢，不应该这样大闹的。这个蒋运使不但富有，而且能即席赋诗：“不惜霜毛雨雪蹄(大概是匹白马或蹄子是白色的马)，等闲分付赎蛾眉。虽无金勒嘶明月，却有佳人捧玉卮(用她斟酒，依旧是丫环的身份)。”从诗句看，也算落笔不俗。 但是这个“蒋运使”究竟是个什么人？却居然没人知道。既然能和苏东坡交往，人家来送行，苏东坡还设宴招待，关系也非比一般。有关苏东坡的资料如此丰富，总应该有些蛛丝马迹可寻吧？ 于是就有人去考证，这个蒋运使究竟是谁。按理说，苏东坡在离开湖州或京师之前，家里出了这样一件人命案子，而有关苏东坡的记载又如此之多，总应该有片言只语的记录吧？但是考证苏轼在去黄州前后有过交往的人，有苏辙、文逸民、陈季常、王箴、李常、郭遘、古耕道、潘彦明、马正卿、徐君猷、安节、庞安常、米芾、杨世昌、李台卿、徐德占、李委、巢谷、参寥、崔闲、杨寀、张梦得、王巩、王齐愈、王齐万等等(恕不一一介绍他们的身份来历)，独独没有一个姓蒋的。真不知道这个没有名字的蒋运使是从什么地方冒出来的！ 有人怀疑这个蒋运使，可能就是宜兴人蒋之奇。这个蒋之奇，和苏轼是同科进士，还是变法新党的中坚，却是一个小人。据《宋史》记载，欧阳修对他有恩，他却诬陷欧阳修扒灰，蒋自己倒因此被贬官，更为士人所不齿。如果真是这个人，春娘不愿意随他去，可以解释为春娘有性格，不愿意给这样的人做丫环。不过这样解释，就未免太高抬春娘而太贬低苏东坡了。欧阳修是苏轼的恩师，是苏轼一生敬重的人，苏轼对他的遭遇十分关切和同情，对蒋之奇的为人也十分了解。蒋之奇害过苏轼的恩师欧阳修，又是新党，被关了一百多天刚刚出狱的苏轼，立刻又要被贬黄州，怎么可能和这样的人物推杯换盏，做出以人换马的勾当来呢？ 第四，平心而论，春娘跟随蒋运使去他府上当丫头，应该说比她被打发回家去要强得多。凡是当丫头的，家里必然贫穷。晴雯被撵回家去的处境，连想喝口茶都没有，就是明证。既然是丫头，买卖或交换就有“身价”，用马交换，这马不过是一种交换的媒介而已，相当于若干两银子。春娘觉得自己“人不如畜”，只是一种借口。因为在任何一种社会制度下，特别是在被贬、被捕以后，“人不如畜”的境遇，实在太多太多了。作为一个丫头，春娘是不应该有这种想法的。 我经过二十三年劳改，对于“人不如畜”的观念，最有体会。在劳改队里，耕作运输，常常有用到马的时候。用马之前，队长往往要谆谆嘱咐：“用马要当心点儿。像你们这样儿的，死个十口八口的我都能交代；要是死了一匹马，我可没法儿向上面交代。”——这不分明说，在队长和他“上面”的眼睛里，一个甚至十个八个犯人，都不如一匹马值钱么？要知道，在劳改队里，那可真是藏龙卧虎，什么大作家、大艺术家甚至副部级的官员都有哇！ 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春娘大闹，甚至不惜以命抗争呢？据许多人的分析，惟一的可能，就是春娘跟苏东坡上过床。春娘是从“感情”出发，觉得自己被遗弃了，所以她接受不了。“春娘换马”的故事，忽然从“婢女换马”变成了“侍妾换马”，其根源大概就在这个地方。 第五，故事本身就漏洞百出，难于自圆其说。 一，他是因为“乌台诗案”(另文详细介绍)被贬到黄州的，判词为：“黜置方州，以励风俗；往服宽典，勿忘自新。”也就是说，是要他去那里深刻反省改过自新的。苏轼去黄州，是朝廷“令御史台差人转押前去”，虽然还有一个“黄州团练副使”的官衔，其实身份如同犯人，已经没有人身自由了。而且十有八九可能直接从京城押送到黄州，不可能让他先到湖州处理家务之后再从容前去。连他自己的妻儿都还是后来才由弟弟苏辙送过去的。他被“划为右派”而没有被处死，完全是沾了赵匡胤当年定下“不杀士大夫”这一条“祖制”的光了。他宣布被贬以后，他的政敌一直没有放过他，他的一举一动，朝廷都了如指掌，人们为了自保，都躲着他呢，哪里有一个大胆的蒋运使，居然敢于来给他送行，还提议用马交换春娘，而且出了人命案子以后，居然没人知道，怎么可能呢？ 二，把故事中的春娘写得太好了。这分明不是一个丫头，而是一个性格刚强的小姐。她不仅能够引经据典用来责备苏轼，还口占一绝，以明心志，接着就“触槐而亡”。这样的水平，相当于今天的大学生，甚至一个文科大学生都不一定知道她所引用的那两个典。古代才女很多，但至少出身于小姐，或者是妓女，不可能是丫头。并不是大文豪身边的女人都知书，其实古代女子识字的比例一直很小。苏轼的第一个妻子王弗受过良好教育，但是他的第二个妻子王闰之就不识字。侍妾王朝云跟随苏轼多年，到后来方才粗通文字。你想啊，苏轼的妻子尚且不识字呢，怎么可能先去教这个小婢女？ 在这样的时间、环境之下，出这样一个故事，可信么？ 三，对于钟惺编的《名媛诗归》，《四库总目提要》的评价是：“其间真伪杂出，尤足炫惑后学。”可见可信度是不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