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瑞和张居正 张居正与海瑞之间有什么矛盾，为什么两个人水火不相容？
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说，虽然张居正和海瑞都“希望寻找出一种适当的方式，使帝国能纳入他们所设计的政治规范之内”，但“张居正的措施多少带有变法的意味，而海瑞的做法却是力图恢复洪武皇帝拟定的制度”。张居正作为“儒而有为者”，虽然尊重祖制，但稽古而不泥。他以干济才入主文官系统，“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经济上清查土地，改革税赋，军事上起用戚继光等名将整饬边务，开创“万历新政”。比如改革官僚体制、提高行政效率的重要制度创新“考成法”就脱胎于朱元璋的“祖宗之法”，化腐朽为神奇，吏治因之澄清。海瑞追慕成法，心系民生，但不愿意应时权变，见形施宜。他巡抚应天时虽“锐意兴革”，使得“民赖其利”，但所秉者唯“刚劲之性”，操之过切，终于半途而废。其实儒学虽然因循守旧，但又强调旧邦新命，“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张居正得“祖宗之法”要旨，因势利导，终能起衰振隳；海瑞执着“祖宗之法”形相，求治心切，反而难有作为。对于海瑞的症结，张居正看得很清楚。在给海瑞的信中他说：“三尺法不行于吴久矣。公骤而矫以绳墨，宜其不能堪也。”他认为“海瑞秉忠亮之心，抱骨鲠之节，天下信之。然考其政，多未通方，只宜坐镇雅俗，不当重烦民事”。因此，虽然张居正和海瑞都提倡知行合一，经世致用，但一个是务实的改革派，一个是激进的理想主义者，抵牾在所难免。我们可以从李贽的说法中管窥一斑。李贽是当时有名的异端，其思想取道阳明心学而近禅宗默观，在他看来，非但朱熹、二程不足论，连孔孟老庄也与常人无异。这样一位狂生如何评价海瑞和张居正呢？李贽认为，海瑞虽清，不过“万年青草”，张居正却是“宰相之杰”，乃是经邦济世的伟大人物。看来李贽虽热衷“酷评”，在这个判断上却不失公允。 用现在的眼光看，张居正对于“祖宗之法”的灵活态度，无疑显得比海瑞更“理性”，而海瑞方凿圆枘，未免有些意气用事，但不应就此忽略张居正和海瑞的共通之处，他们“趣向虽殊，大归则同”。张居正和海瑞所处的年代内忧外患，危机四伏。边事有俺答、倭寇之患，内则灾害频仍，民生凋敝。就改善民生、振作国威而言，张居正和海瑞是完全一致的，他们身上体现了儒家士大夫“上下求索”、“以天下为己任”的优秀传统。“临戎虚负三关险，推毂谁当万里侯”，张居正早年即对边备不修忧心忡忡；海瑞以六品户部主事冒死上疏，直斥嘉靖迷信方术，罔顾民生，可谓英雄所见略同。他们都是“不恤人言”的改革家，他们施政的目的都在富民强国，比如后来构成“万历新政”核心措施之一的“一条鞭法”，海瑞就是最早的推行者之一。这自然会招来既得利益者、庸碌无能之辈的嫉恨。海瑞巡抚应天，“力摧豪强，抚穷弱。贫民田入于富室者，率夺还之”，给事中戴凤翔收受请托，弹劾海瑞“庇奸民，鱼肉缙绅，沽名乱政”；御史房寰害怕贪污事泄，“先发制人”，说海瑞“大奸极诈，欺世盗名，诬圣自贤，损君辱国”，攻击可谓不遗余力。张居正厉行新法，遭谤甚多。辽东巡按刘台抢报军功，因“考成法”坐罚，上疏离间君相，满口“祖宗之法”，要求“抑损相权”；御史傅应祯曾行贿不成，也攻击张居正的新法，说什么“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此三不足者，王安石以之误宋，不可不深戒”，极尽危言耸听之能事。 平心而论，刘台诸人未必不是在履行言官的职责，然而相比张居正、海瑞的公而忘私，就实在显得识见浅薄、等而下之。孔子曾谆谆告诫子夏：“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小人儒乃有才无德之辈，“以私灭公，适己自便”，甚至“挟才以为恶”，当然不能体会“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君子儒境界。比如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伸天以屈君，用心良苦，但到了后世小人儒手里，就只言“祥瑞”不见“灾异”，甚至“灾异”也变成“祥瑞”，成了其粉饰太平、拍马逢迎的工具，反而强化了专制皇权，教训不可谓不深。小人儒还往往成为改革创新的巨大阻力。对于新规惠政，蓄意阻挠者有之，阳奉阴违者有之，以致遮蔽了有利改革进展的有益对立面。 天变到底足不足畏？其实，“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未必是王安石的口号（邓恭三先生认为“三不足”反映了王安石变法的基本精神，台湾史学界亦有详细考辨），更不是为了肆意妄为，它体现的是王安石、张居正等改革派一以贯之的实践精神。敬畏天命，约束不受限制的权力固然不错，但回答“天变足不足畏”恐怕还要直面民生福祉、国家兴衰这些更为重要的判断标准。“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天”不仅惠爱民众，也佑助执政为民的美政良治。“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三代之法”何尝不是为了物阜民丰的大同盛世？所以，“三不足”之说真正反对的是“不足恤”的“流俗之言”，特别是借口“天变”、“祖宗之法”行阻挠改革、维护僵化体制与既得利益之实的各种浮言杂议。我们既要认真对待思想遗产，审慎决策，以制度保证决策的科学性和全面性，更要抓住时机大力推进改革创新，善于甄别各种言论，绝不能因言废事。事实上，真正的君子历来是有所畏的。倘若发挥孔子的“君子三畏说”，要求当今执政者“敬畏人民、敬畏法治、敬畏科学规律”，不亦宜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看来不仅是个哲学命题，还有丰富的历史内涵。 万历十五年（1587年），73岁的海瑞卒于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任上。他去世前大概也意识到“道不行”，连疏乞休却未获致仕。5年前张居正卒于首辅之任，生前备极圣眷的他，死后不久即遭言官交章攻击，乃至遗祸子孙。吊诡的是，海瑞这位敢骂皇帝的清流、最富盛名的言官却并未攻击过张居正，反而坚持认为张居正功不可没。半山诗云：“相逢故人昨夜去，不知今日到何州”。刚峰太岳，乐山者仁。
张居正和海瑞之所以水火不容，原因一是，张居正和海瑞在国家法律管理制度上的思想不同；原因二是，海瑞为人石板、老套，心理想法与表面不同，张居正一直认为海瑞表里不一。
海瑞这个人物，历史上对他的评价非常好，说海瑞是一位爱民如子，坚决打击所有的贪污腐败，一辈子为官清廉，破了很多的冤案。从这种描述中就可以看出海瑞确实是一个好从，是一个非常正直的人，不过有时候人太正直，一点都不会变通的话，在官场上是吃不开的，甚至还会被别人当枪使，自己还全然不知。
改变是一种能力，无论在做事还是做人上都应该学会改变，海瑞虽然是一个好官，但却不是一个好的变革者，他在变法这件事情上一直都持反对票。也正是因为海瑞与张居正思想无法达到统一，最终到死两个人都没有在一起共过事。
海瑞在管理思想上一直与张启正不统一，但在他眼里张居正也是一个好官，他一直非常公正的评价着张居正。在张居正去世后，海瑞也去世了，在临死前海瑞也发现了，自己的思想应该再提升一些。
我觉得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要用发展的思想去管理，要敢于改变旧的观点，去其糟粕，留之精华，这样才能把国家治理的越来越好。我想这点海瑞在临去世前已经明白了，不然不会说那句“我的思想还需要再提升一点”的话。
海瑞其实能力一般，就是正直，没私心。后来张居正推行改革，海瑞认为于民有利，还大力推行。但是张居正也知道海瑞不是个干事的人才，所以终其一生没有启用过海瑞，倒未必是看他不爽。因为大家都知道他就那么个人，他得罪的大员数不完，最后没几个非要找麻烦和他过不去的
张居正认为海瑞虽然是个廉官，但总爱找富人的麻烦。在他当杭州知府期间，所有的官司不管青红皂白失败的总是富人。还规定在他管辖的地方禁止坐轿，最高级别也只能骑驴！搞的全城的富人逃跑了大半，一片萧条的景象。他有两个很大的缺陷，就是政治上的无能和性格上的固执。
张居正还曾说过‘宁为循史，不做清流’，他认为清官虽然不会坏事，但也做不成大事。
张居正致力于改革，而海瑞遵从祖宗礼法，必然产生矛盾。
两人矛盾归其三点：1，祖制观不同
2，才德观不同
3，斗智策略不同
张居正的确不喜欢海瑞，但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因为海瑞这种清官充充门面，当个榜样还是可以的，但办不了大事，太过较真。
这个徐阶知道，张居正也知道，所以没怎么重用他，直到张居正死后，万历才把他弄到南京当个右都御史。也还是个门面
这是政治能力问题，张居正要改革，海瑞要骂人，不是一个级别，但还是万历厉害，只当做门面，不当独当一面的政治家。再者海瑞虽清，但一句“举朝皆妇人”太极端了，只有老百姓喜欢他，南京还用他做门神。lz所提到的故事，海瑞只是县官，但对科举的管理权应该没那么大，即使与主考官关系铁，不是那位向海青天一样的人是不敢的。张居正真正弃海瑞不用，大部分是能力问题。
海瑞为政清廉，洁身自爱。为人正直刚毅，职位低下时就敢于蔑视权贵，从不谄媚逢迎。一生忠心耿耿，直言敢谏，曾经买好棺材，告别妻子，冒死上疏。海瑞一生清贫，抑制豪强，安抚穷困百姓，打击奸臣污吏，因而深得民众爱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