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思想的继承者们在战国时期提出的政治主张中,对建设和谐社会影响较大的内容主 孔子在建设和谐的社会人际关系方面提出了怎样的主张
爱国主义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范畴，春秋战国时代，天下处于既统一、又分裂状态，诸侯国相对独立, 加之“国”的概念混乱，它表现得就更加复杂了。概括地说，当时存在两种爱国思想：一种以爱历史上中国（“天下”、“四海”、“九州”）为内容, 如商鞅说秦王变法谋求统一、孟子去齐求“天下之民举安”, 以及所有突破“父母之国”局限，以“天下为己任”者皆是，孔丘为其代表；一种以爱某一诸侯国为内容，如郑人弦高退秦师、申包胥哭秦廷而存楚皆是，屈原为其代表。这两种爱国思想在先秦时期所起的作用和影响是不同的, 其历史价值也有所区别。长期以来，我们往往只注意到后者，而忽视了前者，或者只肯定后者，而轻率地否定前者，这是不对的。本文试将孔丘和屈原的爱国思想作些比较研究，看看它们有什么异同，庶几能对先秦爱国思想研究有所裨益。
一、热爱中华历史、文化, 希望天下统一, 是孔丘和屈原爱国思想所共同的重要内容。他俩都对中国历史上的“圣君”、“贤臣”表示景仰。孔丘赞颂尧、舜、禹三王，说：“大哉, 尧之为君也！巍巍乎, 唯天为大, 唯尧则之。”“ 巍巍乎, 舜、禹之有天下也, 而不与焉。”（《论语· 泰伯》, 以下只注篇名）屈原也赞道“彼尧舜之耿介兮, 既遵道而得路。”“汤禹俨而祗敬兮, 周论道而莫差。”（《离骚》）孔丘赞美微子、箕子、比干等“贤臣”道：“殷有三仁焉！”（《微子》）屈原也道“比干何逆, 而抑沈之？”（《天问》）
他俩对我国丰富优美的文化也都表示神往。孔丘曰：“周监于二代, 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八佾》）又曰：“《关雎》之乱, 洋洋乎盈耳哉。”（《泰伯》）《述而》曰：“子在齐闻《韶》, 三月不知肉味, 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还亲自整理文献, 说：“吾自卫反鲁, 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子罕》）屈原也说：“奏《九歌》而舞《韶》兮, 聊假日以婾乐。”（《离骚》）在《天问》中, 屈原对神话传说尤为感兴趣：“羲和之未扬，若华何光？”“伯禹腹鲧, 夫何以变化？”“地方九则, 何以坟之？应龙何画？河海何历？” 还问道：“康回冯怒, 地何故以东南倾？”
希望天下统一, 以拯救天下为己任, 更是他俩的心愿。孔丘对天下分裂, 诸侯割据状况表示深忧, 曰：“天下有道, 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 天下无道, 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季氏》）并抚然叹曰：“天下有道, 丘不与易也。”（《微子》）仪封人评价他说：“天下之无道也久矣, 天将以夫子为木铎。”（《八佾》）屈原也希望实现三王五霸那样的统一大业：“望三五以为像兮, 指彭咸以为仪。”（《抽思》）并愿意一马当先：“乘骐骥以驰聘兮, 来吾道夫先路！”（《离骚》）
但是, 孔丘和屈原热爱中华历史、文化, 希望天下统一的出发点则是完全不同的。孔丘是站在祖国的立场, 为整个华夏族的命运前途着想。他的“道”, 决不止乎“父母之国”或某一诸侯国。《论语· 微子》曰：“齐人归女乐, 季桓子受之, 三日不朝, 孔子行。”鲁, 是孔丘的“父母之国”, 在那里他已无望实现治理天下的理想, 便弃而去之, 另找途径, 据《孔子家语》载, 他离开后还说“曩吾修诗书、正礼乐, 将以治天下, 遗来世, 非但修一身、治鲁国而已, 鲁之君臣日失序, 仁义益衰，情性益薄，此道不行一国与当年, 其如天下与来世矣？” 可见, 孔丘是志在天下而不在一鲁。
屈原则不然, 他对祖国的爱是绝对地服从“爱楚国”的前提条件的, 他希望天下统一, 也只是想由“楚国” 来统一, 所以, 当楚王“不足与为美政” , 由楚国统一天下已不可能后, 他便“从彭咸之所居” （《离骚》），“临沅湘之玄渊兮, 遂自忍而沈流”（《惜往日》），不再考虑什么祖国的统一和前途了。
二、对“父母之国”充满感情, 这是两人爱国思想的又一共同之处。孔丘弃宗国而献身天下, 并非意味着他对宗国没有感情。《史记· 仲尼弟子列传》载“田常欲作乱于齐, 惮高、国、鲍、晏, 故移其兵欲以伐鲁。孔子闻之, 谓门弟子曰：‘夫鲁, 坟墓所处, 父母之国, 国危如此, 二三子何为莫出？’”遂派子贡出游而救鲁国。据《孟子·尽心下》载, 他离开“父母之国”和离开别的诸侯国时的心情也不同, 一是走的慢,一是走的快。孟子曰：“孔子之去鲁, 曰‘迟迟吾行也, 去父母国之道也’；去齐，接淅而行, 去他国之道也。” 可见孔丘对“父母之国”是有感情的。屈原对宗国的感情比孔丘更深沉,《哀郢》：“发郢都而去闾兮, 招荒忽其焉极？”“望长楸而太息兮, 涕淫淫其若霰”, “去终古之所居兮,今逍遥而来东, 羌灵魂之欲归兮, 何须臾而忘反”, 乃至“魂一夕而九逝”！（《抽思》）
然而, 孔丘对“父母之国”的感情只有在和别的诸侯国的相对关系中才流露出来,他没有一味地沉溺于恋乡怀土情绪之中而不可自拔。他是主张胸怀天下, 反对留恋乡土的。《论语》中便记载了他好些批判怀土情绪的言论：“子曰：‘君子怀德, 小人怀土。’”（《里仁》）“子曰：‘士而怀居, 不足以为士矣。’”（《宪问》）因此, 他能突破父母国界线而周游天下。
屈原则不然, 怀土情绪是他爱国思想的重要内容，甚至当他的爱楚感情达到最高潮时, 还每每不自觉地把这种感情同某些动物的怀土本能联系起来。《离骚》结尾“陟升皇之赫戏兮, 忽临睨夫旧乡, 仆夫悲余马怀兮, 蜷局顾而不行。”《哀郑》结尾：“曼余目以流观兮, 冀一反之何时？鸟飞反故乡兮, 狐死必首丘。”千丝万缕的怀土情绪紧紧缚住屈原, 使他陷于一种“斩不断, 理还乱”的痛苦精神状态之中，一方面, 他也知道“何所独无芳草兮, 尔何怀乎故宇？”“思九州之博大兮, 岂唯是其有女？”（《离骚》）；但另一方面, 他又始终摆不脱宗国乡土感情的羁绊, 不能象绝大多数先秦士人那样, 在“九州”范围内积极有为, 为中国历史的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三、由于祖国和国家是具体历史地统一的, 在封建时代, 君主又往往被视为国家的象征, 因此, 爱国和忠君两种不同的道德感情每每混淆在一块, 难解难分。孔丘爱国思想和屈原爱国思想的共同点还表现在忠君问题上, 他们俩人都是主张忠君的。孔丘曰：“十室之邑, 必有忠信如丘者焉……” （《公冶长》）又曰：“事君, 敬其事而后其食。”（《卫灵公》）又曰：“君君, 臣臣, 父父, 子子”（《颜渊》）, 《论语· 乡党》：“君命召, 不俟驾行矣。”但孔丘的忠君不是绝对忠君, 而是有条件的, 必须“君使臣以礼”, 臣才“事君以忠”（《八佾》）。这就是说, 君和臣都要受“礼”的束缚, 要照“章”办事, “礼”是孔丘达到治理天下的工具, 因此, “忠君”要受“治理天下”这个最高道德原则的制约。孔丘的忠君不是目的, 而是实现他拯救天下的理想的途径。
屈原则不然, 他的忠君是绝对的, 不管楚王贤与不肖, 他都只忠于楚王, 不忍弃之而去, 把自己的人身死死地依附于楚王。如,《哀郢》：“忠湛湛而愿进兮, 妒被离而鄣之。”《惜诵》：“思君其莫我忠兮, 忽忘身之贱贫”,“竭忠诚而事君兮, 反离群而赘肬”,“吾宜先君而后身兮, 羌众人之所仇也。专惟君而无他兮, 又众兆之所仇也”。《离骚》：“指九天以为正兮, 夫唯灵修之故也。”他手指苍天, 信誓旦旦, 反复陈诉他是先君王而后自己。特别是诗中“唯” 、“专惟”、“无他” 等排他性词语的连续使用, 更说明屈原的忠君是绝对的。所以, 屈原的忠君不是途径, 而是目的, 他的“美政”是专为楚王服务的。
四、为了实现治国安邦的爱国理想, 孔丘和屈原都坚持一种刚直不阿、威武不屈、视死如归的精神。《论语· 子罕》：“子曰：‘三军可夺帅也, 匹夫不可夺志也。’”《卫灵公》：“子曰：‘志士仁人, 无求生以害仁, 有杀身以成仁。’”又曰：“君子固穷, 小人穷斯滥矣。”屈原也曰：“亦余心之所善兮, 虽九死其犹未悔” , “ 宁溘死以流亡兮, 余不忍为此态也” , “伏清白以死直兮, 固前圣之所厚” , “虽体解吾犹未变兮, 岂余心之可惩”（《离骚》）。
但是, 孔丘的不畏死和屈原的不畏死又有区别。孔丘的“杀身以成仁”是主张在外力的胁迫下不惜牺牲生命来捍卫“仁”, 决不苟且偷生。孔丘是不赞同自杀轻生的, 如《宪问》：“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 不能死, 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 一匡天下, 民到如今受其赐。微管仲, 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 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在孔丘看来, 为统一天下, 赐福百姓之重任, 又焉可自贱轻生呢？所以, 尽管他厄于陈、蔡, 危于匡、宋, 也没起过寻死的念头。屈原则在政治上受到挫折之后, 每每想用自杀来表白自己的幽怨与高洁。上面提到的“既莫足与为美政兮, 吾从彭咸之所居”、“临沅湘之玄渊兮, 遂自忍而沈流”便是两例。又《怀沙》：“舒忧娱哀兮, 限之以大故（死）”。《悲回风》亦曰：“凌大波而流风兮, 托彭咸之所居”、“浮江淮而入海兮, 从子胥而自适。” 虽然屈原的“自杀”颇有几分悲壮气氛, 但自杀毕竟不是值得提倡的行为。
五、孔丘爱国思想和屈原爱国思想的共同之点还表现为都具有一种孜孜不倦、毕生以求的追求精神。为了拯救天下, 孔丘一生游说诸侯十四年,“周流海内, 再干世主，如齐至卫, 所见八十余君”（《吕氏春秋·遇合》）,以至被人讥为“栖栖者”和“知其不可而为之者”（《宪问》）。临终前七天, 他还念念不忘治理天下, “谓子贡曰：‘天下无道久矣, 莫能宗予。” （《史记· 孔子世家》）真可谓“死而后已”了。屈原爱国思想的追求精神也是很感人的。《离骚》：“路曼曼其修远兮, 吾将上下而求索”,“忽反顾以游目兮, 将往观乎四荒”, “览相观于四极兮, 周流乎天余乃下”,“勉升降以上下兮, 求矩矱之所同”, 其志之坚、其心之切、其情之挚, 亦可催人泪下。
但是, 他们两人的追求精神又有两点明显的不同：其一, 孔丘是将这种精神付诸实践, 在“九州”范围内一步一个脚印地追求, 最终道之不行, 并不是他主观上不努力, 而是其“道” 本身有问题, 不可能救天下。而屈原则主要是一种精神上的追寻、求索, 是一种灵魂的苦闷和执着, 他追求的实际行踪始终没有超出楚国。其二, 孔丘的追求又体现为一种积极的奋争, 充满了乐观情调。无论处境如何艰难困苦, 他从不悲观绝望。《述而》：“子曰：‘饭疏食, 饮水,曲肱而枕之, 乐亦在其中矣。’ ” 又：“其为人也, 发愤忘食, 乐以忘忧, 不知老之将至云尔。” 又：“君子坦荡荡, 小人长戚戚。”而屈原则相对地表现为一种消极的等待,“冀幸君之一悟, 俗之一改也。……然终无可奈何”（《史记· 屈原贾生列传》）。因而, 充满艾怨与优伤, 呈现出浓厚的悲观抑郁色彩：《涉江》：“哀吾生之无乐兮, 幽独处乎山中。”《惜诵》：“情沈抑而不达兮, 又蔽而莫之白也。”《抽思》“心郁郁之忧思兮, 独永叹乎增伤”,“悲夷犹而冀进兮,心怛伤之澹澹”,“望北山而流涕兮, 临流水而太息”。纵便是作于郢都破灭, 宗国危亡之际的《哀郢》, 也没能表现出一种慷慨激昂、奋勇杀故、收复失地、重整河山的积极爱国热情, 仍只是消极地叹道：“心絓结而不解兮, 思蹇产而不释”,“背夏浦而西思兮, 哀故都之日远。” 这样的例句在“屈赋”中真是太多了，不再赘引。
六、从孔丘和屈原的审美理想上, 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们爱国思想的异同。先秦时期关于自然美的美学理论中有一种“比德”说。孔丘曰：“夫玉者, 君子比德焉。”所谓“比德”, 就是在某种自然物上寄托审美主体的审美理想和人格精神。孔丘赞美“玉”、赞美“水”, 但他特别赞美“松柏”：“岁寒, 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子罕》）据《庄子· 让天》、《吕氏春秋·慎人》和《风俗通· 穷通》诸书载, 孔丘赞美松柏的这句话是他厄于陈、蔡时, 为激励自己和子路而说的。显然, 他是用松柏精神来象征自己坚贞刚毅的人格力量, 表示他坚持以道救天下而不动摇的决心。屈原用以比德的植物更多, 有木兰、宿莽、蕙茝……他明确表示要作为榜样的是桔树, 《桔颂》“ 性比伯夷, 置以为像兮。”屈原之所以特别赞赏桔树, 是因为他从桔树的“深固难徙, 更壹志兮”的坚贞秉性上看到了自己的人格力量, 用以激励他忠于楚国、楚王的决心。可见, 孔丘和屈原都追求一种坚贞不屈、执着不移的审美理想, 这是他们的共同之处。
然而, 孔丘追求的审美理想和屈原追求的审美理想又是有质的区别的。松柏的坚贞体现一种保持“本性”、不屈不挠的韧性战斗精神。在生物学上, 松柏属“广生性生物”, 它富有旺盛的生命力, 无论高山平川、悬崖峭壁, 都可以顽强生存。其“坚贞”是自身固有的, 具有时间可久性和自我独立性特征。桔树的坚贞则不然, 它体现一种“深固难徙”、“独立不迁”的刚烈品格, 颇似小农阶级安土重迁和封建节妇从一而终的性格。虽然它也不失为一种“坚贞”,但本质上却是一种“脆弱”。《周礼》曰：“桔逾淮而北为枳……此地气然也。”不服习水土, 正是生命力脆弱的表现。在生物学上, 具有这类属性者属“狭生性生物”, 它们对环境条件适应幅度小, 生态价低。因而, 其“坚贞”具有空间封闭性和人身依附性特征。
综上所述, 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孔丘的爱国思想是一种以爱祖国为根本内容, 具有自我独立性（相对忠君、唯“贤君”是辅）和乐观进取精神的爱国思想；屈原的爱国思想是一种以爱楚国为根本内容、具有人身依附性（绝对忠君、唯“楚王”是辅）和悲观抑郁情调的爱国思想。它们虽然也有许多相似之处, 然而是有根本区别的。列宁说：“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来固定下来的对自己的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列宁选集》第三卷，第608页）这个界说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 爱国主义是一种“感情”, 属于主观精神范畴；第二, 这种感情是对“祖国”的。据此, 笔者认为虽然孔丘用以救天下的“道”客观上不适应于当时历史的发展, 但他主观上是想用这个“道”来拯救中国, 建立一种“老者安之,朋友信之, 少者怀之”（《公冶长》）的安乐和熙的理想社会秩序, 并非想把历史上中国推向更加苦难的深渊。为了实现这个理想,他毕生奔波、安贫乐道、孜孜以求、至死不渝, 这种行为正是出于“对自己的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我们是在这个意义上——爱国主义的实质上一一肯定孔丘的爱国思想的。我们也可以看到, 屈原虽然对楚国的感情不可谓不深厚, 但他这种感情仅仅是对楚国的而不是对祖国（当时之“天下”）的, 因此不能称之为爱国思想, 而只是一种爱宗国、爱乡土的感情而已, 它与孔丘的爱国思想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这两种不同的爱国思想在先秦时期的作用和影响也不相同。孔丘的这种以救天下为己任的爱国思想影响到一代先秦士人, 形成了一种周游海内、唯贤是辅, 激扬蹈砺、奋发有为的时代潮流, 极大地促进了当时的民族融合、文化沟通, 为祖国的统一和繁荣作出了贡献。与此相反, 屈原那种以维护某一诸侯国利益为最高宗旨的爱国思想在当时却没有什么影响, 屈原自己也说“苏世独立, 横而不流兮。”（《桔颂》）实际上，这种爱国思想是对中华民族古已有之的向心力和凝聚力的一种稀释, 如果它在当时广泛蔓延, 所有先秦士人都象屈原那样固守一隅, 困死穷乡, 那么, 不仅当时人才流动、积极有为的历史局面不会出现, 而且还会产生一种离心力和分解力, 使当时处于相对独立状态的各诸侯国逐渐趋向绝对独立, 其后果是不难设想的。
这两种爱国思想的历史价值也不一样。孔丘学说中的消极部分在汉代被片面地发展为“三纲”, 成为束缚人们的精神枷锁, 但他的爱国思想却被一代又一代民族精英所继承, 形成我国热爱中华历史文化、关心民族前途、“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的光荣爱国传统。这个传统发展到近代, 被孙中山先生更加发扬光大。它是我们中华民族传统爱国思想中的精华。
屈原爱国思想的影响是在汉代扩大开来的。王逸《楚辞章句· 离骚后叙》曰：“至于孝武帝, 恢廓道训, 使淮南王安作《离骚经章句》, 则大义粲然。后世雄俊，莫不瞻慕, 舒肆妙虑, 缵述其词。” 汉武帝为什么如此“爱骚”？一方面, 他利用董仲舒的“三纲”从思想上禁锢人民；另一方面,他更利用屈原爱国思想中的人身依附性和绝对忠君观念从感情上麻醉人民（“楚辞”缠绵委婉的风格最具潜移默化之功能）, 其目的都是为了巩固其封建统治。所谓“大义粲然”, 就是说, 屈原爱国思想中的那种人身依附性和绝对忠君观念清晰地显示出来了。后经过汉儒们的不断丰富、阐发, 于是“屈赋”中更充满了君臣之义。到了封建礼教盛行的宋、明两代, 屈原爱国思想的影响更加扩大, 研究屈原的人也越来越多。封建理学大师朱熹对这种爱国思想尤为赏识, 他说“原之为人, 其志行虽或过于中庸, 而不可以为法, 然皆出于忠君爱国之诚心；原之为书, 其辞旨虽或流于跌宕怪神怨怼激发, 而不可以为训, 然皆生于缱绻恻怛, 不能自已之至意……使世之放臣、屏子、怨妻、去妇抆泪讴吟于下, 而所天者幸而听之, 则于彼此之间天性民彝之善, 岂不足以交有所发, 而增夫三纲五典之重？此予之所以每有味于其言, 而不敢直以词人之赋视之也。”（《楚辞集注序》）又说：“君人者, 诚能使人朝夕讽诵, 不离于其侧, 如卫武公之抑戒, 则所以入耳而著心者, 岂但广厦细旃明师劝诵之益而已哉？此固余之所为眷眷而不能忘者。”（《楚词后语目录序》）因此, 如果说屈原爱国思想有什么历史价值的话, 那也只是消极价值多, 积极价值少。两千多年来, 他这种具有人身依附性和强烈“殉道”色彩的爱国思想在封建士大夫乃至一般百姓中造成了广泛影响。以至出现了这样一种奇怪的“爱国”观念, 所谓爱国, 竟然完全成了替故王、故朝守节尽忠！一代又一代有志之士、民族栋梁之才, 不将自己的聪明才智全部献给祖国的兴旺发达事业, 却囿于这种爱国观念, 或伏节身亡、或埋名市井、或隐居山林。这笔“人才”损失的帐, 清算起来是相当惊人, 非常可惜的, 这是不是也可以看作封建时代中国历史发展特别缓慢的一个原因呢？
对于屈原爱国思想中的人身依附性, 鲁迅先生曾给予过一针见血的揭露：“屈原是《楚辞》的开山老祖, 而他的《离骚》, 却只是不得帮忙的不平。”（《且介亭杂文二集·从帮忙到扯淡》）“其实, 焦大的骂, 并非要打倒贾府, 倒是要贾府好, ……所以这焦大, 实在是贾府的屈原, 假使他能做文章,我想, 恐怕也会有一篇《离骚》之类。”（《伪自由书· 言论自由的界限》）鲁迅先生对屈原艺术和思想的评价与朱熹的评价截然相反, 这恰好反映了两个不同阶级对这一问题的不同立场。我们以前对屈原爱国思想只有继承, 没有批判, 显然是不太妥的。
当然, 在今天来看, 屈原的爱国思想也不无积极价值, 比如, 他坚持与楚国黑暗势力作斗争、对楚王的某些讽谏、对楚国人民苦难的同情等等。就爱国主义是一种发展的思维经验而言, 如果我们今天将他那种对楚国乡土的“深固难徙”扩展为对祖国国土的挚爱和忠贞, 则也有值得肯定的因素。
相反, 孔丘的爱国思想也有其消极之处。如, 他只顾凭自己的主观感情表示对祖国的满腔热爱, 却不考虑他的“道”是否能代表历史进步方向, 能否拯救中国？没有将主观感情和客观效果很好地结合起来等。但这是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 本文限于篇幅, 不再讨论。
四
……把同一时代里的两个作家加以对比论述，和中西比较一样，也不失为有一定意义的研究。《孔子与庄子审美追求的比较》〔21〕和《论孔丘屈原爱国思想之异同》〔22〕就是这样的论文。周文认为，春秋战国时代存在两种爱国思想：“一种以爱历史上的中国(‘天下’、‘四海’、‘九州’)为内容，如商鞅说秦王变法谋求统一、孟子去齐求‘天下之民举安’，以及所有突破‘父母之国’局限，以天下为己任者皆是，孔丘为其代表；一种以爱某一诸侯国为内容，如郑人弦高退秦师、申包胥哭秦廷而存楚皆是，屈原为其代表。”作者不同意过去只肯定屈原的爱国思想而否定孔子有爱国思想的看法，他自己则贬抑前者而褒扬后者。其结论为：“孔丘的爱国思想是一种以爱祖国为根本内容，具有自我独立性(相对忠君、唯贤君是辅)和乐观进取精神的爱国思想；屈原的爱国思想是一种以爱楚国为根本内容，具有人身依附性(绝对忠君、唯楚王是辅)和悲观抑情调的爱国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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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已所不欲，勿施于人
2，己欲达而达人，己欲立而立人
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主张实行“仁政”；荀子主张施政用“仁义”和“王道”，以德服人，并提出“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的著名论断，强调人民群众的力量巨大。
孔子（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公元前479年4月11日），子姓，孔氏，名丘，字仲尼，祖籍宋国夏邑（今河南省商丘市夏邑县），春秋时期鲁国陬邑人（今山东省曲阜市）。中国著名的大思想家、大教育家、政治家。孔子开创了私人讲学的风气，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
孔子曾受业于老子，带领部分弟子周游列国十四年，晚年修订六经，即《诗》《书》《礼》《乐》《易》《春秋》。相传他有弟子三千，其中七十二贤人。孔子去世后，其弟子及其再传弟子把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语录和思想记录下来，整理编成儒家经典《论语》。
孔子在古代被尊奉为“天纵之圣”、“天之木铎”，是当时社会上的最博学者之一，被后世统治者尊为孔圣人、至圣、至圣先师、大成至圣文宣王先师、万世师表。其儒家思想对中国和世界都有深远的影响，孔子被列为“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