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是写给谁的
舜
相传舜的家世甚为寒微，虽然是帝颛项的后裔，但五世为庶人，处于社会下层。舜的遭遇更为不幸，父亲瞽叟，是个盲人，母亲很早去世。瞽叟续娶，继母生弟名叫象。舜生活在“父顽、母嚣、象傲”的家庭环境里，父亲心术不正，继母两面三刀，弟弟桀傲不驯，几个人串通一气，必欲置舜于死地而后快；然而舜对父母不失子道，十分孝顺，与弟弟十分友善，多年如一日，没有丝毫懈怠。舜在家里人要加害于他的时候，及时逃避；稍有好转，马上回到他们身边，尽可能给予帮助，所以是“欲杀，不可得；即求，尝(常)在侧”身世如此不幸，环境如此恶劣，舜却能表现出非凡的品德，处理好家庭关系，这是他在传说故事中独具特色的一个方面。舜家境清贫，故从事各种体力劳动，经历坎坷。他在历山(今地不详，一说即今永济县境内的中条山)耕耘种植，在雷泽{旧说即山东济阴境内的古雷夏泽)打鱼，在黄河之滨制作陶器，在寿丘(今地不详)制作家用器物，还到负夏(今地不详)做过小本生意，总之生计艰难，颠沛流离，为养家糊口而到处奔波。相传舜在20岁的时候，名气就很大了，他是以孝行而闻名的。因为能对虐待、迫害他的父母坚守孝道，故在青年时代即为人称扬。过了10年，尧向四岳(四方诸侯之长)征询继任人选，四岳就推荐了舜。尧将两个女儿嫁给舜，以考察他的品行和能力。舜不但使二女与全家和睦相处，而且在各方面都表现出卓越的才干和高尚的人格力量，“舜耕历山，历山之人皆让畔；渔雷泽，雷泽上人皆让居”，只要是他劳作的地方，便兴起礼让的风尚；“陶河滨，河滨器皆不苦窳”，制作陶器，也能带动周围的人认真从事，精益求精，杜绝粗制滥造的现象。他到了哪里，人们都愿意追随，因而“一年而所居成聚(聚即村落)，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四县为都)”。尧得知这些情况很高兴，赐予舜絺衣(细葛布衣)和琴，赐予牛羊，还为他修筑了仓房。
傅说
傅说从政之前，身为奴隶，在傅岩做苦役。那里是虞、虢两地交界之处，又是交通要道，因山涧的流水常常冲坏道路，奴隶们就在这里版筑护路。傅说就靠从事版筑维持生计，虽有才干，无从施展。商王武丁是一位励精图治的帝王。他即位之前，曾经生活在“小人”中间，比较了解社会上的实际情况。即位以后，三年没有理政，国事全由家宰管理，他从旁观察，思索复兴殷商的方略。后来，从版筑护路的奴隶中发现了傅说，擢拔为相。傅说担任相国之后，辅佐武丁，大力改革政治，“嘉靖殷邦”，使贵族和平民都没有怨言，史称“殷国大治”，“殷道复兴”。武丁一朝，成为商代后期的极盛时期
胶鬲
胶鬲是孟子直接点出“举于鱼盐之中”的名人。胶鬲原为商纣王时的大臣。
胶鬲，殷商时人，起初隐居在商地。周文王将他推荐给殷纣王做大臣。后来纣王暴虐无道，周武王兴兵讨伐。纣王得到了消息，便派胶鬲到鲔水地方等候周武王，打探实情。周武王军队到了鲔水后，胶鬲便问武王说：「西伯要到什么地方去？」武王回答：「到殷地。」又问：「什么时候到？」「甲子日到殷城外」於是胶鬲回朝覆命。当时刚好下雨，但武王仍带兵疾行，军师认为不可。武王说：「胶鬲已经回去覆命，如果我不准时到达，胶鬲一定会因此犯上欺君之罪而被杀；我们一定要准时到达，才能救得了胶鬲。」｜由此故事，可见武王之守信义，与胶鬲贤能而为文王、纣王、武王所重视。
管夷吾
管仲（ ?-公元前645年）名夷吾，又名敬仲，字仲，春秋时期齐国著名的政治家，颍上(今安徽颍上)人。管仲少时丧父，老母在堂，生活贫苦，不得不过早地挑起家庭重担，为维持生计，与鲍叔牙合伙经商后从军，到齐国，几经曲折，经鲍叔牙力荐，为齐国上卿（即丞相），被称为“春秋第一相”，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时期的第一霸主。
孙叔敖
约公元前605年，孙叔敖在期思雩娄（今河南省固始县史河湾试验区境内）主持兴修水利，建成中国最早的大型渠系水利工程——期思雩娄灌区（期思陂），相当于现代新建的梅山灌区中干渠所灌地区。据记载他还曾主持修建芍陂（今安徽寿县安丰塘），在今湖北江陵一带也兴修过水利。楚庄王十五年(公元前599年)孙叔敖拜为充尹，主张“施教于民”，“布政以道”。他极为重视民生经济，制定、实施有关政策法令，尽力使农、工、贾各得其便。他在汉西利用沮水兴修水利，还在江陵境内修筑了大型平原水库“海子”。鼓励农民秋冬上山采矿，使青铜业大力发展。楚国出现了一个“家富人喜，优赡乐业，式序在朝，行无螟蜮，丰年蕃庶”的全盛时期。
百里奚
百里奚辗转到虞国任大夫。秦穆公五年(前655年)晋国借道于虞以伐虢国，大夫宫之奇以“辱亡齿寒”劝谏虞君，虞君因曾经接受晋献公的宝玉“垂棘之璧”与名马“屈产之乘”而答应了晋国。百里奚深知虞君昏庸无能，很难纳谏，便缄默不语。结果晋在灭虢之后，返回时就灭了虞国，虞君及百里奚被俘。后来，晋献公把女儿嫁给秦穆公，百里奚被当作陪嫁小臣送到了秦国。他以此为耻，便从秦国逃到宛(今河南南阳)，被楚国边境的人抓获。秦穆公听说百里奚贤智，想用高价赎回他，又怕楚人不许，就派人对楚国人说：“吾媵臣百里奚在焉，请以五羖羊皮赎之。”楚国人同意将百里奚交还秦国。百里奚回到秦国，秦穆公亲自为他打开囚锁，向他询问国家大事。百里奚推辞说，他是亡国之臣，不值得询问。秦穆公说：“虞君不用子，故亡，非子罪也。”秦穆公与百里奚谈论国事数日，秦穆公十分赏识他，授以国政，号称：“五羖大夫”。这时他已是70多岁的高龄。
原文: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孟子
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于掌上。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者也；谓其君不能者，贼其君者也。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也，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能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译文:
舜从田间劳动中成长起来，傅说从筑墙的工作中被 选拔出来，胶鬲被选拔于鱼盐的买卖之中，管仲被提拔于囚犯的位置上，孙叔敖从海边被发现，百里奚从市场上被选拔。所以，上天将要把重大使命降落到某人身上，一定要先使他的意志受到磨练，使他的筋骨受到劳累，使他的身体忍饥挨饿，使他备受穷困之苦，做事总是不能顺利。这样来震动他的心志，坚韧他的性情，增长他的才能。人总是要经常犯错误，然后才能改正错误；心气郁结，殚思极虑，然后才能奋发而起；显露在脸色上，表达在声音中，然后才能被人了解。一个国家，内没有守法的大臣和辅佐的贤士，外没有敌对国家的忧患，往往容易亡国。由此可以知道， 忧患使人生存，安逸享乐却足以使人败亡。
孟子说：“每个人都有怜悯体恤别人的心情。先王由于怜悯体 恤别人的心情，所以才有怜悯体恤百姓的政治。用怜悯体恤别人 的心情，施行怜悯体恤百姓的政治，治理天下就可以像在手掌心 里面运转东西一样容易了。之所以说每个人都有怜悯体恤别人的 心情，是因为，如果今天有人突然看见一个小孩要掉进井里面去 了，必然会产生惊棋同情的。心理——这不是因为要想去和这孩子 的父母拉关系，不是因为要想在乡邻朋友中博取声誉，也不是因 为厌恶这孩子的哭叫声才产生这种惊惧问情心理的。由此看来，没 有同情心，简直不是人；没有羞耻心，简直不是人；没有谦让心， 简直不是人；没有是非心，简直不是人。同情心是仁的发端；羞 耻心是义的发端；谦让心是礼的发端；是非心是智的发端。人有 这四种发端，就像有四肢一样。有了这四种发端却自认为不行的， 是自暴自弃的人；认为他的君主不行的，是暴弃君主的人。凡是 有这四种发端的人，知道都要扩大充实它们，就像火刚刚开始燃 烧，泉水刚刚开始流淌。如果能够扩充它们，便足以安定天下，如 果不能够扩充它们，就连赡养父母都成问题
【读解】
从人性的前提推导政治，具体说，从人人都有‘不忍人之 心”的仁心推导仁政。由于这种“不忍人之心”是人本身所固有 的，所以，仁政也应该是天经地义的。这就是孟子的思路。
孟子的推导仍然是为了推行他那毕生的追求，即“仁政”理 想。但他的推导本身似乎没有产生很大影响，倒是他那推导的前 提——“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尤其是在此基 础上所提出的“仁义礼智”都发端于这种“不忍人之心”的看法， 更是成了中国古代哲学中“性善论”的理论基础和支柱。
孔子曾经说过：“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意 思是说，人性本来是相近的，只因为教养的不同，便相差很远了。 但孔子既没有说相近的人性是什么，是善还是恶，也没有展开论 述。而且，从我们的理解来看，孔子还主要强调的是后天教养的 一方面。
孟子就不同了，他不仅展开了论述，指出了那相近的人性就 是发端仁义礼智的“不忍人之心”，而且还举出了生动的例证论证 这种“不忍人之心”是人所固有的。没有它，简直就不是人。从 这个角度来说，孟子的人性理论的确是“先验论”的，是主观唯 心主义的。因为他把“仁义礼智”这些社会性质的道德观念说成 是人的天性里所固有的，与生俱来的，甚至带有生理性的色彩。
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孟子也不是完全否认后天培养的作用。因 为他认为“不忍人之心”包含四个方面，即“恻隐、羞恶、辞让、 是非”之心，简称即为“四心”。而这“四心”只是“仁义礼智” 这四种道德范畴的发端，或者说“四端”。这“四端”就像刚刚燃 烧的火或刚刚流出的泉水一样，还需要“扩而充之’才能够发扬 光大。不然的话，就会熄灭或枯竭。“扩而充之”也就是后天的培 养，也就是“习相远”。
所以，从理论基础来说，孟子的确是从天赋性善论（“四 心”）推导出天赋道德论（“四端”），再推导出“不忍人之政” （仁政）。但从实践来说，他还是重视后天努力（“扩而充之”）的 作用的。而且，撇开关于先验还是后天、唯心还是唯物的抽象讨 论，联系到孟子所处的战国时代社会状况来历史地看问题，主张 人性本善，强调天赋道德，推行仁爱政治，这些都是具有积极意 义的。其实，也不仅仅限于孟子的时代，就是到任何时代，强调 这些，总比鼓吹人性本恶，放弃道德，施行暴政要好得多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