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中子产提出了什么改革措施？孔子是什么态度 子产对孔子的人生产生的怎样的影响
春秋战国时期，群雄争霸，英雄辈出。各种各样的人才在这个时代涌现，在齐国有帮助齐桓公成功成为春秋首霸的管仲，以及拥有识人之明的鲍叔牙，在鲁国有帮助鲁庄公击败强大齐军的曹刿，在吴国有著名的伍子胥和孙武，越国有范蠡和文种，秦国有百里奚，楚国有孙叔敖。
不过，今天我们并不会讲到这些大国的名臣的故事，我们今天讲一个在春秋战国时期，和上面的那些国家相比似乎并没有那么闪耀的国家的贤臣的故事，这个国家就是郑国。但今天我们要讲到这一位郑国名臣，后人对他的评价丝毫不弱于上面那些大国名臣，甚至连孔子都多次谈到他，并且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就是春秋末年郑国的政治家、思想家、改革家——郑国国相子产。
子产年少时期就拥有过人的眼光和胆识。在子产年幼时，他的父亲公子发当时担任司马，和担任司空的公子辄入侵了蔡国，甚至还俘虏了蔡国的司马，这一胜利使得郑国整个国家都很高兴。但只有子产没有附和他们，不仅如此，他还忧心忡忡的表示，身为小国，没有文治，却有武功，没有比这更大的祸患了。要是引来楚国前来讨伐我们，我们有抵抗的余地吗？要是顺从了楚国，那么晋国自然也会随之而来，这样一来在晋楚两大国的轮番进攻郑国的情况下，郑国至少好几年不会有太平日子了。
子产的父亲公子发对子产这番言论很是气愤，表示出兵是国家大事，还有执政的卿大夫在堂上，一个小孩子懂什么，这样说话是会被杀的。结果这一年的冬天楚国就因为郑国入侵蔡国的事情，带兵打上了门来，朝堂上有影响力的卿大夫们分成了两派，一派打算顺从求和，一派打算向晋国求援，结果最后郑国还是选择了向楚国求和。
但这惹恼了晋国，晋国于是也进攻郑国，郑国也不得不选择向晋国求和。而且因为求和中郑国的态度不够恭顺的原因，晋国之后又进攻了郑国，之后楚国也进攻郑国。这样一来，子产在郑国战胜蔡国之初的那一番推论得到了现实的验证。
几年后，郑国出现了叛乱，这场叛乱中他的父亲公子发被叛军杀死，郑国国君郑简公被挟持。子产当时得知这件事情后，立马组织士兵守卫大门，然后将档案库封闭收藏好，并且让士兵做好战斗准备。随后子产收殓了父亲的遗体，之后向劫持郑简公的叛乱者们发起了进攻，其他的卿大夫也带领着国人来帮助子产，诛杀并驱逐了叛乱者。这件事充分体现了子产有勇有谋的胆识。
将近十年后，之前在平定叛乱后独断专政的公子嘉被郑国人诛杀，紧接着子产被任命为卿，开始走入了最高决策层。几年后，晋国直接要求郑国派人前去朝见，子产当时被派出来对这件事进行答复，子产力陈郑国在晋楚两国之间的尴尬处境，并表示郑国并没有打算反抗晋国，但如果晋国无法体恤郑国的忧患，郑国也无法安心跟随。除了这一番对晋国不卑不亢的回应以外，子产在其他多个领域都作出了不少成绩，终于在十一年后，子产真正执政郑国。
在他执政郑国期间在郑国推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刚刚上任，子产就选择改革了田制，因为贵族过分侵占土地的原因，导致春秋时期作为主要的耕地制度的井田制在郑国遭到严重的破坏，子产之前有人试图解决这一问题，但遭到了大肆反对，但子产并没有畏惧，依然继续推行，将贵族侵占的土地重新收回国家。
刚刚开始子产也一样受到了大力的抨击，但几年后，因为生产的恢复与发展，加上土地的问题得以慢慢得到解决，子产的改革开始受到拥护。在解决了土地问题之后，子产为了增加兵役和徭役的人数，于是继续推行改革，扩大兵役范围，并将国人对于“野人”的特权取消，虽然也受到了很大的阻力，但子产仍旧坚持推行，使得郑国的兵力得以增强。
而在法制上，子产更是开创性地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正式公布成文法。他将法律条文铸在了象征着王权的大鼎上，并在将其向国民公布，使得国民都能了解国家的法律。使得刑法得以以确定的形式公布出来，并体现出法律的稳定性，并以此对国民的行为产生影响，使其对于法律存在敬畏。
在内政方面，子产拥有着识人之明，他总是能够选举出优秀的人才使他们得以在合适的位置发挥出他们应有的作用。而子产又不是一个喜欢独断专行的人，所以每次要作出决策或是需要人具体去执行的时候，他都会去找到那一项事务最合适的人选，或是与其商讨，或是直接委以重任，所以，子产当政时决策和执行都很少有失误的时候。
子产不仅内政治理的有声有色，对于外交，他也充分表现了身为一个小国如何在大国之间周旋的智慧。前文我们就已经提到了，郑国因为身处晋国和楚国之间，根本无法完全摆脱两国的影响，所以子产选择在两国之间左右逢源，尽力保障本国利权，而又不至于被大国欺凌。他会为了减少郑国对晋国的贡奉毅然执行晋国执政者；也能通过外交手段解决楚国以军队来迎亲所造成的威胁；甚至为了维护本国尊严，敢于在访问晋国时毁坏晋国的宾馆。子产在外交方面的气度和能力，以及依礼而行的作风，使得他在诸侯间饱受赞赏。
子产作为郑国执政者，被孔子赞叹为国家的柱石。在他执政郑国期间，一年时间，就使得浪荡子弟不再游手好闲，老年人不再需要手提负重，儿童也不再需要下田耕种；第二年，市场的买卖回归公平，不再故意抬高物价；第三年，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四年农民收工敢把农具房子田地不带回；五年，不再强制服兵役，并简化了丧葬礼仪，不再强制。当他去世后，郑国的年轻人失声痛哭，老人竟哭的像个孩子，表示，子产去世后，老百姓将来还能依靠谁？百姓自发地选择摘下身上的珠玉，到民巷聚众痛哭三个月以纪念子产，全国的娱乐都暂时停止。
按照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期理论，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重要的轴心期，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从对中国文化长远的影响力看，孔子当之无愧是这一轴心期的领军人物。同样，作为与孔子同时代、比孔子稍早的政治家、思想家子产，也为轴心期的政治思想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他们在天人关系、治国方略、现实超越等方面有很多惊人相似的地方，同时也有一些不相协调，甚至激烈冲突的地方。
在天与人的关系上，子产更倾向于自然之天，主张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反对一味地依赖天命，更反对愚昧迷信的禳灾活动。比较典型的事例有：公元前524年，裨灶预言火灾，劝子产用瓘斝玉瓒禳灾。子产以“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左传·昭公十八年》）的理由加以拒绝。公元前523年，“龙斗洧渊”，国人请子产按惯例组织相关的祭神禳绂活动。子产坚持“吾无求于龙，龙亦无求于我”（《左传·昭公十九年》）而再次拒绝。在子产看来，超自然现象与人类社会活动无涉，那种为超自然现象而祭祀禳绂的行为是不可取的。子产关于“天道远、人道迩”的天道自然观在生产力尚不发达、人类社会刚刚迈入文明门槛的初期，是远远走在同时代人前面的。
与子产类似，孔子对天道和天命也有着比较理性的看法。“子罕言利与命与仁。”（《论语·子罕》）此处所说的“命”即指天命。无独有偶，《论语·述而》记载“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先进》亦载：“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这些论述不仅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孔子很少谈及一些当时人类无法解释的自然现象，同时也表达了与子产“天道远、人道迩”相类似的思想内容。相比较而言，在天人关系问题上，孔子思考得比子产更为深入，更为精微。孔子的天既是自然之天，也是意志之天，有时还是命运之天。虽然孔子的天命观表述多有不同，但其基本主张是顺应天道规律。“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只有尊奉天道规律才能推动社会发展，“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论语·泰伯》）。孔子“畏天命”中的“天命”不完全是超验的、神秘的，而是人可以认知、遵从的自然规律。“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论语·尧曰》）知命是对“君子”提出的修养要求，即作为“君子”应认识和了解天道规律。孔子还自认为是天命的承担者。当他在被匡人围攻时，在宋国受到桓魋的威胁时，都以天命在己身表达了“匡人其如予何”（《论语·子罕》）、“桓魋其如予何”（《论语·述而》）的自信。到了晚年，孔子深感难以实现“克己复礼”、重建周代礼乐文明的理想抱负，更痛惜所谓“天道”秩序的沦替，而哀叹：“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论语·述而》）当然，孔子为了神道设教，也讲过“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论语·八佾》）。但总的来说，孔子的天命观是理性的，而非超验的神秘物质。他也反对那种通过祭祀、禳祈等迷信活动来试图改变天道规律的愚蠢做法。当孔子病重时，他并不赞成弟子们为他的病情而祷告神祇，一句“丘之祷久矣”（《论语·述而》）表达了他对天命和个人命运的理性看法。换句话说，孔子根本不相信祭祀祷祝能对天道规律发生作用。这与子产反对瓘玉禳灾的做法一样，都体现了一个理性的现实主义者对自然规律的体认和尊奉。
在为政治国方面，子产奉行宽猛相济的治国方略。所谓宽即德政、仁政，所谓猛即刑政、法治，二者具有功能上的互补性。子产作为杰出的政治家，清醒地认识到在礼坏乐崩的社会现实中，单纯靠德政、仁政已经难以维护等级社会秩序和贵族统治。子产希望通过宽猛相济、德刑兼施的统治手段，来维持国内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平衡和势力均衡，以此来达到其“救世”的政治理想。
在治国方略上，孔子也是主张德与刑、礼与法的结合。他曾盛赞子产为“古之遗爱”，尤其认同和高度评价子产的宽猛相济治国理念，颂扬道：“善哉！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左传·昭公二十年》）但需要注意的是，在孔子的语境中，德与刑并非并驾齐驱，而是有所侧重。具体说，孔子更重德，刑政只是作为德政的补充。“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孔子的德刑兼治、以德为主的思想体现在道德教化方面，则为“先教后刑”，所谓“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论语·尧曰》）。在刑罚施用方面，孔子主张“先礼后刑”，“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在处理纠纷方面，孔子主张息讼、无讼。“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论语·颜渊》）尽量消弭争讼。这些都体现了孔子在德刑兼施的同时，更多地强调德主刑辅，为政以德，胜残去杀。但不可否认，在对待危及宗法社会统治基础的恶性案件，孔子不仅不反对刑杀，而且还大加赞赏。如郑国在子产死后，其继任者子大叔执政失之于宽，致使郑国“盗贼”蜂起，子大叔加之以猛，派兵加以镇压。对此，孔子是极为认可的。此外，据《荀子·宥坐》《尹文子·大道下》等记载，孔子本人在刚当上鲁国摄相就杀了持不同政见者少正卯。足见其对刑政是明抑暗用的，这与其高扬德政礼教在本质上是别无二致的。
春秋末期处于宗法社会走向崩解的时期。为了维系血缘宗法社会的稳定，孔子和子产都强调以礼来规制宗法社会。通过礼，在全社会重构“尊尊”而“亲亲”的大厦。子产与孔子所处的春秋末世礼坏乐崩，礼的真谛逐渐被人们所淡忘和抛弃，剩下的只是繁文缛礼的形式。子产重视礼主要关注于礼的内在价值追求和对人们行为的约束规制。因此，对于那种在形式上守礼而内心不真正重视礼的行为坚决反对。如对于郑国贵族伯石三辞而后受任为卿的虚伪政治作秀，子产毫不含糊地表示了自己的厌恶。
孔子对背离礼的本质而单纯奉行礼乐仪式的行为也持否定态度。其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对于连礼乐仪式都要僭越的行为，更是表达了自己的厌恶和愤懑。如对于季氏舞八佾于庭的行为，孔子就喊出了“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论语·八佾》）。对于鲁国权臣三桓的私邑均超过规制的问题，孔子主张“堕三都”。孔子还将名分看作是维护礼制的重要内容。他特别强调“正名”。将“必也正名”作为为政的先决要务。在孔子看来，“正名”是维护周礼的前提和基础，是维系宗法制度的根本和关键。唯有如此，才能做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为了维护礼的本质，孔子要求从内容到形式都符合周礼。对于片面追求外在形式而失去内在精神的所谓“礼”，孔子是坚决反对的。他主张行礼时要体现内心的诚敬而不是外在的奢华。“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论语·八佾》）对于已经失去实质内容徒具形式的禘礼，孔子表示：“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观之矣。”原因就在于行礼的统治者“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丧不哀”（《论语·八佾》）。但为了更好地体现礼的内在精神，其必要的形式还是要保留的。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仪式是礼的内容的重要依凭，故当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时，孔子极力反对。“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论语·八佾》）在对礼的认识上，子产与孔子出奇地一致，都坚持礼的实质重于外在形式，都把礼作为维护社会等级尊卑制度的重要规范。
子产与孔子思想的分歧和冲突主要表现在政法观上。由于两人的年龄差距和国别不同，史料中未见他们二人发生直接思想交流和碰撞的记载，但这种冲突仍可从子产力推“铸刑书”和孔子反对晋国“铸刑鼎”而可见一斑。
子产铸刑书是针对郑国国内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而推行的“救世”措施。随着春秋社会王政下移、礼坏乐崩，单靠礼这一单独的统治术已经无法维护社会稳定，社会对法和刑的呼唤越来越强烈。子产铸刑书就是在这种社会大背景下倒逼出来的司法改革措施。子产的铸刑书是对传统法的一次大的调整，即将法律规范刻铸成所谓的“刑书”，使国人周知。尽管这一改革有利于调整社会关系，保护日益壮大的新兴阶层权益，客观上有利于维护郑国的社会稳定，但同时这种法制改革等于废弃了“议事以制，不为刑辟”（《左传·昭公六年》）的“先王”之制，对具有法律垄断权的贵族阶级来说是一次不小的冲击。晋国的叔向指责子产“铸刑书”必将导致“民知有辟，则不忌于上，并有争心，以征于书”（《左传·昭公六年》）的局面，而一旦国人有“刑书”可征，则必将冲击贵族阶级礼法秩序。“民知争端矣，将弃礼而征于书。锥刀之末，将尽争之。乱狱滋丰，贿赂并行，终子之世，郑其败乎！”（《左传·昭公六年》）孔子虽然没有直接对郑国“铸刑书”进行表态，但从他批评晋国“铸刑鼎”可见其对子产法律改革也是持反对态度的。孔子的观点与叔向类似，也认为一旦铸了刑鼎，则“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何业之守？贵贱无序，何以为国？”（《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将“铸刑鼎”与破坏贵贱等级秩序联系起来，认为将法律规范公开化破坏了“贵贱不愆”的社会秩序，影响到贵族统治基础。
在中国传统政治伦理中，法与礼、德与刑是密不可分的，主要表现为法以佐礼、刑以辅德的特点。而子产铸刑书、晋国铸刑鼎则使得刑和法从德和礼的附庸、辅佐地位走向前台。从学理上讲，子产铸刑书是在德刑兼施治国方略下的一次调整和修正，客观上促进了法与礼的分离，在以道德规制为主的礼乐制度基础进一步凸显了刑罚规制的作用。尽管孔子也不否认刑和法所具有的“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功能，但他更倾向于德礼之治，即“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总的说来，子产铸刑书对犯罪者按刑书征辟，而不是以执法者一时的政治需要来自由裁量和决定所适用的判例。这是子产与孔子法律思想最为明显不同的地方。
(2)不毁乡校；乡校议论政治，舆论监督，有利于国君发扬善的措施，改正错误的决定，是国君之师。孔子认为子产尊重民众的舆论监督，是“仁”的体现。
(3)第一种答案：赞成孔子的做法，孔子的儒家学说主张“仁”，主张以礼治国,因此对子产主张以法治国表示反对。 第二种答案：反对孔子的做法，因为春秋时期是社会大变革时期，法治思想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推动社会的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