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起义的起义进程
中共党人发动的反抗国民党右派的广州起义
发生时间: 1927年12月11日
发生地点: 广东省广州市区
起义前广东的形势
1927年4月和7月，国民党内蒋介石集团和汪精卫集团相继叛变革命后，广东省国民党当局亦在广州等地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实行白色恐怖。9月中旬，国民党武汉政府所属张发奎第2方面军第4军，乘国民党南京政府所属第8路军在广东省东江地区进攻南昌起义军之际，从南昌进至广州，同桂系军阀李济琛争夺广东地盘。张发奎初到广州时，为稳定其统治，曾一度以国民党“左”派面目出现，采取一些欺骗政策，企图获得广州工人阶级和市民的支持。中共广东省委适时地识破和揭露了张发奎的欺骗政策，并利用张、李之间的矛盾，积极恢复和发展共产党的组织，发展工会、农会并进行各种斗争，全省工农运动日趋活跃。在广州市，有组织的工人纷纷驱逐国民党派到工会的改组委员，选举自己的工会委员，并为争取真正的民主权利和改善工人生活条件进行斗争。10月14日海员举行的罢工，得到各业工人的援助，2万多工人举着镰刀斧头红旗，向反动政府示威，显示了广州工人阶级的觉悟和力量。在广东省其他地区的农民运动，也有所恢复与发展。为配合南昌起义军的行动，广东东江等地区农民，在9月发动了秋收抗租暴动。7～17日，中共海陆丰县委领导海丰、陆丰两县农民赤卫军和农民群众举行起义，一度占领该两县城。10月30日，工农革命军第2师（由南昌起义军第24师余部编成）和海丰、陆丰农民赤卫军及农民群众，再次举行起义，占领了两县全境，并建立了两县的苏维埃政府。
属于粤系的军阀张发奎，在广州站稳脚跟后，于11月17日用武力驱逐了桂系军阀李济琛驻广州的机关、部队，接着向西江、北江扩展，夺取了广东政权。李济琛为了夺回在广东失去的地盘，迅速调动兵力，进行反扑。李济琛所属之黄绍竑部集结在广西省（今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地区，准备从西面进攻广州；陈铭枢部则由东江地区向广州推进。张发奎亦急忙将其第4军主力调往广州以西之肇庆地区，一部调往广州以东之石龙地区。李福林第5军则分别驻守在韶关、江门等地。此时，粤桂军阀之间的战争，一触即发。这样，张发奎在广州市内的部队，仅有第4军军部、教导团、警卫团、新编成的第2师第3团、担负训练任务的炮兵团和一些警察武装。另外，第5军军部和少数部队驻守在珠江南岸。这些部队中战斗力最强的教导团和警卫团一部，则为共产党所掌握。仅就广州市区的力量对比来看，确实是举行武装起义的有利时机。但是，粤桂军阀之间的战争，尚未大规模爆发，张发奎的部队仍驻守在广州外围，这无疑将对起义构成严重的威胁。
起义的计划与准备
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随后起义军南下广东省东江地区，准备再行北伐。7日，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批判和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领导，正式确定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20日，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向省委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讨论了广东全省的暴动计划，准备在广州市和广东省各地发动工人、农民举行暴动，配合南昌起义军夺取广东政权，并决定成立广州、西江和北江暴动委员会。随后，中共广东省委和广东各地区党组织即展开了紧张的工作。10月初，南昌起义军在潮安（今潮州）、汕头地区遭受严重损失，中共广东省委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部分修改了短期内夺取全省政权的计划，改为在广州积极发动和组织工人，进行政治的经济的斗争；在其他地区则继续发展暴动。11月17日粤桂军阀发生武装冲突，中共中央认为两广军阀争夺广东地盘的冲突，实际上是工农群众革命潮流的高涨，当即通过《广东工作计划决议案》，要求广东省委“坚决地扩大工农群众在城市、在乡村的暴动，煽动士兵在战争中哗变和反抗，并急速使这些暴动会合而成为总暴动，以取得全省政权，建立工农兵士代表会议的统治”。依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广东省委展开了紧张的工作，除要求各地利用粤桂军阀之间的战争，发动农民拒交冬租，举行暴动之外，特别关注组织和领导广州市的暴动。11月26日，张太雷从香港返回广州，秘密召开了有部分省委常委参加的会议，具体研究了广州暴动的准备工作，决定乘张发奎在广州兵力薄弱的有利时机，组织共产党所掌握的第4军教导团和警卫团一部以及工农武装，举行武装起义，并成立了以张太雷为委员长，黄平、周文雍为委员的革命军事委员会，负责领导起义。会后，张太雷等人到教导团和警卫团中进行起义的动员与组织工作，并着手组织与训练工人赤卫队，将工人赤卫队编成7个联队和两个敢死队，周文雍为总指挥。同时发动与组织郊区的农民参加起义。第4军教导团系由原国民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分校改编的，叶剑英曾兼任团长。为保护和发展这支为共产党所掌握的部队，叶剑英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该团共1000余人，装备较好，战斗力也较强，是广州起义的主要武装力量。12月6日，中共广东省委在张太雷主持下，召开紧急会议，会议讨论通过了起义的政纲、宣言、告民众书等文件，以及成立苏维埃政府的人事安排等问题；研究了起义力量的部署和军事行动。会议决定于12月12日举行起义。随后又成立了起义军总指挥部和参谋部，叶挺任总指挥，叶剑英任副总指挥。起义前夕，汪精卫和张发奎对起义的计划有所察觉，准备解散教导团，在广州实行戒严，并调其远离广州的主力部队赶回广州。在此紧急关头，中共广东省委决定提前于11日凌晨举行起义。
起义的经过及其历史意义
12月11日3时许，在张太雷、叶挺、黄平、周文雍、叶剑英等领导下，教导团全部、警卫团广州苏维埃政府旧址一部和工人赤卫队共5000余人（其中工人赤卫队3000余人），分数路向广州市各要点发起突然袭击。在广州的苏联、朝鲜、越南的部分革命者也参加了起义。东路，教导团主力在叶挺直接指挥下，迅速将驻在沙河的1个步兵团打垮，俘600余人，缴获武器一部，继之消灭了驻燕塘的炮兵团，尔后回师市区，协同工人赤卫队攻占了公安局。中路，教导团一部和工人赤卫队攻占了国民党广东省政府及其以北的制高点观音山（今越秀山）等地。南路，警卫团第3营及工人赤卫队一部向第4军军部、第4军军械库等地攻击，遇到顽强抵抗，未能攻克。与此同时，广州市郊芳村、西村等地的农民约2万人举行起义，一部进入市区配合起义军的行动。起义军民经过10个多小时的战斗，除第4军军部、军械库和第4军第12师后方办事处之外，珠江以北市区的国民党军、保安队和警察武装均被消灭，缴获各种炮20余门，各种枪1000余支。当日上午，广州市苏维埃政府成员和工农兵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宣告广州市苏维埃政府成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苏兆征为主席（在苏未到广州前由张太雷代理）。会后发布了《广州苏维埃宣言》、《告民众书》以及有关的法令。当天，广州市工人、农民和市民欢欣鼓舞，热烈拥护革命政府，积极参加起义。
广州起义爆发后，国民党广东省政府主席陈公博及张发奎、黄琪翔（第4军军长）等人仓皇逃到驻珠江南岸海钟寺第5军军部，并立即电令驻肇庆地区的第12师、第26师第78团，驻东江地区的第25师，驻顺德地区的教导第1师第1、第2团等部，急速回防广州。12日，张发奎所部3个多师和驻守广州珠江南岸李福林的第5军一部，在英、美、日、法帝国主义的军舰和陆战队支援下，从东西南三面向起义军反扑。起义军和工农群众同优势的国民党军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浴血奋战，但终因众寡悬殊，遭到严重损失，起义主要领导人张太雷牺牲。这时，张发奎的后续部队陆续到达，情况非常严重，在此危急时刻，起义军总指挥部为保存革命力量，于12日夜下达了撤出广州的命令。起义军余部1000余人于13日凌晨撤出广州，在花县（今花都）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4师，领导人有董朗、叶庸、徐向前、袁国平等，后经从化、紫金等地进至海丰、陆丰县境，加入了东江地区的革命斗争；另有部分人员转移到广西右江地区，后来参加了百色起义；还有少数人员撤往粤北韶关地区，加入了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后来上了井冈山。国民党军重占广州后，对未及撤离的起义军、工人赤卫队和拥护革命的群众，进行了血腥的镇压，惨遭杀害者达5000余人。
广州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继南昌起义、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之后，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又一次英勇反击，是在城市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大胆尝试，在国内外都引起了很大的震动。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了，但起义军民无比英勇的战斗精神，给了中国人民以新的鼓舞。起义的许多领导人和保留下来的武装力量，继续为中国革命事业而顽强战斗，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组成部分。
广州起义，是中共广东省委贯彻中共“八七”会议精神，在中共中央直接指导下领导广州地区工农群众和革命士兵进行的一次大规模的暴力革命，是继南昌起义和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之后，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又一次英勇反击，是在城市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大胆尝试。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了，但起义军和工农群众的英勇战斗，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给了中国人民以新的鼓舞，在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壮丽的一页。其主要经验：（1）成立了军事委员会，组织领导健全；（2）适时改变计划，决心果断；（3）起义军民英勇奋斗，不怕牺牲；（4）不能照搬外国的经验，攻占大城市的时机尚未成熟。
[编辑本段]2.【1911年同盟会的广州起义】
1911年4月27日（农历3月29日），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为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在广州起义失败，战役牺牲的烈士营葬于黄花岗。此次起义因此又称黄花岗起义，历史上，这次起义意义重大，加快了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
这次起义是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十一次革命武装斗争中的第十次。这次起义原定于4月13日（农历三月十五日）在广州发难，赵声、黄兴为革命军的正、副指挥。计划攻占广州后，由黄兴率领一支革命军出湖南，攻湖北；赵声率领一支革命军出江西，攻南京。事前挑选了五百名优秀的革命党人为“选锋队”（即敢死队，后来实际增至八百名），起义时由十路军进攻两广总督署、广东水师行台、警察署、军械局、炮营、电信局等，打开广州城各大门，在小北门迎接新军入城等作了较充分的准备。
由于海外的募款和购买的武器未到齐，以及临近起义前（农历三月十日）温生才刺杀了清政府在广州的将军孚琦，清政府加强了戒严防范，并全城搜查革命党人，因而起义被迫延期至4月27日。赵声以及在香港和广州附近各县隐蔽待命的数百名“选锋队”，在起义前一天下午才得到了最后确定起义日期的通知，因而未能赶到广州集中，黄兴便将原计划十路进攻改为央W路进攻。但发难时只有黄兴自己率领的一路参加起义，其余三路的领导人陈炯明、胡毅生和姚雨平借故逃避，致使这三路选锋队无人领导，又无法领到武器，未能参加战斗。
1911年4月27日下午五时三十分，黄兴在形势十分不利又不得不起义的情况下，毅然率领革命党选锋队一百多人，各人手臂上一律缠着作为起义标志的白布，脚穿黑色橡胶鞋，从现越华路的小东营指挥部出发，一薄W攻入两广总督署。在莲塘街吴公馆，同样装束的革命党选锋队三十多人在喻培伦、饶国梁等率领下同时奔袭总督署。黄兴率领队伍攻入总督署后，准备活捉两广总督张鸣歧，迫使他号令两广清军反正。但张鸣歧闻风声后躲到水师行台，革命党遂放火焚烧总督署后退出。此后黄兴和喻培伦所率领的革命党人分成几路，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巷战。当日，原来准备响应起义并作为起义军主力的清政府的部分新军和巡防营等，因起义前被清政府收缴了武器，或因联络不上而没有参加起义；有的因起义时没有在臂上缠上作为标志的白布而发生误楚W，致使革命党人因敌我悬殊等原因而失败，但革命党人在起义中英勇战斗，不怕牺牲的大无畏革命精神，给清政府沉重的打击，为同年十月十日武昌起义成弗擢膜F漫长的封建统治奠下了基础。
在战斗中和失败后，被残杀的革命党人，遗体血肉模糊，陈尸于街头示众，惨不忍睹。同盟楚W人潘达微先生冒险挺身而出，不顾满清当局禁令，以《平民日报》记者的公开身份，5月3日，组织了一百多人（收尸人），把散落并已腐烂的七十二位烈士的遗骨收殓及葬于此，使一代英烈的业绩彪炳史册，永垂不朽，激励着一代代的中国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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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孙中山就带着郑士良、陆皓东、陈少白来到广州，设立了兴中会广州分会，发展程奎光、程璧光、左斗山、魏友琴、陈廷威、朱淇、苏复初等数百人加入了组织。为掩护兴中会的活动，孙中山还特地建立了一个名为“农学会”的公开团体，号称要研讨农桑新法。
1895年3月16日，即中日马关条约成议前一个月，兴中会决定于重阳节（1895年10月26日）在广州发动起义，占领广东省城，并期待由此引发全国反对朝廷的连锁反应。当时议定孙中山在广州领导军事行动，杨衢云在后方总部香港筹款购械并招募壮士，谢缵泰负责联络旅港外国人，有三合会背景的郑士良负责联络会党。陆皓东事先已设计好了一面青天白日旗图样，这将作为义军的旗帜。这一计划在8月底进行了最后的完善。 “擒贼擒王”的战术
孙中山最初的考虑是，人贵精而不贵多，只须敢死队一百人，就能成功。
据说，1853年三合会的旁支小刀会刘丽川借着太平军的声势，只以七人之力就占领了上海县城(当时的上海远没有今天这样大)。虽然广州的情况不能和四十年前的上海相提并论。但孙中山认为，采用五人一队，突袭署衙的战术，就能擒贼擒王。
这一计划的可行性在于，当时广州城内的重要衙署仅有都统、总督、巡抚、水师提督四府，虽然都有卫兵，但戒备松弛，如果出其不意，配备枪械、炸弹的五人小分队完全可以一举攻入，捕杀其长官，使清兵群龙无首。城外清兵如来增援，可派二三 十人在要道截击，援军不知虚实，必不敢冒进；再派二三十人围攻旗界(即八旗兵驻地)，则大事可成。
不过，当时驻扎广州的八旗、绿营及各类营勇，虽然战斗力较弱，但毕竟有万人以上，因此，当兴中会讨论这一计划时，大多数人认为还是太冒险了，最终决定改为“分道攻城”策略。
“分道攻城”的策略
按照“分道攻城”的策略:杨衢云率香港会党三点会人众约三百人，于起义日期前晚(10月25日晚)齐聚香港，乘省港晚班客轮到广州，并把起义用的短枪装在木桶里，谎称胶泥报关。等到了省城，即用刀斧劈开木桶取出枪械，首先攻占各重要衙署。
这三百人实际上就是“突击队”。
另外还有“支援队”，各路支援队计划由珠江各支流会聚广州，为此还特意买了两条船，作为运送军队之用。起义发动时，先期分散混进城的北江、顺德、香山三路支援队(计有一千余人)将群起响应。这些支援队基本都是花钱雇来的三合会党徒。自日本横滨赶回的陈清率领炸弹队，在各军事要点投掷炸弹，壮大声势。起义者将以红带缠臂，起义的口号听着耳熟，是“除暴安良”。 起义大计已定，孙中山即派得力干部联络各方可利用的武装力量。他派刘裕统率北江一路，陈锦顺统率顺德一路，李杞、侯艾泉统率香山一路，这三路“支援队”混进省城；有口音的汕头队伍就不进城了，让吴子才带着担任策应，牵制清军；香港方面的“突击队”由杨衢云负责。广东水师镇涛舰管带(舰长)程奎光届时率省河兵舰响应。
起义各项已准备就绪，1895年10月10日，兴中会在香港开会选举“总办”，也就是会长，而且各会员已经同意，“总办”即为起义成功后临时政府的大总统。
与会者不过七八人，但却分歧严重。陈少白、郑士良支持孙中山，而谢缵泰却拥戴杨衢云，双方险些闹翻。最后，孙中山高风亮节，以反满大局为重，还是让杨衢云做了“总办”。自此直至1900年，兴中会的会长其实是杨衢云，虽然这个会原本是由孙中山创立的。 但杨衢云接到电报时，七箱枪械已经改装进木桶，并以货物的名义交付省港班轮待运了，如果突然又跑去说这批货不运了，反倒容易被怀疑。因此，杨衢云就给孙中山回电说：“接电太迟，货已下船，请接。”同时，他又命三点会党首领朱贵全、丘四于27日晚率首批“突击队员”登轮，赶赴广州。
省港班轮起锚后，朱丘突然发现，装着军械的七只大木桶，因船上要装的杂货太多而被移动了位置，并且上面层层叠叠压了许多货箱，根本无法取用。突击队员们即使到了广州，取不出枪械，也无法立即发动进攻。不过，更让他们吃惊的事还在后面。客轮28日抵达广州，清兵竟然早已在那里严阵以待，手无寸铁的突击队员全被拿获，伪装在木桶里的205支左轮手枪和大约80箱弹药也被查抄没收了。
广州起义的计划已被满清当局获悉。朱淇的哥哥朱湘，是个举人且有公职，当得知弟弟参加了兴中会这种掉脑袋的活动，夜不能寐，深恐被株连，思前想后，就用朱淇的名义向官府告了密，试图将功折罪。 清廷驻香港的密探也将三点会党羽集结的情况报告了两广总督谭钟麟；甚至这些人在香港采买军火的事，港英当局也用电报通知了谭钟麟。
接二连三的情报相互印证，说明的确有人想“造反”，不由得谭钟麟不信，虽然他对医术精湛的孙中山竟然当了“匪首”深感意外，但还是采取了抓捕行动。
广州起义功败垂成，陆皓东冒险返回总机关焚毁兴中会名册，不幸被捕，受尽钉插手足、铁锤凿齿等酷刑，但坚决不肯供出同党。“我可杀，继我而起者不可尽杀！”这种大无畏的气概让清吏都深为感佩。
最终，陆皓东英勇不屈而死，成了为中国革命牺牲的第一人。朱贵全、丘四、程奎光、程耀宸等也相继被处以极刑。
当孙中山致电杨衢云阻止“突击队”来广州时，就已让陈少白速返香港暂避，以免被清廷一网打尽。得知陆皓东被捕后，孙中山又令身边的同志迅速疏散，自己则与郑士良留下来隐藏武器，并亲自给各地写电报；在通知省城内各主要同志烧毁重要文书，清扫总机关后，才从容不迫地和郑士良离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