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散文有哪些？ 唐宋八大家散文。
师说
>
作者 韩愈
【原文】
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嗟乎！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犹且从师而问焉；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也亦远矣，而耻学于师。是故圣益圣，愚益愚。圣人之所以为圣，愚人之所以为愚，其皆出于此乎？
爱其子，择师而教之；于其身也，则耻师焉，惑矣。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也，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不焉，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之。问之，则曰：“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呜呼！师道之不复，可知矣。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欤！
圣人无常师。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贤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则必有我师。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
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艺经传皆通习之，不拘于时，学于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师说》以贻之。
【译文】
古代求学的人必定有老师。老师，（是）靠（他）来传授道理，讲授学业，解答疑难问题的人啊。人不是一生下来就懂得道理的，谁能没有疑惑（的问题）？（有了）疑惑，如果不跟老师（学习），那些成为疑难问题的,（就）始终不能解答了。出生在我前头（的人），他懂得道理本来早于我，我（应该）跟从（他），把他当做老师；出生在我后面（的人），（如果）他懂得道理也早于我，我（也应该）跟从（他），把他当做老师。我（是向他）学习道理啊，哪管他的生年比我早还是比我晚呢？因此，无论（地位）高低贵贱，无论（年纪）大小，道理存在的（地方），就是老师所在的（地方）。
唉，（古代）从师（学习）的风尚不流传已经很久了，要人没有疑惑就难了！古代的圣人，他们超出一般人很远，尚且（要）跟从老师请教；现在的一般人，他们（的才智）低于圣人很远，却以向老师学习为耻。因此，圣人（就）更加圣明，愚人（就）更加愚昧。圣人之所以（能）成为圣人，愚人之所以成为愚人，（原因）大概都出在这里吧！
（人们）爱他的孩子，（就）选择老师来教他。（但是）对他自己呢，却以跟从老师（学习）为可耻，（真是）糊涂啊！那些孩子们的老师，（是）教孩子们文字，（帮助他们）学习断句的（老师），不是我所说的（能）传授那些（大）道理，解答那些（有关大道理的）疑难问题的（老师）。不理解（书本上的）字句，不能解决（大道理的）疑难问题，有的（书本上的字句）向老师学习，有的（大道理的疑难）不向老师学习；小的方面（倒要）学习，大的方面（却反而）放弃（不学），我未能看出那种人（是）明白（事理）的！巫医乐师和各种工匠，（他们）不以互相学习为耻。士大夫这一类（人），（一听到有人）称“老师”称“弟子”等等，就许多人聚（在一块儿）讥笑人家。问他们（为什么讥笑），（他们）就说：“那个（人）同那个（人）（指老师和学生）年龄差不多，道德学问也差不多啊，（以）地位低（的人为师），就可羞耻，（以）官职高（的人为师），就近乎谄媚！”唉！（古代那种）跟从老师（学习）的好风尚不能恢复，（从这些话里就）可以明白了。巫医乐师和各种工匠，君子们认为（是）不值得一提的，现在君子们的见识竟反而比不上（他们），可真奇怪啊！
圣人没有固定的老师，孔子（曾）以郯子、苌弘、师襄、老聃为师，郯子这些人，他们的贤能（都）比不上孔子。孔子说：“三个人同行，（里面）一定有（可以当）我的老师（的人）。”因此，学生不一定（永远）不如老师，老师不一定（样样都）比学生贤能，（老师和学生的区别只是）听到道理有的早有的迟，学问和技艺（各）有（各的）专长，（只是）如此罢了。
李家的孩子（叫）蟠（的），年纪十七（岁），喜欢古文，六经的经文和传文都普遍学习了，（他）不受（当时士大夫那种耻于从师的）时俗的限制，向我学习。我赞许他能够遵行古人（从师）的正道，（所以）写（这篇）《师说》送给他。
一谈到唐宋散文，多数人都会立即想到「唐宋八大家」。韩愈、柳宗元提倡「古文运动」，以革新六朝以来骈俪雕饰、专事浮华的文弊，建立崭新的文风为号召，在文坛上蔚为一股风潮。宋代的欧、曾、王、苏等文家，继承唐代古文运动的传统，更拓展了散文创作的领域，因此可说「唐宋八大家」的古文作品，代表著唐宋散文的最高成就。目前高中国文各家版本所选的唐宋八大家散文颇多，综计有二十七篇，其题材广泛，体裁多样，且篇篇皆具特色，值得细心赏读。以下即分别择要说明八大家的散文风格，并一一举例，以略明其梗概。
一、韩愈
韩愈为唐代古文运动健将，毕生以发扬儒家学说，排拒佛、老思想为己任，主张文道并重的散文。他的散文气势雄奇，语言精鍊，笔力遒劲，条理明畅。如为了阐述从师问学及尊师重道之理而作的〈师说〉，文中反覆议论从师学习的必要性，提出「道之所存，师之所存」、「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等独特的见解，其结构谨严、脉络通贯，句型骈散兼用，笔法亦错综而变化多端，是论说文中的典范。另〈原毁〉也是韩愈极有名的论说体散文，旨在探究毁谤恶习的根源。文章以古之君子和今之君子的修养作对比，从而析出今之君子的「怠」与「忌」，实为「毁」的根源。全篇逐层阐析，说理透彻，富於逻辑，遣词用字虽平浅，却颇有古劲之风。
〈送董邵南序〉是一篇为朋友送行而写的「赠序」，但韩愈意在言外，旨在劝阻朋友远行，因不便直说，故含蓄委婉地於文章中旁敲侧击，或以「古」「今」对比，或从「有合」之意转折至「不合」。文虽不长，却富於情理，极尽曲折跌宕之能事，可见得韩愈高奇的文才及风格。
〈张中丞传后叙〉则是为了阐发和补充李翰所作的《张巡传》而写的史传文章。韩愈以侧面方式描写，透过遗闻轶事，表达出张巡、许远及南霁云等人的爱国形象与坚强性格。全篇於叙中带议，议论处理直气壮，记叙处生动逼真，充分掌握了人物的精神，使原本琐碎的材料能杂而不乱，读来也能一气呵成，是韩愈传记文的力作。
韩愈除了擅长於立意说理的议论文之外，写起感怀悼亡的抒情文章，也同样哀恻动人。如〈祭十二郎文〉是韩愈为了自己情同手足的侄子韩老成遽逝而写的悼亡之作。文中写幼时孤苦相依的情景、聚少离多的感慨、生死无常的哀痛，皆属真情至性之语，从肺腑中自然流出。全篇造语恳挚，不假雕饰而有无限凄怆的情韵。又如〈柳子厚墓志铭〉则是为好友柳宗元所写的墓志铭。文章从柳宗元一生遭遇、为人、文章成就和两人间的深厚感情著笔，对於柳宗元的坎坷命运寄予无限的惋惜与同情，对当时的世态人情，也流露出激情的感慨。全篇立意深切，情挚语真，文笔简鍊，其中亦可见韩愈为文犀利奔放的风格。
二、柳宗元
柳宗元和韩愈同为唐代古文运动的主要倡导者，文坛常以「韩柳」并称，都是杰出的散文作家。柳宗元文章风格雄深雅健，峻洁精奇，为文勇於创新，尤擅长於山水游记、寓言、传记及议论体文章的写作。在柳宗元的手中，「古文」写作的技巧手法更为提高，表现艺术也更显成熟。
首先，在游记方面，以贬居永州时期所写的〈永州八记〉为最著。这八篇游记散文，各自成篇，但又互相连续，就像一卷精美的山水画长轴，把秀丽的奇山异水，描绘地形神毕肖。由於柳宗元此时身处怀才不遇的郁闷中，故寻幽访胜之际，每能获得游心物外的理趣。如八篇之首的〈始得西山宴游记〉，是写柳宗元登临游赏西山的过程中，所得到前所未有的心灵感悟，而之前因长期贬谪的郁闷心情也一扫而空。作者将自己的心情与西山奇丽的山水风光结合，在情景交融的状写中，展露了自己「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的旷远心境。全篇字琢句鍊，笔调明快，而情思亦隽永遥深，读来尤能令人回味无穷。又第三篇〈钴鉧潭西小丘记〉，则写钴鉧潭西小丘景色的奇异，和它为人遗弃的遭遇，并从而寄托作者自身怀才不遇的感慨。小丘的被弃，正像是作者自己在宦途上的挫折，其境遇相似。但在买丘、赏丘的过程中，也意外得到豁然开朗的喜悦。这两篇山水游记，在清丽的叙事笔触中，也寄托了作者的感怀，情景交融间，更有千般余韵隐含其中。「悠悠乎与灏气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与造物者游，而不知所穷」，予人广阔无际的浩瀚情怀；「枕席而卧，则清冷之状与目谋、瀯瀯之声与耳谋，悠然而虚者与神谋，渊然而静者与心谋」，则透显出凄幽的情调。将丰富的感情与奇丽的景观融为一体，使得文章富有诗情画意的风格和意境，这也正是柳宗元山水游记能独步千古的原因吧！
其次，在寓言方面，柳宗元关心时政，为文常以「寓言」方式来揭露世态人情的流弊与病态，从而发挥讽谕或鉴戒的功能。篇幅虽多属简短，但含意却深长。如〈三戒〉即为公认的名篇。〈三戒〉是以「临江之麋」、「黔之驴」、「永某氏之鼠」三则组成，皆以动物作为故事的主角。主旨是要讽刺那些「不知推己之本，而乘物以逞，或依势以干非其类」的人物，寓言中麋、驴、鼠三种动物都是作者刻意创造出来的，其构思巧妙、形象鲜明，文笔犀利，极具警世意义。另如〈蝜蝂传〉则是一篇借用传记方式来寄托讽意的寓言。蝜蝂善负、好上高、至死不变的行为，正像一些世人贪得无餍、至死不悟的贪婪本性。这也是一则短小精警、意味深长、耐人寻思的故事。至於〈种树郭橐驮传〉则属於一篇寓言性质的传记文章。文藉郭橐驮所述种树之理，申说施政治民之道。虽是传记，但人物、情节似实亦虚，在问答之中揭明植木之理，并继而引申出为官之道。文章构思奇崛，立意深刻，蕴含浓厚的理趣。
再者，在议论文方面，柳宗元以睿智的眼光，立新题，寓新意，故常能发人之所未发。如〈捕蛇者说〉是透过捕蛇人之口，揭露赋敛之毒更甚於蛇的社会现实，对於当时民生的苦况，寄予无限的关怀与同情。捕蛇人对自家悲惨遭遇的伤心自述，是全文的重心，表现了人民百姓无奈的控诉。本文在写作上与《礼记‧檀弓》「苛政猛於虎」立意相近，但规讽之意旨则更为深刻，文章波澜也更显得起伏多姿，具有强烈的感染力量。另外，〈送薛存义序〉一文中，柳宗元藉为薛存义送行的机会，於文中抒发为官之理，并以本文相赠，是一篇前议后叙的赠序文章。文中以为官吏应为人民公仆，应服务人民，而不能役使人民，否则可加以责罚、罢免。如此先进的见解，可作为研究柳宗元政治思想的重要文献。其立意精警、义旨显豁，是理长而味永的名篇。清代刘熙载曾将本文和韩愈的〈送董邵南序〉相提并论，以为〈送董邵南序〉「可谓变化之至」，而本文则「可谓精能之至」，指出本文内容精深独到，语言精洁隽永的写作风格。
三、欧阳修
欧阳修在北宋文坛倡导诗文革新，是古文运动的领袖，提出明道致用的文学主张。他不仅是古文家，在诗、词、赋的创作上也极有特色和成就。欧阳修的散文平易流畅，清新自然，具有婉约含蓄之风貌。如其最有名的〈醉翁亭记〉，写於贬知滁州之时，欧阳修寄情山水，从而领会到山水之乐、游宴之乐及与民同乐之乐。文章以「乐」字为主线贯串全篇，脉络清晰，形成往复回环的韵律，委婉含蓄地表现了自己以顺处逆的怡然心境。全篇笔致清丽细腻，文词练达，韵致无穷，是山水游记的千古佳篇。
至於〈纵囚论〉则是欧阳修翻案文章中的名篇，旨在对唐太宗纵囚史事提出自己的独特看法。既是翻案，文章势必有破有立。文中除了驳斥唐太宗纵囚将致「上下交相贼」，其目的不过在於施恩求名，因此认为圣王治国应「本於人情，不立意以为高，不逆情以干誉」，以建立常法。全篇剖事析理，缜密周到，透辟深刻，其逐层论辩，极能令人信服，如「刀斫斧截，快利无双」（《古文观止》吴楚材之评语），是一篇发挥雄辩之才的力作。
欧阳修除了是文学家，也是杰出的史学家。他所奉诏修撰的《新唐书》，及独力撰述的《新五代史》，都是别具文学特色的史学名著。如〈五代史记一行传叙〉是为了表彰在乱世中特立独行、有益风俗教化人士所撰〈一行传〉的序文。文中感叹五代之世伦常败坏、廉耻不复之际，其间能洁身自负之士鲜见於世。欧阳修撰史为扬善彰名，於残阙史料中搜罗，而略可叙录者仅得四、五人而已，从中可见欧阳修仿《春秋》笔法褒善贬恶、端正人心的批判精神。全篇文笔简鍊明净，很能发挥序文钩稽作意的功用。
四、曾巩
曾巩的文章醇厚，颇有平和之气，风格和欧阳修相近，古来并称「欧曾」。曾巩长於议论，为文讲究布局章法，故结构严谨，条理清晰。如〈墨池记〉是藉王羲之墨池学书之事，来揭明「勉学」的主旨。文虽以「记」为名，但实际上是一篇议论文，勉励学者应勤学苦练，深造道德。全篇即事说理，托物言志，在诘问转折的语气中，可得纡徐委婉的韵致，而其文字简鍊朴实，寄意渊雅深邃，读来尤能发人省思。
五、王安石
王安石是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所作文章多关於政令教化、经世致用。其学术根柢渊博，故为文文笔遒劲，思虑缜密，风格则刚峻峭拔。如〈游褒禅山记〉是一篇以议论说理取胜的山水游记。王安石借游褒禅山为题，抒发游山探洞的感想与心得。全文先叙后议，结构谨严，从中寄寓了积极进取的襟怀和贯彻志向理想的精神，并勉学者应「深思慎取」，是一篇借题发挥的游记散文。就如同〈墨池记〉，本文由景生情，因事见理，全篇融情、景、事、理於一体，表现出宋代散文长於议论、结合叙议的风格特色。又如〈伤仲永〉也是一则叙议结合的短文。文章透过一个神童因失学而终沦为常人的故事，说明天赋并不足恃之理，并强调受教学习的重要性。文章或叙或议，皆有条不紊，深入浅出，尤其在精简、朴质无华的文辞中，却仍能富含警惕世人的深意。
另外，〈读孟尝君传〉则是王安石在阅读《史记‧孟尝君列传》之后所写的一篇翻案文章。文从孟尝君重用鸡鸣狗盗之徒而使有志之士不至，因此无法得到真正贤才之理，驳斥孟尝君能得士任贤的传统说法。全文篇幅极短，但气势劲健，雄辩有力，可见王安石读书能不拘於定见，并勇於提出独特观点的识力。
在政论文方面，〈答司马谏议书〉是一篇就新法答覆谏官司马光的书信。文中针对司马光所指「侵官」、「生事」、「征利」、「拒谏」四事，逐一提出剖析辨驳，并重申变法的决心。文章理足气盛，在委婉和易的语势中，却充满劲悍刚锐之气，其推行新法的坚定决心，昭然可见，不但充分显现了王安石的人格与风格，也证明了文章风格与作家个性人格两者间的密切联系。
除了展现刚正性格的文章外，如〈祭欧阳文忠公文〉则是一篇较为柔婉，深具情致的祭奠散文。王安石和欧阳修在政治理念上的歧异，并未影响两人之间的深厚交谊。在文中，对欧公的文章、气节、功业、品德，皆推崇备至，并申一己向慕瞻依之情。语语发自心坎，一吟三叹，极尽哀伤沉郁的情思。
六、苏洵
苏洵为文得力於《战国策》、《史记》，故所为文简直老练，颇有先秦古劲之风。由於长於史论、策论一类的议论文章，故文章之论点鲜明，说理透辟，如他著名的史论名篇—〈六国论〉，是藉战国时六国因赂秦而自取灭亡的事例，以讽北宋当时对契丹、西夏纳币求和的屈辱政策，其主旨的言外之意，实在於鉴古讽今也。苏洵以为六国灭亡之因主要在於「赂秦」，且「不赂者以赂者丧」，全文便以此为中心论点，各段紧扣此论点，从正反面多方逐层展开申论，其条理清晰，语言犀利明快，精鍊准确，气势亦跌宕雄奇。就布局结构上，或就修辞手法上来说，本文都可谓为论说文的上乘之作。
七、苏轼
苏轼一生的宦途虽坎坷，但在文学艺术上的成就却是享誉千古的。他继欧阳修之后，完成北宋的诗文革新，为文坛领袖，与其父洵、弟辙，并称「三苏」。苏轼的思想气度恢宏，才气纵横，诗、文、词、赋、书、画皆所擅长。其文章汪洋恣肆，清新自然，「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但常行於所当行，常止於不可不止」（〈文说〉），尤长於说理，举凡论辨策议，皆有佳篇。如〈留侯论〉是苏轼著名的史论，全篇以「忍」字贯串，评价张良的一生，并列举史实，摆脱世俗陈见，翻出新意，指出张良之所以能建功立业，其关键在其「能忍」。文章围绕「忍」字，展开层层论证，文势往复曲折，立意奇颖，论点集中，颇能引人入胜，正表现出苏轼为文气势恢宏的一面。取与同是翻案文章的〈纵囚论〉并观，则欧、苏这两大文豪援古事以证辩的学养，勇於推陈出新的才识，皆使论文之中寓含理趣，尤其文章信笔挥洒，收放自如，更能展现两人纵横古今的深湛才学。再如〈教战守策〉，为苏轼策议类文章的名篇，充分显现了苏轼谋议时政的高远识见与尽忠之忱。他在文中主张国家在承平时也应懔怀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让民众接受军事训练，学习战阵的攻防技能。苏轼在权衡北宋的国策与国势后，而提出这般建言，实是有为而发。尤其全篇陈言剀切，观点鲜明，析理透辟，深中时弊，文中有喻有证，在明快斩截的逐层论析中，语语精警，具有极强的说服力与感染力。
至於〈方山子传〉一文，则是苏轼文章中别具面貌的传记作品。这是他为一位隐逸的友人陈慥所写的一篇小传，旨在表彰陈慥淡泊自守的高洁人品，也藉此流露出同为「不遇」的感愤。本文篇幅虽不长，但言简意丰，有叙有议，在取材、写作笔法及人物形象的刻画上，皆可见其传神之处。文末以「余闻光黄间多异人，往往佯狂垢污，不可得而见；方山子傥见之欤？」作结，寄慨於叹，更蕴生余波荡漾、含蓄不露的奇气。
八、苏辙
苏辙的个性沉静敦厚，在其父兄的薰陶下，所作文章立意平稳，汪洋澹泊，语言朴实淡雅，如其为人。文学成就则以散文较高，尤其策论更是著称於世。在记游方面的作品则以〈黄州快哉亭记〉最具代表性。苏辙作此其记，在阐发其兄苏轼为亭命名「快哉」的深意，也藉慰解张梦得之余，抒发自己坦然自适、随遇而安的豁达心境。全文七处点出「快」字，围绕「快哉」二字著墨，把叙事、写景、抒情与议论鎔为一炉。其文笔秀杰洒脱，风趣悠远酣畅，足见苏辙汪洋澹泊，纡徐条畅的风格，翫味之余，令人有超然物外之思。
一谈到唐宋散文，多数人都会立即想到「唐宋八大家」。韩愈、柳宗元提倡「古文运动」，以革新六朝以来骈俪雕饰、专事浮华的文弊，建立崭新的文风为号召，在文坛上蔚为一股风潮。宋代的欧、曾、王、苏等文家，继承唐代古文运动的传统，更拓展了散文创作的领域，因此可说「唐宋八大家」的古文作品，代表著唐宋散文的最高成就。目前高中国文各家版本所选的唐宋八大家散文颇多，综计有二十七篇，其题材广泛，体裁多样，且篇篇皆具特色，值得细心赏读。以下即分别择要说明八大家的散文风格，并一一举例，以略明其梗概。
一、韩愈
韩愈为唐代古文运动健将，毕生以发扬儒家学说，排拒佛、老思想为己任，主张文道并重的散文。他的散文气势雄奇，语言精鍊，笔力遒劲，条理明畅。如为了阐述从师问学及尊师重道之理而作的〈师说〉，文中反覆议论从师学习的必要性，提出「道之所存，师之所存」、「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等独特的见解，其结构谨严、脉络通贯，句型骈散兼用，笔法亦错综而变化多端，是论说文中的典范。另〈原毁〉也是韩愈极有名的论说体散文，旨在探究毁谤恶习的根源。文章以古之君子和今之君子的修养作对比，从而析出今之君子的「怠」与「忌」，实为「毁」的根源。全篇逐层阐析，说理透彻，富於逻辑，遣词用字虽平浅，却颇有古劲之风。
〈送董邵南序〉是一篇为朋友送行而写的「赠序」，但韩愈意在言外，旨在劝阻朋友远行，因不便直说，故含蓄委婉地於文章中旁敲侧击，或以「古」「今」对比，或从「有合」之意转折至「不合」。文虽不长，却富於情理，极尽曲折跌宕之能事，可见得韩愈高奇的文才及风格。
〈张中丞传后叙〉则是为了阐发和补充李翰所作的《张巡传》而写的史传文章。韩愈以侧面方式描写，透过遗闻轶事，表达出张巡、许远及南霁云等人的爱国形象与坚强性格。全篇於叙中带议，议论处理直气壮，记叙处生动逼真，充分掌握了人物的精神，使原本琐碎的材料能杂而不乱，读来也能一气呵成，是韩愈传记文的力作。
韩愈除了擅长於立意说理的议论文之外，写起感怀悼亡的抒情文章，也同样哀恻动人。如〈祭十二郎文〉是韩愈为了自己情同手足的侄子韩老成遽逝而写的悼亡之作。文中写幼时孤苦相依的情景、聚少离多的感慨、生死无常的哀痛，皆属真情至性之语，从肺腑中自然流出。全篇造语恳挚，不假雕饰而有无限凄怆的情韵。又如〈柳子厚墓志铭〉则是为好友柳宗元所写的墓志铭。文章从柳宗元一生遭遇、为人、文章成就和两人间的深厚感情著笔，对於柳宗元的坎坷命运寄予无限的惋惜与同情，对当时的世态人情，也流露出激情的感慨。全篇立意深切，情挚语真，文笔简鍊，其中亦可见韩愈为文犀利奔放的风格。
二、柳宗元
柳宗元和韩愈同为唐代古文运动的主要倡导者，文坛常以「韩柳」并称，都是杰出的散文作家。柳宗元文章风格雄深雅健，峻洁精奇，为文勇於创新，尤擅长於山水游记、寓言、传记及议论体文章的写作。在柳宗元的手中，「古文」写作的技巧手法更为提高，表现艺术也更显成熟。
首先，在游记方面，以贬居永州时期所写的〈永州八记〉为最著。这八篇游记散文，各自成篇，但又互相连续，就像一卷精美的山水画长轴，把秀丽的奇山异水，描绘地形神毕肖。由於柳宗元此时身处怀才不遇的郁闷中，故寻幽访胜之际，每能获得游心物外的理趣。如八篇之首的〈始得西山宴游记〉，是写柳宗元登临游赏西山的过程中，所得到前所未有的心灵感悟，而之前因长期贬谪的郁闷心情也一扫而空。作者将自己的心情与西山奇丽的山水风光结合，在情景交融的状写中，展露了自己「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的旷远心境。全篇字琢句鍊，笔调明快，而情思亦隽永遥深，读来尤能令人回味无穷。又第三篇〈钴鉧潭西小丘记〉，则写钴鉧潭西小丘景色的奇异，和它为人遗弃的遭遇，并从而寄托作者自身怀才不遇的感慨。小丘的被弃，正像是作者自己在宦途上的挫折，其境遇相似。但在买丘、赏丘的过程中，也意外得到豁然开朗的喜悦。这两篇山水游记，在清丽的叙事笔触中，也寄托了作者的感怀，情景交融间，更有千般余韵隐含其中。「悠悠乎与灏气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与造物者游，而不知所穷」，予人广阔无际的浩瀚情怀；「枕席而卧，则清冷之状与目谋、瀯瀯之声与耳谋，悠然而虚者与神谋，渊然而静者与心谋」，则透显出凄幽的情调。将丰富的感情与奇丽的景观融为一体，使得文章富有诗情画意的风格和意境，这也正是柳宗元山水游记能独步千古的原因吧！
其次，在寓言方面，柳宗元关心时政，为文常以「寓言」方式来揭露世态人情的流弊与病态，从而发挥讽谕或鉴戒的功能。篇幅虽多属简短，但含意却深长。如〈三戒〉即为公认的名篇。〈三戒〉是以「临江之麋」、「黔之驴」、「永某氏之鼠」三则组成，皆以动物作为故事的主角。主旨是要讽刺那些「不知推己之本，而乘物以逞，或依势以干非其类」的人物，寓言中麋、驴、鼠三种动物都是作者刻意创造出来的，其构思巧妙、形象鲜明，文笔犀利，极具警世意义。另如〈蝜蝂传〉则是一篇借用传记方式来寄托讽意的寓言。蝜蝂善负、好上高、至死不变的行为，正像一些世人贪得无餍、至死不悟的贪婪本性。这也是一则短小精警、意味深长、耐人寻思的故事。至於〈种树郭橐驮传〉则属於一篇寓言性质的传记文章。文藉郭橐驮所述种树之理，申说施政治民之道。虽是传记，但人物、情节似实亦虚，在问答之中揭明植木之理，并继而引申出为官之道。文章构思奇崛，立意深刻，蕴含浓厚的理趣。
再者，在议论文方面，柳宗元以睿智的眼光，立新题，寓新意，故常能发人之所未发。如〈捕蛇者说〉是透过捕蛇人之口，揭露赋敛之毒更甚於蛇的社会现实，对於当时民生的苦况，寄予无限的关怀与同情。捕蛇人对自家悲惨遭遇的伤心自述，是全文的重心，表现了人民百姓无奈的控诉。本文在写作上与《礼记�6�4檀弓》「苛政猛於虎」立意相近，但规讽之意旨则更为深刻，文章波澜也更显得起伏多姿，具有强烈的感染力量。另外，〈送薛存义序〉一文中，柳宗元藉为薛存义送行的机会，於文中抒发为官之理，并以本文相赠，是一篇前议后叙的赠序文章。文中以为官吏应为人民公仆，应服务人民，而不能役使人民，否则可加以责罚、罢免。如此先进的见解，可作为研究柳宗元政治思想的重要文献。其立意精警、义旨显豁，是理长而味永的名篇。清代刘熙载曾将本文和韩愈的〈送董邵南序〉相提并论，以为〈送董邵南序〉「可谓变化之至」，而本文则「可谓精能之至」，指出本文内容精深独到，语言精洁隽永的写作风格。
三、欧阳修
欧阳修在北宋文坛倡导诗文革新，是古文运动的领袖，提出明道致用的文学主张。他不仅是古文家，在诗、词、赋的创作上也极有特色和成就。欧阳修的散文平易流畅，清新自然，具有婉约含蓄之风貌。如其最有名的〈醉翁亭记〉，写於贬知滁州之时，欧阳修寄情山水，从而领会到山水之乐、游宴之乐及与民同乐之乐。文章以「乐」字为主线贯串全篇，脉络清晰，形成往复回环的韵律，委婉含蓄地表现了自己以顺处逆的怡然心境。全篇笔致清丽细腻，文词练达，韵致无穷，是山水游记的千古佳篇。
至於〈纵囚论〉则是欧阳修翻案文章中的名篇，旨在对唐太宗纵囚史事提出自己的独特看法。既是翻案，文章势必有破有立。文中除了驳斥唐太宗纵囚将致「上下交相贼」，其目的不过在於施恩求名，因此认为圣王治国应「本於人情，不立意以为高，不逆情以干誉」，以建立常法。全篇剖事析理，缜密周到，透辟深刻，其逐层论辩，极能令人信服，如「刀斫斧截，快利无双」（《古文观止》吴楚材之评语），是一篇发挥雄辩之才的力作。
欧阳修除了是文学家，也是杰出的史学家。他所奉诏修撰的《新唐书》，及独力撰述的《新五代史》，都是别具文学特色的史学名著。如〈五代史记一行传叙〉是为了表彰在乱世中特立独行、有益风俗教化人士所撰〈一行传〉的序文。文中感叹五代之世伦常败坏、廉耻不复之际，其间能洁身自负之士鲜见於世。欧阳修撰史为扬善彰名，於残阙史料中搜罗，而略可叙录者仅得四、五人而已，从中可见欧阳修仿《春秋》笔法褒善贬恶、端正人心的批判精神。全篇文笔简鍊明净，很能发挥序文钩稽作意的功用。
四、曾巩
曾巩的文章醇厚，颇有平和之气，风格和欧阳修相近，古来并称「欧曾」。曾巩长於议论，为文讲究布局章法，故结构严谨，条理清晰。如〈墨池记〉是藉王羲之墨池学书之事，来揭明「勉学」的主旨。文虽以「记」为名，但实际上是一篇议论文，勉励学者应勤学苦练，深造道德。全篇即事说理，托物言志，在诘问转折的语气中，可得纡徐委婉的韵致，而其文字简鍊朴实，寄意渊雅深邃，读来尤能发人省思。
五、王安石
王安石是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所作文章多关於政令教化、经世致用。其学术根柢渊博，故为文文笔遒劲，思虑缜密，风格则刚峻峭拔。如〈游褒禅山记〉是一篇以议论说理取胜的山水游记。王安石借游褒禅山为题，抒发游山探洞的感想与心得。全文先叙后议，结构谨严，从中寄寓了积极进取的襟怀和贯彻志向理想的精神，并勉学者应「深思慎取」，是一篇借题发挥的游记散文。就如同〈墨池记〉，本文由景生情，因事见理，全篇融情、景、事、理於一体，表现出宋代散文长於议论、结合叙议的风格特色。又如〈伤仲永〉也是一则叙议结合的短文。文章透过一个神童因失学而终沦为常人的故事，说明天赋并不足恃之理，并强调受教学习的重要性。文章或叙或议，皆有条不紊，深入浅出，尤其在精简、朴质无华的文辞中，却仍能富含警惕世人的深意。
另外，〈读孟尝君传〉则是王安石在阅读《史记�6�4孟尝君列传》之后所写的一篇翻案文章。文从孟尝君重用鸡鸣狗盗之徒而使有志之士不至，因此无法得到真正贤才之理，驳斥孟尝君能得士任贤的传统说法。全文篇幅极短，但气势劲健，雄辩有力，可见王安石读书能不拘於定见，并勇於提出独特观点的识力。
在政论文方面，〈答司马谏议书〉是一篇就新法答覆谏官司马光的书信。文中针对司马光所指「侵官」、「生事」、「征利」、「拒谏」四事，逐一提出剖析辨驳，并重申变法的决心。文章理足气盛，在委婉和易的语势中，却充满劲悍刚锐之气，其推行新法的坚定决心，昭然可见，不但充分显现了王安石的人格与风格，也证明了文章风格与作家个性人格两者间的密切联系。
除了展现刚正性格的文章外，如〈祭欧阳文忠公文〉则是一篇较为柔婉，深具情致的祭奠散文。王安石和欧阳修在政治理念上的歧异，并未影响两人之间的深厚交谊。在文中，对欧公的文章、气节、功业、品德，皆推崇备至，并申一己向慕瞻依之情。语语发自心坎，一吟三叹，极尽哀伤沉郁的情思。
六、苏洵
苏洵为文得力於《战国策》、《史记》，故所为文简直老练，颇有先秦古劲之风。由於长於史论、策论一类的议论文章，故文章之论点鲜明，说理透辟，如他著名的史论名篇—〈六国论〉，是藉战国时六国因赂秦而自取灭亡的事例，以讽北宋当时对契丹、西夏纳币求和的屈辱政策，其主旨的言外之意，实在於鉴古讽今也。苏洵以为六国灭亡之因主要在於「赂秦」，且「不赂者以赂者丧」，全文便以此为中心论点，各段紧扣此论点，从正反面多方逐层展开申论，其条理清晰，语言犀利明快，精鍊准确，气势亦跌宕雄奇。就布局结构上，或就修辞手法上来说，本文都可谓为论说文的上乘之作。
七、苏轼
苏轼一生的宦途虽坎坷，但在文学艺术上的成就却是享誉千古的。他继欧阳修之后，完成北宋的诗文革新，为文坛领袖，与其父洵、弟辙，并称「三苏」。苏轼的思想气度恢宏，才气纵横，诗、文、词、赋、书、画皆所擅长。其文章汪洋恣肆，清新自然，「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但常行於所当行，常止於不可不止」（〈文说〉），尤长於说理，举凡论辨策议，皆有佳篇。如〈留侯论〉是苏轼著名的史论，全篇以「忍」字贯串，评价张良的一生，并列举史实，摆脱世俗陈见，翻出新意，指出张良之所以能建功立业，其关键在其「能忍」。文章围绕「忍」字，展开层层论证，文势往复曲折，立意奇颖，论点集中，颇能引人入胜，正表现出苏轼为文气势恢宏的一面。取与同是翻案文章的〈纵囚论〉并观，则欧、苏这两大文豪援古事以证辩的学养，勇於推陈出新的才识，皆使论文之中寓含理趣，尤其文章信笔挥洒，收放自如，更能展现两人纵横古今的深湛才学。再如〈教战守策〉，为苏轼策议类文章的名篇，充分显现了苏轼谋议时政的高远识见与尽忠之忱。他在文中主张国家在承平时也应懔怀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让民众接受军事训练，学习战阵的攻防技能。苏轼在权衡北宋的国策与国势后，而提出这般建言，实是有为而发。尤其全篇陈言剀切，观点鲜明，析理透辟，深中时弊，文中有喻有证，在明快斩截的逐层论析中，语语精警，具有极强的说服力与感染力。
至於〈方山子传〉一文，则是苏轼文章中别具面貌的传记作品。这是他为一位隐逸的友人陈慥所写的一篇小传，旨在表彰陈慥淡泊自守的高洁人品，也藉此流露出同为「不遇」的感愤。本文篇幅虽不长，但言简意丰，有叙有议，在取材、写作笔法及人物形象的刻画上，皆可见其传神之处。文末以「余闻光黄间多异人，往往佯狂垢污，不可得而见；方山子傥见之欤？」作结，寄慨於叹，更蕴生余波荡漾、含蓄不露的奇气。
八、苏辙
苏辙的个性沉静敦厚，在其父兄的薰陶下，所作文章立意平稳，汪洋澹泊，语言朴实淡雅，如其为人。文学成就则以散文较高，尤其策论更是著称於世。在记游方面的作品则以〈黄州快哉亭记〉最具代表性。苏辙作此其记，在阐发其兄苏轼为亭命名「快哉」的深意，也藉慰解张梦得之余，抒发自己坦然自适、随遇而安的豁达心境。全文七处点出「快」字，围绕「快哉」二字著墨，把叙事、写景、抒情与议论鎔为一炉。其文笔秀杰洒脱，风趣悠远酣畅，足见苏辙汪洋澹泊，纡徐条畅的风格，翫味之余，令人有超然物外之思。
宋人李涂曾说：「韩如海，柳如泉，欧如澜，苏如潮。」说的就是韩、柳、欧、苏这四大家的文章风格各有异趣。但若具体概括而言，韩愈之文雄奇奔放，柳宗元之文雄深雅健，欧阳修之文委婉含蓄，曾巩之文淳厚平和，王安石之之文刚峻峭拔，苏洵之文古劲简直，苏轼之文汪洋恣肆，苏辙之文汪洋澹泊。八家在散文创作上的成就极高，且异采纷呈，各树一帜，反映出绚烂多姿的风格面貌
唐朝：
韩 愈——以尊儒反佛为主的有《原道》、《论佛骨表》、《原性》、《师说》等，有嘲讽社会现状的杂文《杂说》、《获麟解》以及著名的祭文祭十二郎文》；
柳宗元——寓言故事《黔之驴》、《永某氏之鼠》，哲学论著有《非国语》、《贞符》、《时令论》、《断刑论》、《天说》、《天对》等。
宋朝：
苏 洵——《衡论》、《辨奸论》、《管仲论》、《权书》等 。
苏 轼——那词就很多了，《水调歌头》，《浣溪纱》，《江城子》等；散文有《赤壁赋》，《后赤壁赋》、《平王论》、《留侯论》、《石钟山记》等。
苏 辙——《六国论》，《栾城集》84卷，《栾城应诏集》12卷。
曾 巩——《上欧阳舍人书》、《上蔡学士书》、《赠黎安二生序》、《王平甫文集序》。
王安石——《游褒禅山记》、《伤仲永》、《答司马谏议书》
欧阳修——《醉翁亭记》，《鸣蝉赋》、《秋声赋》、《与高司谏书》、《朋党论》、《伶官传序
书中选取了“八大家”在各个时期的散文代表作，其中的大部分篇目人们耳熟能详，小部分篇目则是我们向读者推荐的精品，相信广大读者一定能通过《唐宋八大家散文》欣赏和领略到“八大家”散文的独特魅力。此外，考虑到“八大家”生活的年代距今比较久远，其语言习惯和行文风格与现代有很大不同，我们特意给每篇散文配上了题解和白话译文，希望能帮助广大读者消除阅读上的障碍，让读者朋友更轻松、更全面地去理解“八大家”散文的精妙所在。
一谈到唐宋散文，多数人都会立即想到「唐宋八大家」。韩愈、柳宗元提倡「古文运动」，以革新六朝以来骈俪雕饰、专事浮华的文弊，建立崭新的文风为号召，在文坛上蔚为一股风潮。宋代的欧、曾、王、苏等文家，继承唐代古文运动的传统，更拓展了散文创作的领域，因此可说「唐宋八大家」的古文作品，代表著唐宋散文的最高成就。目前高中国文各家版本所选的唐宋八大家散文颇多，综计有二十七篇，其题材广泛，体裁多样，且篇篇皆具特色，值得细心赏读。以下即分别择要说明八大家的散文风格，并一一举例，以略明其梗概。
一、韩愈
韩愈为唐代古文运动健将，毕生以发扬儒家学说，排拒佛、老思想为己任，主张文道并重的散文。他的散文气势雄奇，语言精鍊，笔力遒劲，条理明畅。如为了阐述从师问学及尊师重道之理而作的〈师说〉，文中反覆议论从师学习的必要性，提出「道之所存，师之所存」、「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等独特的见解，其结构谨严、脉络通贯，句型骈散兼用，笔法亦错综而变化多端，是论说文中的典范。另〈原毁〉也是韩愈极有名的论说体散文，旨在探究毁谤恶习的根源。文章以古之君子和今之君子的修养作对比，从而析出今之君子的「怠」与「忌」，实为「毁」的根源。全篇逐层阐析，说理透彻，富於逻辑，遣词用字虽平浅，却颇有古劲之风。
〈送董邵南序〉是一篇为朋友送行而写的「赠序」，但韩愈意在言外，旨在劝阻朋友远行，因不便直说，故含蓄委婉地於文章中旁敲侧击，或以「古」「今」对比，或从「有合」之意转折至「不合」。文虽不长，却富於情理，极尽曲折跌宕之能事，可见得韩愈高奇的文才及风格。
〈张中丞传后叙〉则是为了阐发和补充李翰所作的《张巡传》而写的史传文章。韩愈以侧面方式描写，透过遗闻轶事，表达出张巡、许远及南霁云等人的爱国形象与坚强性格。全篇於叙中带议，议论处理直气壮，记叙处生动逼真，充分掌握了人物的精神，使原本琐碎的材料能杂而不乱，读来也能一气呵成，是韩愈传记文的力作。
韩愈除了擅长於立意说理的议论文之外，写起感怀悼亡的抒情文章，也同样哀恻动人。如〈祭十二郎文〉是韩愈为了自己情同手足的侄子韩老成遽逝而写的悼亡之作。文中写幼时孤苦相依的情景、聚少离多的感慨、生死无常的哀痛，皆属真情至性之语，从肺腑中自然流出。全篇造语恳挚，不假雕饰而有无限凄怆的情韵。又如〈柳子厚墓志铭〉则是为好友柳宗元所写的墓志铭。文章从柳宗元一生遭遇、为人、文章成就和两人间的深厚感情著笔，对於柳宗元的坎坷命运寄予无限的惋惜与同情，对当时的世态人情，也流露出激情的感慨。全篇立意深切，情挚语真，文笔简鍊，其中亦可见韩愈为文犀利奔放的风格。
二、柳宗元
柳宗元和韩愈同为唐代古文运动的主要倡导者，文坛常以「韩柳」并称，都是杰出的散文作家。柳宗元文章风格雄深雅健，峻洁精奇，为文勇於创新，尤擅长於山水游记、寓言、传记及议论体文章的写作。在柳宗元的手中，「古文」写作的技巧手法更为提高，表现艺术也更显成熟。
首先，在游记方面，以贬居永州时期所写的〈永州八记〉为最著。这八篇游记散文，各自成篇，但又互相连续，就像一卷精美的山水画长轴，把秀丽的奇山异水，描绘地形神毕肖。由於柳宗元此时身处怀才不遇的郁闷中，故寻幽访胜之际，每能获得游心物外的理趣。如八篇之首的〈始得西山宴游记〉，是写柳宗元登临游赏西山的过程中，所得到前所未有的心灵感悟，而之前因长期贬谪的郁闷心情也一扫而空。作者将自己的心情与西山奇丽的山水风光结合，在情景交融的状写中，展露了自己「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的旷远心境。全篇字琢句鍊，笔调明快，而情思亦隽永遥深，读来尤能令人回味无穷。又第三篇〈钴鉧潭西小丘记〉，则写钴鉧潭西小丘景色的奇异，和它为人遗弃的遭遇，并从而寄托作者自身怀才不遇的感慨。小丘的被弃，正像是作者自己在宦途上的挫折，其境遇相似。但在买丘、赏丘的过程中，也意外得到豁然开朗的喜悦。这两篇山水游记，在清丽的叙事笔触中，也寄托了作者的感怀，情景交融间，更有千般余韵隐含其中。「悠悠乎与灏气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与造物者游，而不知所穷」，予人广阔无际的浩瀚情怀；「枕席而卧，则清冷之状与目谋、瀯瀯之声与耳谋，悠然而虚者与神谋，渊然而静者与心谋」，则透显出凄幽的情调。将丰富的感情与奇丽的景观融为一体，使得文章富有诗情画意的风格和意境，这也正是柳宗元山水游记能独步千古的原因吧！
其次，在寓言方面，柳宗元关心时政，为文常以「寓言」方式来揭露世态人情的流弊与病态，从而发挥讽谕或鉴戒的功能。篇幅虽多属简短，但含意却深长。如〈三戒〉即为公认的名篇。〈三戒〉是以「临江之麋」、「黔之驴」、「永某氏之鼠」三则组成，皆以动物作为故事的主角。主旨是要讽刺那些「不知推己之本，而乘物以逞，或依势以干非其类」的人物，寓言中麋、驴、鼠三种动物都是作者刻意创造出来的，其构思巧妙、形象鲜明，文笔犀利，极具警世意义。另如〈蝜蝂传〉则是一篇借用传记方式来寄托讽意的寓言。蝜蝂善负、好上高、至死不变的行为，正像一些世人贪得无餍、至死不悟的贪婪本性。这也是一则短小精警、意味深长、耐人寻思的故事。至於〈种树郭橐驮传〉则属於一篇寓言性质的传记文章。文藉郭橐驮所述种树之理，申说施政治民之道。虽是传记，但人物、情节似实亦虚，在问答之中揭明植木之理，并继而引申出为官之道。文章构思奇崛，立意深刻，蕴含浓厚的理趣。
再者，在议论文方面，柳宗元以睿智的眼光，立新题，寓新意，故常能发人之所未发。如〈捕蛇者说〉是透过捕蛇人之口，揭露赋敛之毒更甚於蛇的社会现实，对於当时民生的苦况，寄予无限的关怀与同情。捕蛇人对自家悲惨遭遇的伤心自述，是全文的重心，表现了人民百姓无奈的控诉。本文在写作上与《礼记??檀弓》「苛政猛於虎」立意相近，但规讽之意旨则更为深刻，文章波澜也更显得起伏多姿，具有强烈的感染力量。另外，〈送薛存义序〉一文中，柳宗元藉为薛存义送行的机会，於文中抒发为官之理，并以本文相赠，是一篇前议后叙的赠序文章。文中以为官吏应为人民公仆，应服务人民，而不能役使人民，否则可加以责罚、罢免。如此先进的见解，可作为研究柳宗元政治思想的重要文献。其立意精警、义旨显豁，是理长而味永的名篇。清代刘熙载曾将本文和韩愈的〈送董邵南序〉相提并论，以为〈送董邵南序〉「可谓变化之至」，而本文则「可谓精能之至」，指出本文内容精深独到，语言精洁隽永的写作风格。
三、欧阳修
欧阳修在北宋文坛倡导诗文革新，是古文运动的领袖，提出明道致用的文学主张。他不仅是古文家，在诗、词、赋的创作上也极有特色和成就。欧阳修的散文平易流畅，清新自然，具有婉约含蓄之风貌。如其最有名的〈醉翁亭记〉，写於贬知滁州之时，欧阳修寄情山水，从而领会到山水之乐、游宴之乐及与民同乐之乐。文章以「乐」字为主线贯串全篇，脉络清晰，形成往复回环的韵律，委婉含蓄地表现了自己以顺处逆的怡然心境。全篇笔致清丽细腻，文词练达，韵致无穷，是山水游记的千古佳篇。
至於〈纵囚论〉则是欧阳修翻案文章中的名篇，旨在对唐太宗纵囚史事提出自己的独特看法。既是翻案，文章势必有破有立。文中除了驳斥唐太宗纵囚将致「上下交相贼」，其目的不过在於施恩求名，因此认为圣王治国应「本於人情，不立意以为高，不逆情以干誉」，以建立常法。全篇剖事析理，缜密周到，透辟深刻，其逐层论辩，极能令人信服，如「刀斫斧截，快利无双」（《古文观止》吴楚材之评语），是一篇发挥雄辩之才的力作。
欧阳修除了是文学家，也是杰出的史学家。他所奉诏修撰的《新唐书》，及独力撰述的《新五代史》，都是别具文学特色的史学名著。如〈五代史记一行传叙〉是为了表彰在乱世中特立独行、有益风俗教化人士所撰〈一行传〉的序文。文中感叹五代之世伦常败坏、廉耻不复之际，其间能洁身自负之士鲜见於世。欧阳修撰史为扬善彰名，於残阙史料中搜罗，而略可叙录者仅得四、五人而已，从中可见欧阳修仿《春秋》笔法褒善贬恶、端正人心的批判精神。全篇文笔简鍊明净，很能发挥序文钩稽作意的功用。
四、曾巩
曾巩的文章醇厚，颇有平和之气，风格和欧阳修相近，古来并称「欧曾」。曾巩长於议论，为文讲究布局章法，故结构严谨，条理清晰。如〈墨池记〉是藉王羲之墨池学书之事，来揭明「勉学」的主旨。文虽以「记」为名，但实际上是一篇议论文，勉励学者应勤学苦练，深造道德。全篇即事说理，托物言志，在诘问转折的语气中，可得纡徐委婉的韵致，而其文字简鍊朴实，寄意渊雅深邃，读来尤能发人省思。
五、王安石
王安石是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所作文章多关於政令教化、经世致用。其学术根柢渊博，故为文文笔遒劲，思虑缜密，风格则刚峻峭拔。如〈游褒禅山记〉是一篇以议论说理取胜的山水游记。王安石借游褒禅山为题，抒发游山探洞的感想与心得。全文先叙后议，结构谨严，从中寄寓了积极进取的襟怀和贯彻志向理想的精神，并勉学者应「深思慎取」，是一篇借题发挥的游记散文。就如同〈墨池记〉，本文由景生情，因事见理，全篇融情、景、事、理於一体，表现出宋代散文长於议论、结合叙议的风格特色。又如〈伤仲永〉也是一则叙议结合的短文。文章透过一个神童因失学而终沦为常人的故事，说明天赋并不足恃之理，并强调受教学习的重要性。文章或叙或议，皆有条不紊，深入浅出，尤其在精简、朴质无华的文辞中，却仍能富含警惕世人的深意。
另外，〈读孟尝君传〉则是王安石在阅读《史记??孟尝君列传》之后所写的一篇翻案文章。文从孟尝君重用鸡鸣狗盗之徒而使有志之士不至，因此无法得到真正贤才之理，驳斥孟尝君能得士任贤的传统说法。全文篇幅极短，但气势劲健，雄辩有力，可见王安石读书能不拘於定见，并勇於提出独特观点的识力。
在政论文方面，〈答司马谏议书〉是一篇就新法答覆谏官司马光的书信。文中针对司马光所指「侵官」、「生事」、「征利」、「拒谏」四事，逐一提出剖析辨驳，并重申变法的决心。文章理足气盛，在委婉和易的语势中，却充满劲悍刚锐之气，其推行新法的坚定决心，昭然可见，不但充分显现了王安石的人格与风格，也证明了文章风格与作家个性人格两者间的密切联系。
除了展现刚正性格的文章外，如〈祭欧阳文忠公文〉则是一篇较为柔婉，深具情致的祭奠散文。王安石和欧阳修在政治理念上的歧异，并未影响两人之间的深厚交谊。在文中，对欧公的文章、气节、功业、品德，皆推崇备至，并申一己向慕瞻依之情。语语发自心坎，一吟三叹，极尽哀伤沉郁的情思。
六、苏洵
苏洵为文得力於《战国策》、《史记》，故所为文简直老练，颇有先秦古劲之风。由於长於史论、策论一类的议论文章，故文章之论点鲜明，说理透辟，如他著名的史论名篇—〈六国论〉，是藉战国时六国因赂秦而自取灭亡的事例，以讽北宋当时对契丹、西夏纳币求和的屈辱政策，其主旨的言外之意，实在於鉴古讽今也。苏洵以为六国灭亡之因主要在於「赂秦」，且「不赂者以赂者丧」，全文便以此为中心论点，各段紧扣此论点，从正反面多方逐层展开申论，其条理清晰，语言犀利明快，精鍊准确，气势亦跌宕雄奇。就布局结构上，或就修辞手法上来说，本文都可谓为论说文的上乘之作。
七、苏轼
苏轼一生的宦途虽坎坷，但在文学艺术上的成就却是享誉千古的。他继欧阳修之后，完成北宋的诗文革新，为文坛领袖，与其父洵、弟辙，并称「三苏」。苏轼的思想气度恢宏，才气纵横，诗、文、词、赋、书、画皆所擅长。其文章汪洋恣肆，清新自然，「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但常行於所当行，常止於不可不止」（〈文说〉），尤长於说理，举凡论辨策议，皆有佳篇。如〈留侯论〉是苏轼著名的史论，全篇以「忍」字贯串，评价张良的一生，并列举史实，摆脱世俗陈见，翻出新意，指出张良之所以能建功立业，其关键在其「能忍」。文章围绕「忍」字，展开层层论证，文势往复曲折，立意奇颖，论点集中，颇能引人入胜，正表现出苏轼为文气势恢宏的一面。取与同是翻案文章的〈纵囚论〉并观，则欧、苏这两大文豪援古事以证辩的学养，勇於推陈出新的才识，皆使论文之中寓含理趣，尤其文章信笔挥洒，收放自如，更能展现两人纵横古今的深湛才学。再如〈教战守策〉，为苏轼策议类文章的名篇，充分显现了苏轼谋议时政的高远识见与尽忠之忱。他在文中主张国家在承平时也应懔怀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让民众接受军事训练，学习战阵的攻防技能。苏轼在权衡北宋的国策与国势后，而提出这般建言，实是有为而发。尤其全篇陈言剀切，观点鲜明，析理透辟，深中时弊，文中有喻有证，在明快斩截的逐层论析中，语语精警，具有极强的说服力与感染力。
至於〈方山子传〉一文，则是苏轼文章中别具面貌的传记作品。这是他为一位隐逸的友人陈慥所写的一篇小传，旨在表彰陈慥淡泊自守的高洁人品，也藉此流露出同为「不遇」的感愤。本文篇幅虽不长，但言简意丰，有叙有议，在取材、写作笔法及人物形象的刻画上，皆可见其传神之处。文末以「余闻光黄间多异人，往往佯狂垢污，不可得而见；方山子傥见之欤？」作结，寄慨於叹，更蕴生余波荡漾、含蓄不露的奇气。
八、苏辙
苏辙的个性沉静敦厚，在其父兄的薰陶下，所作文章立意平稳，汪洋澹泊，语言朴实淡雅，如其为人。文学成就则以散文较高，尤其策论更是著称於世。在记游方面的作品则以〈黄州快哉亭记〉最具代表性。苏辙作此其记，在阐发其兄苏轼为亭命名「快哉」的深意，也藉慰解张梦得之余，抒发自己坦然自适、随遇而安的豁达心境。全文七处点出「快」字，围绕「快哉」二字著墨，把叙事、写景、抒情与议论鎔为一炉。其文笔秀杰洒脱，风趣悠远酣畅，足见苏辙汪洋澹泊，纡徐条畅的风格，翫味之余，令人有超然物外之思。
宋人李涂曾说：「韩如海，柳如泉，欧如澜，苏如潮。」说的就是韩、柳、欧、苏这四大家的文章风格各有异趣。但若具体概括而言，韩愈之文雄奇奔放，柳宗元之文雄深雅健，欧阳修之文委婉含蓄，曾巩之文淳厚平和，王安石之之文刚峻峭拔，苏洵之文古劲简直，苏轼之文汪洋恣肆，苏辙之文汪洋澹泊。八家在散文创作上的成就极高，且异采纷呈，各树一帜，反映出绚烂多姿的风格面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