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尔泰为什么对孔子的思想推崇备至？ 对孔子的评价
伏尔泰是启蒙思想家，主张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反对君主专制，主张开明君主制。
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要求人相互关爱，体现博爱的精神，反对苛政，要求统治者实行仁政。这些思想有利于伏尔泰宣传自己的思想主张。
对于孔子我们应该客观的评价，褒贬都有。可以说孔子代表了一个时代，他的思想是超前的，但是也有他的局限性，以及他对于封建势力的妥协性。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他其中的一些思想直到现在仍然受用，感染了每一代人，也影响了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所以我们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与时俱进。对于《论语》的作用，有两句震聋发聩的名言传世。一句为北宋宰相赵普所言：“半部《论语》治天下。”另一句为法国重农学派创始人魁奈所说：“一部《论论》即可以打倒希腊七贤。”对于前者，有人认为此为赵普之“戏言”，对于后者却认为“逊语”。“戏言”之说另文有述，此文专论“逊语”之说。
有言道，法国重农学派的创始人法郎士?魁奈没有来过中国，怎会对《论语》了解如此透彻。魁奈没有来过中国，此为事实，但不能就此构成魁奈不了解中国的原因。不少学者已经撰文论述魁奈了解中国有两个途径，一是派学生前往中国考察，二是从介绍中国的大量译著中了解。
有的还说，“一部《论论》即可以打倒希腊七贤”，此为谦逊之言。笔者认为，魁奈之言出其真情实感，并非谦逊之语。
所言“希腊七贤”是指泰勒斯、梭伦、奇伦、毕阿斯、克莱俄布卢、庇塔库斯、佩里安德。他们都是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
泰勒斯（约前625年～公元前547年），生于小亚细亚西南海岸的米利都，早年是商人，曾游历巴比伦、埃及等地，是古希腊哲学家、自然科学家。他认为处处有生命和运动，并以水为万物的本源。在埃及时曾利用日影及比例关系算出金字塔的高度。
梭伦（前638年～前559年），生于雅典，是古代雅典的政治家，立法者，诗人。他在前594年出任雅典城邦的第一任执政官，制定法律，进行改革，史称“梭伦改革”。对诗歌颇有成就，其诗重在赞颂雅典城邦及法律。
奇伦，生于斯巴达，是建议任命监察官来辅助国王的第一人，并于公元前556年担任此职。首次使监察官同国王一起监督政务，大大提高了这个位置的权力。他给斯巴达的训练带来了极大的严格性。
毕阿斯，是普里耶涅人，是一名著名律师，他总是将其言语能力用于好的目的。在他看来，人力的增长是自然的，但用语言来捍卫国家利益则是灵魂和理性的天赋。毕阿斯承认神的存在，主张把人的好行为归于上帝。
庇塔库斯，是米提利尼人，是一个政治家和军事家。他在阿尔卡尤斯兄弟的帮助下推翻了列斯堡的僭主美兰克鲁斯，成为那里的法律制定者，统治了十年。作为一个温和的民主政治者，庇塔库斯鼓励人们去获得不流血的胜利，但他也阻止被流放的贵族返回家园。
佩里安德，生于科林斯，后为僭主。在位期间，他所统治的城邦获得了极大的繁荣。他改革了科林斯的商业和工业，修筑了道路，开凿了运河。他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热心于科学和艺术。
克莱俄布卢，生于林迪，后成为林迪的僭主，据说他曾追溯其祖先到赫拉克勒斯。他强壮而英俊，对埃及哲学很熟悉。他很关心教育，主张女子应该和男子一样受教育。
利玛窦在中国实地考察之后，向西方传达的结论是，孔子绝不逊于西方的哲学家，“许多西方的哲学家无法与他相提并论。故此，他所说的或所写的，没有一个中国人不奉为金科玉律。”《论语》是孔子生前与弟子答问的语言和孔子言行的记录，是儒家学派最为经典的著作。孔子被列为世界古代十大思想家之首。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历经2500余年而长盛不衰，对中国乃至世界影响深远。《论语》内容涉及到教学、政治、文化、仁义、道德、礼乐、中庸等10卷20篇512条。具有中国传统文化重要内容的儒家思想，内容十分广泛，多半涉及人类社会生活问题，大能治国，小能治家。对中华民族的心理素质及道德行为起到过重大影响。
魁奈正是在认知《论语》并比较希腊七贤之后有感而发的。魁奈本人认为希腊哲学不如中国，没有任何一个思想家的论著能够超越《论语》，一部《论语》可以打倒希腊七贤。此为魁奈的真实感叹，虽然没有具体展示希腊七贤之局限，但从后人对他们所概括的格言中或多或少了解“七贤”之不足。泰勒斯的格言是“过分执著稳健只会带来灾难”，梭伦的格言是“避免极端”，奇伦的格言是“遵守诺言”，毕亚斯的格言是“人多手脚乱”，庇塔库斯的格言是“紧抓时机”，佩里安德格言是“行亊前要三思”，克莱俄布卢的格言是“凡亊取中庸之道”。应该说七贤的哲学思想是伟大的，但与《论语》相比，逊色多矣。《论语》是中国古代思想家孔子的门人记录孔子言行的一部集子，其哲理深奥，蕴含着人类丰富思想。相形之下必见绌，希腊七贤有其局限和偏颇。所以，魁奈认为希腊的哲学不如中国的观点就显得顺理成章，此为一。
其二，孔学对欧洲的影响巨大。17至18世纪哲学的启蒙运动开始之初，孔子已经成为欧洲的名人，对法国启蒙学者的有着巨大的影响。美国汉学家顾立雅在《孔子与中国之道》一书中，对于欧洲哲学思想史的形成有过这样一段精彩而翔实的描述：“众所周知，哲学的启蒙运动开始时，孔子已经成为欧洲的名人。一大批哲学家包括莱布尼茨、沃尔夫、伏尔泰，以及一些政治家和文人，都用孔子的名字和思想来推行他们的主张，而在此进程中他们本人亦受到了教育和影响。”“在欧洲，在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的民主理想的发展中，孔子哲学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事实确是如此。在16至18世纪，随着西方传教士往来于中西之间，欧洲知识分子对中国的哲学思想和文化产生了浓烈的兴趣。一大批哲学家以及一批政治家都用孔子的名字和思想来推动他们的主张。在此时期，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体的儒家思想，对欧洲启蒙运动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传教士们用欧洲的多种语言翻译中国的文化典籍，大量地向西方介绍中国的文化。当时有大批传教士先后受罗马教皇的派遣来到中国，在传教的同时，客观上又把古老的中国文明传播至欧洲。在来华的传教士中比较著名的有意大利人利玛窦、德国人汤若望、比利时人南怀仁、法国人金尼阁和白晋等。就说利玛窦，他曾任在华耶稣会士的领袖，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到北京，进呈自鸣钟等珍稀宝物，结交士大夫以识中华文明。他写了一部日记体手稿，后经金尼阁将手稿编撰成书，名为《利玛窦中国札记》。书中以大量的资料，向西方“解释了一个新的世界和一个新的民族以及丰富的礼义之邦”，成为西方世界了解“神秘东方”的重要文献。利玛窦还将《四书》译成拉丁文寄回意大利。到17世纪末叶，已有数十种中国经典译本在欧洲流行。法国国王路易十四还曾专门诏谕皇家印刷厂大量印制传教士从中国带回的《四书》译稿。
由是在欧洲出现了“中国文化热”、“孔子热”。法国启蒙运动的旗手伏尔泰，对中国的历史和哲学赞扬有加，认为中国“在伦理道德和治国理政方面，堪称首屈一指”。他对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说非常赞赏，特地在自己的礼拜堂里挂上孔子的画像，朝夕膜拜。为何如此崇拜呢？伏尔泰在《诸民族风俗论》作了精辟的回答：“欧洲的贵族和商人在东方所有的发现，只知道追求财富，而哲学家在那里发现了一个新的道德的与物质的世界。”伏尔泰指出，“在道德上，欧洲人应当成为中国人的徒弟”，“我们不能像中国人那样生活，真是太不幸！”伏尔泰还说：“西方民族，无论如何格言，如何教理，无可此纯粹道德相比拟者。孔子常说仁义，若使人们实行此种道德，地上就不会有什么战争了。”于是，他大声疾呼:法国要“全盘华化！”每个法国人都应该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他当然，伏尔泰对孔学的赞美虽有言过其实之嫌，但这种对中国文化的高度赞美对法国的启蒙运动倒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其三，魁奈对孔学的崇拜。魁奈本人虽然没有到过中国，但他对中国文化，特别是孔学甚为了解。正如前文所说，他是通过十六、七世纪欧洲传教士有关中国的文献以及派弟子的考察报告了解中国、熟悉孔学的。同时，与他所处环境的潜移默化有关。魁奈长期生活在热衷中国文化的巴黎，耳濡目染。魁奈与伏尔泰都是生于1694年。当他55岁之时，以法王御医的身份进入宫廷。当时巴黎上流社会热衷于中国文化，伏尔泰“全盘华化”的呼声如雷贯耳，魁奈开始潜心研究中国的历史和政治、经济制度，写了很多文章，并逐渐形成了他的重农主义经济学理论。
在其著作中很少引用希腊罗马哲学家的言论，然而却对孔子的学说推崇备至，大量引用。他曾经撰写《孔子简史》，对孔子其人其学进行了高度的评价。他认为《论语》的道德格言远远胜过古代希腊圣贤的哲学，实有“相形见绌”之感。他对于中国的研究，后来汇集成《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一书影响深远。在书中，魁奈极为精彩和简练地叙述了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精神，即遵循自然法、自然秩序的精神。他写道：“根据中国注疏家的解释，天是统辖苍穹的灵魂，他们又把苍穹看作是大自然的物主最为完美无瑕的杰作。苍穹的外貌总是令人肃然起敬，使人们看到自然秩序的美妙和卓绝；在那里，造物主的不变法则得到最为清晰的显示。”他又说，“如果说在中国，思辨科学没有取得什么进展，而对自然法的研究却已达到尽善尽美的最高程度，并且，如果说在其他国家，思辨科学得到很好的研究，而自然法却完全被忽略了。”魁奈对孔学以及中国古典哲学精神的理解还是比较准确的。尽管儒家文化与老庄之学有一定的分歧，但两者都对“自然法则”充满着敬意。道家之“道法自然”，儒家之“天行健”，还有那中国古代帝王的祭天传统，则是这种精神的仪式化表现。这些“自然法则”都为魁奈所接受并加阐述。
从思想源流讲，孔学以及中国古典哲学对魁奈产生了重要影响。如果说孔学以及中国古典哲学不是启发了魁奈，但也可算是加强和丰富了他对自然秩序的思考，使得他的思想更为充分和系统。对此，有不少学者明确指出，魁奈虽没到过中国，但派有学生到过中国，并带回去了中国的儒家著述，对魁奈的学说产生了重要影响。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也论及此事，称魁奈深受了孔学的影响，并达崇拜程度，冠魁奈以“西方孔子”称号。《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一书以及魁奈在其他著述中对中国崇尚“自然法则”甚为钦佩。魁奈指出，重农思想、礼治思想和儒家学说，可以说是中国文化中的瑰宝。他说，只有农业才是一切国家财富的源泉，只有农民是唯一的生产阶级，这是孔子和中国历代帝王早都知道的。魁奈主张的“以农为本”思想，正是来源于儒家的重农思想。他还在《中华帝国专制制度》一书说:这本书只是对“中国学说的系统说明，而中国的学说值得所有国家采用为楷模。”正由于此，魁奈对孔学以真诚且竭尽全力的态度加以宣传。正由于魁奈对儒家和中国文化的热心宣扬，他被人们称作是“欧洲的孔子”。魁奈所主张的“以农为本”也正是儒家的治国方针。魁奈热切地希望法国能像中国一样，在他的影响下，路易十五的情妇蓬巴杜夫人劝说路易十五模仿中国皇帝实行“耕田大典”，这一仪式于1768年6月15日在凡尔赛王宫变成现实。
综观三点，足见魁奈所说“一部《论论》即可以打倒希腊七贤”决非逊言。目前，世界许多学者对于《论语》的学习和研究盛行，此间了解魁奈对《论语》的赞赏之言，定能从中获得更多启示。
托尔斯泰
“大地上千百万的生灵在受苦；你们大家为何都在这里只照顾一个列夫·托尔斯泰？ ”
——列夫·托尔斯泰
我认为,托尔斯泰的苦难是一种灵魂的苦难:
“古来圣贤皆寂寞”,托尔斯泰遭到的苦难是种种矛盾与寂寞：他本人拥有地位和财富，但他时常为自己的富裕的生活感到羞愧难安；他同情下层民众，又对他们缺乏信心。托尔斯泰是一个富有正义感的贵族知识分子，在他寻求新生活的过程中，清醒与软弱、奋斗与彷徨、呼喊与苦闷一直陪伴着托尔斯泰。他厌倦自己的生活，决心和自己的社会决裂，但他又得不到人们的支持。在精神上，他一直是孤独的。当他努力为农奴改革时,遇到的是农奴的麻木与冷漠;当他决定为下层百姓做点什么时,遇到的是贵族的嘲笑与鄙夷;当他下定决心与贵族生活决裂时,遇到的是家人的不理解与争吵.最终,他选择了出走,去寻一条通往宁静之乡的道路.可这一次,他又遇到了命运的捉弄以及自然的冷酷对待.自始至终，他站在了进步的角度，站在了真理高度的来推行他的主张。但当时的社会中，又有几个人能理解他呢？又有谁能宽容他呢？他所遭的苦难是一种灵魂的孤独,是一种“置身于荒漠之中的寂寞”。
但是,伟人与凡人的区别就在此.面对苦难,凡人选择随波逐流,选择放弃,选择沉沦;而伟人则会选择坚持,选择固守己见,选择继续为自己的信仰努力下去.罗曼·罗兰说：“我称为英雄的，并非以思想或强力称雄的人；而只是靠心灵而伟大的人。”正是因为托尔斯泰对无限苦难的不懈抗争，以及在抗争中爆发出来的生命激情,托尔斯泰才成为了一位伟大作家。苦难在各人身上又表现为种种不同的形式。托尔斯泰的苦难来自内心。在与苦难搏击的漫漫征途中显示了巨人般的力量、变苦为乐的生存勇气。他说： “是我给人以精神上至高的狂热。”他的生命是一部的悲剧，英雄在他走向悲剧性的毁灭的顶点时，才真正完成了英雄形象的塑造。在英雄奋斗的一生中，我们看到的不是毁灭，我们看到的是那不屈的精神、那承担痛苦的伟大勇气，正是在这种永不妥协的抗争中，我们感受到了生命的力量和生活的意义。
有一个问题很值得思考。为什么托尔斯泰说：“千万的欢乐，不值一单独的苦恼”？弄懂这个问题，也就理解了托尔斯泰。我觉得，答案就在他的另一句话中：
人生不是一种享乐，而是一桩十分沉重的工作。
——托尔斯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