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江湖之远，居庙堂之高-范仲淹当时为什么会有这种心境？ 范仲淹说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而孔子说仁...
宋仁宗庆历五年(1045)，范仲淹因提出政治改革主张，触动了朝廷中保守派的利益，被罢夺参知政事(副宰相)的职务，贬放邓州(现在河南省邓县)。第二年六月，谪守巴陵的滕子京重修岳阳楼行将落成，函请范仲淹作记，并附上《洞庭晚秋图》。千古名篇《岳阳楼记》就是在这年九月十五日写成的。滕子京与范仲淹同榜考中进士，两人的友谊是从这时候开始的。滕子京支持范仲淹的政治改革，遭到保守势力的反对。由于范仲淹的举荐，滕子京先知径州，后知庆州。庆州任上，被人诬告擅自动用官钱十六万贯，终于被贬谪守岳州，心里很有些愤慨。 范仲淹很担心他惹出祸来，想找机会劝他，恰好赶上他请范仲淹为重修岳阳楼作记。范仲淹就借题发挥，写出自己理想的为人处世的态度，勉励滕子京学习古代有修养的人，不计较个人眼前的得失，要做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当时范仲淹的处境同滕子京一样，写此文是劝友也是自勉。（滕子京请范仲淹为重修的岳阳楼写记，并送去一本《洞庭晚秋图》。范仲淹依据此图，凭着丰富的想像，写下了千古名篇《岳阳楼记》，表达了他“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旷达胸襟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抱负。激励我们要以天下为己任，树立崇高的理想，拥有宽阔的胸怀。）
范仲淹和孔子的言论并不矛盾，它们是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个人的道德责任和人生观。
范仲淹的“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在封建社会背景下提出的，他强调的是官员和士人的社会责任和道德义务。在封建社会中，君主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而官员和士人则是君主的辅佐者和臣民的领导者。因此，范仲淹认为，在担任官职或身处高位时，应该为民众的福祉着想，关心民众的生活和疾苦；而在隐居或流亡时，则应该为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着想，为君主的统治提供建议和帮助。
而孔子的“仁者不忧”则是从个人修养和人格完善的角度提出的。他认为，一个有仁德的人应该具备高尚的道德品质和内心的平静与安宁，不会被外界的荣辱得失所动摇。因此，在孔子看来，一个真正的君子应该具备仁德之心，无论身处何种环境，都应该保持内心的平静和坦然，不为外物所动，不为自身利益所困扰，始终保持一种高尚的人格和人生观。
这两者并不矛盾，而是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个人和社会责任、个人修养和人生观的问题。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应该从这两个角度出发，既关注自身的修养和成长，又关注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为个人和社会的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
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苏州吴县（今江苏吴县）人，北宋政治家、文学家，谥号“文正”。少年时家贫但好学，当秀才时就常以天下为己任，有敢言之名。曾多次上书批评当时的宰相，因而三次被贬。宋仁宗时官至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提出严密官制、劝课农桑、整顿武备、减轻徭役、推行法制等10条建议，遭保守派反对，出任陕西四路宣抚使。后病死于赴颍州途中。善于诗词散文，风格清新明健。有《范文正公集》，留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财富。
范仲淹从小刻苦读书，生活得非常简朴，每天只吃一碗稀粥，凉了以后分为四份，拌几根腌菜和醋，早晚各吃两份，吃完继续读书。
成语“断齑画粥”就来源于范仲淹的苦学事迹。他的这种生活很像孔子的弟子颜回的经历：“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考中进士之后，范仲淹进入仕途，参与政事。他在担任右司谏时，多次进谏，得罪了太后和宰相—当时，年幼的宋仁宗即位，由刘太后垂帘听政—被贬到了苏州。后因治水有功，才被调回京城，担任开封知府。
范仲淹深受百姓爱戴，所到之处，政绩卓著。宋夏交战，已经52岁的范仲淹被任为陕西安抚经略招讨使，亲临前线视察。他号令严明，爱抚士卒，奖拔人才，阻止了西夏的入侵，成功地化解了多次边境危机。多年的仕途和军旅生涯，让范仲淹看到了北宋朝廷政治和军事方面的诸多弊端，如果不改革，国家将面临灭顶之灾。在宋仁宗的支持下，范仲淹出任参知政事，开始改革，史称“庆历新政”。初期，新政取得非常好的效果，宋朝进入建国以来最繁荣的阶段。但是，触碰到当权者利益的改革最终失败了；支持改革的大臣纷纷被贬，范仲淹也在其中，几年之后郁郁而终。在新政中，范仲淹非常重视教育和治学。他早年就主持过应天府府学，从来都是诲人不倦。有时，还用自己微薄的俸禄招待学生们吃饭，他还联络和资助过许多著名的学者，如“宋初三先生”、张载等。
为了给国家培养实用人才，范仲淹还提议将教育和科举考试的内容转向讲求经旨的义理之学和注重实用的经济之学。此后，考试内容开始注重考察学生的理论思维，学校教育减少了死记硬背、脱离社会实际的章句记诵及词赋学问。这些改变在儒学的发展史上有着深远的意义，可以说，它彻底改变了儒学的价值取向，是中国儒学发展史上少数几个重要的转折点之一，而范仲淹就是这些革新的主要推动者。
他不仅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和统帅，也是—位卓越的文学家和教育家。他领导的庆历革新运动，成为后来王安石变法的前奏；他对某些军事制度和战略措施的改善，使西线边防稳固了相当长时期；经他荐拔的一大批学者，为宋代学术鼎盛奠定了基础；他倡导的先忧后乐思想和仁人志士节操，是中华文明史上闪灼异彩的精神财富：朱熹称他为“有史以来天地间第一流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