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孟子，荀子，董仲舒的教育思想 谈谈董仲舒的教育思想。
一、孔子的教育思想
孔子的理想是要实现人与人之间充满仁爱的大同世界。为了实现大同世界，关键是要把仁爱思想灌输到广大群众中去，为此需要培养一大批有志于弘扬和推行仁道的志士和君子。这类志士和君子既要有弘道和行道的志向，又要有弘道和行道的德才。
志向是指：“笃信好学，守死善道”(《论语· 泰伯》)，“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生以成仁。”(《论语· 卫灵公》)。
德才是指：具有智、仁、勇、艺、礼、乐等六个方面的德行与才能，即孔子所说的：“若藏武仲之知(智)，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论语· 宪问》)由于“不欲”含有“克己”之意，按“克己复礼为仁”的说法，“不欲”含有可达仁之意，故可解释为“仁”。可见培养具有上述弘道与行道志向与德才的君子或志士就是孔子教育的培养目标。
关于教育的作用，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既重视其社会作用，也重视其在个人发展中的作用。《礼记》中《大学》篇关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著名论述既说明了儒家关于大学教育的过程和步骤，也清楚地表明了儒家对教育作用的看法：通过格物、致知做到诚意、正心(即树立正确的伦理道德观念，做到不为各种私心邪念所动摇)从而达到修身的目的(即形成完善的人格)，这是教育对个人发展所起的作用；在此基础上，每个人都积极为促进各自家庭的和谐美满(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和国家的繁荣、稳定而努力作出自己的贡献(齐家、治国)，这是教育对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有些学者认为，儒家教育思想是只考虑教育的社会作用而忽视个人的发展，甚至是压抑个性的发展。这种看法是不公允的。事实上儒家教育思想很重视个人的发展，“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就是儒家促进个人发展的理论基础。但儒家的个人发展不是只强调“自我”而不管他人的极端个人主义的发展，而是“己欲利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以完善人格为目标、和群体和谐一致的个人发展。这是孔子教育思想与西方教育思想很不相同的地方，也正是孔子教育思想的伟大之处。
关于教育的对象，可用孔子的一句名言“有教无类”(《论语· 卫灵公》)来概括，即不分贵族与平民，不分华夏与狄夷都可以接受教育。这在等级森严的奴隶社会末期和把狄夷看作非我族类的“豺狼”的时代，孔子能对教育对象有如此认识，并能在实践中始终以此作为办学方针，这无疑表明孔子有极大的革命勇气与魄力。
孔子为达到上述培养目标而确定的教学内容是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等六门课程。周公制作礼乐以治天下，“礼”用于维护各种人伦和道德规范；“乐”是通过音乐、舞蹈、诗歌等艺术手段使学生从情感上接受道德的熏陶，所以礼乐互为表里，共同完成德育任务；“射”是射箭，“御”是指驾驭战车的技术，这两项属军事技能；“书”包括识字和自然博物常识，相当于现代的文化科学知识；“数”的教学不仅指一般的数学知识还包括记日、记月、记年的历法，甚至“八卦”也属数教的内容[1]。由六艺可见，孔子的教学内容已包括道德教育、科学文化教育和技能训练三部分。但这三部分内容并非等量齐观的，从“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这个关于仁的重要定义来看，孔子显然是把“学会做人”即德育放在基础或首要的地位来强调的。由于“乐”教相当于现代的美育，军事技能相当于现代军事体育，科学文化知识就是智育，因此我们可以说，孔子在2500年前已明确提出了教学内容应包括德、智、体、美四个方面，并且应以德育为基础，把德育放在首位，这种教育思想至今仍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关于六艺中的“书”，有的学者认为只包括识字而不包括自然科学知识，许多人认为孔子只讲伦理道德，忽视自然科学，这完全是误解。由王炳照、阎国华教授主编于94年6月出版的“中国教育思想通史”(第一卷)中，已列举了大量有关孔子亲身向弟子们传授自然科学知识(包括气象、天文、历法、动植物、地理和古生物等内容)的事例，其中有些事例还来自马王堆汉墓出土文物所提供的资料。《国语· 鲁语下》也有不少这类事例的记载。所以认为孔子重文轻理，或只教伦理道德而不教自然科学的说法是站不住的。儒家轻视自然科学是汉儒和宋儒们所为，是违背孔子教育思想的。在这点上必须将孔子代表的先秦儒家和以后的汉儒、宋儒划清界限。
关于教学内容的实施(即教学过程)孔子明确提出应划分为学、思、习、行等四个阶段。前两个阶段是学习知识的过程，后两个阶段则是知识外化的过程--要求学生将所学知识应用于实践，要“躬行践履”。孔子是第一个将学思结合、知行统一的观点纳入教学过程的教育家。“他的这一思想为儒家后学所继承和发展，并以孔子名义总结出‘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中庸》)”，其中‘博学’、‘审问’属于‘学’的过程，‘慎思’、‘明辨’是‘思’的过程，‘笃行’则是‘习’和‘行’的过程。这五个阶段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教学过程的内在联系，这是中国最早提出的教学过程阶段论，对我国古代教学曾起过重大的影响。”[2]
关于教学方法孔子更有诸多辉煌创造如：循循善诱、因材施教，学思结合，知行统一、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温故知新、循序渐进，叩其两端、举一反三、等行之有效的方法，千古流传，至今仍在各级各类学校的教学中发挥作用。
孔子晚年，皓首穷经改编出的“六书”(诗、书、礼、乐、易、春秋)是我国第一套完整的教科书，以后被荀子尊称“六经”，除“乐”经亡佚失传以外，其余五经在我国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一直是官学和私学的最基本教材。
可见，孔子从教育的培养目标、教育的作用、教学对象、教学内容、教学过程、教学方法一直到教材建设等诸多方面均有卓越建树，不仅为我国儒家教育思想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坚实基础，而且在世界教育史上也有其崇高的地位。其中特别值得我们引以自豪的是孔子在以下几方面对教育思想和教育理论所作出的贡献：
第一是关于道德教育。
孔子的道德教育有以下两个鲜明特色：
一是狠抓德育的根本。如上所述，在德、智、体、美诸育中，德育被放在首要地位加以强调。那么道德教育本身，有没有基础，要不要基础，这还是一个至今尚未引起人们重视的问题。“孔子素以道德教育著称于世，他的成功之道正是发现并加强了德育的‘基础教育’，而德育的‘基础’，就是他所谓的务本。”[1]。“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论语· 学而》)这里的“本”就是做人的根本，“务本”就是要学会做人，学会作一个有仁爱之心，能“泛爱众”，和“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即能为人民大众谋福利的人。孟子进一步发展了孔子关于德育的根本是要“教会学生做人”这一思想，指出，要作一个真正合乎道德规范的人必须具备完美的人格。实施德育的过程就是塑造和完善人格的过程。孟子认为，有无人格是区别人兽的标志，丧失人格就要沦为禽兽。所以造就人格是德育的根本任务。孟子关于人格内涵的论述，有些虽已不完全适合今天的情况，但是孟子所提倡的人格标准，即“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 滕文公下》)[3]则在中华民族历史上起过巨大作用。正如张岱年先生所指出的：“一切进步的思想家、文学家、政治家、艺术家都受到这个人格标准的影响”[4]。把完善人格作为做人的目标并把造就理想人格作为德育的根本任务--孔孟的这一光辉思想不仅至今有其重大的现实意义，而且对于我国当前的教育现状来说真可谓“切中时弊”。
二是重视方法与途径。孔子的道德教育不仅注意抓根本，即有明确的道德教育目标--造就理想人格，而且还给出了达到这一目标的具体途径和方法。如上所述，孔子关于道德教育的最高目标是要培养具有最大的仁爱之心、能“泛爱众”和“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即能为人民大众谋福利的人，也只有这种人才有可能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所以这就是具有最理想、最完善人格的人。但是这样的崇高目标不是一蹴而就，一步就能达到的，必须有适当的培养途径和方法才能逐渐完善人格的塑造，达到最终的目标。“由近及远，推己及人”就是达到这一目标的最好方法。其具体实施步骤则是：孝、悌、忠、信，即先从自己最亲近的人开始培养仁爱之心(这是最容易做到的，也是德育的最起码要求)，然后向纵、横两个方向逐步扩展：纵向扩展是指，在对父母尽孝的基础上，进一步上推则要求对长辈、对上级领导乃至国家领导人都要尊重和敬爱；对国家则要尽“忠”。这就意味着在国家危亡的紧急关头要勇于为国捐躯；而在和平时期则要对自己所承担的、与国家利益有关的事业或是与人民大众利益有关的工作忠于职守，尽心尽责。向下推则要求对子女要“慈”(父慈才能子孝)，对下级也要象对子女一样关怀、爱护、帮助┄┄。横向扩展是指，在对兄弟友爱(“悌”)的基础上，进一步向左右推即对平辈也要讲友爱，对朋友要态度真诚讲求信用。这就是“由近及远”逐步做到孝、悌、忠、信的要求(也就是不同层次的“践仁”要求)。当这几步都已做到以后，再进一步要求“将心比心”“推己及人”的道德修养(即关于“己所不欲，勿施与人”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忠恕之道的修养)，这样，就不难在上述基础上把仁爱之心进一步扩展到全社会，达到“泛爱众”的要求。可见，孔子实施道德教育的方法与途径非常清楚、明确：其方法就是“由近及远，推己及人”，具体途径与步骤则如下图所示：
“由近及远，推己及人”的践仁途径
由图可见，“孝悌”是孔子道德的中心与出发点，而泛爱众则是其最终目标与归宿。显然，这样的道德教育方法、途径由于步骤清楚、明确，所以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再加上每一步都是按照由近及远，由亲至疏的顺序，既体现了由易到难的原则，也使人觉得合情合理，符合人之常情，愿意这样去做。因而便于学生(尤其是小学生)去躬行践履，不会使人产生“说教”或“灌输”的生硬感觉。
反观我们多年来对中小学生的道德教育是怎么进行的呢？文革以前的五、六十年代是讲“五爱”--爱祖国、爱人民、爱集体、爱劳动、爱护公共财物。改革开放以后是“五讲、四美、三热爱”。这些道德教育目标都很正确、也很具体，可是收效并不大，原因在哪里呢？“五爱”中的每一爱都很重要，都是德育的根本，德育的中心，结果多中心等于没中心。加上又未能提出可以被中小学生躬行践履的具体途径与方法，于是就使这些正确的道德目标仅仅成为动听的口号，难以落实到人们的行动上。“五讲、四美、三热爱”也有类似的弊病。这种状况长期以来一直没有引起教育领导部门的重视，加上高考指挥棒的作用，只重智育忽视德育的现象日趋严重，德育中存在的这些问题就更无人过问了。
第二是关于教育心理。
搞教育的人不重视心理研究，搞心理学的人不重视教育实践--在目前国内教育界和心理学界这已是相当普遍的现象，甚至成为一种偏向。但是在2500年前的春秋末期，在当时还没有心理学这门科学，人们对心理现象还毫无认识的情况下，孔子却能敏锐地观察出人们在学习过程中的种种心理活动，并对这些心理活动作出深刻分析，然后在教学过程中加以灵活运用，从而取得良好效果。孔子对教育心理的贡献不仅在中国古代教育家中绝无仅有，在世界的古代教育家中也极为罕见。
下面我们仅列举几个主要方面，对孔子的教育心理学造诣之深就可见一斑：
关于学习动机--“吾十有五而志于学”(《论语· 为政》)，说明孔子认识到求学需先立志，即先解决动机问题，才能使学习有内在驱动力，不致半途而废。
关于学习的三种不同心理境界--“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 雍也》)，说明孔子已认识到学习的内驱力不仅与动机有关，还与意志和情感有关，并且按内驱力大小把学习的心理境界分成三个层次：想学、好学、乐学。其中“乐学”是最高层次，可以产生最大的内驱力。孔子的这一发现是对教育心理学的莫大贡献。
对问题解决过程中两种关键心理状态的分析--“不愤不启，不悱不发。”(《论语· 述而》)，孔子发现“愤”和“悱”是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遇到疑难问题时必然要出现的两种心理状态(关于这个问题在下面一节中将详加分析)，并指出，学生处于这两种状态的时刻就是教师进行启发式教学的最佳时机。
先天禀赋与后天努力的关系--“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 阳货》)，孔子指出，每个人先天的禀赋是很相近的，但是每个人的习性(习惯和性格)却有很大的不同，这是由于每个人后天学习成效有很大差异的缘故。这句话等于宣告教育不仅对人的知识与能力的培养起关键作用，而且对人的心理发展也是至关重要的。
根据每个人的不同心理特点施教--孔子指出，人的智力有智、愚、中之分，人的性格有鲁、喭之异，人的心理状态有勇进与退缩之别，而且每个人的才能有不同的发展趋势(例如有的适合文学，有的适合从政，有的适合军事，有的适合商贾┅┅)因此教学中必须根据这些不同的心理特点因人而异施教，才能获得理想的效果。
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二、强调“中品之人”的教育
三、主张治学要“专精”
四、“道之以德”的教育核心原则
五、重视教化的作用
六、选用“德教之官”，兴办太学
荀子与孟子相反,主张人性本恶
董:大一统学说,独尊儒术,三纲五常等
孟子是战国中期邹国人，是著名的思想家，其教育思想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孟子受业于孔子的孙子子思的学生，成为儒家曾参、子思学派的继承人。他宣传其“仁政、爱民”的王道政治学说的主张。孟子晚年退而著书立说，与弟子公孙丑、万章等记述当年游说时的言论，编成《孟子》一书。
一、“存心养性”与“善教得民”
孟子从其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出发，提出了性善论。他认为，人生来就有不学而能的“良能”和不虑而知的“良知”。仁、义、礼、智等都是人原有的本性。孟子的性善论是孔子“性相近”思想的发展，他的思想包含人格平等的意味。
“存心”就是培养人皆有之的善端。“养性”是发展人的善性。孟子认为，人性是倾向于善的，重要的是把善性扩充起来。在孟子看来，教育对个体的作用就在于“存心养性”，在于求其放心。
孟子从其仁政说出发，强调教育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他认为“善教”对社会的作用比“善政”更重要。“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善教”是成为孟子实施其社会理想的最佳途径。
孟子认为“善教”就是老者能衣帛食肉，老百姓能不饥寒，然后兴办学校，施行教化。而教的内容是“申之以孝悌之义”。孟子认为只有善教才能得民心，国家才能安定发展。
二、“人皆可以为尧舜”
孟子从其“性善论”出发，提出了教育目标是“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强调智力的平等性，从“生知”、“良知”出发要达到“人皆可以为尧舜”的培养目标。他认为，圣人之所以能成为圣人，取决于他们积极向善的主观愿望。只有经过思考、反省，人才能找到自己内心固有的善性，不用心思考就得不到。
荀子，名况，字卿，又称孙卿，战国末年赵国人，是先秦儒家最后一位大师。其教育思想和教学实践对战国末期社会政治和学术思想的发展，乃至对中国古代文化的传承，都产生过重大影响。现存《荀子》一书，共32篇，是研究荀子教育思想的主要资料。前一单元fix = o ns = "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office" />
一、教育作用论
在人性论问题上，荀子提出了“性恶论”，批评了孟子的“性善论”。他专著《性恶》一文，说道：
“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
说明人的本能中并不存在仁义礼智等道德品质，如任其发展而不加节制，必然使社会产生混乱，这就否定了先天道德论。那么，人之善从何而来？荀子认为：人之所以能为善，全靠后天的努力，故“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伪”是指人为，泛指一切通过人为的、努力而使之发生的变化，这就把“性”与“伪”分开了。另一方面，“性”与“伪”也是联系与统一的，正因为人性本恶，圣人与小人亦同，故“涂之人可以为禹”[1]，其关键在于“化性起伪”。荀子说。“凡所贵尧、禹君子者，能化性，能起伪，伪起而生礼义，然则圣人之于礼义积伪也。”[2]任何人的道德观念，皆非本性固有，而是“积伪”的结果，也就是由“性”向“伪”转化的结果。
在这个意义上，荀子强调了教育的重要意义，他说：“我欲贱而贵，愚而智，贫而富。可乎？曰：其唯学乎！……上为圣人，下为士君子，孰禁我哉！”[3]只要肯学习，接受教育，还有什么能够阻止人改变自己呢？可见，教育对人的成长起着“化性起伪”的作用，任何人只要肯努力，经过长期的教育，就可以改变人的本性。
二、论教育目的与内容
荀子在《劝学》篇中明确地提出了教育目的与内容。他说：
“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直积力久则入，学至乎没而后止也。故学数有终，若其义则不可须臾舍也。为之，人也；舍之，禽兽也。故《书》者，政事之纪也；《诗》者，中声之所止也；《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故学至乎《礼》而止矣。”
在荀子看来，教育目的是培养由士到圣人的各种治术人才，他要求教育培养能推行礼法的“贤能之士”，或者说是具有儒家学者身份且长于治国理政的各级官僚，这是对孔子“学而优则仕”思想的继承。
荀子把当时的儒者划分为几个层次，即俗儒、雅儒、大儒。俗儒是最低一等的儒，这类人徒然学得儒者的外表，宽衣博带，但对“先王”之道仅会作教条诵读而已，全然不知其用；雅儒不侈谈什么“先王”，却懂得取法“后王”，他们虽也在“法典”所未载和自己所未见的问题面前拙于对策，却能承认无知，显得光明而坦荡；大儒是最理想的一类人才，他们不仅知识广博，且能“以浅持博，以古持今，以一持万”[4]，以已知推知未知，自如地应付新事物、新问题，治理好国家。这种人治国即使只凭借“百里之地久，而后三年，天下为一”[5]。这才是教育所要培养的理想人格。
在教育内容方面，荀子重视《诗》、《书》、《礼》、《乐》、《春秋》等儒家经籍的传授。而诸经之中，荀子尤重《礼》、《乐》。他认为礼是自然与社会的最高法则，所以说：“学至乎《礼》而止矣。”他曾写《乐论》一文，认为乐是表现情感的重要方式，“乐者，乐也，人情之所以不免也，故人不能无乐”。乐的教育作用很大，“声乐之人人也深，其化人也速”。他认为礼可使上下有别，乐可使上下和谐，礼乐并施就能“移风易俗，天下皆宁，善美相乐”
荀子重视以儒家经籍为内容的文化知识传授，对经学的发展有很大的贡献。荀子的传经，使先秦儒家经籍得以保存，这就使后世中国封建社会教育拥有经典教科书，为文化、思想定于一尊提供了物质基础。
三、教学思想
荀子认为教育是“化性起伪”的过程，是不断地积累知识、道德的过程，因此，在教育思想上，与孟子“内求”的思路相反，他更强调“外铄”；在学与思的关系上，更侧重于“学”。在《劝学》篇中，他说：
“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吾尝跂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见也。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假典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辑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
这充分说明了荀子的教学思想的特点，具体地说，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闻、见、知、行的教学认识过程
《荀子·儒效》篇中说：“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这段话表达了学习过程中阶段与过程的统一，学习初级阶段必然向高级阶段发展的思想。
闻、见是学习的起点、基础，也是知识的来源。人的学习开始于耳、目、鼻、口等感官对外物的接触，形成不同的感觉，使进一步的学习活动成为可能，故云：“闻见之所未至，则知不能类也。”[6]但是，感官和闻见只能分别反映事物的一个方面，无法把握事物的整体与规律，因此，荀子主张在闻、见基础上学习，必须向更高阶段发展，即“知之”。
“知之”的阶段实际上是思维的过程。荀子说：“知通统类，如是贝可谓大儒矣。”[7]学习而善于运用思维的功能去把握事物的“统类”和规律，就能自如地应付各种新事物。这实际上是一个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过程。然而，仅有理性认识而不去实行，虽有广博的知识，也仍然不是终结，还存在更高水平的“知道”，即“行”。
荀子认为，行是学习必不可少的也是最高的阶段，他说：“君子之学也，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8]在他看来，由学、思而得的知识还带有假设的成分，是否切实可靠，唯有通过“行”才能得到验证，只有这样，“知”才能称得上“明”。这是教与学不可违背的“法则”，也是“君子之学”与“小人之学”的最大区别。《荀子·大略》篇曾以知、行关系为标准，把人分为四种：
“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国宝也；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国器也；口能言之，身不能行，国用也；口言善，身行恶，国妖也。治国者敬其宝，爱其器，任其用，除其妖”。
言行一致的称为“国宝”，最为上等，而言行不一的斥为“国妖”最为下等，必须予以铲除。
荀子的学习过程论相当完整而系统，特别是比较正确地阐述了知行关系，具有辩证法的因素，这在先秦教育家中是比较少见的。
（二）虚壹而静，专心有恒
荀子教学特别重视对学习态度的培养，他把学习态度归结为“虚壹而静”，特别强调专心有恒。《荀子·解蔽》说：“心何以知？曰：虚壹而静。”所谓“虚”，即“虚心”，就是不要先入为主，“不以所已藏害所将受”，不以已有的知识或见解阻碍对新知识的认识和接受。所谓“壹”，即“不以夫一害此一”，就是不以一种知识或见解排斥另一种知识，专心研究某一问题，就全力以赴，不一心二用。所谓“静”，即“不以梦剧乱知”，就是不能用毫无根据的胡思乱想或者感情的冲动来扰乱人的理想和正常的思维活动。只有做到虚怀若谷、精神专注、头脑清醒，学习才能取得成效。
荀子特别反对志不专注，用心浮躁。他说：“多知而无亲，博学而无方，好多而无定者，君子不与。”[9]在《劝学》篇中，他曾举“鼫鼠五技而穷”的故事，来说明“未有两而能精者”的道理。据说鼫鼠有五技：会飞，却不能上屋；能爬树，却不能到树顶；能游水，却不能渡谷；能探穴，却不能掩身；能走路，却比不上人。所以人之为学，虽则言博，必须守约而“结于一”，只有“并一而不二”，才能“通乎神明，参于于地”[10]。
要想做到“专”，就要持之以恒，不断朝着一个方向努力。荀子说：“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所以，“无冥冥之志者，无昭昭之明；无惛惛之事者，无赫赫之功”[11]。学生获得知识技能，不取决于愚与敏，如果能不懈地努力，则“虽愚必明”。
（三）解蔽救偏，兼陈中衡
荀子认为，在学习过程中人们的思想方法容易片面，妨碍认识事物的全貌。荀子批评了各家学派的观点，说：
“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宋子蔽于欲而不知得，慎子蔽于法而不知贤，申子蔽于势而不知知，惠子蔽于辞而不知实，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12]
认为诸子都有其优点，也有其不足之处。
他在《解蔽》一篇中，开宗明义地说：“凡人之患，蔽于一曲，而阐于大理。”所谓“蔽”就是对复杂的事物和现象缺乏全面了解，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他说：“欲为蔽、恶为蔽，始为蔽、终为蔽，远为蔽、近为蔽，博为蔽、浅为蔽，古为蔽、今为蔽。凡万物异则莫不相为蔽，此心术之公患也。”
只有解除其蔽，以救其偏，才能正确认识事物，因此，荀子提出了解蔽之法，这便是“兼陈中衡”。他说：“无欲、无恶，无始、无终，无近、无远，无博、无浅，无古、无今，兼陈万物而中县（悬）衡焉。”[13]就是说，把所有事物都展示出来，摆列在一起，不偏执于某一事物和事物的某一方面、对事物作全面、广泛的比较、分析、综合，择其所是而弃其所非，以求如实地把握事物及其关系。这一思想方法含有辩证法的因素，当然，荀子并不知道揭示矛盾、解决矛盾的方法，他权衡事物的标准不是客观实践而是“道”或“礼义”，这就削弱了这种思想方法的积极意义。
四、教师理论
荀子特别重视教师的地位和作用，竭力倡导尊师。他说：“礼者，所以正身也；师者，所以正礼也，无礼，何以正身？无师，吾安知礼之为是也？”[14]在荀子看来，“礼”是最高的社会规范，而教师又是传授“礼”、实行“礼”的榜样，是“礼”的化身，因此学生必须无条件地服从教师。为学必须接近贤师，仰承师训。故荀子又说：“有师法者，人之大宝也；无师法者，人之大殃也。人无师法，则隆性矣；有师法，则隆积矣。”[15]
荀子认为，教师的作用是与国家的前途命运相连的。“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贵师而重傅，则法度存。国将衰，必贱师而轻傅；贱师而轻傅，则人有快，人有快则法度坏。”[16]教师的作用关系到国之兴衰，法之存亡，所以荀子把教师提高到与天、地、君、亲的同等地位。《荀子·礼论》称：“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
教师的地位既然如此之高，自然不是人人可以作教师的。荀子接着便对教师提出了很严格的要求，他说：“师术有四，而博习不与焉。尊严而惮，可以为师；香艾而信，可以为师；诵说而不陵不犯，可以为师；知微而论，可以为师。”[17]即当教师有四个条件：一要有尊严，使人敬服；二要有崇高的威信和丰富的经验；三要具备传授知识的能力而不违反师说；四要能体会“礼法”的精微道理，且能加以阐发。至于一般的传习学问，不在其列。
荀子抬高教师的地位和强调教师的作用，既与其“性恶论”有关，也反映了战国末期要求集权统一的趋势，从教育发展本身来说，也是十分必要的。
荀子的教育思想表现出一些新因素。他提出的“性恶论”，在中国教育史上开创了与教育“内发说”截然相反的教育“外铄说”，促进了教育理论的发展。他关于教育目的、教育内容、学习过程。教师地位与作用的阐发都颇具新意，予人启发，其中不少主张对历代封建教育与政治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董仲舒的主要教育思想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他注意“中品之人”的教化作用，选用“德育之官”兴办太学。他总结了秦王朝灭亡的教训，继承和发展了儒家思想，为汉王朝的文化教育政策奠定了理论基础。
董仲舒，中国西汉思想家、教育家。汗景帝时为博士，采用老学生带新学生的方式讲授《公羊春秋》。汉武帝十，举贤良文学之士，董仲舒在著名的《举贤良对策》中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教育教学理论。班固说：“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之”。
董仲舒适应当时政治统一的需要，把战国以来的各家学说以及儒家各派在《公羊春秋》的名义下融会起来，建立了一套“天人感应”的唯物主义思想体系。他从“天人相与”出发，论证“大一统”是“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同时又提倡“礼乐教化”，主张兴办太学，求贤养士，实行“量材而授官”，建议“州郡举茂材孝廉”。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提出的文化教育政策，并加以实施。
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董仲舒主张以儒家思想作为统一思想学术的准绳。他认为“天”是主宰一切的有意志的神。帝王“受命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但他指出，政令的统一必须以思想学术的统一为前提。因为儒家最重视正名定分，最适合于封建中央政体的需要，所以董仲舒主张儒家思想作为统一思想学术的准绳，他说：“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以矣。”董仲舒这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建议，被汉武帝采纳，就开了中国封建社会以儒术为“正统”的先河。
二、强调“中品之人”的教育
董仲舒从“天人合一”的思想出发，提出“性三品”说，把人分为三等：“圣人之性”、“中民之性”和“斗筲之性”。他认为圣人之性为上品，这种人生来就是善的，他们制定的标准和内容，且生而知之，不必受教育。斗筲之性为下品，没有善资，只能采用刑法对待他们，不必进行教育。万民之性为中品，中品之人必须接受教育。因为中品之人既有性善的一面，又有性恶的一面，因此董仲舒尤其重视中品之人的教育。
中品之人有性善的一面。人有善端和善质，就具备了接受王道教化的基础。董仲舒承认人有善端和善质，但同时强调人性并非就是善。提出“禾虽出米，而禾未可谓米也。性虽出善，而性未可谓善也。”从而将“善端”和“善”这两个概念做了严格的区分，得出“善，教诲之所然”及“性非教化不成”的结论。强调了王道教化的作用。中品之人也有性恶的一面。董仲舒认为情欲是造成社会罪恶的渊薮：“太富则骄，太贫则忧。忧则为盗，骄则为暴，此众人之情也。”他指出情欲不加以约束，就会使“富者愈贪利而不肯为义，贫者日犯禁而不可得止。”对人的性恶，他主张以礼、法来节制人的情欲，同时强调德教的作用。董仲舒认为“中品之人”是“萌而无知”之众，因此天立帝王以教民，统治者教化百姓是受命于天，是其根本使命，只有加强对“中品之人”的教育才能稳定社会秩序。
三、主张治学要“专精”
董仲舒治学时非常重视独立思考，注意排除外界干扰，专心致志地探究学问。他曾提出学习要“善一”“常一”和“专一”。所谓“善一”，就是要有所专长，专精于一；所谓“常一”，就是要始终如一地努力学习一种学问；所谓“专一”，就是在学习过程中要专心致志。他曾形象地举例说：“是以目不能二视，耳不能二听，一手不能二事。一手画方，一手画圆，莫能成。”由于他一心一意地钻研儒家经典，学识渊博，被时人誉为“群儒之冠”，有“汉代孔子”之称。
四、“道之以德”的教育核心原则
董仲舒认为帝王要按“天道”的法则来统治人民，应当以德教为主，刑罚为辅。他认为，教育不是只要求教育者履行责任和义务，更不是扩张自己的价值与权力，而是要从尊重他人的价值与权力出发，以“仁者之爱”的情怀去关心爱护他人。他要求教育者必须“躬自厚而薄责于外”，多功自己的恶，少功他人的恶，要自责而不要责人。他说：“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我不自正，虽能正人，弗予为人；人不被其爱，不予为仁。”董仲舒的道德教育不是教育别人，而是“治我”。“治我”要严，待人要宽，否则不是道德教育。
五、重视教化的作用
董仲舒说“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教化立而奸邪皆止”，他认为王者的首要任务是进行德治与教化。他在《举贤良对策》中说：“凡以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也。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他把教化看成是防止百姓趋于从利的有力工具。他提出：“今之郡守县令，民之师帅，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师帅不贤，则主德不宣，恩泽不流”。如果地方各级行政官员领导不好，君主的仁德就不会被很好地宣传。
六、选用“德教之官”，兴办太学
董仲舒认为吏为“民之师帅”，教化的统治术能否推行，关键在各级官吏。他要求选用“德教之官”，而不可“独任执法之吏”。他反对当时“任子”和“訾选”的入仕制度。他认为选用官吏应以“量材而授官，录德而定位”为原则。只有贤能的官吏才能担当起教化人民的职责。于是他又提出了察举和兴办太学这两项政策建议。
董仲舒认为，朝廷求得贤才最根本、最可靠的方法是兴办太学，通过教育培养贤士。太学设在国都，在朝廷的直接管辖下，聘请高明的教师培养天下的士人，经常的考问他们，以发展他们的才能，这样，英俊的人才就可以得到了。由于太学培养出来的人才，受过系统的儒家经典的教育，选派他们担任各级官吏，便可以按照儒家的一套统治术去教化万民。所以董仲舒认为，太学是培养人才的场所，也是推行教化统治术的一项根本性措施。
董仲舒的思想，是西汉皇朝总结历史经验，经历了十几年的选择而定下来的官方哲学，对巩固其统治秩序与维护大一统的局面起了积极地作用。董仲舒由教化提出改革吏治，由改革吏治建议兴办太学，培养既忠君又善于治民的官吏，其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护和加强封建中央集权制。他把春秋战国以来所形成的私家养士风气，发展成由封建国家统一的养士制度，对中国古代教育是有贡献的。此后，太学就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最高学府之一。
参考文献：
1、黄首晶，《儒家优良道德教育传统》，《教育评论》2007年第4期，福建教育出版社
2、刘兆伟主编，《中华文化十万个为什么》教育卷，辽海出版社
3、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四卷第十五章，上海人民出版社
4、《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5、《中国大百科全书简明版》修订本2，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6、山齐，《中华文化探秘》，上海古籍出版社
孟子是主张'民为贵君为轻,'荀子主张人之初性本恶,董仲舒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