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中国农耕经济和西方海洋贸易的特点 中国古代农耕经济的认识,800字
大约在一万年前，古代世界开始发生了农耕和畜牧。世界上先后出现了几个各具特色的农耕中心。农耕世界的基本特征是自足的自然经济，具有狭隘的地方性，彼此闭塞；农本经济可以发展到较高水平，包括手工业、商业、以及市集、城镇等等；各个以农为本的地区之间，也可以发生不同程度的交往，并且发生不同程度的影响，但是，只要还是以农为本，总不能彻底改变各个民族和地区之间的闭关自守的状态。
最早的是西亚，在美索不达米亚周围地带，这里的居民最早驯化了野生麦类，发展为种植小麦、大麦的农耕中心。其次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东南亚。中国的黄河流域培育了小麦。中国长江以南以至东南亚、印度恒河一带，则以培育水稻为特色。另外有一个种植玉米的中心是墨西哥。秘鲁可能是另一个种植玉米的中心。还有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内陆，学界认为也可能也有独自发展起来的农耕中心。农耕中心形成以后，就缓慢地向它易于农耕的地方发展。经过几千年后，就欧亚大陆而言，中国由黄河至长江，印度由印度河至恒河，西亚、中亚由安那托尼亚至伊朗、阿富汗，欧洲由地中海沿岸，都先后成为农耕和半农耕地带。这个地带绵亘于亚欧大陆两端之间，形成一个偏南的长弧形。史学界称此长弧形地带为农耕世界。农耕最初是与畜牧结合的。在欧亚大陆，易于农耕的地带基本偏南，即从东到西形成了农耕世界。
游牧世界所在的位置。在易于游牧的地带基本偏北，东起西伯利亚，经中国的东北，蒙古、中亚、咸海、里海之北，高加索，南俄罗斯，直到欧洲中部，也是自东而西，横亘于亚欧大陆的居中地带。史学界称此地带为游牧世界。在这两个世界之间，从东面的兴安岭、燕山、阴山、祁连山、昆仑山、兴都库什山、萨格罗斯山、高加索山，直到欧洲境内的喀尔巴阡山，大体上构成它们的分界线。
农耕世界与游牧世界相比，农耕生产的增长率，大于游牧生产的增长率。农耕必然趋于定居，又使它的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文明方面的发展，有较大的和较为稳定的连续承袭的可能。食物生产丰饶后，就有可能分出一部分劳动力从事农耕以外的活动。因此，农耕世界较快地产生了文明，较早地出现了阶级分化和公共权利，也在较大范围内形成了有利于扩大再生产的社会秩序。与农耕世界相比，游牧世界地带的生产增长得缓慢，不能或很少分出较多的社会劳动力用于游牧以外的各种活动。游牧世界也有阶级分化，但分化很有限度，原始部族制度牢固存在，停留于一种淳朴的然而是落后的状态。这两个平行的世界，一个富庶先进，一个贫瘠落后，南农北牧，南富北穷。中国西北的酒泉（今甘肃境内）一带是两个文明的交界处，有农耕文明与农牧文明的贸易处，有马茶互市。
农耕经济对中国文化的发展有重大影响。这种农耕经济能够创造出世界上最早的最先进的文明。但是，它使中国形成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男耕女织，规模小，分工简单，不用于商品交换。农耕文明，受封建思想束缚，闭关自守。 中国古代并没有形成典型的农牧结合的经济结构。农耕文明发展的后期，越来越限制了中国社会的发展。
农耕自然经济是一种安定自守的经济。产生于原始社会，原始农业产生后，自然经济就存在了。主要由自耕农经营，具有以下几个特点：封闭性、狭隘性、保守性、自给自足
中国自古以来不乏海外贸易，但其政治意义远大于经济利益，在以形式上的政治服从为前提的朝贡贸易体制之下。
中国古代也有为数不多的海洋贸易，但在海外经济往来中，主要是一种“赐”、“贡”的贸易形式，属内敛型的海洋贸易，比如明朝郑和七下西洋，船队满载的瓷器、丝绸、茶叶等中国特产，到外国后，都是把这些特产“赐”给当地的国王，同时接受该国的所谓“贡品”，比如象牙、香料、珊瑚、珠宝等特产，并不计较经济得失，属于一种“货换货，二头乐”的友好交往，其政治上互相往来的意义远比经济上的意义重大。
明代中叶以后至清代，东海沿海私人海上贸易有了一定发展，但私人的海洋商业受到了政府的限制和歧视，因此其规模较小，没有形成气候。这种状况是中国农耕经济内向型文化的负面影响。
农耕文明以四大文明古国为代表，四大文明古国，中国、古印度、古巴比伦、古埃及，这些地方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发源于大河中下游两岸，靠着肥沃平坦的土地和适宜的气候环境发展种植业，并创造了光耀夺目的古文明，因而也有将农耕文明称为大河文明的。以中国为例，中国有着发展农业的得天独厚的条件，比如古老文明源头的黄河中下游两岸，土地广袤平坦，富有肥力，有着充足的灌溉水源以及温和适宜的气候，在那里耕种的农作物产量颇为丰富，这样，祖先们停止了迁徙，选择了依水而居，靠进行农耕自给自足，过上安稳平定的生活。农业发展好坏关系国计民生，于是中国历代统治者都十分重视农业，汉景帝说：“农，天下之本也。黄金珠玉，饥不可食，寒不可衣。”唐太宗也说过：“食为人天，农为正本。”农兴则天下兴，因而纵观整个中国历史，政治经济以及科技都围绕事农务桑，因此古代中国农业以及相关的水里工程都非常发达。而农民们不用四处发动战争，通过贸易来丰富物质生活，只需要在自己的土地上精耕细作，辛勤劳动，闲暇之余祈求风调雨顺，就可以温饱无忧。由此可见，整个自然环境都是农耕文明萌发的土壤。
由于上述原因，海洋文明和农耕文明在政治上也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海洋文明的民主自由的特点比较鲜明，而农耕文明专制集权的特点极为突出。
欧洲的文明起源于古希腊，政治也可从希腊追根寻源。西方国家自古有民主的传统，而古希腊自然是民主政治的摇篮。古希腊国家内分为许多小城邦，各个城邦之间在文化上相互认同，有统一的风俗语言，但在政治上是自治的，城邦也各自珍惜自己的自治权；城邦里的公民在政治上有权利参加各种公共活动，司法事物，则使希腊公民珍视个人自由，追求平等，这样城邦之间，公民之间，都十分讲究民主，长久下来形成了民主的传统。到后来文明中心由古希腊转向了古罗马，古罗马也有着民主政治的传统。古罗马可分为王政时代，共和时代，帝国时代。在共和时代时期我们可以窥见当今民主制度的根源。古罗马分为元老院执政官和公众大会三种权力机构，他们在立法行政司法监察之间分工并相互制约，这种“三权分立”是古罗马共和国的基本政治体制，这种体制对后世影响深远，当今巨头美国采取的就是“三权分立”制度。且古罗马在平民与贵族的各种矛盾斗争中，平民的权力也通过一系列的法律慢慢的得到了增强。
而纵观农耕文明，似乎自古以来都缺乏民主传统，全部都是中央集权制。以中国为例，古代中国也有过几个分裂时期，但还是以统一集权为历史主线，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各诸侯国由分裂走向统一的帝国，并发展成为在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整个体制等级森严，皇权也由最初的受到一定限制到封建后期的皇权至上。但是为什么呢？看过一本书有个说法我觉得很正确，中国的经济是以农耕为主，则耕地则成为了至关重要的生存条件，在土地上辛勤耕种的农民们必须充分利用有限的耕地，提高每亩土地上粮食的产量，要做到这些，必须保证有一个稳定的强大的中央集权政治环境。试想假如中国大地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则各国为了保证自己国家人口能够丰衣足食，依靠土地吃饭的人们就会把有限的土地作为争抢的对象，而不停的战争则会使农业停滞不前，无法生产，为了农业有一个可以持续发展的稳定环境，中国的历史选择了统一个政权及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
总体来说，海洋文明的注重商业和民主的经济政治特点，为身处海洋文明的人们发挥主观能动性创造适宜的社会环境。因为要对外贸易，长期通过海洋四处穿寻，让身处海洋文明的人们具有了不断到未知领域冒险的精神，整个海洋文明也呈现活力开放的状态；而“希望你在路途中得到一杯水”的这种要求，使得他们的冒险带有了对外扩张殖民侵略的天性，且一直以来不断的殖民战争，使得他们的文明发展不断地被中断；民主的政治也让他们更注重个人权利的捍卫而更崇尚个人主义。而农耕文明由于靠天吃饭，偏安一隅，且有着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制度的压制，使得农耕文明稳定持重，不思变革，随遇而安，崇尚和平统一，封闭自守，隐忍含蓄，宽和平静，且比较具有传承性。
海洋文明和农耕文明发展至今即我们通常所说的西方文明和东方文明，在近代，在海洋文明和农耕文明的相互博弈中，农耕文明渐见疲态，处于劣势，而海洋文明以美国为代表以霸主身份指点全球，于是有些人就开始认为海洋文明优于农耕文明，试图把西方的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移植到东方的土地上，如中国，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但似乎很奇怪，这样直接的移植总是没有办法成功。也许他们忘了，任何文明的发展，都有其根植已久的土壤，有自己的脾性，直接的移植会水土不服，又怎么能好好地生长呢？但经过一段炼狱般惨痛的历史后，现今，古老的农耕文明，又以其扎根于大地的踏实与顽强重新焕发出迷人的光彩，以温和而坚毅的姿态再次吸引世人的目光。其实，海洋文明与农耕文明各有优缺点，我们不能片面地评说两种文明孰优孰劣，历史上两种文明也有过数次的大融合，相互为对方灌注丰富的元素和新鲜的血液，从地理大发现到现在，世界的经济一体化是大家不可逃避的现实，海洋文明和农耕文明之间的碰撞更加的激烈，双方也应该在其中互相吸收优秀因素，使自身更加富有活力，获得长足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