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述孔子的仁学思想及其在当代现实的意义 孔子的仁学思想及其在当代现实的意义
儒家的仁爱思想是儒家思想最为重要的内容。孔子"仁爱"思想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的概念，在孔子思想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并且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仁"，原本指对人亲善或持有一种同情心，在孔子那里被发挥成了一种学说、一种哲学观。建立在民族宗法基础上的家国同构，是在农业文明为主的时代以家族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家天下。与这种家天下的谱系结构相平行的精神纽线是孔子的一系列与之相匹配的仁学思想。这个仁学思想的核心是"仁"，从这个核心出发，是孔子的"仁者爱人"，进而是"入则孝，出则悌"，是孔子仁学思想的又一要义、又一个纽结，最后，他提出"泛爱众"，完成了仁学思想的基本建构。
在孔子看来，只有在家敬（孝）父母，出门敬（悌）兄长，才能把"仁"这种主观理想的精神境界，推己及人，由家庭推广到社会，才能"泛爱众"。并且，"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由此，可以看出，孔子仁学思想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奴隶制国家秩序及其生存基础的。最后，孔子为他的仁学思想这根精神纽线画上了一个中止符，他说："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了"天下归仁"，他又提出一种办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并把它作为"忠恕"之道来行仁。从"仁"出发到"归仁"，显然是孔子认为的一种完满的精神境界。
按照孔子"仁者爱人"的说法，仁的基本含义应该落实到对他人的尊重和友爱上面，具体地说，应该承认人的存在，尊重人的人格，具有明确的人化意识和行为。孔子"仁"的思想强调人伦义务，希望人人尽伦尽职。这样，在为人处世方面就应该努力做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以"爱人"解释仁，作为仁德的根本标志，他不仅希望以"仁爱"精神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以"仁爱"原则来治国安邦。如果社会中的每个人都能做到仁、具有仁爱之心，上下、长幼、尊卑有序的礼治社会便不难实现了。
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孔子思想自然是基于对那时社会问题的深入思考，他的仁爱思想也是如此。孔子所思考的是社会如何安定，是怎样使政治清明，因而在政治的层面上，孔子的仁爱思想便十分自然地推衍出了仁政德治的思想，从而建立了以仁为核心的道德理论体系，以仁来统摄诸德，强调仁在智、仁、勇等重要德行之中的中心地位，把恭敬、慈惠、诚信、宽厚、敏捷等德行作为实现仁德的标志。
孔子以后的几位思想家孟子、墨子和荀子都对仁学有重要发展。尤其是孟子将孔子的仁爱思想发展为"仁政"学说，影响后世极大。孟子把"恻隐之心"看成"仁之端"。孟子看到了人生具有的良知、良能，看到了人所共有的怜悯、同情之心，进而把仁看成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依据，因而孟子说："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有道德的人就是保存了先天的仁德的人，具备了仁德，才能以仁爱之心处世待人。
在将仁爱思想建立成为人性论的依据之后，孟子又将仁爱精神推而及于政治，从而产生了他的仁政学说。孟子认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这便是孟子的仁政论。在他看来，仁与不仁应当作为施政的根本。行仁政者得天下，失仁政者失天下，这是历史经验已经反复证明了的。不仁者而得邦国尚有可能，"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要统一天下，得到天下人民的拥护，不施仁政是绝对做不到的。
秦汉以后，孔、孟的仁学思想不仅产生了积极影响，而且还在后世的实践和阐发下继续得到了发展。
秦由暴政而亡的教训，给了汉初统治者们带来太多的思考。当战争的烟尘散尽后，汉初政治家和思想家不能不认真总结秦朝灭亡的教训，陆贾因此撰成《新语》，认为秦"用刑太急"，不知教化，是导致强秦速灭的重要原因。贾谊在《过秦论》中的话更是切中了要害，这便是"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这对汉初的政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面对极度凋弊、百业俱废的严峻现实，汉初的统治者不得不取用"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他们看到了儒学"难与进取，可与守成"、"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的特征，于是，当经济获得了一定的发展之后，他们还是选择了儒家思想，以巩固封建统治秩序，维护社会伦理纲常。
汉统治者取用儒学却不是专用儒学，他们也离不开其他各家的一些主张，如法家的"尊君抑臣"思想就倍受汉武帝的欢迎。汉朝学术是一种综合学术，那时的思想家都不同程度地儒、法杂糅，仁义与法刑并列。这表现在汉朝的施政方针上，则是法治与德治相结合，"刑德并用"。西汉的"中兴之主"宣帝就表白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汉武帝便是"内多欲而外施仁义"，虽然他们内里多欲，但为了江山的长治久安，仍然要压抑自己，行王道，主德治，施仁义。
儒家的仁义主张总是在与政治上的强力抗争着。秦汉时期，现实政治生活中民本思想的提倡以及政治批评的活跃，总是生动地体现着仁学的精神。汉代，从贾谊的政论、董仲舒的抑兼并、废奴婢、除专杀之威、不与民争利的政治主张，到夏侯胜、贡禹、鲍宣对暴政的揭露与抨击，无不贯穿着仁学精神。
东汉后期，社会危机不断加深，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玄学产生，佛教、道教流行。玄学盛行之际，"名教"被批判，周公、孔子遭轻薄。例如，东汉末年的曹操曾因"后生者不见有仁义礼让之风"而伤神，但他却认为"承平尚德治，乱世赏功能"，故下《举贤勿拘品行令》，宣称可以任用"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才。玄学家也有人认为儒家的伦常合乎人性自然而加以肯定，说"夫仁义者，人之性也"，这不是对儒家"名教"的调和，便是用道家的理论为儒家思想作论证。魏晋隋唐长期的儒、佛、道"三教"争斗时期，儒家的仁学甚至沦落到了名存实亡的地步。
宋明时期，理学兴起，仁学终于走出了危机。孔孟道统取得了独尊地位，以仁为核心与实质的伦理本体建立起来。理学家集从前仁学之大成并有重大发展，他们以仁为理、为太极，将仁的实质归结为"天地生物之心"，使仁的思想更加丰富，恢复了仁学的目的论精神，仁学也真正成为一种时代精神。在此背景下，王安石乐做"亲民之官"，立志改革；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倡导革新；张载立志"为天地立心，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更多的人在反对权奸或者挽救民族危亡的关头表现出高风亮节，视死如归，谱写了一曲又一曲的"正气歌"。明末清初的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更心系"万民之忧乐"，在社会政治思想方面为理学时代的仁学做了极好的总结。
近代以来，内忧外患、民族危机空前严重，谭嗣同的《仁学》、康有为的《大同书》是批判继承发展仁学的代表，体现了仁学在近代的新变化、新面貌。前者以仁作为冲决罗网的动力，他提出"民本君末"、"君权民授"，提倡仁说，谓"仁以通为第一义"；后者以仁为未来理想社会的价值基础，看起来它吸收了民主、自由、人权等资产阶级思想，与孔孟仁学有"实质"区别，但其深层核心处却依然体现了孔孟仁学的价值标准。
孔子仁学思想内含丰富，并为后世历代继承和发扬。考察这样的历程，我们不难得出一些具有启发性的认识。
首先，后世学者认为孔子思想中包含仁礼矛盾的看法是不全面的。我们研究孔子的思想，认为它有一个发展的过程。最初，孔子所关注较多的是礼，他所念念于怀的是如何以周代礼乐重整社会。但事与愿违，孔子到处碰壁，他不得不进一步思考"礼"之不行的深层原因，便开始越来越多地谈论"仁"，议论仁与礼的关系，孔子的仁学思想得到了充分的拓展和完善。孔子所处的年代正值春秋末年，当时的奴隶制社会风雨飘摇，"礼崩乐坏"。孔子提出"克己复礼为仁"（孔子《颜渊》），想女娲补天，又不合时宜。孔子不是没看到这一点，当他的行"仁"主张处处碰壁，便不断发出怨叹"时也，命也"。他既是从仁，又是从命，始终不能摆脱这一世界观上的矛盾。尽管孔子常叹自己时乖命蹇，他的植根于宗法关系以伦理道德为内容的仁学思想却在哲学上产生了深远的意义。
这种仁学思想被发挥到极至，就是孔子提倡的"志士仁人"要"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为了那个高尚的"仁"，人们可以用性命去换取，能说不到了极至吗？诚然，孔子仁学思想中的"亲亲爱爱"或"泛爱众"表现了对人的同情、尊重、关心和爱护，无疑是对当时奴隶获得解放和人的价值得到提高的愿望所进行的合理概括。孔子的"仁爱"思想不仅影响着中国古代伦理道德，乃至凝聚于今天的家庭关系，从而使炎黄子孙不忘骨肉亲情。全面地看，不难发现孔子的仁学是为其"礼"的思想服务的。礼的思想有其秩序性的内核，体现了他对社会稳定的关注。那种将"礼"与后世所谓"礼教"简单等同起来的做法是不可取的。至于后世的"名教"、"名分"乃至"三纲五常"，则是后儒片面强调礼，将礼绝对化的产物，与孔子礼的主张已经有所区别。孔子的仁学服务于礼，却代表了人道精神、道德精神、群体精神等等，今天仍然值得大力提倡。
第二，在长期的封建时代，孔子的仁学对政治的清明起了重要的积极作用。仁学反映着时代，离不开特定的历史条件。长期以来，在仁学精神的培育下，中华民族逐渐养成了许许多多的优良传统，如修养完善自身道德，持守"为政以德"；为政顺应民心，与民同忧共乐；爱惜民力，轻徭薄赋以养民。事实证明，仁风昌行时期，总是政治相对清明，官吏相对清廉；暴行大作之时，往往贪敛之风盛行，社会动荡不安。
第三，孔子的仁学思想造就了中国人民注重亲情伦理的特性，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富有了浓厚的感情色彩。在新出土的竹简中，"仁"字从身从心。《孟子》记告子之言曰："仁，内也，非外也；义，外也，非内也。"孟子也说："仁，人心也；义，人路也。"可见，仁突出了人的内在因素即思想观念的特征，是人的真善美道德属性的表达。有仁的思想品质，才会有义的行为，故曰"仁者，义之本也"，正义的行为准则是与仁相伴的。中国古代重孝，孔子曾说："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一个人对自己的父母都不尽孝道，更不会有什么良心善行。有了孝行，才有人与人之间的谦让与诚信，才会有当政者的"养民也惠，使民也义"。所以，汉代倡导"以孝治天下"；北魏孝文帝说"《孝经》一卷，人行之本"；隋文帝说"《孝经》一卷，足以立身治国"。上行下效，孝是一切伦理的根本，由此推广开来，便是"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便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孔子的仁学思想尽管是从维护奴隶制出发，但这个思想重视对人的作用超过了对天神的崇拜。他处的那个时代正在向封建社会过渡，不能不说，时代的进步在他的身上是有反映的，否则他便说不出"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务民主义，敬鬼神而远之"。孔子的仁学思想以人为本，和他的以维护奴隶制为本是互相矛盾的。实际上，这种矛盾的思想体系虽矛盾亦难能可贵。他的"言仁必及人"、"爱仁能人"的仁学思想是既难得又照鉴后人。如果这种思想只是取悦帝王，是不会这么受人欢迎的、并在民间找到他的市场。应该说，孔子的仁学思想尽管具有矛盾性，但更具有较强的实践理性。
孔子是主张理论的实践性的，他常说"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君子纳于言而敏于行"，为要"推己及人"，使众多的君子在实践中具有"仁"的自觉，孔子非常强调理性自觉和主观能动作用，进而把为"仁"联系到求"知"。在认识论方面孔子径向理性主义发展，在政治上，孔子虽然是个倾向于守旧的唯心主义者，但他的"仁"学思想却在哲学史上是一个具有理论贡献的创新，并以其扎根于宗法关系的伦理道德内容而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另外，我们不能不看到，孔子的仁学思想在对待人的问题上却是前后矛盾的。他把人分成君子和小人，并说"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孔子《宪问》）作为贵族出身的孔子，由于阶级的偏见，他把"仁"看成是先天的道德属性，只有君子才能做到"仁"，小人就绝对不行。这样，"仁"就成为"天赋的道德"，就主张只好用人主观意识修养来补救。忘了指出的是，当仁在仁学里进一步发挥时，仁就是指奴隶社会的道德准则，是奴隶主对自己阶级意识的一种自觉。因此仁学思想再光焰，也同时留下了巨大的历史晷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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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当今社会道德核心！待人接物的准则
儒家的仁爱思想是儒家思想最为重要的内容。孔子"仁爱"思想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的概念，在孔子思想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并且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仁"，原本指对人亲善或持有一种同情心，在孔子那里被发挥成了一种学说、一种哲学观。建立在民族宗法基础上的家国同构，是在农业文明为主的时代以家族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家天下。与这种家天下的谱系结构相平行的精神纽线是孔子的一系列与之相匹配的仁学思想。这个仁学思想的核心是"仁"，从这个核心出发，是孔子的"仁者爱人"，进而是"入则孝，出则悌"，是孔子仁学思想的又一要义、又一个纽结，最后，他提出"泛爱众"，完成了仁学思想的基本建构。
在孔子看来，只有在家敬（孝）父母，出门敬（悌）兄长，才能把"仁"这种主观理想的精神境界，推己及人，由家庭推广到社会，才能"泛爱众"。并且，"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由此，可以看出，孔子仁学思想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奴隶制国家秩序及其生存基础的。最后，孔子为他的仁学思想这根精神纽线画上了一个中止符，他说："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了"天下归仁"，他又提出一种办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并把它作为"忠恕"之道来行仁。从"仁"出发到"归仁"，显然是孔子认为的一种完满的精神境界。
按照孔子"仁者爱人"的说法，仁的基本含义应该落实到对他人的尊重和友爱上面，具体地说，应该承认人的存在，尊重人的人格，具有明确的人化意识和行为。孔子"仁"的思想强调人伦义务，希望人人尽伦尽职。这样，在为人处世方面就应该努力做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以"爱人"解释仁，作为仁德的根本标志，他不仅希望以"仁爱"精神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以"仁爱"原则来治国安邦。如果社会中的每个人都能做到仁、具有仁爱之心，上下、长幼、尊卑有序的礼治社会便不难实现了。
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孔子思想自然是基于对那时社会问题的深入思考，他的仁爱思想也是如此。孔子所思考的是社会如何安定，是怎样使政治清明，因而在政治的层面上，孔子的仁爱思想便十分自然地推衍出了仁政德治的思想，从而建立了以仁为核心的道德理论体系，以仁来统摄诸德，强调仁在智、仁、勇等重要德行之中的中心地位，把恭敬、慈惠、诚信、宽厚、敏捷等德行作为实现仁德的标志。
孔子以后的几位思想家孟子、墨子和荀子都对仁学有重要发展。尤其是孟子将孔子的仁爱思想发展为"仁政"学说，影响后世极大。孟子把"恻隐之心"看成"仁之端"。孟子看到了人生具有的良知、良能，看到了人所共有的怜悯、同情之心，进而把仁看成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依据，因而孟子说："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有道德的人就是保存了先天的仁德的人，具备了仁德，才能以仁爱之心处世待人。
在将仁爱思想建立成为人性论的依据之后，孟子又将仁爱精神推而及于政治，从而产生了他的仁政学说。孟子认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这便是孟子的仁政论。在他看来，仁与不仁应当作为施政的根本。行仁政者得天下，失仁政者失天下，这是历史经验已经反复证明了的。不仁者而得邦国尚有可能，"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要统一天下，得到天下人民的拥护，不施仁政是绝对做不到的。
秦汉以后，孔、孟的仁学思想不仅产生了积极影响，而且还在后世的实践和阐发下继续得到了发展。
秦由暴政而亡的教训，给了汉初统治者们带来太多的思考。当战争的烟尘散尽后，汉初政治家和思想家不能不认真总结秦朝灭亡的教训，陆贾因此撰成《新语》，认为秦"用刑太急"，不知教化，是导致强秦速灭的重要原因。贾谊在《过秦论》中的话更是切中了要害，这便是"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这对汉初的政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面对极度凋弊、百业俱废的严峻现实，汉初的统治者不得不取用"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他们看到了儒学"难与进取，可与守成"、"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的特征，于是，当经济获得了一定的发展之后，他们还是选择了儒家思想，以巩固封建统治秩序，维护社会伦理纲常。
汉统治者取用儒学却不是专用儒学，他们也离不开其他各家的一些主张，如法家的"尊君抑臣"思想就倍受汉武帝的欢迎。汉朝学术是一种综合学术，那时的思想家都不同程度地儒、法杂糅，仁义与法刑并列。这表现在汉朝的施政方针上，则是法治与德治相结合，"刑德并用"。西汉的"中兴之主"宣帝就表白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汉武帝便是"内多欲而外施仁义"，虽然他们内里多欲，但为了江山的长治久安，仍然要压抑自己，行王道，主德治，施仁义。
."恭,宽,信,敏,惠"是实施学校人文化管理的必要途径.
笔者认为在构建和谐校园的过程中,在对待教师的管理上,实施"孔子"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的思想策略是必不可少的.孔子提出的"能行五者"——"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对当今校长管理学校仍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我认为它是校长实施人文化管理,构建和谐校园的必要选择.
我们学校的杨校长就努力实践着这五个字.就说"敏"(勤勉,奋勉)吧!杨校长工作勤勤恳恳,毫不懈怠,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带领大家同心干.他经常与学生谈心,让校园管理紧扣学生的心弦.他能为六年级徐丹阳同学报考"杭外"的思想波动,屈膝长谈两个多小时,让学生得到精神的疏通,他与学生的感情也得到异常的融洽;他给全校师生树立了"文明,卫生弯弯腰"的榜样——见到塑料袋,纸屑便立刻捡在手里丢入垃圾箱;他办公室的灯光经常亮到深夜,而早晨健入校园的步伐却时常率先而至……他就是这样孜孜不倦地热情工作着,他坚持用一颗火热的心去温暖全校师生的心田,用辛勤的汗水去美化学校——这共同学习,工作的乐园!再说"宽"吧!杨校长在管理中坚持以宽容为本,勇于接受不同的意见,讲究民主,校务公开,广纳贤言,对与自己政见不同者,提意见者虚心相待,做到了包容宽厚,解放老师们的思想和个性,放飞老师们的理想和激情,让他们敢想,敢说,敢做,形成了和谐的校园文化.而且时常给教师以人文关怀,让学校给教师以家的感觉,经常组织教师参加丰富多彩的文娱活动,组织"打红五"比赛,组织舞会,组织登西山比赛,组织师生拔河,组织班主任休假学习等等.当然杨校长从不姑息错误,该批评就严厉批评,但都以满腔的热情去帮助犯错误的人,使其改过自新,轻装上阵,投身于学校的工作,使学校处处闪耀着人性的光辉,成为教师成就事业的舞台,成为享受教育幸福的和谐乐园,这样最终形成了新型的宽严适度的和谐的校园管理文化.
2."爱之,能勿劳乎 "的师生,生生关系是构建和谐人文校园的有力保证
教师和学生是构成学校人际关系的主体,因此构建和谐人文校园首先需要建立和谐的师生关系.教师要彻底转变角色意识,即在教育全程中,教师要成为学生学习的组织者,引导者,合作者和促进者,成为全体学生衷心信赖的亲密伙伴,学生则是以教育活动的主体而存在.教师要时时,处处与学生展开平等对话,深入到学生群体之中,真心实意地去尊重,理解,关怀每一个学生,特别要厚爱处于暂时后进状态的学生;教师要时时刻刻将自己的行动体现在一个"爱"字上,"因人而异"地展开对每一个学生的"不倦"教导.古今中外的许多教育家,都把爱学生看作是教师毕生最基本的美德.孔子说:"爱之,能勿劳乎 忠焉,能勿诲乎".近代教育家夏丐尊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 有人曾向小学著名教育家王企贤老师取经,王老师回答说:"要说有什么经验嘛,也很简单,只有一个字,就是爱,爱你所从事的事业,爱你所教的学生."因此,我认为教师只有对学生付诸无私的爱,才能赢得学生的尊重,才能建立新型的平等互爱的师生关系,才能营造和谐的学习氛围,才能保证教育活动的顺利进行.
其次,构建和谐校园需要建立和谐的生生关系.如果把友谊比作财富,那么就教育同学们珍惜这份同窗之情.在漫长的人生旅途中,青少年时代的友谊是最纯真的.同学们要关心与自己同窗读书的伙伴,向有困难的同学伸出你的援助之手,让他们感受到温馨美好的同学友情.孔子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 与朋友交而不信乎 传不习乎 " 这句话教导我们在出现问题时多从自身寻找原因.与同学相处,少一点抱怨,多一点理解,保持良好的心态,宽容待人,团结互助,是打造健康和谐的同学关系的重要因素.
3."修己以敬人,修己以安人"的师生道德追求是营造和谐人文校园的长远之计
孔子在追求普遍性仁爱的过程中,就曾经说过:"修己以敬人,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可见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是多么的重要,这也是构建和谐校园的个体基础.学校的校长,老师,同学乃至家长,都应该做到修身养性,从小事做起,从现在做起,从我做起.如:学生不小心弄脏了衣服,我把他洗干净;下课过路时发现地上有一片纸,我拾起来;孩子提出要向希望工程捐款,我鼓励他支持他;上洗手间看见一个水龙头还在漏水,我拧上它; 放学时教室里灯还亮着,我关上它;公交车上,给老人让座;遇上外地客人问路,我耐心细致地告诉他带领他……相信校园内的人们都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都从小事中践行自己的道德素质,校园的人文文化也将更加和谐,校园的人文品位也会更加高尚,校园的人文和谐将长久不衰.
正名是孔子最重要的政治主张。我们可以从下面这个故事来彻底了解孔子“正名”的涵义:
当孔子三度至卫时，卫国发生了一件大事。原来先前卫灵公宠爱夫人南子，想要把公位传给南子的庶子。于是，嫡长子蒯聩便企图暗杀南子以保公位。不幸谋杀计划未成，而卫灵公得知此一消息之后勃然大怒，欲弑子蒯聩。蒯聩逃亡至晋，卫灵公便与晋国宣战。就在卫灵公想要请教孔子有关兵阵之事时，孔子说:“俎豆之事，则尝学之。军旅之事，未之学也。”隔天孔子便感慨万千地离开卫国。现在灵公过世，蒯聩又不在国内，蒯聩子辄便继承公位，是为卫出公。但是，就在此时，蒯聩亦在晋军护送下回到卫国，父子便为了争夺公位而反目成仇。孔子看在眼里十分伤心!有一天，子路问孔子：“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孔子便对子路不厌其烦地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
由上述这个故事我们可以了解，正名的目的在于维系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使人们有一定的规范遵循，而不致生活在一种不可预期的状态之中。很多人认为孔子希望能够恢复西周的礼乐，也有一些人认为他只是以复古的名义鼓吹一种新的世界秩序。
立信，对于孔子而言，不仅是个人的美德，而且是一个基本的政治原则。子贡请教为政的要点，孔子说：“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而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三点，他说：“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德治，孔子认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孔子曾任掌刑罚的大司寇，他怎会不知道严刑峻罚立竿见影的效果呢?但是，孔子深深感受到“民免而无耻”的社会隐忧，所以才提倡用道德伦理来教化人民，彻底洗涤人心，激发人的善性，才是经世济民的正途!
孔子的教育理念与教学实况
孔子教学的项目有四：文、行、忠、信。（原文见于《论语· 述而篇》）文，指诗书礼乐等古代文献；行，是德行；忠，意指尽心尽力；信，即为诚实无欺。孔子对于古代文献十分重视，尤其是诗、礼、乐。他认为这三项学问对于人的性情养成非常重要。《论语·泰伯》：“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诗，可以使人兴起好善恶恶之心；礼，使人进退得宜，进而可以立身于世；乐，可以使人养成完美的人格。顺道一提，孔子曾经这样称赞诗经：“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学不厌、教不倦，使孔子成为中国的“大成至圣先师”。他主张“有教无类”，学生多至三千人，从“论语”书上看来，他教导学生的只是人生日常所必经问题的解答，以及人与人相处所必备条件的阐明。其道合理而平凡，易知易行；然而用之于身则身修，用之于家则家齐，用之于国则国治，用之于天下则天下平。
孔子与中华文化
孔子虽为诸子之一，但“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本是中华文化的集大成者。秦朝以法家学说治天下，西汉武帝前推行道家理论而以“无为”治国。汉武帝时董仲舒提出“罢黩百家，表章六经”，确立巩固了孔子学说在中华文化中的主轴地位，恢复六经的正统地位，孔子也成为中华文化的代表人物。国学大师柳翼谋以孔子为“中国文化之中心”，“其前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传；其后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开；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宋儒朱熹曾叹曰：“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朱子语类，卷九十三》。中华民国国父孙中山所著三民主义民生主义第二讲：“这才是真正的民生主义，就是孔子所希望之大同世界。”
孔子与世界
孔子学说在中国周边地区，如：朝鲜半岛、日本、越南等地，都有深远的影响，形成了东亚儒家文化圈。截止到2007年6月，国外开办的孔子学院（学堂）已有156所。[2]
孔子的思想也对世界其它地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西方，儒家学说推动了欧洲近代启蒙运动，以伏尔泰、狄德罗、卢梭、洛克、霍尔巴赫、莱布尼茨、休谟、魁奈等人为代表的西方近代启蒙先驱吸取孔子思想，打破欧洲封建世袭和神学统治，催生发展了自由观、平等观、民主观、人权观、博爱观、理性观、自然神论观及无神论观等现代观念，促进了人文、政治、经济、社会乃至科学等方面学说的发展。“美国文明之父”爱默生说：“孔子是全世界各民族的光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