豆瓣日记：愚公是怎样移山的 愚公移山中愚公是个怎样的人
上古时有位年近九旬的北山愚公，因苦于门前太行、王屋两座大山阻碍出入，就立志铲平这两座山。家人、邻里都来相助。他们终日劈山运土，往返于渤海和太行之间，常年不息。河曲智叟讥笑愚公“愚蠢”。愚公对智叟说：“虽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孙；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他们每天挖山不止的精神感动了天帝，天帝就派夸、蛾氏二神把大山背走了。
这个传说包含着“有志者事竟成”、人定胜天的思想。古今文学家、艺术家、政治家都曾经运用这个传说。
《列子·汤问》原文：
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万仞，本在冀州之南，河阳之北。
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惩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谋曰：“吾与汝毕力平险，指（通“直"）通豫南，达于汉阴，可乎？”杂然相许。
其妻献疑曰：“以君之力，曾不能损魁父之丘，如太行、王屋何？且焉置士石？”杂曰：“投诸渤海之尾，隐土之北。”
遂率子孙荷担者三夫，叩石垦壤，箕畚运于渤海之尾。邻人京城氏之孀妻，有遗男，始龀，跳往助之。寒暑易节，始一反（通“返”）焉。
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曰：“甚矣，汝之不惠！以残年余力，曾不能毁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
北山愚公长息曰：“汝心之固，固不可彻，曾不若孀妻弱子。虽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孙，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 河曲智叟亡（通“无”）以应。
操蛇之神闻之，惧其不已也，告之于帝。帝感其诚，命夸娥氏二子负二山，一厝朔东，一厝雍南，自此，冀之南，汉之阴，无垄断焉。
译文
太行、王屋两座大山，四面各七百里，高达七八千丈。它们原来位于冀州的南部、黄河北岸。
北山有个叫愚公的人，年纪将近九十岁了，面对着山居住。愚公苦于山北面道路阻塞，进进出出都要绕远路。于是愚公召集全家人商量说：“我和你们用尽全力铲平两座大山，使它一直通到豫州南部，到达汉水南岸，好吗？”大家纷纷表示赞同他的意见。愚公的妻子提出疑问说：“凭您的力量，连魁父这座土山都削不平，又能把太行、王屋这两座山怎么样呢？况且把土石放到哪里去呢？”大家纷纷说：“把土石扔到渤海的边上，隐土的北面。”愚公于是带领子孙中能挑担子的三个人，凿石头，挖泥土，用箕畚运送到渤海的边上。邻居姓京城的寡妇有个孤儿，刚七八岁，蹦蹦跳跳去帮助他们。冬夏换季，才往返一次呢。
河曲的智叟笑着阻止愚公说：“你太不聪明了。凭你的余年剩下的力气，还不能毁掉山上的一根草，又能把泥土和石头怎么样？”北山愚公长叹一声说：“你思想顽固，顽固到不能改变的地步，还不如寡妇和弱小的孩子。即使我死了，还有儿子在呀；儿子又生孙子，孙子又生儿子；儿子又有儿子，儿子又有孙子；子子孙孙没有穷尽的，可是山不会增加高度，为什么愁挖不平？”河曲智叟没有话来回答。
山神听说了这件事，怕他不停地挖下去，向天帝报告了这件事。天帝被他的诚心感动，命令夸娥氏的两个儿子背走了两座山。一座放在朔方的东部，一座放在雍州的南面。从此，冀州的南部，汉水的北面，没有高山阻隔了。
【愚公的人物分析】：
愚公要移山，不是头脑一时发热，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首先，他移山的目的十分明确。“惩北山之塞，出入之迂也”，说明他深受交通阻塞之苦。惩，苦于。这里是意动用法。塞，闭塞，堵塞，指阻碍交通。迂，绕远、曲折。全句是说苦于北山挡道，出来进去要绕远，很不方便。这句话说的不止是愚公一人的体会，而是所有“面山而居”的人们的共同感受。因此，愚公“聚室而谋”，立即得到热烈的赞同。这是从消极方面说的。从积极方面说，对于搬掉两座山会给人们带来什么好处，愚公心中也是有数的。“平险，指通豫南，达于汉阴”，说的就是移山之利。这里的“指通”“达于”都有笔直地来往的意思，与上文“塞”“迂”相对应。可见愚公对移山的利害关系，早已考虑再三了。其次，对于山能够移走这一点，愚公也是成竹在胸的。他在批驳智叟的一段话里，就说得十分清楚。这段话是用“顶针”的修辞方法写的，一句顶着一句，层层紧扣，充分说明子子孙孙绵延不绝的道理。最后用“无穷匮也”做结束，肯定了人力的无穷无尽，很有说服力。接着用“而”字一转，又指出山只能是越挖越少，不会“更加增”。这样得出“何苦而不平”的结论就十分自然，令人信服。这说明愚公移山的信心是在对人力和自然的发展变化关系的深刻认识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由此可见，愚公在移山的整个过程中站得高、看得远，考虑问题十分周密，驳斥智叟有理有据。像这样可敬的老人，谁还能相信他是“笨老头”呢？
【原文】：
愚公移山
朝代：先秦
作者：列御寇
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万仞。本在冀州之南，河阳之北。
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惩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谋曰：“吾与汝毕力平险，指通豫南，达于汉阴，可乎？”杂然相许。其妻献疑曰：“以君之力，曾不能损魁父之丘，如太行、王屋何？且焉置土石？”杂曰：“投诸渤海之尾，隐土之北。”遂率子孙荷担者三夫，叩石垦壤，箕畚运于渤海之尾。邻人京城氏之孀妻有遗男，始龀，跳往助之。寒暑易节，始一反焉。
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曰：“甚矣，汝之不惠。以残年余力，曾不能毁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北山愚公长息曰：“汝心之固，固不可彻，曾不若孀妻弱子。虽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孙；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河曲智叟亡以应。
操蛇之神闻之，惧其不已也，告之于帝。帝感其诚，命夸娥氏二子负二山，一厝朔东，一厝雍南。自此，冀之南，汉之阴，无陇断焉。
直到日前重读这个故事，我才意识到问题并不这么简单。一个显见的疑惑是：如果愚公移山的动因是考虑到 " 山北之塞、出入之迂 "，即山区生活的不便，那么他为什么要选择移山，而不是开辟道路，甚至干脆举家迁移到平原地带去呢？这无论如何总要比 " 移山 " 容易，也可行得多，就像现代人也不至于因为中国和美国之间太平洋造成的距离阻隔，就下决心要把它填平。
何况，他又依靠什么来完成移山之举呢？且让我们计算一下他面临的浩大工程量。据《列子 · 汤问》原文的记载，他要搬动的太行、王屋两山，" 方七百里，高万仞 "，这显然有古人（尤其道家哲学著作）惯用的夸张不精确语调（周代 1 仞 =7~8 尺 =162~185 厘米，算下来地球上的最高峰珠穆朗玛峰也仅海拔 5000 仞而已）；现按保守假定，这两座山的总体积是长宽各 100 公里、高出地面 100 米，那意味着山体的总土方有 1 万亿立方。岩石的密度各不相等，如大理石一般每立方在 2.52-2.85 吨之间，质地致密的辉绿岩则重达 2.9-3.0 吨，现按每立方平均 2.6 吨计，这就意味着要移走 2.6 万亿吨岩石。故事中说愚公 " 率子孙荷担者三夫，叩石垦壤，箕畚运于渤海之尾……寒暑易节，始一反焉 "，也就是说，带着子孙中三个能挑担的，将土石方运到渤海，一年才只能往返一次。现按每人挑 100 斤计算，子子孙孙平均每代 104 人从事移山事业，那每年也仅能削去 2 立方山体，也就是说，这意味着完成移山需要 5000 亿年！要知道，地球从寒武纪生命大爆发至今也不过 5 亿年。
当然，正如他自己所说的，" 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孙；子子孙孙无穷匮也 "，可以依靠人口的不断繁衍增殖来加快进度。然而，这看来仍是极其渺茫的。因为在山体不变的情况下，他唯有三种办法尽快完成移山工作：增加人力、加大每天时间投入、提升效率（包括采纳开山和运输的新技术）。人力也不是可以无限增殖的，假定愚公是西周早期的人，当时中国约 500 万人，到现在也只增加了不到 280 倍；时间投入的增加则更有限；提升效率的新技术倒是最可取的，但在原文中根本看不出他对此有何兴趣。最难的是，即便假定他的家族能幸免于历代的灾荒战乱，一直顺利繁衍壮大下来，他又如何能让子孙后代不停地为这个项目奔忙？
对比一下就能明白：古埃及最大的胡夫金字塔，建于公元前 2690 年左右（且假定是与愚公相似的技术条件），原高 146.5 米，底座每边长 230 多米，比之太行、王屋两山当然小得多了，但塔身也是由 230 多万块石头砌成（且金字塔还不像山体，是中空的），据说动用 10 万劳工历时 20 年时间才得以建成。那就算是这样一个小得多的工程，以愚公一家的人口数，大概也得干上几万年吧？
这么说来，故事中愚公妻子的质疑（" 以君之力，曾不能损魁父之丘，如太行、王屋何？"）、邻居智叟的嘲笑（" 以残年余力，曾不能毁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从技术和理性的角度来说，至少可以理解。愚公在大半生里都没想过移山，年届九十却突发奇想，却看来既未从工程技术角度考虑过可行性，也未想过，除了移山之外，还有移民等更容易达成他目的的方案，何况移山还毫无必要地破坏了生态环境。实际上，他最终成功并不是因为自己计划有多可行，而是这种精神惊动了天神，" 帝感其诚 "，遂以神力将山移开——然而，如果你仔细琢磨一下就会想到，那意味着某个原本平原地带的人们，忽然发现家门口多出来两座山，是他们承受了原本愚公所困苦的事。
这样解读这个故事，或许会让人觉得是以现代思维去设想前人的时代错置，但要是这么说的话，那种把愚公移山看作是 " 为了改变家乡贫困落后面貌，而艰苦卓绝地发扬大无畏精神 " 就不是时代错置了吗？从故事原文来看，这当然原本就是一个现实中不可能的神话，其本意恐怕也不是为了宣扬这种人定胜天的精神，证据就是：这个故事出自《列子 · 汤问》，那原本就是推崇 " 贵虚 "、" 无为 " 的道家著作，而 " 汤问 " 篇更是汪洋恣肆，极言时空之无穷无尽，愚公移山的故事便和夸父追日、扁鹊换心等极具神话色彩的故事错杂在一起。这样的编排恐怕不是偶然的，这意味着在原作的语境中，那原本更可能是一个阐述道家人生哲学的奇幻故事。
就此而言，指责愚公没计算过土方量就匆忙上马蛮干，大概会让古人不知所谓；但这之所以值得较真，是因为在毛的老三篇之后，" 愚公移山 " 早已变成了一种精神、一种象征或符号，而人们却常常不假思索地接受了它。这种思维倾向的特性是：一味强调 " 精神 " 的唯意志论（无论任何困难，都只盯着结果，至于如何达成，仿佛有 " 精神 " 就够了）；强调以精神驱动的密集人力投入，却相对忽视可以提升效率的新技术；对技术细节和理性逻辑的判断不耐烦，轻视数据，很少将自己的观点建立在合乎逻辑的统计分析之上，，而偏向于用一种道德化的观点来判断问题；对解决方案的思路狭隘不开放，很少考虑是否还有其它选择与可能。
这种倾向当然不是到近现代中国才出现的，不止一位历史学家（如黄仁宇、魏根深等）都注意到中国历代官员中，很少有人懂得利用统计数据和技术分析来作为管理手段，又或将关于公共行政事务的观点建立在详细的数目字基础上，唐代的刘晏和明代的丘濬这样富于财政效率分析的官员是极少数例外；相反，中国人历来多倾向于推崇道德、精神和意志的力量。除了 " 愚公移山 " 之下，另一个推崇下苦工的故事 " 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 " 也同样家喻户晓，那当然是一个不必拘泥的传说，重在其寓意，但即便如此，一个现代人可能不免于这样的疑惑：投入那么大的人力，最终产出只是磨成一根针，这在投入产出比上来说究竟值不值得？此时，大概唯一能安慰你的，就在于你更重要的是得到了针以外的某种精神和技能。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那种缺乏数目字管理和技术支撑而空谈 " 精神 " 的组织管理方式，是一种尚未现代化的社会取向。一个更为现代化的社会，人们注重的是组织在制度、系统层面的环节改善，以及通过数据和技术来优化，并使每个人专注于解决局部的技术性问题，而不会一味笼统地只是强调克服艰难险阻的某种 " 精神 " ——那其实是与那种 " 为了把事情做好而做好 " 的工具理性格格不入的。这也是为什么许多人会觉得一个过分强调效率和工具理性的现代组织里，很难对工作产生什么激情，也不太被 " 鼓舞人心 "，因为人们只熟悉自己这一块工作的技术细节，有时甚至不知道整体的使命究竟是什么。
" 精神 " 当然不可丢，但现代社会越来越复杂，仅靠 " 精神 " 已不足以应对诸多挑战。在一个组织里，如果身为团队领袖者在描绘蓝图时，只是高谈克服一切困难的精神，却不去指导、教授人们相应的技术细节，大概难免让人觉得只是唱高调，而他们除了偶尔受鼓舞之外，并未切实学到什么，到头来都要靠每个人自己无序地摸索，而这本身就会大大降低组织效率。
在今年里约奥运会上中国女排夺冠之后，很多人在激动之余几乎是反射性地大谈 " 女排精神 "，但中国女排主教练郎平一针见血：" 别因我们赢了一场就谈女排精神，女排精神一直都在，单靠精神是不能赢球，还要技术。" 她说的当然是对的，也许只有外行才只看到精神，而内行则会看到技术，不是说这个时代不需要谈 " 精神 " 了，只是说，我们也该多谈谈技术了。更何况，难道对技术和理性的执着较真，就不够格算一种 " 精神 " 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