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弃疾,历史的书写者 辛弃疾的历史功绩
辛弃疾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豪放派词人，爱国者、军事家和政治家。
希望对你有帮助 宋词在苏轼手中开创出一种豪放阔大、高旷开朗的风格，却一直没有得到强有力的继承发展。直至南渡之初张元干、张孝祥、叶梦得、朱敦儒等人以抗金雪耻为主题的词，才较多继承了苏轼的词风，起到一种承前启后的作用。但他们的这一类词作，主要是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为内心激情所支配的结果，而没有成为有意识的艺术追求，也没有更大幅度地向其他题材拓展，所以成就不是很高。到辛弃疾出现在词坛上，他不仅沿续了苏词的方向，写出许多具有雄放阔大的气势的作品，而且以其蔑视一切陈规的豪杰气概，和丰富的学养、过人的才华，在词的领域中进行极富于个人特色的创造，在推进苏词风格的同时也突破了苏词的范围，开拓了词的更为广阔的天地。 辛词和苏词都是以境界阔大、感情豪爽开朗著称的，但不同的是：苏轼常以旷达的胸襟与超越的时空观来体验人生，常表现出哲理式的感悟，并以这种参透人生的感悟使情感从冲动归于深沉的平静，而辛弃疾总是以炽热的感情与崇高的理想来拥抱人生，更多地表现出英雄的豪情与英雄的悲愤。因此，主观情感的浓烈、主观理念的执着，构成了辛词的一大特色。在他的词中，如“将军百战身名裂。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易水萧萧西风冷，满座衣冠似雪。正壮士、悲歌未彻”（《贺新郎》），“夜半狂歌悲风起，听铮铮、阵马檐间铁。南共北，正分裂”（《贺新郎》），乃至“恨之极，恨极销磨不得。苌弘事、人道后来，其血三年化为碧”（《兰陵王》），都是激愤不能自已的悲怨心声，如“天风海雨”，以极强烈的力度震撼着读者的心灵。辛弃疾也信奉老庄，在词中作旷达语，但他并不能把冲动的感情由此化为平静，而是从低沉甚至绝望的方向上宣泄内心的悲愤，如“元龙老矣，不妨高卧，冰壶凉簟。千古兴亡，百年悲笑，一时登览”（《水龙吟》），“甚矣吾衰矣。怅平生、交游零落，只今余几。白发空垂三千丈，一笑人间万事”（《贺新郎》），“身世酒杯中，万事皆空。古来三五个英雄，雨打风吹何处是，汉殿秦宫”（《浪淘沙》），这些表面看来似旷达又似颓废的句子，却更使人感受到他心中极高期望破灭成为绝望时无法销磨的痛苦。 而他的英雄的豪壮与绝望交织纽结，大起大落，反差强烈，更形成瀑布般的冲击力量。如《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从开头起，一路写想象中练兵、杀敌的场景与气氛，痛快淋漓，雄壮无比。但在“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之后，突然接上末句“可怜白发生”，点出那一切都是徒然的梦想，事实是白发无情，壮志成空，犹如一瓢冰水泼在猛火上，令人不由得惊栗震动。 在意象的使用上，辛弃疾也自有特点。他一般很少采用传统词作中常见的兰柳花草及红粉佳人为点缀；与所要表达的悲凉雄壮的情感基调相吻合，在他的笔下所描绘的自然景物，多有一种奔腾耸峙、不可一世的气派。如“峡束苍江对起，过危楼、欲飞还敛”（《水龙吟》），“谁信天峰飞堕地，傍湖千丈开青壁”（《满江红》）；他所采摭的历史人物，也多属于奇伟英豪、宕放不羁，或慷慨悲凉的类型，如“射虎山横一骑，裂石响惊弦”的李广（《八声甘州》），“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刘裕（《永遇乐》），“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的孙权（《南乡子》）等等。这种自然和历史素材的选用，都与词中的感情力量成为恰好的配合，令人为之感奋。 所以，同属于豪放雄阔的风格，苏轼词较偏于潇洒疏朗、旷达超迈，而辛词则给人以慷慨悲歌、激情飞扬之感。 不过，以上只是指辛弃疾词中主流部分的艺术风格而言。 辛弃疾在词史上的一个重大贡献，就在于内容的扩大，题材的拓宽。他现存的六百多首词作，写政治，写哲理，写朋友之情、恋人之情，写田园风光、民俗人情，写日常生活、读书感受，可以说，凡当时能写入其他任何文学样式的东西，他都写入词中，范围比苏词还要广泛得多。而随着内容、题材的变化和感情基调的变化，辛词的艺术风格也有各种变化。虽说他的词主要以雄伟奔放、富有力度为长，但写起传统的婉媚风格的词，却也十分得心应手。如著名的《摸鱼儿·淳熙亥己……》，上阕写惜春，下阕写宫怨，借一个女子的口吻，把一种落寞怅惘的心情一层层地写得十分曲折委婉、回肠荡气，用笔极为细腻。他的许多描述乡村风光和农人生活的作品，又是那样朴素清丽、生机盎然。如《鹧鸪天》的下阕： “山远近，路横斜，青旗沽酒有人家。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荠菜花。”以及《西江月》的下阕：“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见。”于简朴中见爽利老到，是一般人很难达到的境界。所以刘克庄《辛稼轩集序》说：“公所作，大声鞺鞳，小声铿鍧，横绝六合，扫空万古，自有苍生以来所无。其秾纤绵密者，亦不在小晏、秦郎之下。”这是比较全面也比较公允的评价。 辛弃疾和苏轼在词的语言技巧上都是有力的开拓者。前人说苏轼是以诗为词，辛弃疾是以文为词，这当然有些简单化，但确实也指出：到了辛弃疾手中，词的语言更加自由解放，变化无端，不复有规矩存在。在辛词中，有非常通俗稚拙的民间语言，如“些底事，误人那。不成真个不思家”（《鹧鸪天》），“近来愁似天来大，谁解相怜？谁解相怜，又把愁来做个天”（《丑奴儿》），也有夹杂许多虚词语助的文言句式，如“不知云者为雨，雨者云乎”（《汉宫春》），“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贺新郎》）；有语气活跃的对话、自问自答乃至呼喝，如“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南乡子》），“杯，汝来前！”（《沁园春》）也有相当严整的对句，如“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破阵子》）……。概括起来说，辛词在语言技巧方面的一大特色，是形式松散，语义流动连贯，句子往往写得比较长。文人词较多使用的以密集的意象拼合成句、跳跃地连接句子构成整体意境的方式，在辛词中完全被打破了。但并不是说，辛弃疾的所谓“以文为词”不再有音乐性的节奏。在大量使用散文句式、注意保持生动的语气的同时，他仍然能够用各种手段造成变化的节奏。如《水龙吟》中“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意义联贯而下，在词中是很长的句子，但却是顿挫鲜明，铿锵有力，决不是把一段文章套在词的形式中而已。 辛词在语言技巧方面的又一大特色，是广泛地引用经、史、子各种典籍和前人诗词中的语汇、成句和历史典故，融化或镶嵌在自己的词里。这本来很容易造成生硬艰涩的毛病，但是以辛弃疾的才力，却大多能够运用得恰到好处、浑成自然，或是别有妙趣，正如清人刘熙载《艺概》所说：“任古书中理语、廋语，一经运用，便得风流”。以《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一篇为例，百余字的篇幅，叙及孙权、刘裕、刘义隆、拓跋焘、廉颇五个历史人物的事迹，而与作者所要表达的主观情感、意念丝丝入扣；不仅内涵极为丰厚，而且语气飞动，神情毕露，实在是不容易的事情。 当然，辛弃疾的词时常也有过分散文化、议论太多，以及所谓“掉书袋”即用典用古语太多的毛病，但不管怎么说，他确实把词大大地改造了；他的词不仅是 “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而且是任何“意”和“事”都能表达得很自由很充分。这样，词的创作才完全摆脱了羁绊，进入了自由的境界。
早年经历辛弃疾出生时北方就已沦陷于金人之手
辛弃疾[1]
。他的祖父辛赞虽在金国任职，却一直希望有机会能够拿起武器和金人决一死战，因为辛弃疾的先辈和金人有不共戴天之仇，并常常带着辛弃疾“登高望远，指画山河”（出自《美芹十论》），同时，辛弃疾也不断亲眼目睹汉人在金人统治下所受的屈辱与痛苦。这一切使他在青少年时代就立下了恢复中原、报国雪耻的志向。因而他有一种燕赵奇士的侠义之气。[2]
起义反金
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金主完颜亮大举南侵，在其后方的汉族
辛弃疾的画像、雕像(15张)
人民由于不堪金人严苛的压榨，奋起反抗。二十一岁的辛弃疾也聚集了二千人，参加由耿京领导的一支声势浩大的起义军，并担任掌书记。当金人内部矛盾爆发，完颜亮在前线为部下所杀，金军向北撤退时，辛弃疾于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奉命南下与南宋朝廷联络。在他完成使命归来的途中，听到耿京被叛徒张安国所杀、义军溃散的消息，便率领五十多人袭击几万人的敌营，把叛徒擒拿带回建康，交给南宋朝廷处决（当街游行示众，后砍头）。[3]
步入仕途
在起义军中的表现，以及辛弃疾惊人的勇敢和果断，使他名重一时，“壮声英概，懦士为之兴起，圣天子一见三叹息”（洪迈《稼轩记》）。宋高宗便任命他为江阴签判，从此开始了他在南宋的仕宦生涯，这时他才二十五岁。[4]
南下地方
辛弃疾初来到南方时，
辛弃疾雕像[5]
对南宋朝廷的怯懦和畏缩并不了解，加上宋高宗赵构曾赞许过他的英勇行为，不久后即位的宋孝宗也一度表现出想要恢复失地、报仇雪耻的锐气，所以在他南宋任职的前一时期中，曾写了不少有关抗金北伐的建议，像著名的《美芹十论》、《九议》等。尽管这些建议书在当时深受人们称赞，广为传诵，但已经不愿意再打仗的朝廷却反应冷淡，只是对辛弃疾在建议书中所表现出的实际才干很感兴趣，于是先后把他派到江西、湖北、湖南等地担任转运使、安抚使一类重要的地方官职，去治理荒政、整顿治安。这显然与辛弃疾的理想大相径庭，虽然他干得很出色，但由于深感岁月流驰、人生短暂而壮志难酬，内心也越来越感到压抑和痛苦。
现实对辛弃疾是残酷的。他虽有出色的才干，但他的豪迈倔强的性格和执着北伐的热情，却使他难以在官场上立足。另外，"归正人"的尴尬身份也阻拦了他仕途的发展。使他的官职最高为从四品龙图阁待制。1180年，41岁的辛弃疾再次任隆兴（南昌）知府兼江西安抚使时，拟在上饶建园林式的庄园，安置家人定居。1181年春，开工兴建带湖新居和庄园。他根据带湖四周的地形地势，亲自设计了“高处建舍，低处辟田”的庄园格局，并对家人说：“人生在勤，当以力田为先。”因此，他把带湖庄园取名为“稼轩”，并以此自号“稼轩居士”。并且他也意识到自己“刚拙自信，年来不为众人所容”（《论盗贼札子》），所以早已做好了归隐的准备。果然，淳熙八年（1181）冬，农历十一月，由于受弹劾，官职被罢。带湖新居正好落成，辛弃疾回到上饶，开始了他中年以后的闲居生活。此后二十年间，他除了有两年一度出任福建提点刑狱和福建安抚使外，大部分时间都在乡闲居。[6]
人生起落
绍熙五年（1194年）夏，辛弃疾又被罢官回上饶，住在瓢泉（今江西省铅山县稼轩乡），动工建新居，经营瓢泉庄园，决意“便此地、结吾庐，待学渊明，更手种、门前五柳”。庆元二年（1195年）春，瓢泉园林式庄园建成。
庆元二年（1196年）夏，带湖庄园失火，辛弃疾举家移居瓢泉。1196年秋，辛弃疾生平所有的各种名衔全部被朝廷削夺得干干净净，在瓢泉过着游山玩水、饮酒赋诗、闲云野鹤的村居生活。瓢泉田园的恬静和期思村民的质朴使辛弃疾深为所动，灵感翻飞而歌之，写下了大量描写瓢泉四时风光、世情民俗和园林风物、遣兴抒怀的诗词。《临江仙·戏为期思詹老寿》、《浣溪沙·父老争言雨水匀》、《玉楼春戏赋云山》等等，都是辛词中描写瓢泉村居生活的代表作。“青山意气峥嵘，似为我归来妩媚生”（《沁园春·再到期思卜筑》）：“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情与貌，略相似”（《贺新郎·邑中园亭》）。这些词句表现了辛弃疾对瓢泉山水风物一往情深。[7]
隐居生活
1178年，他决定在信州（今江西上饶）定居。1181年冬，41岁的辛弃疾因受弹劾被免职，归隐上饶。[8] 淳熙十五年（1188）冬，其友陈亮从其故乡浙江永康专程拜访辛弃疾，两人于铅山（yán shān）鹅湖书院长歌互答，称第二次鹅湖之会——辛陈之晤（见后文“名士相会”）；鹅湖之会后又陆续两次出山做官。
1203年，主张北伐的韩侂胄起用主战派人士，已六十四岁的辛弃疾被任为绍兴知府兼浙东安抚使，年迈的词人精神为之一振。辛弃疾先后被起用为绍兴知府、镇江知府等职。第二年，他晋见宋宁宗，慷慨激昂地说了一番金国“必乱必亡”（《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并亲自到前线镇江任职。
宋宁宗开禧元年（公元1205年），辛弃疾任镇江知府，时年六十五岁，登临北固亭，感叹对自己报国无门的失望，凭高望远，抚今追昔，于是写下了《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这篇传唱千古之作。但他又一次受到了沉重打击，在一些谏官的攻击下被迫离职，辛弃疾怀着满腔忧愤回到瓢泉。1207年秋，68岁的辛弃疾，身染重病，朝廷再次起用他，任他为枢密都承旨，令他速到临安（杭州）赴任。诏令到铅山，辛弃疾已病重卧床不起，只得上奏请辞。开禧三年秋天，农历九月初十，爱国词人辛弃疾带着忧愤的心情和爱国之心离开人世，享年68岁。据说他临终时还大呼“杀贼！杀贼!”（《康熙济南府志·人物志》）。后赠少师，谥号忠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