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的人本思想与现代的以人为本的区别在那？最好有出处 孟子的民贵君轻和今天的以人为本有什么区别
以孟子为代表的民本思想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最具进步性的永恒主题。孟子的民本思想以“性善论”为哲学基础,提出了“民贵君轻”、“制民之产”、“薄税敛”、“国君进贤”等基本理念。孟子民本思想为我们展现了近现代民主的原初观念形态,为我们提供了探索民主政治的思路。汲取其中积极有益的思想精髓,并将其与我国现代社会的国情相结合,将会对我们产生深刻的启迪。
在所有的儒家经典人物中，我对孟子算是最有好感的了。因为，他的民本思想最为集中，而且比较能够前后一贯。他说过许多关注百姓生活疾苦，贬抑王公大臣的话，如：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再比如君主假如不仁，为臣可以杀之，并且杀这样的君主，如杀一夫，而不必冒轼君犯上的罪名。（“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轼君也。”《梁惠王章句下。八》）读这样的句子，就感觉从孟子这里有一股正义之气。不像孔子一方面把人看得比马还重，一方面一当了点官就要捏造罪名杀自己厌恶的人。那个少正卯本也不是一个无名小卒，孔子那么急切地要杀他，可见，他也是一个足以威胁孔子的重量级的人物。他们曾经在私人办学与学说对立过程中形成了竞争对手，曾经三度抢走了孔子的生源。可见即便是圣人，一旦在利益面前，哪里还管得了什么人贵还是马贵？只是，在这个时候，孔子杀少正卯比下决心杀一匹马的决心要来得果断一些，这是不用怀疑的。孟子没有听说他杀人。而且他喜欢把那些食肉的王公大臣们教训得灰头土脸的，作服从状。这真的为世代无权的读书人出了一口大恶气。所以，对孟子经常喜欢引用的话：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也就不去追究了。
孟子的民本思想虽然经常为百姓说话，但是站立的立场却仍然是王公大臣贵族的。始终只是劝他们手下留一些情，不要把老百姓逼得太过分了，否则他们就会起来造反，从而你的幸福安稳的日子就会被毁掉。所以，他的理想就是“为民作主”，而不可能是“让民作主”。这可谓是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与现代民主法治理念的最根本的分歧。假如不强求为难死人，我以为孟子的民本思想仍然在客观上给当时的老百姓带来了一些生活上的改善。其实孟子的理想在《孟子》一开篇就说得很清楚：“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王欲行之，则盍反其本矣。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章句上》
这一段话的点睛之笔就是最后一句“黎民不饥不寒”的目的，也只是为了君主的统治稳固。也就是让他们世代一直“王”下去。所以整本的《孟子》其实都是在给统治者讲“王”术。可惜的是，那些王公大臣贵族们虽然经常被孟子搞得一愣一愣的，摸不到头脑，只好低头服输，但是，他们其实没有一个人真正服从孟子的。孟子之雄辩，只是当时出了一些豪气，但是实际上这些雄辩却是以失败而告终了。最有意思的是，孟子在《孟子》一书中的结尾处这样无可奈何地叹息道：“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若皋陶，则见而知之。若汤，则闻而知之。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若伊尹、莱朱，则见知之。若文王，则闻而知之。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若太公望、散宜生，则见而知之。若孔子，则闻而知之。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人居，若此其甚也。然而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孟子。尽心章句下》）从这些感叹来看，孟子从历史的角度一路数下来，一直数到自己。对孔子也包括自己的“仁义”学说表示了深深的怀疑。历史就这样五百年五百年地传下来。传到孔子，离孟子不过百年，而且他们居住的地方又这样近，但是仍然是“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这些事有不有发生还是值得深深怀疑的。见之与闻之，都是值得怀疑的。这可能是孟子一直在宣扬自己的学说过程中遭受到种种碰壁后的感叹或者牢骚话吧？其实，孟子之后的二千多年的中国，他们的学说得到了正宗权力的承认并且实施。但是，孟子的理想之国，却始终没有出现过。几千年来，中国就是在一治一乱的反复循环中重新演绎着那些历史悲剧。可见民本思想是没有出路的。不仅现代已经大大过时了，而且就是孔子、孟子时代，也没有显示出其强大的生命力。而且这种说的比唱的还好听的理论后面，非常适宜于培养伪君子与御用文人。这样的御用文人经常不过是拿笑的流氓而已。一旦与拿枪的流氓结合起来，天下的老百姓经常被玩弄于股掌之间，而不会有其他的出路。
民本思想的一个根本特点就是尊重所谓的民意。也即所谓的“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但是，落实在社会现实中，所谓的民只能够成为强奸民意的最好借口。孟子的民本思想可能是中国最早的民主八集中制的倡导者。他这样提出代行民意，按民意办事。当梁惠王问到孟子怎样才能识别有真才实学的人时，孟子有这样的番表白：”国君进贤，如不得已，将使卑逾尊，疏逾戚，可不慎与？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故曰国人杀之也。如此然后可以为民父母。”（《孟子。梁惠王章句下》）后来我国长期流行的“父母官”的说法大概就是从这里来的。这里孟子举了三个例子：可用、不可、可杀的判定依据就是“国人”，“国人”在这里大概就是孟子经常说到的老百姓了。在这里确实体现以要遵从民意的的价值取向。不过，一个国君，躲在深宫大院，怎么会知道“国人”怎么说？即便出宫去察看，恐怕也不轻易得到真实的信息。地方官吏还可以弄弄权术，制造虚假信息来糊弄国君的。所以国君一个“察之”实在是好笑。仔细分析下去。孟子的这些漂亮话恐怕都要落空的。后来二千多年的儒学实践中，实际上也只是成了皮相，作了一点“法、术、势”的漂亮外衣而已。解决这个“国人”之意的最好办法，恐怕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组织起来，让“国人”来投票。每个国人就代表自己，投一票。让那个贤人自己出来推销自己。使国人熟悉他。假如大家认可他，那么他就可以上任，假如在这个过程出现严重的伤天害理的事情，那么中途还可以弹劾下台。假如触犯法律，可以对之行之以法。西方的民主法洁社会，就是依靠这套程序来达到遵从民意，服从民意，并且保护老百姓不饥不寒，过上免于匮乏与免于惧怕的生活的。但是，这样的程序，在我们这个儒家文化传统源远流长的中国社会，经常被一种不符合国情的借口而拒之门外。日本人曾经派来使节向中国学习孔孟之道，学习了上千年，不仅默默无闻，而且腐败透顶。直到被美国人的蒸汽船打得晕头转向，才想起向西方学习。但是，他们向西方学习不过二三十年功夫，就大功告成。不但彻底地解决了“黎民不饥不寒”的问题，而且也成为了天下的大国。富强与清廉的问题同时得到解决。这在深受儒家文化价值影响的日本来说确实是一件非常不简单的事情。从民本到真正的民主，就有这么大的差距。就像把天上的彩虹变成了地上的彩带。孟子的感叹与无奈，其实也就是中国的感叹与无奈，甚至也曾经是日本的感叹与无奈。但是，现在只剩下中国仍然在孟子的感叹中徘徊。我们总是走不出这个迷雾。北师大的于丹女士又在那里借用权威媒体，大肆贩卖孔孟的陈年旧货了。为自己，她已经名利双收；为社会呢？祸患却还未到来，但是，必然要来临的。黎鸣先生责问于丹女士：“你心安吗？”我替于丹女士答曰：“安，并且快乐着。”
所谓人本意识，也就是尊重人和推崇人，宏扬人的生命存在的意义和主体独立自觉的价值。而这也正是儒家所津津乐道和汲汲追求的东西。无疑，儒家不像西方文艺复兴时代的思想家那样，突出人的个性自由与解放和个体的独立与发展。但这只是相对而言，第一，儒家并没有完全抹煞人的个体主体的作用与价值，抹煞人的个体主体的独立性与主动性。......
孟子说“道惟在自得”，求道没有别的途径，全靠自身的修行和体悟。这都是对人的个体主体的独立性和主动性的肯定。第二，主体理应包括个体主体和类主体，主体意识应包括个体主体意识和类主体意识。就类主体和类主体意识来说，儒家不仅不曾忽略，相反却是十分看重的。一方面，儒家从人性的普遍性出发，把人看成是一种社会性的类存在，作为类存在，人在自然、宇宙中居于特殊的位置。另一方面，儒家立足于人的家庭血缘关系，以人伦世界、人伦社会为人的生存发展的根本依托，故而人的社会价值或类主体价值较之人的自我价值或个体价值更重要。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儒家强调“人贵物贱”，认为人类有着不同于其他事物的高明高贵之处，具有其他事物无法比拟的价值；强调“民为邦本”，认为人民构成国家政治的基础，只有基础牢固，国家的安宁才有保障，国家的发展才有可能；强调“民贵君轻”，认为人民、国家、君主的重要性，人民是第一位的，天下之得失取决于民心之向背。
儒家的人本意识突出人的主体性，主张把人当人来看待，提倡重视民意，与民同乐，这是尊重人性尊重人的体现，也是古代民主思想的萌芽。人性与人权、民本与民主具有相通性，但不能等同。......
而以人为本的科学内涵需要从两个方面来把握。首先是“人”这个概念。
“人”在哲学上，常常和两个东西相对，一个是神，一个是物，人是相对于神和物而言的。因此，提出以人为本，要么是相对于以神为本，要么是相对于以物为本。......
其次是“本”这个概念。“本”在哲学上可以有两种理解，一种是世界的“本原”，一种是事物的“根本”。以人为本的本，不是“本原”的本，是“根本”的本，它与“末”相对。
以人为本，是哲学价值论概念，不是哲学本体论概念。提出以人为本，不是要回答什么是世界的本原，人、神、物之间，谁产生谁，谁是第一性、谁是第二性的问题，而是要回答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上，什么最重要、什么最根本、什么最值得我们关注。受字数限制，以上供参考。
儒家的人本意识突出人的主体性，主张把人当人来看待，提倡重视民意，与民同乐，这是尊重人性尊重人的体现，也是古代民主思想的萌芽。固然，儒家的人本或民本思想不同于近代西方的民主思想，人本或民本观念是通过对人性的肯定来论证人格尊严，民主观念是通过对人权的肯定导出人格平等。人性与人权、民本与民主具有相通性，但不能等同。不过，人本或民本思想仍然可以成为民主思想的基础。我们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有必要从儒家的人本或民本思想中吸取有益养分。
而以人为本的科学内涵需要从两个方面来把握。首先是“人”这个概念。“人”在哲学上，常常和两个东西相对，一个是神，一个是物，人是相对于神和物而言的。因此，提出以人为本，要么是相对于以神为本，要么是相对于以物为本。大致说来，西方早期的人本思想，主要是相对于神本思想，主张用人性反对神性，用人权反对神权，强调把人的价值放到首位。中国历史上的人本思想，主要是强调人贵于物，“天地万物，唯人为贵”。《论语》记载，马棚失火，孔子问伤人了吗？不问马。说明在孔子看来，人比马重要。在现代社会，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作为一种发展观，人本思想都主要是相对于物本思想而提出来的。
其次是“本”这个概念。“本”在哲学上可以有两种理解，一种是世界的“本原”，一种是事物的“根本”。以人为本的本，不是“本原”的本，是“根本”的本，它与“末”相对。以人为本，是哲学价值论概念，不是哲学本体论概念。提出以人为本，不是要回答什么是世界的本原，人、神、物之间，谁产生谁，谁是第一性、谁是第二性的问题，而是要回答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上，什么最重要、什么最根本、什么最值得我们关注。以人为本，就是说，与神、与物相比，人更重要、更根本，不能本末倒置，不能舍本求末。我们大家所熟悉的“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以及“学校教育，学生为本”等，都是从“根本”这个意义上理解和使用“本”这个概念的。
以人为本思想是我们党摒弃了旧哲学人本思想中封建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阶级局限和历史唯心主义的理论缺陷，借鉴国际经验教训，针对当前我国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和实际工作中存在的一种片面的、不科学的发展观而提出来的。这种片面的、不科学的发展观认为，发展就是经济的快速运行，就是国内生产总值（GDP）的高速增长，它忽视甚至损害人民群众的需要和利益。这种发展观“见物不见人”，其实质是一种“以物为本”的思想，它和以人为本所代表的是两种不同的发展观。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始终强调把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任务。科学发展观并不否认经济发展、GDP增长，它所强调的是，经济发展、GDP增长，归根到底都是为了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保证人的全面发展。人是发展的根本目的。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目的是以人的发展统领经济、社会发展，使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与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相一致，使发展的结果与发展的目标相统一。正如胡锦涛同志所说，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以人为本，不仅主张人是发展的根本目的，回答了为什么发展、发展“为了谁”的问题；而且主张人是发展的根本动力，回答了怎样发展、发展“依靠谁”的问题。“为了谁”和“依靠谁”是分不开的。人是发展的根本目的，也是发展的根本动力，一切为了人，一切依靠人，二者的统一构成以人为本的完整内容。只讲根本目的，不讲根本动力，或者只讲根本动力，不讲根本目的，都不符合唯物史观。毛泽东同志指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同时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胡锦涛同志说，相信谁、依靠谁、为了谁，是否始终站在最广大人民的立场上，是区分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分水岭，也是判断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试金石。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胡锦涛同志所有关于以人为本的论述，都十分明确地指出，我们所讲的以人为本，是以广大的人民群众为本，这里的人，不是抽象的人，也不是某个人、某些人。一切为了人，一切依靠人，就是一切为了人民群众，一切依靠人民群众。这里讲的人和人民，是同一个意思。
在中国历史上，“人”和“民”有时通用，人本也即民本。但在当代，作为一种哲学价值观，人本和民本又是不同的。前面指出，人是相对于物和神而言的。人本是讲人与物、人与神的关系，而民本则是讲人与人的关系。民是相对于官而言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就是中国儒家政治哲学的集中表述。
作为执政党，从工作层面，我们也讲民，要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正确处理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但它和历史上的民本思想根本不同。因为从性质上说，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它来自人民群众，植根于人民群众，服务于人民群众，是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党同人民群众之间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完全不同于旧中国君同民之间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我们讲民，是要求我们的领导干部，自觉地做人民的公仆，坚决克服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官本位”思想，反对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命令主义。对于我们党来说，坚持以人为本，就是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就是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是坚持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相信人民群众、依靠人民群众、为了人民群众，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以人为本的思想大致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以儒家思想为代表,宣扬以人为本的思想。以人为本是古已有之的成语,孟子说过:“民...现代社会必然要以人为本,实施先进经济模式,应确立人在劳动过程中的中心地位,选择与人的个性相适应的技术,
以人为本理念与哲学人本主义有根本的区别:其一,二者对人的理解不同。哲学人本主义主要从人和动物相区别的类的意义上来...而以人为本是从人和动物的区别、不同社会群体的人的之间的区别、个人和个人的区别三种意义上来理解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