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一位文坛巨擘，关于他入仕前的为学经历，你了解多少？
他原来是进士，他是在四川省出生的，他自从上了学之后就一直在学习，而且他们家里的氛围也很好。
在没有当官之前是进士，家里也是文学世家，父亲和弟弟也非常的有文化，他从小就接受着教育。
苏轼，北宋时的诗词巨擘，且擅长书画，与苏洵、苏辙并列唐宋八大家。
苏轼一生宦海浮沉，尝尽颠沛流离的贬谪之苦，又不乏东山再起的高光时刻。人生海海，阅尽千帆难免悲凉，内在的丰盈使他面临荒凉的现实不致随波逐流，从政为民的政治原则贯彻始终，为人处事的刚直不阿一以贯之，一身浩然正气，一世坚定不移。
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年）十二月十九日，苏轼出生在四川省眉山镇的苏家，直到1057年4月8日考中进士，其间自幼时入学一直到赶考前夕，犹如铁杵磨针，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苏轼一举中第，除了自身绝顶聪明，与家乡的遗风古俗和学风浓郁的家庭氛围不无关系。
遗风古俗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是说一定的环境塑造一定的人才，一个人的性格特征、文化特性难免烙有区域印记。
早在苏轼出世的百年前，当地发明了印刷术，好学之风蔚然兴起，不仅有名妓、才女，还曾出过2名女诗人。
那些文人学者的作品不同于当时其他地方文章浮华虚饰的靡丽风格，保有西汉朴质遒健的传统。这一传统在苏轼的时代依旧盛行。当地的官员、学者，其学术造诣都高于黄河流域一带，使得苏轼日后于科考中一鸣惊人有了顺理成章之势。
宋时，四川居民极爱雄辩的文章，不少人谈话爱引经据典，人们家中都备有一本法律书籍。如此自持自治的精神让当地人落了个“难治”标签。新官上任之时，总免不了接受民众考验。
在这种耽溺于论争的大背景下，苏轼及其父亲具备辩论口才，或被说是战国诡辩游说之士，又或被友人说是有着孟轲文章的雄辩之风。
家庭氛围
苏洵禀赋聪颖，虽二十七岁（苏轼出生那年）才开始发奋读书，能入选唐宋八大家，可见其文学功底及造诣。
在苏轼八岁到十岁之间，苏洵赴京赶考。母亲程氏出自权势之家，读过书，遂负起了管教两个儿子的责任，也曾指导俩儿子读诸如《后汉书》等古籍。
苏洵科考落第铩羽而归，便倚床听两个儿子高声朗读经书史籍，不啻落第颓丧之后的安慰。
苏洵不但在孩子初读经典时予以读音上的纠正，也教导他们作文之法、兴国安邦之道，对苏轼朴质文风的形成有着重要作用。
其时，礼部主试欧阳修反对科举场上堆砌词藻的浮华靡丽的文风，苏轼文章的质朴无华正合科举考试规范，也就不难得到评卷人的青睐。
父母的谆谆教诲及家中诸多藏书，如此学风浓郁的家庭氛围助力苏轼为学成长。
才智过人
人的发展是内在和外在共同作用的结果。
为学的过程中，除却家乡风俗文化的熏陶和父母循循善诱，也离不开苏轼自身的才智、悟性。
苏轼六岁入学，那股聪明劲儿深得老师喜爱；十岁能写出奇特的诗句，如《黠鼠赋》；十一岁入中等学校备战科举。
为应付科举，学生应当背诵并熟练掌握经史子集，不仅乃科举所需，写文章时也能够引经据典，使之高雅不凡。
苏轼用功读书的方法是手动抄写经书和正史，对于所读的书认知之深刻，是阅读所不及的。后来的事实证明，抄写之于苏轼大有益处，为皇帝进谏或替皇帝草拟圣旨而引经据史时能够有章可循，不致四顾茫然。
苏轼任翰林学士知制诰期间，草拟约八百道圣旨。苏轼去世后，一姓洪的人接替苏轼职位。当他问侍候过苏轼的老仆，他与苏轼相比如何时，老仆说，苏轼的文章也许不比他的美，但苏轼永远不用查书。可见，年少时养成的读书习惯及由此获得的学识有着深远持久的影响。
苏轼阅读大量经典，融会贯通之余也能活学活用。
考场上，苏轼论为政的宽与简，其中写有一段对白：
“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之。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
这段对白论证了明主贤君的用人之道，其实是苏轼之杜撰，史书上并无此纪录。奈何判官梅圣俞怕一经提出查询，会暴露自己对于古籍的无知，因而当时并没提出异议，苏轼这才侥幸脱险。
苏轼在科考中杜撰，看似疏忽，但他有勇气写出来，想是自信尧与皋陶的事迹许多人知之甚少，蒙混也能过关，侧面反映苏轼饱读诗书之渊博及过人的智慧。就连一代大儒欧阳修也未发现这一漏洞，还兴奋得传与同辈观看，激赏不已。本想将苏轼的文章列为首卷，但欧阳修疑心乃朋友曾巩之作，为了避嫌，改判为二卷。
于是，二十岁的苏轼在三百八十八名考生中脱颖而出，高中进士，由此打开仕宦之门。前面等待他的，是起落无常的宦海生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