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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子·五蠹原文
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礼之此所以乱也。夫离法者罪而诸先王以文学取犯禁者诛而群侠以私剑养。故法之所非君之所取吏之所诛上之所养也。法、趣、上、下四相反也而无所定虽有十黄帝不能治也。故行仁义者非所誉誉之则害功文学者非所用用之则乱法。楚之有直躬其父窃羊而谒之吏。令尹曰“杀之”以为直于君而曲于父报而罪之。以是观之夫君之直臣父子暴子也。鲁人从君战三战三北。仲尼问其故对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养也。”仲尼以为孝举而上之。以是观之夫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故令尹诛而楚奸不上闻仲尼赏而鲁民易降北。上下之利若是其异也而人主兼举匹夫之行而求致社稷之福必不几矣。
古者苍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谓之公公私之相背也乃苍颉固以知之
矣。今以为同利者不察之患也然则为匹夫计者莫如修行义而习文学。行义修则见信见信则受事文学习则为明师为明师则显荣此匹夫之美也。然则无功而受事无爵而显荣为有政如此则国必乱主必危矣。故不相容之事不两立也。斩敌者受赏而高慈惠之行拔城者受爵禄而信廉爱之说坚甲厉兵以备难而美荐绅之饰富国以农距敌恃卒而贵文学之士废敬上畏法之民而养游侠私剑之属。举行如此治强不可得也。国平养儒侠难至用介士所利非所用所用非所利。是故服事者简其业而于游学者日众是世之所以乱也。 且世之所谓贤者贞信之行也所谓智者微妙之言也。微妙之言上智之所难知也。今为众人法而以上智之所难知则民无从识之矣。故糟糠不饱者不务粱肉短褐不完者不待文绣。夫治世之事急者不得则缓者非所务也。今所治之政民间之事夫妇所明知者不用而慕上知之论则其于治反矣。故微妙之言非民务也。若夫贤良贞信之行者必将贵不欺之士不欺之士者亦无不欺之术也。布衣相与交无富厚以相利无威势以相惧也故求不欺之士。今人主处制人之势有一国之厚重赏严诛得操其柄以修明术之所烛虽有田常、子罕之臣不敢欺也奚待于不欺之士今贞信之士不盈于十而境内之官以百数必任贞信之士则人不足官。人不足官则治者寡而乱者众矣。故明主之道一法而不求智固术而不慕信故法不败而群官无奸诈矣。
今人主之于言也说其辩而不求其当焉其用于行也美其声而不责其功。是以天下之众其谈言者务为辨而不周于用故举先王言仁义者盈廷而政不免于乱行身者竞于为高而不合于功故智士退处岩穴归禄不受而兵不免于弱政不免于乱此其故何也民之所誉上之所礼乱国之术也。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而国贫言耕者众执耒者寡也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而兵愈弱言战者多被甲者少也。故明主用其力不听其言赏其功伐禁无用。故民尽死力以从其上。夫耕之用力也劳而民为之者曰可得以富也。战之事也危而民为之者曰可得以贵也。今修文学习言谈则无耕之劳而有富之实无战之危而有贵之尊则人孰不为也是以百人事智而一人用力。事智者众则法败用力者寡则国贫此世之所以乱也。>>>>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无私剑之捍以斩首为勇。是境内之民其言谈者必轨于法动作者归之于功为勇者尽之于军。是故无事则国富有事则兵强此之谓王资。既畜王资而承敌国之儥超五帝侔三王者必此法也。
今则不然士民纵恣于内言谈者为势于外外内称恶以待强敌不亦殆乎故群臣之言外事者非有分于从衡之党则有仇雠之忠而借力于国也。从者合众强以攻一弱也而衡者事一强以攻众弱也皆非所以持国也。今人臣之言衡者皆曰“不事大则遇敌受祸矣。”事大未必有实则举图而委效玺而请兵矣。献图则地削效玺则名卑地削则国削名卑则政乱矣。事大为衡未见其利也而亡地乱政矣。人臣之言从者皆曰“不救小而伐大则失天下失天下则国危国危而主卑。”救小未必有实则起兵而敌大矣。救小未必能存而交大未必不有疏有疏则为强国制矣。出兵则军败退守则城拔。救小为从未见其利而亡地败军矣。是故事强则以外权士官于内求小则以内重求利于外。国利未立封土厚禄至矣主上虽卑人臣尊矣国地虽削私家富矣。事成则以权长重事败则以富退处。人主之于其听说也于其臣事未成则爵禄已尊矣事败而弗诛则游说之士孰不为用缴之说而侥幸其后故破国亡主以听言谈者之浮说。此其故何也是人君不明乎公私之利不察当否之言而诛罚不必其后也。皆曰“外事大可以王小可以安。”夫王者能攻人者也而安则不可攻也。强则能攻人者也治则不可攻也。治强不可责于外内政之有也。今不行法术于内而事智于外则不至于治强矣。
鄙谚曰“长袖善舞多钱善贾。”此言多资之易为工也。故治强易为谋弱乱难为计。故用于秦者十变而谋希失用于燕者一变而计希得。非用于秦者必智用于燕者必愚也盖治乱之资异也。故周去秦为从期年而举卫离魏为衡半岁而亡。是周灭于从卫亡于衡也。使周、卫缓其从衡之计而严其境内之治明其法禁必其赏罚尽其地力以多其积致其民死以坚其城守天下得其地则其利少攻其国则其伤大万乘之国莫敢自顿于坚城之下而使强敌裁其弊也此必不亡之术也。舍必不亡之术而道必灭之事治国者之过也。智困于内而政乱于外则亡不可振也。
民之政计皆就安利如辟危穷。今为之攻战进则死于敌退则死于诛则危矣。弃私家之事而必汗马之劳家困而上弗论则穷矣。穷危之所在也民安得勿避故事私门而完解舍解舍完则远战远战则安。行货赂而袭当涂者则求得求得则私安私安则利之所在安得勿就是以公民少而私人众矣。
夫明王治国之政使其商工游食之民少而名卑以寡趣本务而趋末作。今世近习之请行则官爵可买官爵可买则商工不卑也矣。奸财货贾得用于市则商人不少矣。聚敛倍农而致尊过耕战之士则耿介之士寡而高价之民多矣。
是故乱国之俗其学者则称先王之道以籍仁义盛容服而饰辩说以疑当世之法而贰人主之心。其言古者为设诈称借于外力以成其私而遗社稷之利。其带剑者聚徒属立节操以显其名而犯五官之禁。其患御者积于私门尽货赂而用重人之谒退汗马之劳。其商工之民修治苦之器聚弗靡之财蓄积待时而侔农夫之利。此五者邦之蠹也。人主不除此五蠹之民不养耿介之士则海内虽有破亡之国削灭之朝亦勿怪矣
繁体：
韩非子·五蠹原文
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礼之此所以乱也。夫离法者罪而诸先王以文学取犯禁者诛而群侠以私剑养。故法之所非君之所取吏之所诛上之所养也。法、趣、上、下四相反也而无所定虽有十黄帝不能治也。故行仁义者非所誉誉之则害功文学者非所用用之则乱法。楚之有直躬其父窃羊而谒之吏。令尹曰“杀之”以为直于君而曲于父报而罪之。以是观之夫君之直臣父子暴子也。鲁人从君战三战三北。仲尼问其故对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养也。”仲尼以为孝举而上之。以是观之夫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故令尹诛而楚奸不上闻仲尼赏而鲁民易降北。上下之利若是其异也而人主兼举匹夫之行而求致社稷之福必不几矣。
古者苍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谓之公公私之相背也乃苍颉固以知之
矣。今以为同利者不察之患也然则为匹夫计者莫如修行义而习文学。行义修则见信见信则受事文学习则为明师为明师则显荣此匹夫之美也。然则无功而受事无爵而显荣为有政如此则国必乱主必危矣。故不相容之事不两立也。斩敌者受赏而高慈惠之行拔城者受爵禄而信廉爱之说坚甲厉兵以备难而美荐绅之饰富国以农距敌恃卒而贵文学之士废敬上畏法之民而养游侠私剑之属。举行如此治强不可得也。国平养儒侠难至用介士所利非所用所用非所利。是故服事者简其业而于游学者日众是世之所以乱也。 且世之所谓贤者贞信之行也所谓智者微妙之言也。微妙之言上智之所难知也。今为众人法而以上智之所难知则民无从识之矣。故糟糠不饱者不务粱肉短褐不完者不待文绣。夫治世之事急者不得则缓者非所务也。今所治之政民间之事夫妇所明知者不用而慕上知之论则其于治反矣。故微妙之言非民务也。若夫贤良贞信之行者必将贵不欺之士不欺之士者亦无不欺之术也。布衣相与交无富厚以相利无威势以相惧也故求不欺之士。今人主处制人之势有壹国之厚重赏严诛得操其柄以修明术之所烛虽有田常、子罕之臣不敢欺也奚待于不欺之士今贞信之士不盈于十而境内之官以百数必任贞信之士则人不足官。人不足官则治者寡而乱者众矣。故明主之道壹法而不求智固术而不慕信故法不败而群官无奸诈矣。
今人主之于言也说其辩而不求其当焉其用于行也美其声而不责其功。是以天下之众其谈言者务为辨而不周于用故举先王言仁义者盈廷而政不免于乱行身者竞于为高而不合于功故智士退处岩穴归禄不受而兵不免于弱政不免于乱此其故何也民之所誉上之所礼乱国之术也。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而国贫言耕者众执耒者寡也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而兵愈弱言战者多被甲者少也。故明主用其力不听其言赏其功伐禁无用。故民尽死力以从其上。夫耕之用力也劳而民为之者曰可得以富也。战之事也危而民为之者曰可得以贵也。今修文学习言谈则无耕之劳而有富之实无战之危而有贵之尊则人孰不为也是以百人事智而壹人用力。事智者众则法败用力者寡则国贫此世之所以乱也。>>>>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无私剑之捍以斩首为勇。是境内之民其言谈者必轨于法动作者归之于功为勇者尽之于军。是故无事则国富有事则兵强此之谓王资。既畜王资而承敌国之儥超五帝侔三王者必此法也。
今则不然士民纵咨于内言谈者为势于外外内称恶以待强敌不亦殆乎故群臣之言外事者非有分于从衡之党则有仇雠之忠而借力于国也。从者合众强以攻壹弱也而衡者事壹强以攻众弱也皆非所以持国也。今人臣之言衡者皆曰“不事大则遇敌受祸矣。”事大未必有实则举图而委效玺而请兵矣。献图则地削效玺则名卑地削则国削名卑则政乱矣。事大为衡未见其利也而亡地乱政矣。人臣之言从者皆曰“不救小而伐大则失天下失天下则国危国危而主卑。”救小未必有实则起兵而敌大矣。救小未必能存而交大未必不有疏有疏则为强国制矣。出兵则军败退守则城拔。救小为从未见其利而亡地败军矣。是故事强则以外权士官于内求小则以内重求利于外。国利未立封土厚禄至矣主上虽卑人臣尊矣国地虽削私家富矣。事成则以权长重事败则以富退处。人主之于其听说也于其臣事未成则爵禄已尊矣事败而弗诛则游说之士孰不为用缴之说而侥幸其後故破国亡主以听言谈者之浮说。此其故何也是人君不明乎公私之利不察当否之言而诛罚不必其後也。皆曰“外事大可以王小可以安。”夫王者能攻人者也而安则不可攻也。强则能攻人者也治则不可攻也。治强不可责于外内政之有也。今不行法术于内而事智于外则不至于治强矣。
鄙谚曰“长袖善舞多钱善贾。”此言多资之易为工也。故治强易为谋弱乱难为计。故用于秦者十变而谋希失用于燕者壹变而计希得。非用于秦者必智用于燕者必愚也盖治乱之资异也。故周去秦为从期年而举卫离魏为衡半岁而亡。是周灭于从卫亡于衡也。使周、卫缓其从衡之计而严其境内之治明其法禁必其赏罚尽其地力以多其积致其民死以坚其城守天下得其地则其利少攻其国则其伤大万乘之国莫敢自顿于坚城之下而使强敌裁其弊也此必不亡之术也。舍必不亡之术而道必灭之事治国者之过也。智困于内而政乱于外则亡不可振也。
民之政计皆就安利如辟危穷。今为之攻战进则死于敌退则死于诛则危矣。弃私家之事而必汗马之劳家困而上弗论则穷矣。穷危之所在也民安得勿避故事私门而完解舍解舍完则远战远战则安。行货赂而袭当涂者则求得求得则私安私安则利之所在安得勿就是以公民少而私人众矣。
夫明王治国之政使其商工游食之民少而名卑以寡趣本务而趋末作。今世近习之请行则官爵可买官爵可买则商工不卑也矣。奸财货贾得用于市则商人不少矣。聚敛倍农而致尊过耕战之士则耿介之士寡而高价之民多矣。
是故乱国之俗其学者则称先王之道以籍仁义盛容服而饰辩说以疑当世之法而贰人主之心。其言古者为设诈称借于外力以成其私而遗社稷之利。其带剑者聚徒属立节操以显其名而犯五官之禁。其患御者积于私门尽货赂而用重人之谒退汗马之劳。其商工之民修治苦之器聚弗靡之财蓄积待时而侔农夫之利。此五者邦之蠹也。人主不除此五蠹之民不养耿介之士则海内虽有破亡之国削灭之朝亦勿怪矣
韩非子《五蠹》原文：
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说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鲧禹决渎。近古之世，桀纣暴乱，而汤武征伐。今有构木钻燧于夏后氏之世者，必为鲧禹笑矣；有决渎于殷周之世者，必为汤武笑矣。然则今有美尧、舜、汤、武、禹之道于当今之世者，必为新圣笑矣。是以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宋人有耕者，田中有株，兔走触株，折颈而死；因释其耒而守株，冀复得兔，兔不可复得，而身为宋国笑。今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
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是以厚赏不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财货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
韩非子《五蠹》译文：
上古时代，人民少，可是禽兽却很多，人类受不了禽兽虫蛇的侵害。有位圣人出现了，在树上架木做巢居住来避免兽群的侵，人民很爱戴他，便推举他做帝王，称他为有巢氏。当时人民吃野生植物的果实和蚌肉蛤蜊，有腥臊难闻的气味，伤害肠胃，人民疾病很多。有位圣人出现了，钻木取火来消除食物的腥臊，人民很爱戴他，便推举他做帝王，称他为燧人氏。中古时代，天下发大水，鲧和禹疏导了入海的河流。近古时代，夏桀和商纣残暴淫乱，商汤和周武王起兵讨伐。如果有人在夏朝还在树上架木筑巢，还钻木取火，一定会被鲧、禹耻笑了；如果有人在商朝还尽全力去疏导河流，一定会被商汤、周武王耻笑了。这样说来，那末如果有人在今天还赞美尧、舜、汤、武、禹的政治措施，一定会被新的圣人耻笑了。因此圣人不要求效法古代，不取法所谓永久适用的制度，而应研究当前的社会情况，并根据它制定符合实际的措施。有个耕田的宋国人，田里有个树桩子，一只奔跑的兔子撞在树桩上，碰断脖子死了；这个人便因此放下手里翻土的农具，守在树桩子旁边，希望再捡到死兔子，兔子不可能再得到，可是他本人却被宋国人笑活。今天想要用古代帝王的政策来治理现在的人民，都是和守株待兔的蠢人相类似的人。
古时男子不须耕种，野生的果实就足够食用；妇女不须纺织，禽兽的毛皮就足够穿着。不需要做费力的事，给养就很充足，人民少但财物有多余，所以人民之间不争斗。因此不需实行厚赏，不用采取重罚，人民的生活自然安定。现在一个人有五个儿子不算多，每个儿子又有五个儿子，这样祖父没死就有了二十五个孙子。因此人民多而财物缺少，干体力活干得很劳累，可是给养还是很少，所以人民发生争斗。即使加倍奖赏和加重惩罚，还是不能避免纷乱。
告诉我一个其他的方式
上古时代，百姓少而禽兽多，百姓对付不了禽兽虫蛇；然而有圣人出现了，（他）架木为巢室，用来躲避这些祸患，于是，百姓很喜欢他，让（他）在天下作王，称他为有巢氏。（当时），百姓吃的是瓜果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百姓有很多生病的；于是，又有圣人出现了，（他）钻燧取火用来烤熟腥臊的食物，于是百姓很喜欢他，让他在天下作王，称他为燧人氏。中古时代，天下大水（泛滥），而鲧和禹（挺身率领百姓）疏通河道。近古时代，桀、纣残暴，（天下）混乱，而汤和武（起兵）讨伐（他们）。今天，如果有人在夏朝的时代再架木为巢和钻燧取火，定被鲧和禹嘲笑；如果有人在殷周时代再“发明”疏通河道一类的事情，一定被汤、武嘲笑。同此道理，那么，今天如果有人在当今时代再美化尧、舜、汤、武的治国之道，也就一定被新时代的圣人所嘲笑，所以，圣人不要求修行古人的治道，不必效法以往实用的方法，而应研究当代社会的情况，据此制定措施。宋国有一个耕田的人，田地里有（一棵）树桩子，一只奔跑的兔子撞到树桩子上，撞断了颈骨而死了，于是（这个人）就放下他的耒而守候在树桩子旁边，希望还能得到兔子——兔子是不可能再得到的，而（这个人）本身却被宋国人嘲笑。今天，妄图以先王的办法治理当代的百姓（的人），都是守候树桩子一类的人啊。
古时候，男子不耕种，草木的果实足以够（人们）吃的；女子不纺织，禽兽的皮毛也足以够人们穿的，不从事体力劳动，而养活（人们）的物资也很充足，百姓很少而物资有余，所以，百姓们并不（互相）争夺。所以，优厚的奖赏不必执行，重重的刑罚也不必使用，而百姓们自然就安定了。今天，人们有五个孩子不算多，孩子们又都有了五个孩子，祖父没死的时候就有了二十五个孙辈。所以，百姓很多而物资很少，从事的体力劳动极其辛劳，而供养（他们）的物资又十分缺乏，所以，百姓们就争夺起来；即使加倍地赏赐，不断地刑罚也不能避免祸乱。
尧治理天下的时候，茅草的屋顶参差不齐，柞木的椽子也无须削平，粗粝的饭食，野菜的羹汤，冬天穿小鹿皮的袍子，夏天穿麻布的衣裳，即使是看门人的衣服食物也不比他的差些。禹治理天下的时候，亲自拿着锹作为百姓的带头人，大腿上没有毛，小腿上也不生毛，即使奴隶的劳苦也不比他强些。由此说来，那么，古代让出天子职位的人，这是离开守门人的（生活）条件和奴隶的辛苦啊，所以，（他们）把天下让（给别人）也不值得称道；今天的县令，一旦本人死了，（他的）子孙们几代都乘车（而行），旧相识者也都很敬重他们。所以人们对于禅让啊，（古时）可以轻易地辞去天子，而今天的人却很难辞去县令，这是由于（他们之间所获得的利益）多少的实际情况不同啊。
那些在山上居住而到深谷汲水的人们，祭祀的日子里拿水来相互馈赠；在洼地居住而苦于水涝的人们，雇佣他人来掘沟排水。所以，荒年的春天，幼小的弟弟也得不到吃的；丰年的秋季，疏远的客人也一定能吃好，这并不是疏远骨肉之亲而偏爱过路的客人，是由于物资的多少（给人们带来的）心情不同啊。所以，古代的轻视财物，不是由于仁德，而是由于物资丰富。今天（人们）的争夺，不是由于吝啬，而是由于物资缺乏。（古人）轻易地辞去天子，不是由于（他们）品格高尚，而是由于（天子的）权势微薄；（今人）重视仕进和托身于诸侯这类事情，不是由于（他们的）品格低下，而是由于（这种）权势很重。所以，（新时代的）圣人应首先研究财物的多少，考虑权势的轻重而推行（某种）政策，于是，刑罚轻并不算是仁慈，诛戮严也不算是暴戾，适合社会情况而行事罢了。所以，事情是因时代而形成的，而措施也就应该适宜于时代的实际情况。
古时，周文王处在丰、镐两地之间，土地方圆（只有）百里，但是，由于他推行仁义的政策而且安抚、感化西戎，于是在天下称王。徐偃王处在汉水东边，土地方圆五百里，（他也）推行仁义的政策，割让土地来朝拜（他）的有三十六个国家，然而，楚文王深恐（他强大起来）而危害自己，因此，出兵讨伐徐国，于是，消灭了（它）。因此，周文王推行仁义的政策而统一了天下，徐偃王也推行仁义的政策却丧失了自己的国家，这是由于仁义的政策适用于古代而不适用于今天的缘故啊！所以说，时代的情况变了，那么，办法也就应该不同了。
在舜的时代，三苗部族不愿归附，禹将要去征伐它，舜说：“不行。在上位的仁德不丰厚而要动用武力，这不是正义的行为。”于是，推行教化，（延续）三年，手持干戚而舞蹈，三苗才归附了。共工的那场战争，铁括短的可以直接打中敌人，铠甲不坚固的，就要被刺伤身体，这说明干戚这类兵器适用于古代而不通用于今天。所以说，实际情况不同了，办法也应该变化。
（由此可见），上古时代在道德上竞争，中古时代是在智谋上角逐，当今时代是在气力上较量。
齐国将要进攻鲁国，鲁国派子贡去劝说齐国，齐人说：“你的话不是不雄辩啊，然而我想得到的是土地呀！不是（你的）这些话所说的那些东西。”于是发兵攻打鲁国，把离鲁国都城城门十里的地方划为国界。可见，（徐）偃王由于推行仁义而灭亡，子贡由于雄辩智谋而鲁国割地，如此说来，仁义政策和雄辩智谋不是可以用来治理国家的办法。如果抛开偃王的仁德，废止子贡的智辩，征用徐国与鲁国的国力，用它来敌御万乘的国家，那么，齐国与楚国的欲望就不能在这两个国家推行了。
1.爱臣太亲，必危其身；人臣太贵，必易主位；主妾无等，必危嫡子；兄弟不服，必危社稷。臣闻千乘之君无备，必有百乘之臣在其侧，以徙其民而倾其国；万乘之君无备，必有千乘之家在其侧，以徙其威而倾其国。是以奸臣蕃息，主道衰亡。是故诸侯之博大，天子之害也；群臣之太富，君主之败也。将相之管主而隆国家，此君人者所外也。万物莫如身之至贵也，位之至尊也，主威之重，主势之隆也，此四美者不求诸外，不请於人，议之而得之矣。故曰人主不能用其富，则终於外也。此君人者之所识也。(《韩非子·爱臣》)
【译文】
宠臣过于亲近，必定危及君身；臣子地位太高，必定取代君位；妻妾不分等级，必定危及嫡子；君主兄弟不服，必定危害国家。我听说千乘小国的国君没有防备，必定有拥有百乘兵车的臣子窥视在侧，准备夺取他的百姓，颠覆他的国家；万乘大国的国君没有防备，必定有千乘之国的大夫窥视在侧，准备夺取他的权势，颠覆他的国家。因此奸臣势力扩张，君主权势就会消亡。因此诸侯强大是天子的祸害；群臣太富是君主的失败。将相控制君主使私家兴盛，这是君主应排斥的。万事万物中，没有比君身更高贵、比君位更尊崇、比君威更强大、比君权更隆盛的。这四种美好的东西，不借助于外界，不求助于别人，处理恰当就都得到了。所以说：君主不能使用他的财富，最终将会被排斥在外，这是统治者要牢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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