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探索革命新道路的艰辛历程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五题求解
国共一次合作失败之后，八一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的第一枪、八七会议、秋收起义、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毛泽东就逐步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路线
1。一是战争后中国的社会性质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由一个落后封闭但独立自主的封建国家沦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二是中国的发展方向发生变化，战前中国是一个没落的封建大国，封建制度已经腐朽，在缓慢地向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如果没有外来势力干扰，中国最终也会向西方大国那样发生资产阶级革命成为资本主义国家；而鸦片战争后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不可能获得正常发展，中国也就不可能发展为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最终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
第三，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战前中国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与封建地主阶级的矛盾，而战后主要矛盾则包括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及中华民族与外国殖民侵略者的矛盾，也就是社会主要矛盾复杂化。
第四是革命任务发生变化，原先的革命任务是反对本国封建势力，战后则增加了反对外国殖民侵略的任务，革命的性质也由传统的农民战争转为旧民族主义革命
2。为了挽救当时的中国人民，半殖民半封建的社会，经过洋务派，维新派，资产阶级革民派的革新与挽救，最后都失败了，这说明什么?说明农民阶级不能挽救，及产阶级不能挽救，中国的工人，不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它代表的是中国人民的利益，而共产党就响应这一号召，成立起来了，领导工农阶级建设了中国共产党
3。一、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
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中国思想理论界围绕着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和中国社会史问题展开了一场论争。
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是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开始的。当时，中国革命转入低潮。各种政治势力都在重新思考、探索中国的出路问题。中国要不要继续革命？要继续革命，进行什么性质的革命？这些问题都归结到对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认识。
1927年前后，斯大林曾对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问题有过许多正确或基本正确的论断，指出中国是“受国际帝国主义牵制的半殖民地”，军阀、官僚的封建残余“是中国国内的压迫的主要形式”。“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反封建残余的斗争和反帝国主义的斗争的结合”。托洛茨基、拉狄克等则断言资本主义关系在中国已“无条件的占优势和占直接的统治地位”，中国“已发展到资本主义国家了”。因此，认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过去，再次爆发的革命必然是“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
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内关于中国问题的争论，直接影响到中国。托陈取消派公开宣传托洛茨基的错误观点，反对中共六大的路线。1929年8月5日，陈独秀在给中共中央的信中说，经过1925年至1927年革命，“资产阶级得了胜利，在政治上对各阶级取得了优越地位”，而“封建残余在这一大转变时期中，受了最后打击”，已经“变成残余势力之残余”。中国社会已是资本主义占优势并将持续和平发展的社会。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结，无产阶级只有等到将来再去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以国民党御用文人陶希圣等为代表的“新生命派”，出于反革命目的，也极力鼓吹与托派类似的观点。陶希圣在《中国社会到底是什么社会？》一文中，认为中国社会“是一个宗法封建社会的构造，其庞大的身分阶级不是封建领主，而是以政治力量执行土地所有权并保障其身分的信仰的士大夫阶级”。顾孟余认为中国社会是“封建思想所支配的初期资本主义”。梅思平则断定中国社会“完全是一商业资本主义社会”。他们歪曲中国社会的性质，进而否定中国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必要。
1930年春，李立三在《布尔什维克》上发表《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一文，批驳了托派的观点，论述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点，阐明中国共产党的主张。4月，由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通过创造社主办的《新思潮》杂志出刊“中国经济研究专号”，发表潘东周的《中国经济的性质》、王学文的《中国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其发展及其前途》等文章，批判托派和“新生命派”的观点。他们以《新思潮》为主要阵地，被称之为“新思潮派”，成为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中马克思主义阵营的代表。论战的另一方则是以托派严灵峰、任曙为代表的反马克思主义流派。7月，托派创办《动力》杂志。严灵峰在这个刊物上先后发表《中国是资本主义的经济，还是封建制度的经济？》、《再论中国经济问题》等文。之后，他又出版《中国经济问题研究》、《追击与反攻》等书。1931年1月，任曙出版《中国经济研究绪论》。严、任之间虽有意见分歧，但都一致认为中国已是“资本主义社会”，反对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主张。因为他们以《动力》为主要阵地，被称之为“动力派”。与此同时，《读书杂志》等刊物也纷纷发表争论文章。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全面展开。
这次论战的中心问题是：近代中国社会究竟是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争论的主要问题是：一、关于帝国主义和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的关系；二、关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三、关于封建势力在中国农村经济中的地位。托派认为，封建经济是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经济。自帝国主义入侵以来，中国的自然经济已经崩溃，商品经济已经“深入并支配了全国穷乡僻壤”，资本主义关系已占领导的地位。他们否认帝国主义有阻碍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作用，认为帝国主义在中国势力的发展，要“绝对”的破坏封建势力和关系，促使中国走向资本主义进化的过程。他们抹煞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势力相勾结的事实，认为帝国主义“也推动了和加紧了农业经济踏进资本主义的领域”。中国土地的问题，主要的已不是封建关系，“而是资本主义的关系”。为了回击托派的猖狂反扑，共产党人和进步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在《布尔什维克》、《读书杂志》、《中国经济》等刊物上连续发表文章，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刘梦云（张闻天）的《中国经济之性质问题的研究》、刘苏华的《唯物辩证法与严灵峰》等。他们批驳了托派把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等同起来的谬误，指出商品经济本身并不能决定一个社会的经济性质，“在有阶级的社会中间，离开剥削关系与阶级关系，就没有法子了解这一社会的经济性质”。“商品经济的社会，决不就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他们阐述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民族资本主义三者的关系，指出帝国主义入侵中国，一方面破坏了中国的自然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在中国造成了些资本主义的关系。但更重要的一方面，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关系勾结着，用一切力量阻碍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帝国主义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要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使中国变成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而是为了要使中国变成它的殖民地，变成它的附庸”。他们分析了农村经济的现状，指出封建半封建关系仍占据着农业经济的优势。“现在中国农村租佃制度下的剥削关系，是封建式的剥削关系”。要打破这种封建剥削关系，必须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根据上述分析，他们得出结论：中国社会的现阶段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经济实在是帝国主义侵略下的一个半殖民地的封建的经济”。因此，“只有在根本上推翻帝国主义及肃清中国封建势力以后，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经济发展”。
二、中国社会史问题的论战
对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争论，必然联系到对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探求。因此，在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开展不久，又发生中国社会史问题的论战。1931年5月，王礼锡主编的《读书杂志》开辟“中国社会史论战”专栏。从同年8月至1933年4月，相继出版了4辑《中国社会史论战》专辑，汇集了各种观点的有代表性的论著。这样，中国社会史论战和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交叉进行，达到高潮。
这场论战涉及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集中反映在三个问题上：一、“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二、中国历史上是否经过奴隶制社会；三、中国封建社会的性质及其特征问题。这些问题，关系到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是否存在着共同的客观规律，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形态学说是否适用于中国的问题。“新生命派”的陶希圣、梅思平等和托派李季、杜畏之等，既否认中国历史上有过奴隶制社会，又认为中国的封建社会为时短暂，而且早已瓦解，并且在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之间插入一个“先资本主义社会”或“商业资本主义社会”，说鸦片战争后的中国社会为“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主义者旗帜鲜明地批判了各种伪马克思主义观点，揭露了他们歪曲中国社会历史的实质，就是假借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的”词句来鼓吹历史发展的多元论，取消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以否认中国历史上奴隶社会的存在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学说；以所谓“先资本主义”、“商业资本主义”论来否定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其目的是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论战中，以郭沫若、吕振羽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论和方法，科学分析中国社会的历史和现状，批驳了违反中国实际的种种错误观点，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最早肯定中国历史上有奴隶制社会存在的是郭沫若。他在1930年3月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中，根据甲骨卜辞、青铜铭文和各种古代文献，把中国古代社会划分为：西周以前是原始共产社会，西周是奴隶社会，东周以后，特别是秦以后进入封建社会。1934年至1936年间，吕振羽出版了《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等著作。他利用文献资料和考古材料，对中国原始社会的内部结构及其特征进行了探索，理出了中国历史的发展阶段，认为夏以前是原始共产社会，殷代是奴隶社会，周代为初期封建社会，由秦到鸦片战争前为变种的（亦即专制主义的）封建社会，鸦片战争以后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肯定中国社会有过奴隶制存在的还有翦伯赞、邓云特（邓拓）等。尽管他们对历史上某些朝代的社会性质的看法有所不同，分析和论述中国社会史问题还有不够完善的地方，但他们都一致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普遍规律的科学性和真确性，说明“中国社会发展的法则，也和世界其他民族一样，并没有什么本质的特殊”。在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和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中，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国社会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科学分析，进一步论证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肯定中国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从理论上为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革命路线提供了科学依据。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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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现代历史演变的经验教训
悬赏分：10 - 解决时间：2010-6-19 00:31
答案最好全面一些的，尽快，最近要用
提问者： isabellazjy - 二级最佳答案经验：1农民占我国人口绝大多数，必须依靠农民才能取得中国 胜利。但是农民阶级具有局限性，比如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就都失败了，这说明农民阶级不可能领到中国 取得胜利。
2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也不能领到中国 的胜利，近三十年的洋务运动虽然加速了中国近代化进程，促进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是地主阶级洋务派只引进西方先进生产技术而不变革落后的封建制度，在甲午中日战争的失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而资产阶级由于受本国封建势力，外国资本主义的压迫和自然经济的抵制，具有软弱性和妥协性，戊戌变法和辛亥 的果实被袁世凯窃取，说明资产阶级也也不可能领到中国 去得胜利。
3中国 党有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认识到不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中国 就不能去得胜利。
教训：1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单只学习西方的先进的技术不改变中国封建制度不能够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
2在维新运动中，维新派寄希望于没有实权的皇帝和少数帝党官僚，没有发动广大群总。改革过程急躁，甚至对列强有不切实际的幻想。维新派无法战胜一慈禧为首的强大的封建顽固势力。
3在国民大 中，面对 发动的反 政变， 企图以退让拉住汪精卫，放弃了对 的领导权，结果汪精卫发动了7.15反 政变。 从此认识到任何时候都不能放弃对 的领导权，必须坚持武装斗争。自后，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 统治的第一枪，中国 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开始。
4秋收起义后， 领导 进攻长沙受挫，率部到达井冈山，开辟了一条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中国 党人打破了对苏联经验的迷信。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正确分析中国国情。中国农村广大，有着众多可以依靠的农民，而敌人力量薄弱。而在城市，敌人力量强大。此后，中国的 的星星之火，发展成为燎原之势。而长征则使中国 转危为安，中国 党从实际出发，结束了左倾思想在 的统治。
5中国 要去得胜利，必须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
5。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历史任务是：1.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2.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可以从几个方面考虑：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生产结构是自给经济，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这种小农经济限制生产力的发展，对新的生产方式具有较强的排斥力和抵抗力。中国封建政府还实行重农抑商政策，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在社会内部，缺乏促使工业迅速发展和社会结构深刻变动的有效机制，造成封建经济发展的迟滞。
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的基本特征是高度中央集权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在和大程度上抑制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生机和活力。
中国封建社会的社会结构的特点是族权和政权相结合的封建宗法等级制度，保守性日益增强，阻碍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中国封建社会的文化思想体系以儒家思想为核心，融入佛教、道教和法家思想，实行文化专制统治。
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结构是社会前进缓慢甚至迟滞，并造成不可克服的周期性政治经济危机。
18世纪的中国走到了封建社会的末世，危机四伏，而且闭关锁国，固步自封，而工业革命使许多西方国家迅速强大，因此中国与新兴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拉开了很大的差距。近代中国社会因此而落伍了。
1927年，国民大革命失败。1927年8月，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八七会议），彻底清算了大革命后期的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方针。八七会议以后，举行了南昌起义、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中国革命由此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 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1934年，红军被迫长征，在长征途中召开遵义会议，集中全力解决了博古等人在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取消了博古在军事上的指挥权，肯定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会后确定军事上由毛泽东、周恩来等负责指挥。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这次会议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革命，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长征胜利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
2、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
以农村为重点，到农村去发动农民，进行土地革命，开展武装斗争，建设根据地，这是1927年以后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所要求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革命心道路的开辟，依靠了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凝聚了党和人民的集体智慧。而毛泽东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毛泽东不仅在实践中首先把革命进攻的方向指向了农村，而且从理论上阐明了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和农村应当成为党的工作中心的思想
1928年，毛泽东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社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文章，明确指出以农业为主要经济的中国革命，以军事发展暴动，是一种特征；还科学阐明了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武装斗争于根据地建设这三者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 1930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毛泽东指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议的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理论，是对1927年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和根据地斗争经验的科学概括。它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同当时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做坚决斗争基础上形成的。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理论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初步形成。随着革命心道路的开辟，中国革命开始走向复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和根据地逐步发展起来。红军游击战争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农村根据地成为积蓄和锻炼革命力量的主要战略阵地。
要教科书上的知识点还是要历史事实？
上大学两年了 忘差不多了都 要标准答案还是看书吧 我先写点能想起来的
政治：武装取得政权
走农村包围城市路线
建立瑞金政权 联合贫下中农
经济：在农村革命根据地推行土地改革
建立工厂 力争实现经济上的自给自足 探索公有制经济体制
在根据地兴修水利
军事：灵活的战术 避免陷入阵地战
在反围剿失利后 提出北上抗日
你要是知道历史事实，你会气得要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