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孟之道的精髓是什么？ 孔孟之道的核心思想是什么！
孔子主张“仁”。孟子主张“仁政”。
孔子 生于公元前551年，卒于公元前479年，是春秋时代的末期，享年73岁左右。
孔子，孔氏，名丘，字仲尼。祖籍宋国（今河南省商丘市夏邑县），春秋末期鲁国陬邑（今山东省曲阜市南辛镇）人。春秋末期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开创了私人讲学的风气。孔子被誉为“天纵之圣”、“天之木铎”，是当时社会上的最博学者之一，被后世统治者尊为孔圣人、至圣、至圣先师、万世师表、文宣皇帝、文宣王，是“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首。
相传他有弟子三千，贤弟子七十二人，曾带领部分弟子周游列国。修订《诗》、《书》、《礼》、《乐》，序《周易》，撰写《春秋》。孔子去世后，其弟子及其再传弟子把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语录和思想记录下来，整理编成著名的儒家学派经典《论语》。其儒家思想对中国和世界都有深远的影响。
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科学家专家组组长李学勤先生指出：孔子不仅开创了儒学，也确实开创了易学。
春秋时代的车战，是一种贵族式的战争，有时彼此都以竞技的方式看待，布阵有一定的程序，交战也有公认的原则：也就是仍不离开“礼”的约束。“不为已甚”是当时的一般趋势。根据原则，在某种情形之下，不追击敌人。在某种情形之下，不向主敌射击，不设险以谲诈取胜。既已给敌兵第一下白勺创伤，不乘势作第二次的戳刺。头发斑白的人，不拘为俘虏。这些态度与欧洲中古的骑士精神很相仿佛，虽然这些原则并不可能全部遵守，但是接战时间短促，参战的人数受车数的限制。总之，春秋时代的战事，显示了社会的不稳定性。但战事的本身，还不足以造成社会的全面性动荡。针对这些条件，孔子对当时情形，还没有完全失望。他的闲雅代表着当时的社会，相对于战国的暴乱而言，还相当的宁静。所以他仍提倡“克己复礼”，显示着过去的社会秩序仍可恢复。他有时也发牢骚，说什么“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可是要他表示方针的时候，他的办法端在“正名”，也就是恢复一切事物原有的名分。“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更表现一腔复古的热忱。
孔子没有直接提到人之性善或性恶。《论语》中，“仁”字出现了66次，没有两个地方的解释完全相同。但是他既说出虽为圣贤，仍要经常警惕才能防范不仁的话，可见他认为性恶来自先天。他又说“观过，斯知仁矣”，好像这纠正错误，促使自己为善的能力，虽系主动的，但仍要由内外观察而产生。孟子则没有这样犹疑。他曾斩钉截铁地说：“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孔子自己承认，他一生学习，到70岁才能随心所欲不逾矩。孟子的自信，则可以由他自己所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的一句话里看出。这种道德力量，经他解释，纯是内在的由自我产生。所以他说：“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也就是宣示人人都能做圣贤。
孔子对“礼”非常重视。孔子虽然称赞管仲对国事有贡献，但仍毫不迟疑地攻击他器用排场超过人臣的限度。颜渊是孔子的得意门徒，他死时孔子痛哭流涕，然而孔子却根据“礼”的原则反对厚葬颜渊；又因为“礼”的需要，孔子见南子，使子路感到很不高兴。孔子虽不知阳货的为人，但为了礼尚往来，他仍想趁着阳货不在家的时候去回拜他。孟子就没有这样的耐性。齐宣王称病，他也称病。他见了梁襄王，出来就说：“望之不似人君。”鲁平公没有来拜访他，他也不去见鲁平公。他对各国国君的赠仪，或受或不受，全出己意。他做了齐国的吊丧正使，出使滕国，却始终不对副使谈及出使一事。
这中间的不同，不能说与孔孟二人的个性无关。或许《论语》与《孟子》两部书的取材记载不同，也有影响。但是至圣和亚圣，相去约两百年，中国的局势，已起了很大的变化。孟子说“此一时也，彼一时也”，这八个字正好可以用来说明他们之间的距离。
孟子（约公元前372年—约公元前289年），名轲，字子舆，汉族，鲁国邹（今山东省邹城市）人，相传他是鲁国姬姓贵族公子庆父的后裔，父名激，母仉（zhǎng）氏。孟子是中国战国 时期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
政治上，孟子主张法先王、行仁政；学说上，他推崇孔子，反对杨朱、墨翟。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思想，但较之孔子的思想，他又加入自己对儒术的理解，有些思想也较为偏激。加封为“亚圣公”，被后世尊称为亚圣。其弟子及再传弟子将孟子的言行记录成《孟子》一书，属语录体散文集，是孟子的言论汇编，由孟子及其弟子共同编写完成。他提倡仁政，提出“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游历于齐、宋、滕、魏、鲁等诸国，希望追随孔子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前后历时二十多年。但孟子的仁政学说被认为是“迂远而阔于事情”，而没有得到实行。最后他退居讲学，和他的学生一起，“序《诗》《书》，述仲尼（即孔子）之意，作《孟子》七篇”。
《孟子》一书开场即提到他见梁惠王，那是公元前336年的事，距离战国开始已67年，又115年之后秦才灭六国统一中国。在春秋的时候，虽然周朝的封建制度，已不能维持，但是还没有完全败坏。以前各小国各自为政，里面主持国政的卿和大夫以及担任下级军官的士，全部世袭，一切都按成规，而一切都接受“礼”的约束之原则已不再适用，但是公侯伯子男的互相征伐，仍以道德的名义出之。纵使叛逆篡位也还要邀请与自己利害相关的各方支持。但最最重要的是，这时的战事还未波及全民，不致使父母兄弟妻子离散。有时候被人称为有“革命性”，这是因为战国时代的动乱，使他知道，只是恢复故态而不改弦更张是不能济事的。齐人准备伐燕，他说燕可伐。齐宣王问他贵戚之卿应做的本分，他说：“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也就是容许废君而另立族中贤人。梁襄王问他：“天下恶乎定?”他答道：“定于一。”襄王又追着问：“孰能一之?”孟子就说：“不嗜杀人者能一之。”他又曾和梁惠王说过“地方百里，而可以王”。这已经不是孔子所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严格规矩了。
孟子开始游说的时候，也正是商鞅受刑，苏秦、张仪提倡合纵连横之季。战国七雄，已经准备长期的大厮杀。虽然这时候的战事还没有像战国末季那样剧烈——凡是年龄十五岁以上的都要向防地报到，降卒四十万或四十五万一起坑埋——但是这时也不再是春秋时代竞技式的战争了。商鞅相秦，第一件事就是“令民为什伍”，即是以一种军事组织的原则，加之全民。在战场上骑兵既登场，步兵人数也大量增加。“斩首六万”，“斩首七千”，已经开始见于各国的纪录。孟子说：“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杀人者也。”这句话可能反映着当时各国备战的情况，也可以说是他对当时国君草菅民命的一种控诉。他所说的“民有饥色，野有饿殍”不可能是无的放矢。
礼之别
在宋朝以后，《孟子》成为《四书》之一，实际上它占《四书》一半以上的篇幅，既为各朝经筵讲解之用，也为科举取士的标准，对中国思想史有无可估量的影响。而亚圣以慈悲为怀的心肠，为民请命，他讲的话有时也富有情感，有时尤任直觉，例如“见牛未见羊”，“君子远庖厨”。他的性善论必定带着一种强迫性的推论。因人既然生性为善，那么强迫人们保持这种天性也不算过分了。这关键处有如卢梭之论自由。他的低水准平等思想——例如“乐岁终身饱，凶年不免于死亡”，以及“省刑罚，薄税敛”，在一个简单的农业社会里，被奉作经典，同时也符合事实的需要。可是今日我们读《孟子》和《四书》全部，却不能一体视之为政治哲学，一定也要考究他们的历史背景，有时也要和孟子自己所说的一样，“尽信书不如无书”。
（1）孔孟之道是中国古代长达两千多年封建社会为封建统治者所竭力提倡的占统治地位的主流文化思想，其本质和主流是为巩固封建统治服务的。（2）从封建统治者的角度来讲，巩固封建统治，实现天下太平，莫过于平民百姓人人老老实实，循规蹈矩。（3）孔孟之道提倡“礼”治，正是适应了封建统治的需要。（4）与诸子百家中其它学派相比，孔孟之道的独特之处，正在于倡导封建“礼”教。所谓“仁”政，“爱人”之类，其它许多学派都有此主张，不过具体言词表述有所不同罢了。（5），所谓“仁”，不过是从下层平民角度考虑，对统治者提出的一些不切实际的祈望，在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多年从来没来没有成为事实。从以上五个方面来看，笔者认为，孔孟之道的核心就在于提倡封建“礼”教。最后，再说一句话，孔孟之道，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已如上所述，是适应封建统治需要的，随着现代市场经济的兴起，其总的趋势是逐渐退隐江湖，进入中国历史博物馆当展品。现在一些学校成立国学院，一些学者嚷嚷振兴国学，其实不过是孔孟之道的辉光返照罢了，绝不能算作“孔孟是批不倒的”的论据。观察时势要看社会民众的基本生活方式，要看社会全体的演化，不能只盯在几个学者身上，看他们作秀。
孔孟之道的精髓是：温良恭俭让仁义礼智信忠孝廉耻勇！
所谓孔孟之道，就个体而言，是弘扬、践行仁、义、礼、智、信等德行；对社会而言，是弘扬中华之德道：即厚生、爱民，公平、正义，诚实、守信，革故、鼎新，文明、和谐，民主、法治之道。
任思想（以天下为己任）、忠孝思想（仁、义、礼、智、信）、恕的思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伦理思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孔孟之道之所以称为鸡汤理沦，是因为它看上去读起来都很华丽，但做人无法达到更无法在社会中施行，所以儒者只好借了她艳丽的外表来包裹本性的丑恶。不知道的可以学习了解，不能全盘否定，几千年的人学习的东西总有其合理性，几千年有多少聪明人，孔孟之道就是思想化文化。
扩展资料：
儒学早在汉唐时期便超出中国范围，向东南亚和东北亚国辐射，形成"儒教文化圈"。在整个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占有重要位置。
孔子创立的儒学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构成，蕴含着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而且是东亚地区的文化传统和文明精神，在世界思想史和世界文明史中占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文化是唯一从未中断、延续至今的一种文化。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能远播海外，以伟大的人文精神———人道（人文）、仁道、文明、和谐、中道思想辐射到周边国家，形成广大的儒家文化圈，这充分说明了孔子思想不仅对中华文明，而且对世界文化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所以，孔子早已是属于全世界和全人类的孔子，孔子的思想是属于全人类的精神财富。《易经》的“以同而异”（求同存异理论来源）、“与时偕行”（与时俱进的出处）“和谐社会”（保和太和、万国咸宁）思想都成了世界共同遵循的治国方略。
孔孟之道的精髓是：就个体而言，是弘扬、践行仁、义、礼、智、信等德行；对社会而言，是弘扬中华之德道：即厚生、爱民，公平、正义，诚实、守信，革故、鼎新，文明、和谐，民主、法治之道。
孔子与孟子同为儒家文化的大师，都推崇“仁”的思想，都讲求“仁者爱人”，但是二者却有着较大的区别。孔子偏向敦厚，而孟子则偏向愤世嫉俗。
拓展资料：
孔子没有直接提到人之性善或性恶。《论语》中，“仁”字出现了66次，没有两个地方的解释完全相同。但是他既说出虽为圣贤，仍要经常警惕才能防范不仁的话，可见他认为性恶来自先天。他又说“观过，斯知仁矣”，好像这纠正错误，促使自己为善的能力，虽系主动的，但仍要由内外观察而产生。孟子则没有这样犹疑。
或许《论语》与《孟子》两部书的取材记载不同，也有影响。但是至圣和亚圣，相去约两百年，中国的局势，已起了很大的变化。孟子说“此一时也，彼一时也”，这八个字正好可以用来说明他们之间的距离。
1、孔子与孟子同为儒家文化的大师，都推崇“仁”的思想，都讲求“仁者爱人”，这个大概就是“孔孟之道”的精神所在。
2、孔子思想的精髓，即：以“仁”为核心，以“礼”为形式，重在修身。其中，“仁”的内涵十分丰富，以《论语》中“仁者爱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等言论可以看出。
3、“孔孟之道”，重“道德”。孔子把人分为几等，是按人的道德修为来分的。下面就是孔子将人分为的五个等次：庸人，士人，君子，贤人，圣人。
知识拓展
4、孔子的许多思想被人们广泛提倡、运用。生产企业讲究依靠产品质量打市场，正如孔子所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5、“孔孟之道”，重“和谐”。孔子倡导“和为贵”。人与人和睦相处，这个社会就和谐了。他认为，宽厚待人、与人和谐相处，是君子人格中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方面。
孔孟之道的精髄是以民为贵的思想。
仅就儒家文化而言，其精髓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民为贵”的思想与后世西方卢梭的“人民主权”思想，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社会公民平等的思想很有些相似之处，即人民是重要的，人民才是主权者。
以“仁”为核心，以“礼”为形式，重在修身。其中，“仁”的内涵十分丰富，以《论语》中“仁者爱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仁”、“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等言论可以看出，“仁”是一种高尚的精神道德境界和主贵的思想情操，也是一种个人对于他人及群体的价值取向问，所以，“仁政”成为孔子心目中最理想的政治模式，为玖以德，取信于民，勤政爱民，节用恤民，与民共忧，等等，者都部可以说是施行仁政的最基本的要求。
拓展资料
孔孟之道，读音kǒng mèng zhī dào，是一个成语，意思是孔:孔子;孟:孟子。指儒家学说。
出处
1、 明·罗贯中《三国演义》第60回:"松闻曹丞相文不明孔孟之道，武不达孙吴之机，专务强霸而居大位，安能有所教诲，以开发明公耶?"
2、清彭玉麟《<盛世危言>序》:"故缀数语亟劝其刊行问世，以期与海内诸公采择而力行之。将见孔孟之道风行海外，莫不尊亲。"
孔子与孟子同为儒家文化的大师，都推崇“仁”的思想，都讲求“仁者爱人”，但是二者却有着较大的区别。
首先，从两人的人格来看。孔子偏向敦厚，而孟子则偏向愤世疾俗。孔子作为儒家的创始人自然要以身作则，要别人大气，自己就得是个敦厚的儒者长者。这与孔子的人生经历有关，孔子早年家贫，作过吹鼓手，也放过牛羊，他是自学成才，因而他自然就养成了谦逊的性格，他向长者请教时也总是恭恭敬敬。成材后，他也将这种恭敬的习惯一以贯之，所以才有“有教无类”的思想，他要让年轻人少走弯路，对年轻人的教诲总是不厌其烦。他是老师，也是长者，所以，脾气暴躁的子路都会受他的影响，并拜他为师。宽恕始终是他的人生信条，如在陈国，被别人形容为“丧家之犬”，他都不生气。但在原则上则义正词严，毫不妥协。当他发现鲁国国君的臣子享受了不该他享受的音乐时，他也会说“是可忍，孰不可忍”。所以，孔子的敦厚中是蕴藏着凛凛正气的。
孟子则不同，孟子更偏向愤世疾俗。孟子生活在战国时期，在那个时期内诸侯们交相攻伐，仁义早被抛诸脑后，“兴灭继绝”的传统也烟消云散，然而，神仙打仗，凡人遭殃，百姓流离失所，饿殍遍野。孟子把个人与社会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他以解民倒悬为己任，自然是看不惯诸侯们的那一套的，百姓的血流在他的眼中，哀号回荡在他的心中，这更激起他的愤世疾俗。孔子也愤世疾俗，只不过他最大的愤怒也就是“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孟子则不同，他是“当今之世，舍我其谁”。孔子的愤怒是出世，孟子的愤怒是入世，是一股豪迈之情，自信之气，他越愤怒越要入世，正如孟子所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所以，从对后世文人的人格的影响来看，孟子的影响超过了孔子。
第二，从他们对“仁”的看法来看，孔子是大厦的奠基者，孟子是大厦的建立者和完善者。孔子针对“春秋无义战”提出了“仁”思想，他并没有将“仁”的思想形象化具体化，“仁”还只是一个笼统的概念。孟子则在“仁”的基础上将其形象为“不忍之心”，并建立“性善论”来对其进行论述，进而提出“仁政”的概念。由“仁”到“仁政”是一种从社会道德到社会政治的一个飞跃，这种飞跃将能更好的巩固“仁”的观念，并能更好地施行“仁政”。
第三，从具体的施政来看，孔子的施政纲领比较简单原始，孟子的施政纲领则详细具体的多。孔子治理天下，不外“礼乐”二端，他的礼就是不僭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他的乐就是“浴乎沂，风乎舞雩，沐而归”，简单说来就是简政施仁。孔子也赞同发展经济，他很赞同管仲，他说“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他也赞同用适当的刑罚来惩戒，不过，他不赞成滥施刑罚。孟子则不同，他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认为可诛杀“独夫”，虽多了点杀伐之气，却表现出其朗朗正气；他认为乐也当用来治理国家，“古之乐犹今之乐”，为君者当“与民同乐”，以此来教化百姓。孟子不赞同刑罚，只因战国时期各国刑罚太甚，他认为施刑是“罔民”，他倒赞同教化“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而他最赞同的是发展经济“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无夺其时，十口之家可以无饥矣”。孟子的经济就是“教养”二大端，毕竟“仓廪实而后知礼节”。
总的说来，孔子和孟子的不同大概就这三个方面，他们的不同主要是时代使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