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面对假货多和打假难治理对策 打假的假货
【壹】卖酒掺水这事宋朝就存在
中国历史上，有两个时期假货最多，一个是北宋末年，一个是明朝万历年间。
北宋末年，王应麟在《困学纪闻》中记述，“今市中货物奸伪，无过于汴京。”
文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位酒肆的老板，去山西进了一批杏花村美酒，途中不小心打碎了几坛子，回来一算，好像不赚钱，心中很郁闷。这时候，店小二给他出了个馊点子：往酒里掺水。老板一听，乐坏了，每坛酒里掺水二斤，可赚制钱五十，利润不菲，就这么着吧。于是，假酒产生了。
好在掺的是水，如果是工业酒精，后果很让人担心。
汴京城里卖花的老太太也会造假，她们经常三五成群各自挑着一担花出来卖，远远看上去，花儿十分鲜艳可爱。但购买者连盆买回家，数天后发现花都蔫了，原来这些花都是插上去的，不是盆花，而是插花，所谓“璨然可爱，无一枝真者”。
由此看来，如今的插花工艺，说不定还是宋朝的老太太最先发明的呢。
苏州市井商业图（局部）
【贰】“鹅羊吹气，鱼肉贯水” 奸商欺诈明清时候真不少
明清时期，我国由传统的农业经济转向近代商品经济的萌发阶段，商品意识日渐增强，社会风气日趋浮躁，造假欺诈层出不穷，几乎达到了巅峰状态。
明中叶人田汝成在《西湖游览志余》中描述弄虚作假之风：“杭州风，一把葱，花簇簇，里头空。”
一些奸商，“又其俗喜作伪，以邀利目前，不顾身后，如酒搀灰，鸡塞沙，鹅羊吹气，鱼肉贯水，织作刷油粉。”
“鹅羊吹气，鱼肉贯水”，这样不诚信的手段，真是骗人没商量啊。
明末社会骗术千奇百怪，张应俞的世情小说《杜骗新书》里讲述了84则骗术案例，譬如美人计、掉包计、苦肉计、连环计、提罐、扎火囤、放白鸽等。可谓对民间骗术的一个概括。
清朝的欺诈手段较之明朝，有过之而无不及。乾隆十二年，纪晓岚在京城一家小客店中买了支蜡烛，居然点不着，原来蜡烛是泥巴做的，仅在外面敷了一层羊脂而已。
纪晓岚在京城还买了16块号称为明代制墨师傅罗小华制的墨，装在一个旧盒子里面，很像那么回事，回去一用，竟然是泥巴做的，只是将表面染成黑色。
事后纪晓岚自嘲道，受骗的人要么是贪便宜，要么是图方便，受骗有原因。同时代的钱文敏则说，凡是便宜事，其中必有问题，怎么会有便宜的好事落到我们头上来呢？
【叁】政府立法打假追溯到周朝
上古时期的周朝已经有假冒伪劣商品了，并且政府已经通过立法来打击了。
《礼记·王制》说，“用器不中度，不粥于市；兵车不中度，不粥于市；布帛精粗不中数、幅度狭不中量，不粥于市；奸色乱正色，不粥于市”。
当时的管理制度真叫严厉，如果商品的尺寸、数量、颜色等达不到标准，就按“假冒伪劣”对待，到市场上叫卖是很难的。
到汉朝的时候，对外交流活跃起来，张骞出使西域带回来许多稀奇的东西，但数量有限，于是假冒的现象多起来。食品安全隐患严重影响着人们的健康。为此，汉朝制定法规，食物因腐坏等因素可能导致中毒，应尽快焚毁，否则将处罚肇事者及相关官员。
隋唐时期，经济飞速发展，百姓生活水平提高不少。饮酒成为一种新兴的社交方式，这催生出一大批制造假酒的作坊。
隋唐《启颜录》一书有记载：“数人人酒肆，味酸且淡，乃共嘲此酒。一人云：‘酒，何处漫行来，腾腾失却酉。’诸人问云：‘此何义？’答云：‘有水在。’”
边喝边自嘲，老祖宗中也不乏段子手啊。
【肆】“三天内退货” 唐朝就有
唐朝缺少工商、动检、质检怎么办？其实，其他朝代也没有，有一部严格的法律就足够了。
可以说，唐朝是我国食品安全监管较为全面和成熟的时期，不但制度配套健全，而且法律规定详细，惩罚措施也比较严厉。
《唐律疏议》
《唐律疏议》规定，“诸造器用之物及绢布之属，有行滥，短狭而卖者，各杖八十”。直白点说，行滥是指商品质量差，短狭是指数量短缺，这些都是不符合法定标准的假冒伪劣商品，售卖行滥和短狭的东西，要各打八十大板。
唐朝还有退货的规定，和现在的退货制度差不多。《唐律疏议》说，“只要消费者在购买时立有合约，买回后三天内发现问题的，都可以找卖方退货；卖方不退的，可以向官府举报，由官府强令卖方退换，并‘笞四十’，也就是抽卖方四十鞭子。”
现在一些不良商贩故意生产“地沟油”“苏丹红”“瘦肉精”等，如果让他们穿越回唐朝造假，估计谁都不敢，单是皮开肉绽的滋味就足以吓破胆儿。
【你知道吗】古代也有“学术打假”
东汉后期，朝廷腐败，宦官专权。由于官吏选拔制度出现了纰漏，部分读书人作假蒙混过关的现象时有发生。
为了得到掌权者的赏识，他们铤而走险，贿赂朝廷大臣，将一些经书上的文字稍加改动便署上自己的名字，这样一来，他们自然就成了权威。
一些正直的知识分子义愤填膺，向皇帝建议打假。文学家蔡邕等人还为此提出了两条打假建议：首先，废止一些容易作假的官吏选拔方式；其次，从源头上入手，刊定各种典籍，以减少作假的可能性。
汉灵帝采纳了第二条建议，很快就召集一些有名的大儒规范各类经书典籍，并刻于石碑之上，公布于天下。
国际上还没有准确的定义，英国、法国、德国下的定义也不尽一致，世界贸易组织在有关贸易知识产权保护的文件中，侧重是从商标、版权和专利侵权来界定的。实际上，假冒的范围要广泛得多。国际上有人给假冒下了一个较能为人家接受的定义：假冒，是指非常逼真地模仿某个产品的外观，从而使消费者和用户误认为该产品就是其产品，在未经授权、许可（或认可）的情况下，对受知识产权保护的产品进行复制和销售。复制的对象通常是商品的商标、包装、标签或其他重要的特性。世界贸易组织《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第一部总则和基本原则的第一条第一款中有这样一段话：“缔约方可以在其国内法律规定比本协议的要求的更为广泛的保护，只要这样的保护不违反本协定的规定，但缔约方没有义务一定要这样做。”这段话的意思是，受知识产权保护的对象不仅限于商标、专利、著作权 等，各国可以根据需要自行确定一些需要保护的内容，比如与商品标识有关 的其他的重要特性也可以根据需要进行保护。这些重要特性包含原产地命名，标签、认证、生产许可证等质量标识和厂名、厂址等。 为其他犯罪团伙提供财源，长期制假售假的多发地区往往带有黑社会的背景，干部腐败严重，毒化了社会环境。从总体上看，假冒伪劣商品虽然只占社会商品总量的一小部分，但是，它发展和蔓延的势头如果得不到遏制，将会造成祸国殃民的危害。因此，打击制造和销售假冒伪劣商品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严肃的社会和政治问题，放任假冒伪劣，国家就没有希望。可以说，今天，民族著名品牌企业已被假冒伪劣逼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品牌经济时代，驰名和著名商标的多少，反映了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经济实力，创名牌、保名牌已经成为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原动力。我国的民族品牌面对WTO，面对全球一体化的经济体系，面对众多的国际驰名品牌，应该说还十分地稚嫩和脆弱，如果国家立法和行政执法部门不能尽快地从政策和立法上予以重点保护，从根本上遏制制售假冒伪劣产品的违法犯罪活动，那么明天，将危及到我国民族产业的生死存亡。 1 造假以商标侵权为主，这些造假企业或业主几乎无一例外地抢注与驰名、著名商标相同或近似的商标，当遇到执法人员查处时，用商标代理机构的受理证明搪塞，致使打假工作因侵权难以认定而半途而废（在广东，因与索尼近似的商标被抢注成功，索尼公司和打假执法部门都处于极为尴尬的境地）。商标和包装装潢真假难辩的仿冒品也时有发现，只是更难找到窝点。国家颁布了许多有关打假的法律法规，但对制假售假的定性依然含糊不清，条文过于原则而缺乏可操作性，违法者逃避制裁的漏洞不少，这样一方面给行政执法、司法人员的执法带来很大的难度，另一方面又由于定性和自由裁量度的宽泛，给某些执法人员太多的“依法”不作为（实质是徇私枉法）的理由。制售假冒伪劣产品到底是一种什么性质的违法犯罪？ 它的社会危害与谋财害命有多大的区别？法律应该怎样来惩戒这一类违法犯罪？法制社会的执法是不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或敌我矛盾？？2、执法人员不怕投诉企业告，因为执法部门既管市场准入又管市场监管，著名企业在阳光下经营，低头不见抬头见。但执法人员就怕造假企业告，即使是铁定不输的官司，也会担心因此乱了正常的工作秩序。许多被处罚的违法分子对执法部门不于理会，执法者常常无可奈何；更多的违法分子受处罚以后，立即行动起来，把罚没的损失以制售更多的假冒伪劣产品来弥补。现行法律对制假售假的惩治力度不足以产生警示和禁止的效果。3、执法部门受行政执法程序的制约，实际是对事不对人，别说打假力度，就是现场取证都十分困难。投诉人没有资格进入打假现场，投诉人能放心得下吗？不少假冒的成品包装可以“无法认定”或“没有侵权嫌疑”而免于检查，有的即使不得已被认定，投诉人刚吃上 “你放心，都给我们封掉了”的定心丸，谁料夜深人静时，假冒产品成车运出，这其中的“猫腻”只有当事的“鼠”、“猫”心知肚明。4、一些执法部门不受理被侵权企业的赔偿要求，就是受理了，赔偿额度讨价还价，没有依法裁量的依据，一点没有惩罚、制裁和所谓赔偿的严肃性。去年底联盟曾拟定行业联合通过司法程序，搞一批有影响力的知识产权集体索赔案，取得讨伐“花都机”的决定性成果。然而，事实证明，关键是取证极为困难，根本的是法律还有许多的无奈。我们担心，法院判决的赔偿额不足于给造假分子沉重地打击，赔偿金额无法到位，最终导致企业耗费大量的精力和财力，造假分子却疯狂地造假，效果适得其反。类似的经验教训太多太多！5、企业递交了投诉文书，执法部门是否应该就查与不查、什么时候查、查的结果怎样等等，都要给予一个明确的答复？有些执法部门对投诉人要“处罚决定书”很有意见，只能看而不让抄更不能复印，理由是“拿去了你要告我的”。致使投诉人上法院告造假者都没有证据。6、被查处的假冒产品无论在产品上还是在包装上，大多不具有真实的厂名厂址，不仅存在商标侵权，也严重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和《产品质量法》，但一些执法人员往往避重就轻，或就地封存，形同虚设；或仅销毁包装返回产品（侵权无法剥离），甚至要求投诉人收购罚没产品，还有的据说是尚有使用价值，要给予拍卖，于是，有些就又回到了售假者手中，罚没的假冒伪劣影碟机最终还是卖给了消费者。应该说盗版光盘也有使用价值，更不会像许多假冒产品那样让消费者感觉受到了欺诈，而且还有安全隐患和使用寿命等问题，但为什么这些查处的盗版光盘总要被销毁而从不拍卖呢？！7、我打假联盟（名优企业打假维权协作网）成员均是著名企业，其被侵权商标不是驰名的也是著名的。为此，我联盟向广东造假源头的执法部门呈交联合投诉报告。然而，当地执法部门只查处到现场的投诉企业的被侵权行为。现场发现的其它侵权假冒产品，不管是不是侵权驰名商标或重点保护商标，一些执法人员却视而不见，如果在场的投诉人通知其他被侵权人到场，这些行政执法人员还骂你多管闲事。因此，打假联盟成员只得尽可能同时赶到现场，但当现场没有发现侵权产品的投诉人就会被赶走。 1、我国涉及打假的法律很多，执行这些法律的部门也很多，各自为政。以工商行政管理为例：打假一般由经检部门负责，也有些专职打假人员，可它的上级业务指导部门公平交易局执行的是《反不正当竞争法》，而侵权假冒涉及的是《商标法》，基层商标部门人员少，有不少根本不办案；这次联合打假是消保部门指导，执行的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基层的办案力量更是薄弱。同行企业在正面市场上是竞争对手，打假要联合，是制售假者把名牌企业捆在一起的，联合可以引起政府、社会和公众的关注和支持，加大打假的力度，还可以降低执法部门和企业的打假成本，可是有些执法人员很不乐意；国务院组织各部门联合打假，要求媒体宣传报道、舆论监督，有些执法人员不欢迎别人在场，而是更喜欢与制假贩假者单打独斗，是否有便于黑箱操作之嫌？2、执法的最基层单位是工商所，它既负责市场准入，又负责市场监管，权倾一方。在市场经济初级阶段，制售假冒伪劣产品代表着方方面面的既得利益集团，一方土地养育一方人，我们难以对其求全责备，所以对其严明执法又能寄予多大的希望呢？在广州某著名的售假电器市场的储运大院内，高挂着“某某工商局市场分局”的招牌，每次经过，它特别的扎眼。看看那个市场的售假规模，非常纳闷这个市场分局里还有没有行政执法人员？类似在广州、成都、石家庄、临沂、杭州、义乌以个体私营为主的批发市场，尤其是在广州、深圳的造假工厂，为什么会假冒伪劣长期泛滥成灾？当地基层执法部门平时是如何把握市场准入，又如何监管的呢？“地方保护”成了美丽的护身符。因此，投诉人只好避开基层执法部门，尽量找更高一级的执法部门，打假的经验告诉我们，越是到基层越是会有说不清道不明的“意外情况”发生。3、凡是打假不力的执法部门，平时必然处事不公，监管不严，对造假售假现象漠然处置，直接管理人员有腐败问题。去年9月间，我联盟在华中地区某市请求质监部门打假，他们以曾经三次打假三次被围困，甚至有执法人员被打伤为由，要求省局一把手到场后再打，而省局一把手真的亲临现场时，不少干部却在一旁劝说：“不要太过火，适可而止，毕竟是人民内部矛盾”等等。椐我们了解的情况是，在这个市场的显要位置曾有个“ 衡阳市技术监督局推荐产品”的广告牌，上榜的没有一家全国著名品牌，倒是有不少伪名牌，原因很简单，花钱就可以买到。而我联盟成员在当地的经销商向该局派驻市场的管理部门投诉并请求打假时，居然不予受理。 三、地方保护和利益集团是制假售假的温床以财政收入和国民生产总值等经济指标考核地方政府行政长官的政绩，不可避免地会滋长不顾法律尊严和国家利益的地方保护主义。一些地方的行政长官和执法管理部门，为完成地方经济的原始积累，暗中支持走私贩私、制假贩假，成为灰色经济的温床，当然，当地经济由此也会呈现一时的某种繁荣景象。这种示范效应，激励其它地区纷纷仿效，在这种形势下，为官一任很难顾及依靠公平机制和可持续发展原则来实现地方经济的发展。广东省广州市的一个区（以前是县级市）的经济支柱正如当地领导所言，是以个体私营的电器的小生产为主。从某种意义上说，该地的地方经济实质上就是灰色经济。广东省质量技术监督局的有关官员曾经指出：该地的领导和政府职能部门在指导思想上有问题，是借发展地方经济支柱为由行地方保护之实（在接待我联盟投诉时的谈话）。当中央媒体在掌握真凭实据的情况下对其进行曝光（1999年12月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等）之后，该地的有关政府部门不仅公开发表文章歪曲事实，居然还组织造假者在该市私营企业协会的招牌下举着右手合影，将照片四处刊发（1999年12月科技日报）。在其向21世纪的承诺书中，仍有相当部分的侵权和假冒他人商标权的内容（科技日报）；在当地政府主持的新闻发布会上所宣传的合法企业，居然是当地最大的造假企业；新闻发布会上向记者公布的整治合格企业，居然第二天仍在生产和销售侵权产品（2000年1月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广东卫视、广州电视台新闻）。该地的问题被曝光和查处后，仍有不少新的同类侵权企业在周边地区被核准注册，其嚣张的气焰简直达到了无法无天的程度。2000年该地先后有两位主管经济的副市长因经济犯罪受到了法律的制裁（2000年广东地方报纸），然而，当地政府支持的非法经济以及由此形成的利益集团等，并没有受到更广泛深入地追究。以个体私营为主的大型集贸市场，大多有政府投资背景。为了尽快收回投资，一些地方政府甚至给普通公务员下达招商引资的任务指标，在这种形势下，市场准入和监管成为形式，再加上税收实行包税制，以现金交易为主，这些市场成为走私贩私、制假贩假、商标侵权、洗黑钱、偷漏税等违法犯罪的乐园，又有何稀奇？！打假已成为企业所有工作中最没有效率的工作，也是最没有效益的工作，打假的过程如同“猫和老鼠的游戏”，企业承受不起。企业打假人员是里外都受气的差使，是最没有安全感的、七上八下的职业。难怪已有联盟成员放弃打假工作，他们认为：企业打假不胜负担、力不从心。
一、假货的定义
《新华字典》和《现代汉语词典》对“假货”一词给出了如下定义：为欺骗顾客而制造的仿制品。而中国工商出版社2008年出版的一本关于假货的学术专著《假货研究》里，“假货”一词则指以下商品：和客观事实明显不符；和得到世界上2/3以上政府承认的国际组织颁布的标准，以及2006年人均收入在1500美元以上国家政府颁布的标准不符，前者以承认该标准的地域为准，后者以所在国为准；如果二者都不存在，则以销售地相当于我国省级以上法院得到半数法官认可的司法判决标准为准。
从这两个定义中，可以概括出假货的两个特征：假冒别人商标生产的产品；劣质的产品。因而，本文给出“假货”的一个定义：假冒别人商标生产的或者劣质的产品。对于第一个特征，我们很容易接受，在市场上随处可见各大品牌的仿制品，它们凭借相对价格优势获得了生存空间。对于第二个特征，可以举一个例子做以说明：例如，添加了三聚氰胺的牛奶，其蛋白质的含量不达标，长期饮用还会影响身体机能，尤其对婴幼儿的影响颇深。虽然生产这种牛奶的企业有很高的市值，旗下品牌也为国家驰名商标，但不能不说其生产的产品是地地道道的假货。
二、“假货多”与“打假难”的现状
提到假货，每个中国人都或多或少的接触过，可以说假货充斥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以对消费者人身健康影响较广的饮食为例，比较出名的假货案例有2005年的苏丹红事件、2008年的三聚氰胺事件，还有无法界定时间的地沟油事件，其波及面之广、影响之深，至今让人唏嘘。另外，假冒药品、劣质仪器等医学用品良莠不齐，毒害了万千患者；不合格的家用电器、散发着有毒气体的家具酿成了几多惨剧；劣质的刹车片、不合格的安全气囊，给我们原本就不安全的行车环境又添加了一层挑战，据统计，上海大众汽车配件年销售额仅14亿元，而冒牌货的年销售额高达30亿元，高出正品一倍还多。
我国假货多，有权力打假的部门也很多，包括技术监督局、工商局、卫生局、检疫局、质监局，以及各地的打假办公室等等。但是打假的效果并不是很明显，这一点从现今市场上假货横行、层出不穷就可知一二。从数据上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统计表明，2000年打假涉案金额只有164亿元，约为该年度假货总产值的8%。打假难的原因将在下一节进行分析，本节仅以两个案例来说明打假难的现状。
案例一，鱼目混珠的网店。电子商务平台假货频现早已不是新闻，2011年4月23日央视《焦点访谈》栏目曝光了淘宝网售假问题，诈骗金额之大令人咋舌。而这些店铺的售假行为之所以能够屡屡得手、长期存在，除了低价引诱消费者外，其对网店规则漏洞的利用也十分重要。网络售假者在开店之初，自己或雇人采取匿名形式多次购买自家产品并给予高评价，迅速积累信誉；然后参加特价活动，提高店铺的知名度，加之其有巨大的价格优势，短期内就可获得很多订单。即便被举报查封，这些商家也可以换张身份证重新注册一个店铺再如法炮制，售假成本相当低廉。面对众多虚拟的“鼹鼠型”售假商家，执法部门和相关销售平台也许真的是有心无力。
案例二，助纣为虐的防伪标识。印在商品上的防伪标识真的能够防伪吗？还是起到了帮助售假者蒙蔽消费者的作用？以阳澄湖大闸蟹为例：2012年的捕捞期始于9月22日，但在此之前就有许多店家开始出售所谓的“阳澄湖大闸蟹”，并且带有防伪指环。除了出售时间明显不符外，对于一般消费者而言几乎是真假难辨。消费者上当受骗的原因主要出在防伪指环上，本以为只要带了“金戒指”，就是正宗阳澄湖出品，就可以放心购买，可谁知每家销售螃蟹的商店都有防伪指环，而且进价极其低廉，一个也就六七毛钱。面对众多“李鬼”，有些阳澄湖的蟹农气愤的说，不用防伪标识也许才是最好的防伪。
三、“假货多”与“打假难”现象的经济学根源
1、价格低廉，需求量大，供给商多，打假者无暇一一处理。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引用托·约宁的一段话：“一旦有适当利润，资本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他就保证到处使用；有20%的利润，他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他就敢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他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如果有300%的利润，他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着被绞首的危险。”
由于节省了产品研发、品牌推广、售后服务等费用，假货的价格比正品低很多。有些假货的质量、外观还说得过去，加之价格便宜，市场上的需求量旺盛，从而催生了假货市场的繁荣；造假的人多了，打假者就不可能一一顾及了，打假也就成了难题。
2、市场机制不健全，信息不对称问题突出。买假货的消费者有两种，一是知假买假，二是上当受骗，其中上当受骗的原因可以用“柠檬市场”理论来解释。柠檬市场又叫次品市场，是指信息不对称的市场，即在市场中产品的卖方对产品的质量拥有比买方更多的信息。在这种市场中，消费者无法分辨产品质量优劣，只能通过选取平均价格或平均价格以下的商品来降低自己的购物风险，加之正品往往价格高于平均价格，导致正品遭受淘汰，而劣等品反而逐渐占领市场。这就是信息经济学中的逆向选择问题。
3、法律法规对造假售假者的处罚力度不够，造假的法律成本低。我国目前涉及假货问题的法律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但对于造假售假行为的处罚力度比较小，而且形式也过于简单，主要以罚款为主。仍以阳澄湖大闸蟹为例。其已成功申请国家地理标志产品，2010年苏州市质监局出台了《苏州市阳澄湖大闸蟹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办法》，其中规定，“擅自标注阳澄湖地理名称为大闸蟹产地的，由县级以上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责令改正，并处5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姑且不论该《保护办法》的实施范围，仅就其处罚力度看，远远不够：标有“阳澄湖”标志的大闸蟹，其价格比一般螃蟹贵10倍以上，一只成品蟹能卖到100元左右，利润空间很高，法律成本相对较低。 4、执法部门庞杂，协商成本高，容易滋生行贿受贿行为。我国涉及打假的相关部门对于市场上出现的假冒伪劣产品反应迟钝，不能及时发现，发现了又因技术问题、部门隔阂而不能迅速做出决策，不能迅速做出处罚，为制假售假者提供了转移的时机，使政府部门处于尴尬的位置。再者，目前我国法律对于造假售假行为的处理，主要是以罚款为主，收上来的罚款归政府所有，对于执法者的激励性不大，执法人员办事效率低下；被处罚者也深知执法者是“经济人”，许之以利便可逃过法律的惩处，于是滋生了行贿受贿行为。
5、消费者打假的成本高收益小，打假积极性不高。为获得补偿而进行的交涉所付出的精力，为鉴定商品真伪而付出的费用，以及诉诸法庭的时间成本和可能承担的诉讼费用，这些都是消费者打假的成本。而其打假收益只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假一赔二”。所以消费者面对假货，维权意识不强，只有在支出规模较大、遭受明显损失时，才有较强的打假欲望。
6、企业打假难度大，同时存在一定风险，企业打假的积极性不高。某些领域的假货在损害企业经济利益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占领市场、排挤竞争者的效果，培养了潜在客户，从这个角度讲，在某些领域，假货对于企业而言并非全无好处。同时，打假对于企业而言也有一定的隐患，一旦大张旗鼓的打击假冒产品，就相当于告知消费者购买该品牌的产品存在风险。可以想象，在替代品丰盈的今天，消费者得知某品牌产品假货充斥市场时，成本最低的选择不是努力学习辨别真伪，而是选择购买口碑较好的其他品牌的同类产品。而且，打假毕竟属于公权的范围，企业打假往往有心无力，投入产出不成比例。因而，打不打假对于企业而言是个难题，即便打假也不一定会高调打假，往往采取隐蔽低调的方式。
7、部分媒体缺乏良知，甘当“经济人”，纵容制假者。部分媒体收受制假商家的贿赂，对制假售假行为进行包庇。以2011年的达芬奇案为例，2011年7月，央视《每周质量报告》揭露达芬奇家居在家具质量和产地上均存在欺诈消费者行为；同年7月10日，上海市工商局介入调查并初步认定达芬奇家居公司的产品存在质量问题。随后达芬奇家居有限公司发表了《致消费者的公开道歉信》，承认了错误；但是随后又发表声明，对该公司之前的道歉行为表示否定。原来在遭受《每周质量报告》披露后，达芬奇家居负责人找到曾在多家国内媒体担任高层职务的文化中国传播集团时任总裁崔斌寻求帮助，并签订了300万元的公关合同，作为“淡化与化解媒体的舆论监督”“平息事件的负面影响”的价码，随后又是一系列的公关交易。
8、地方政府对造假进行保护，跨地域案件办理困难。受到政绩考核压力的影响和金钱的诱惑，一些地方政府把制售假冒伪劣商品作为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一种手段，对制假售假者，或者视而不见，或者轻描淡写地批评一通。不合理的政绩考核制度和权力寻租导致了地方保护伞的产生，应合理化政绩考核结构，同时建立国家级打假部门，降低寻租的可能性。
四、治理对策
1、分配制度合理化，实现共同富裕，引导消费倾向，不追求奢侈品。消费者的收入增加了，对低档品的需求会减少，进而减少了假货生产、贩卖者的利润率，最终减少假货的供给量，打假也就容易了。与此同时，政府、媒体应引导正确的消费观，消费者不要刻意追求名牌与奢侈品，做到“只买对的，不买贵的”，进而减少对名牌的需求量，从而减少仿制品的生产。
2、沟通买卖双方信息，减少信息不对称问题。信息不对称，是“柠檬市场”存在的原因，为了沟通商家和消费者的信息、减少消费者上当受骗的可能，企业之间可以建立行会制度，联合监督，排挤造假售假者；也可以使用高科技的防伪标识，使一般造假者无法模仿；专营店容易被消费者识别，一般可以保证对消费者出售正品；可以通过散发传单、广告教育等途径培养消费者的辨别能力，虽然成本较高，但是可以培养忠实客户。当今网络购物兴起，各网站应对站内销售的商品负责，公正公开的揭露产品信息，以提高信息透明度，减少了逆向选择的可能性。从平台自身利益的角度看，主动净化交易环境，有利于树立品牌形象、吸引顾客，扩展自己的生存空间。
3、完善法律法规，提高消费者的诉讼收益。一是引入共同诉讼法理。现阶段我国法律对于假货起诉案遵从个案个办原则，导致消费者诉讼的成本高，客观上纵容了制假售假者逍遥法外。其实，众多消费者面对同一造假贩假者时情况相近，完全可以合而为一，进行共同诉讼，减少打假的成本，增加打假的利润，使消费者愿意站出来打假。二是将侧重罚款改为侧重赔偿。现在我国对于造假售假的惩处以罚款为主，但是由于罚款是要交给国家的，执法者受到的激励不强，很容易受到贿赂的诱惑。如果将罚款改为高倍赔偿，情况就会有所变化。当消费者受到伤害时，不会因收益低而理性地选择放纵假货，而会在高倍赔款的激励下加入到打假的行列中来，成为主动维护市场正常秩序的一员。
4、合并打假权力，明晰“打假产权”。产权界定是否清晰决定了市场效率的高低，打假权力的归属是否明确也决定了打假执法效率的高低。如果打假权利没有被明确界定就会发生众多部门相互推诿、从中渔利，但又无人真正出手的局面。我国应设立一个国家级打假专属部门，负责领导打击假冒伪劣商品的工作，以加大力度保护企业与公民的权益。在2011年国务院常务会议发布的文告中，也主张执法机构设立一个跨地区跨部门的协作机制，加强国际交流合作。
5、采用巧妙策略避开麻烦，提高企业打假的成功率。首先，企业要充分利用自身的专业优势，如设立专门的打假部门，组织有经验的打假人员、法律顾问等，形成一支具有专业素质的打假队伍。其次，企业可以采取一些巧妙的手段，在降低假货对企业名誉的消极影响的情况下，最大范围地鼓励消费者举报假冒产品。例如，可以通过换购的方式，诱导消费者将所购买的产品包装寄回公司并注明购买时间和购买地点等信息，企业则给予消费者一定的回报，通过对这些包装的鉴定，就可以掌握假货的销售地域与途径，进而采取行动。最后，企业在实施打假行动时切勿急功近利，尽可能在获取充分的制假证据后，再报请相关部门进行查处，最大化地实现打假成果。
6、改革政绩评价制度，让地方官员有动力打假。我国曾经片面追求经济建设，对于地方官员的考核体系也以经济增长为主，这虽有利于经济的快速发展，但是也引发了不少问题。随着科学发展观的落实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总要求的进一步明确，我国应适当改革对官员的评价体系，减轻其经济压力，增加其打假压力，让地方官员有动力打假，造福百姓。
7、媒体在自律的同时，应接受社会监督。媒体人要有公正之心，真正做到客观地反映事实真相，努力加强自我修养；此外，还要严格落实相关法律、行业规则对媒体行为进行监督，并对受贿媒体进行严肃处理。
五、结语
发达国家的经验证明，制假售假活动有一个类似库兹涅茨“倒u曲线”的生命周期。在经济发展的初期，制假活动较少；随着经济增长，制假活动会增加；经济增长到了一定阶段后，制假活动才会逐渐减少。在进入相对发达的社会经济阶段以后，经济、法治、道德、国民素质、教育水平等都制约着制假售假行为。因此，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经济体系的完善，制假售假活动能够通过市场机制作用自我消减，不过，这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而且这个漫长的过程将不利于中国经济的健康和持续发展。为此，面对假货泛滥，我们不应该消极等待，而应完善制度、激发市场各方的打假热情，综合运用经济、政治、法律等手段，缩短“倒u曲线”的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