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到现在中国各个发展阶段内容！！！！拜托各位大神 中国的复兴之路是什么样子的？拜托各位大神
共分四个阶段！ 一：武器装备从以步枪为主的轻武器向以坦克、大炮、飞机为主的重武器转变，实现了从少到多、从简单到复杂、从步兵到诸军兵种的飞跃，海、空军武器装备初具规模！ 二：武器装备从摩托化向机械化的转变，诸军兵种武器装备尤其是空军、海军、二炮部队的武器装突飞猛进，基本实现了由进口化、引进化、仿制化到国产化、自制化、改进化！ 三：武器装备研制开始引进外国先进技术，挖掘自身国防科技潜力，实现了由机械化向电子化、信息化、通用化、自动化方向转变，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走出一条中国式的武器装备现代化！ 四：以科技强军战略思想为指导，依靠自身科技、借鉴国外技术研制高技术武器装备“杀手锏”，集陆海空三军和二炮高精尖新武器于一体的配套武器装备系统，使现有武器装备成为维持和平的坚强盾牌—陆地猛虎、大海胶龙、监天之鹰、长空利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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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应对“价值观外交” 《国际先驱导报》：２００７年，中国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其他方面，都遭遇国外的频繁施压。面对这种压力，中国该如何应对？ 郑永年：西方对中国的压力和他们对中国的担忧紧密相关。西方对中国的担忧，与其说是中国的不变化，倒不如说是中国内政外交方面行为模式的逐渐成型。 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将近３０年中，中国以“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发展出了自己的模式。在经济上，中国已经和国际经济体系整合，成为全球化的一个主要角色。在这个体系内部，中国正在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但在政治上，中国并没有受西方多大的影响，不断摸索着自己的道路，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发展模式。这种新型发展模式不仅已经为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所认同和接受，而且也对像俄罗斯这样的新兴民主国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尽管中国内部还面临着无穷的问题，但在一些西方人士看来，这种正在形成中的中国模式很有可能对西方的民主模式构成有效的挑战。这是西方所不能接受的。怎么办？唯一的办法就是西方阵营加强联合，向中国推行基于西方价值基础之上的外交政策，即价值观外交。所以近来欧洲各国随着领导层的变迁希望改变以经贸外交为核心的对华政策。一些国家不断向美国靠拢。德国要在亚洲推行价值观外交，显然是针对中国的。不过，西方推行价值观外交有其困难的地方。要西方各国在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之间作出明确的选择并不容易。因此，各国在对华政策上很难达成共识，一致行动。另一方面，今天的中国已经具备了很大的能力来对付西方的价值观外交。２００７年中国尽管面临了那么多的压力，但都能从容应付。原因之一就是中国和世界已经一体，西方如果非理性般地对中国施加压力，也会损害到其自身的利益。并且，西方对中国所施加的压力只是体现了西方国家内部一部分人的利益，大多数人从和中国的交往中得到了利益。更难能可贵的是中国在处理这些压力过程的态度。每当遇到压力，中国方面总是能够反省自己，从而改进自己。但对西方的价值观外交，中国不应当，也没有置之不理。 中国需重建国际政治话语 《国际先驱导报》：国际社会面对中国崛起，一直存在某种担忧。在您看来，中国应做些什么？ 郑永年：和内部发展一样，国际上也需要一面旗帜。这面旗帜就是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认同。中国实际上已经在承当超出自己能力的国际责任，并且各方面的国际行为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这种责任和变化并没有反映到中国的国际话语中。说得严重一些，中国的国际话语严重滞后，既不能解释和论证中国的国际行为，更不能让国际社会对中国有个认同。 在这方面，中国面临三个互为关联的挑战。第一，尽管面临西方的压力，但中国仍会继续不去重复西方所通行的传统干预政策如经济制裁和军事打击。第二，努力不断探索自己的适用于全球化时代的人道主义国际道路。第三，调整和重新解释中国的国际政治话语，或者重建中国的国际政治话语，使得中国的国际政治话语和其国际政治行为相一致。这种做法并非要挑战西方，而是要用不同的途径达到国际社会都加以认同的国际价值。这是中国作为一个崛起中大国的国际责任。 十七大回答了“河”的彼岸是什么 《国际先驱导报》：经过３０年改革开放，中国的发展变化和成就有目共睹。如果说之前是“摸着石头过河”，那么下一步应该怎样做？ 郑永年：中国的经济改革表面上如邓小平所说是“摸着石头过河”，但实际上是有明确方向的，知道“河”的彼岸是什么，那就是从计划经济转型到市场经济。在和国际接轨的过程中，中国从国际社会学会了管治市场经济的经验。尽管中国的市场经济体系还有待于改善，但经过这些年的改革，基本市场制度已经确立。 再者，从执政党的党章到国家的宪法和法律体系，市场经济体系已经被赋予了总体意识形态上的合法性。在很大程度上，人们甚至可以说，市场经济已经成为中国各方面政策话语的核心。 我自己觉得，从行为层面看，中国的发展实际上是有一张路线图的。中国的改革实践已经表明中国的改革是可以分阶段进行的。改革大体可分为经济、社会和政治三方面，但在各个阶段，改革的重点可以是不同的。 十七大把政治改革放到一个重要的位置，并且提出了要用党内民主带动社会民主的民主化路径。十七大之后，有关方面在正式讨论中国发展的“旗帜”问题。这是个好现象。只有这样，中国的政治社会发展才会有明确的方向，人们才会有确定性。尽管“过（政治和社会）河”的过程可能也是“摸着石头”，但必须告知人们这条（政治）河的彼岸是什么。十七大已经作了明确的回答
一、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性质 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建立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党领导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的，“是要建立以中国无产阶级为首领的中国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然后，再使之发展到第二阶段，以建立中国社会主义的社会”。 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文化，都是由工人阶级领导的，因而都具有社会主义因素。如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文化领域中的指导地位等等。这些因素的增长，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向社会主义转变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新中国成立以前，新民主主义社会是在局部地区建立起来的，这就是当时的各个解放区。在这里，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被废除，但民主革命的任务尚未完成，这时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还不具备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条件。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即进入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这时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就已经是一个“属于社会主义体系的和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去的过渡性质的社会”了。 中共中央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分析 对于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所建立起来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性质， 1948 年 9 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做过分析。毛泽东指出，把我们社会的经济称作“新资本主义”“是不妥 当的，因为它没有说明在我们社会经济中起决定作用的东西是国营经济、公营经济，这个国家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所以这些经济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我们的经济的名字还是叫“新民主主义经济”好。而新民主主义经济，就是“社会主义经济领导之下的经济体系”。刘少奇提出，民主革命胜利以后产生的新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这种斗争，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两条路线的斗争”。毛泽东赞同刘少奇的这个观点，并且说，“我们要努力发展经济，由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 1949 年 3 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分析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经济状况和基本矛盾，论述了从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任务及其主要途径。决议指出，全国胜利并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中国社会经济中存在着五种成份，即：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其中，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是个体经济向社会主义集体经济过渡的形式，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是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向国营经济过渡的形式，所以，主要的经济成份是三种，即社会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其中的个体经济是处于十字路口的经济，它既可以被引导着走向社会主义，也可以自发地走向资本主义。这样，三种基本的经济成份及与之相应的三种基本的阶级力量 ( 工人阶级、农民及其他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 ) 之间的矛盾，就集中地表现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这就是说，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矛盾：国际上是新中国同帝国主义的矛盾，国内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对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作这样的认定，实际上就是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提出来了。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的主要精神，在 1949 年 9 月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定的《共同纲领》中有相应的规定。 二、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 开始采取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实际步骤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时，民主革命的任务尚未全部完成。 1950 年 6 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决定，首先集中力量完成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 ( 包括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等 ) 和进行恢复国民经济、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的工作，以便 为开展有系统的社会主义改造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创造条件。 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作报告 七届三中全会会场 新中国成立后的最初三年，即 1949 年至 1952 年期间，在着重完成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的同时，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实际上也开始实行了。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中共七届三中全会（视频） 第一，没收官僚资本，确立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 新中国成立以后，没收官僚资本的工作即在全国范围展开，并于 1952年基本完成。中国的官僚资本是中国封建的买办的国家垄断资本。它是官僚资产阶级依靠超经济的特权，在剥削劳动人民和兼并民族工商业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没收官僚资本归人民的国家所有，是《共同纲领》规定的一项历史任务。到 1950 年初，人民政府共接管官僚资本的工矿企业 2 800 余家，金融企业 2 400 余家，这些企业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国营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 没收官僚资本，具有两重性质：从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附庸——中国的买办资产阶级的意义上看，它具有民主革命的性质；从反对中国的大资产阶级的意义上看，它又具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并在企业内部进行民主改革和生产改革，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主体部分被改造为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了，中国的大资产阶级被消灭了。随着没收官僚资本和原官僚资本企业的民主改革、生产改革工作的完成，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确立了自己在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地位，这就为全面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 第二，开始将资本主义纳入国家资本主义轨道。 新中国在利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过程中，已经开始对它进行适当的限制，并把其中的大部分引上了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 1952年，私营工业产值的56％，已属于加工、订货、统购、包销部分。私营经济中不利于国计民生的部分被削弱以至淘汰。私营经济在数量上是明显上升的，但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却下降了。 第三，引导个体农民在土地改革后逐步走上互助合作的道路。 1952 年，全国已有 40％的农户参加了互助组，少数农户还参加了半社会主义或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 对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性认识的深入 这些事实表明，新民主主义社会不是一个凝固不变的、独立的社会形态。它本身具有过渡性，它是处在很深刻的变动之中的。 正因为新民主主义社会具有过渡的性质，毛泽东认为，过渡时期每天都在变动，每天都在发生社会主义因素。“过渡时期充满着矛盾和斗争，是变动很剧烈很深刻的时期。” 1954 年 9 月 15 日 ，刘少奇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中，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过渡性再次作出深入的论证。他说：“我国正处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在我国，这个时期也叫做新民主主义时期，这个时期在经济上的特点，就是既有社会主义，又有资本主义。”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中，社会主义因素不论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已经占居领导地位，但非社会主义因素仍有很大的比重，社会主义因素和非社会主义因素彼此斗争着。“中国不变成社会主义国家，就要变成资本主义国家，要它不变，就是要使事物停止不动，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我国只有社会主义这条唯—的光明大道可走，而且不能不走，因为这是我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